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热，学术气依旧浓，只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已很远了。以北大为核心的几所大学沉浸在纯粹的学问的环境里。左翼的文化，在北平的势力不及上海，一些逍遥派的旁观者学人成了校园里的有趣人物。张中行进北大时，读书救国的主张在校园里也时可看到，但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潮也是暗中涌动的。那时京派学人的思想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不仅一些学术著述渐有涉猎，同时那些雍容华贵的美文也给他诸多的启示。从京派文人那里，他知道了学识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这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基础，谈张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讲他与京派文化的渊源的。
京派里的许多人物，和他的关系都不浅。废名、俞平伯、江绍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师，也是朋友。那时京派文人讲纯粹的学识，注重性灵的表达和趣味的书写。张中行由此懂得了言志的文学比载道的艺术更为重要。左翼文学的血气和激烈之音，在他看来是速朽的存在，不必于此多用力气。人不能离开根本的问题而求救于玄学和乌托邦的冲动。他甚至对鲁迅那样的作家的表现亦有怀疑，以为过于跟着风气走，于生命是个大的损失。倒是周作人的冲淡，废名的神异，俞平伯的平实，让他颇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觉得那是一条光明的路。
你看他《负暄琐话》里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员，有的后来很少被文学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学识和文采，被写得楚楚动人。几乎没有八股的痕迹，喧嚣的成分亦少。这些人曾是青年张中行的精神眷恋者，他在那些人与事里，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京派写作者，往往探讨精神现象背后的存在，追求源头。比如周作人梳理外来文明，就把目光放在古希腊的社会里，找原始的东西，把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说清楚了。他对希腊作品的介绍，对性心理学的关注，都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境界，给众人以惊喜。再比如朱光潜，从审美的历史里把握诗学的规律，也让人耳目一新。文章绝没有什么躁气。你看废名、俞平伯、沈启无，在视野上都有周作人的影子。把人从当下经验引到了审美的静观里，现代人的感受也能如唐诗宋词那样来写，这对读书人而言是个大惊喜。京派的追求者，有时就沉浸在这样的惊喜里。
不过这个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说创作的人不多，飞扬的创造气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气息有限。因为远离当时文化风潮的核心，北平的学人能在宽松的环境里思考些不那么紧张的作品。沈从文从青岛来到北平时，就惊异于旧都文化人的安静与博雅，都不是问题表象的涂抹，有古劲的风吹来，涤去世间的流彩，心里的美质都呈现出来了。在沈从文看来，这些平静、悠远的文本里，暗示着文化的一种可能。艺术应当从这起程，庶几不被意识形态所湮没。张中行后来在审美上的古典化倾向，以及对现代主义和非理性艺术的排斥，都不能不从这里找到根据。
京派学人都是有一些独立性的，又低调地生存。不过他们也有两个特点，许多人一是有闲，二是有钱，相对富裕，可以不顾及生存问题，专心于学问。而那些学问也可以超出利害的关系，身上还有诸多的情调在。在学问上大家各有所长，文字上也风格不同。张中行在北大得到的最大启示，是这种京派的氛围和不温不火的人生状态。北大的好处是还有一点远离事功的天地，能够去想时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于做社会问题的解析，去指导现实社会。他的老师多是在一方面有所专长，纯然的学者。俗世的那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对世风的看法上，他们可能迂腐，弄出笑话也不是没有，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骛的纯净感，是感动了青年张中行的。
最让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员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学问，对他都是一种洗礼。原来学术文章还可以成为美文，能散发出艺术的力量，这在他是一个惊喜。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杂学与平淡，得废名的深奥与古朴；气象上袭胡适的博雅与开阔，朱自清的儒风与清醇；还有熊十力的幽玄，钱玄同的明快，都有所熏陶，渐得要义。不过那些也是文风上的东西，在生活上就没有这些人那么悠闲和有高贵气。其实京派学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气与东方气之分。像朱光潜、林徽音、金岳霖那个圈子，他就没有机会接触，或说在审美的方式上是有距离的。在哲学的层面上，他倾向西哲的东西。而美感的表达，却是中土的。就像周作人在知识上是个世界人，而在意象的呈现上则是东方的一样。他所欣赏的胡适、刘半农等都有一点这样的特点。你看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这样的人，他所以不太喜欢，或有所隔膜，乃审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由此向上推论，他对激进主义文学和浪漫诗学的怠慢，以及不喜欢革命的文学作品，都是从此延伸出的意识所决定的。
京派学人的领袖人物是周作人，对于其思想，张中行颇有兴趣，后来就是在老师的影子里亦步亦趋的。周氏反对革命的冲动，张中行也心以为然。周氏怀疑流行的文化，从边缘的视角看事睹人，张中行也学会了类似的办法。还有一个思路，也彼此很像，就是不相信社会运动能解决灵魂的问题，而要靠科学和理性的沉思来辨别是非。而且从人类的发展史看今天的变化，头脑不被热的东西所刺激。张中行后来常到周氏那里请教，谈的多是这类的话题。我们在他们的文章里，就能看见相近的题旨。所以，周作人身边的朋友，大多也成了他后来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种流派的样子，在血脉上是有继承的关系的：其一是任意而谈，无拘无束；其二是学问里带着诗意，文字温润有趣；其三是疑多于信，求知的灵动感四处闪烁，是有绵绵的情思的。几十年后，当革命席卷一切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看不到这类的文章了，新的八股代替了心性自由的表达，文化一片苍凉。在极度荒芜的环境里，张中行偶和友人谈及文学与学术的现状，连连摇头，在心里觉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现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没有问题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他以不老的笔写那些动人的小品时，其实是激活了旧京派的文学传统的。我曾说他的出现是新京派的诞生的标志，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在左翼文化极端化之后，看着文坛疲惫的样子，我们就会觉得，他晚年在文坛的出现，的确复活了旧时京派文学的灵魂，是一个很美的存在，像一颗亮亮的星，把沉寂的夜变得有些色泽，我们总不能说是平凡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