北平沦陷后，知识界许多人纷纷南下。留下来的，大多是病者、弱者、累者。北大的教授，只有周作人、马裕澡、俞平伯等还守在故城，文坛一下子变得清冷起来。张中行在那时还是个教员，没有社会的身份，南下并无出路，因为对左翼文坛殊乏好感，又值有家口之累，过的仍是寻常的日子。先前的北平，文学是活跃的，他并未参与进去，可说是个旁观者。日本人来了，怎么样呢？心里想的还是学术之事，时光依然如此吧。所以那时的写作与读书，对他而言，似乎与过去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对激进的青年文人而言，故都是死去了，只要写到北平，都有忧伤的感觉。留守在故都的文人，在那时写下的，也不过风月、民俗、古董类的文字，文风整体是沉闷的，几乎看不到热血的篇章了。那时出版的《艺文杂志》《中国文艺》《新中国报》《实报》《庸报》《中和月刊》等，刊登的都是些平淡、雅气的作品，被古风所袭，或附庸于日本人，作肉麻的亲善之语，或静心谈学，与时风无涉。文章多书卷气，被日暮的沉闷所笼罩，久久地陷在雾霭里。俞平伯写着诗词、昆曲的研究文章，顾随讲禅，沈启无谈诗，耽于趣味，沉于冥想，是非冲动的淡语，静谧的走笔里，将市井里的阳光、空气都隔开了。
不独北平如此，上海、南京的报刊亦有类似的特点，《古今》《同声》等期刊，弥满着旧学气，文字讲究，学问幽深。周作人、胡兰成、文载道、黄裳等都有不错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形成了相近的风气，小品文的格局一时被夜暮的清冷席卷着。
北平的萧条，也导致了文化的变化。文人的生活开始转变成另一种状态。画家、作家、学人都不得不面临新的话题。整体的是沉闷、肃杀，但东方的气韵出来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学人，在无奈里写的都是没有锋芒的文字，“五四”时期的激越早就看不到了。到了四十年代初，北平上空都是惨淡的愁云，人们内敛在自己的天地里，外面的世界和内心的世界，处于一种相反的状态。
1943年，北平漫画家窦宗淦到上海，在上海的《杂志》上发表了《故都的画坛》，写出了那时的萧条景象：
北平经过几次暴风雨，这古城已有些萧瑟！尤其是北平的画坛，近年来更显示了萎靡的景况。
虽然北平的中央公园里，还如往昔那样常年不断地举行着国画展，可是现在多的是些画商们所玩的“生意经”，更可忧的是多数国画家们的作品，也都著笔在商品的生意经上，这样，良好的作品怎么能产生出来呢？
……
过去白石老人曾在北平国立艺专担任过国画教席，后来由杨石之长校，虽坚邀数次，均遭辞却。他现在每天过着鬻画的自由生活，还是住在古城西边的一条僻静的小巷里，铁栅栏门每天深锁着，谢绝一切来访的人，有时偶尔有几位亲近的友人来访，他却常常自己亲自来开门上的锁，迎客人进去。这位老人在冷淡里有着感人的热情。
窦先生的描述，呈现了两面：一是市场的变化，一是人的变化，都非常规了，是特殊的环境。文人墨客只能闭门不出，过着死寂的日子。也是那一年，周作人的弟子沈启无以艺文社的名义主编了《文学集刊》，希望能拘来更多的人写作。那《发刊词》中说：
我们不敢说对文学有什么贡献，如果有贡献，只在着作品的本身。我们羞于先喊口号，怕的是做不到，变成不负责任的空言。我们愿意担荷这责任，古典的精义与现代的写实融为一炉，中外古今之得以闳通，而又各有它的独特。在这个大时代之下，我们诚心有意地、辛苦地努力于这一条道路。
《文学集刊》的作者大多是张中行认识的，有的甚至是好友。废名、俞平伯、郑蹇、李戏鱼、林榕、朱肇洛、南星、朱芳济、杨丙辰、林栖、文佑、白乐、文载道、张我军等，这些作者，观点与看法并不一致，各自有着自己的路向。在一些文章里，能感到彼时气氛的忧郁与沉重。虽然都是学术与情调的散步，可是他们对环境的不满是一看就知的。比如白乐在为《水边集》作序的时候，就这样写道：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光明的时期，但是又迅速地过去了。黑暗充实于现实之中，对现实更无须乎避免了。而我们落在颓唐之中讲唯美，此亦可发一笑者也。不过我们还可以当作这是春天转换到夏季的现象。历史是无须哲学家来担忧的。而在事实上我们殊不能满意于贫血的自然和软骨的浪漫。
这些文字是那个时代文人内心的写真。悲凉之气缠绕着这些，使人在气闷里挣扎着。日伪时期的北平，文人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有的真做了汉奸，有的不过逢场作戏，有的外柔内刚，做着复兴的旧梦。和那些人比，张中行没有什么大的期待和梦想，不过一个小人物而已，当学者的野心与作家的野心是没有的，只是苦熬着日子。在失去自由的时光里，还有什么可以飞翔起来吗？
在诸多的期刊杂志里，激情文化的影子消失了。较之于日本进城前，几乎看不到个性主义的诗句，激昂的、冲荡的诗文跑到了抗敌的后方。莎士比亚远去了，惠特曼远去了，听不到尼采的吟哦，也无德、法、英文的闪光。北平的文坛只能听到东洋的声音，关于日本，关于大东亚，如此而已。这些情况，张中行会喜欢吗？他对日本文化几乎没有研究，那时感兴趣的还是英文。买字典研究康德，深究逻辑学。为了活命，也写过应景的文章，可是心仪的还是英、法、德的哲学及艺术，对北平单一的文化氛围，他自然是失望的。
可怜的读书人！周作人这样有学问、有思想的人，也在压抑的空气里变态地苟活着，哪有什么锐气呢？他写各类文章，要么是治学的理念，要么是读书的趣味，唯不敢对现实发言了。他著文赞佩日本文学和历史的珍品，也并非假话，实际上他是很欣赏岛国的风俗的。对战争的看法呢，正式的文字里没有细谈，想必也有难言的地方。军国主义是不好的，他不是不知道。文章里明确说怀念旧的日本，对新的日本没有情感上的联系。1943年，他在《留日同学会刊》上发表的《留学的回忆》中说：
我留学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觉喜欢的，也还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说是日本，其实除东京外不曾走过什么地方，所以说到底这又只是以明治末年的东京为代表的日本，这在当时或者不妨如此说，但在现今当然不能再是这样了。我们明白，三十几年来的日本已经大有改变，进步很大，但这是论理的话，若是论情，则在回想里最可念的自然还是旧的东京耳。民国二十三年夏天我因学校休假同内人往东京住了两个月，看了大震灾后伟大的复兴，一面很是佩服，但是一面却特地去找地震时没有被毁的地区，在本乡菊坂町的旅馆寄寓，因为我觉得到日本去住洋房吃面包不是我的本意。这一件小事可以知道我们的情绪是如何倾于守旧。
一方面称赞日本的过去，一方面拒绝对当下的评判，是否隐含着难言之隐，我们不得而知，推想，也是失望于此时的挣扎。日伪时期北平文人的作品只有过去，没有现在与未来。于是怀旧成了一种景象。只说过去好，不言当下，心境的复杂也可以理解。钱稻孙、徐祖正、沈启无、赵阴棠等都是这样，思想被古雅气占居着。这个模式，在日后张中行的文章中，也成了一种调子，言古而伤情，借旧事而抒怀，乃表达空间有限所致。文学史研究者们，对此注意得不够。此一现象后的隐含，实在是文化悲剧的一种聚合。北平的上空，愁云密布。故都人的目光已没有亮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