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战火，把张中行的旧梦摧毁了。他本想安稳地读书写作，过一种宁静的日子，却未料一切都走到了反面。由于日记被烧毁，那些值得追忆的痕迹，都随时光而流去了。现在要了解那个时期的生活，他的同时代的师友的回忆录、日记中，倒是记录了些什么。我由那些字迹猜想当时知识界的情形，忽地理解了留守在北平的读书人的苦境。日本人进入北平，恐怖弥漫，空气里流动的是血腥的东西。紧张、肃杀，环境完全变了。查俞平伯1937年8月7日日记：
晴雨间作。与环辩偕行事久之始定。九时同乘车行，往西直门方开，遂出，西郊平静如常，偶见少数日兵。海淀街遍悬日本旗，小学悬之，庙亦悬之。其从简者则以素纸涂一红圆。燕京大学校友门之南有日哨兵检查，略巡视即放行，进燕京西门出东门，以人力车至红葫芦胡同一德国人家后院，访陈，得之，即偕陈携少许行李，有曲谱一篮，蹬车欲寻原路出，而燕大阍者不可。又闻清华校门闭，虹桥便被抓走汽车一辆。北行不得，西行又不得，南出乃归途。嘱车仍歇燕东门，以陈留守，雇人力车去校，抵西大门，日人数车迎面而去。闻昨今二日检查学校，缴收枪械也。门外停汽车甚多，校警云，只放人行，不可携物。佟告以居寓北数武即有一炸弹落焉。视之，丛草中有一小坑，弹没其中，未爆裂也。遂出，方十二时，径抵原处。在“常三”各卧果二枚。车绕出海淀老虎洞，路泞而坏，幸未遇检查阻止。抵城关时尚不到一点，距开城还早，吸烟闲谈为遣。至一点五十分始放行，及进瓮城已二时十分。出城多贫民，络绎不绝，面皆有狼狈之色，行迟则黑衣警呵斥之。近日郊外警士皆黑其衣，而在城内者仍慌。自后，车行迅疾，二时半返寓，即宿陈于槐屋。得健君电话，知学校发薪，赴欧美同学会，更至银行。遇张豫生，张曾经“九一八”事变，至此已两度矣。在市场饮冰而归，得津大姐租借来信言：战时其院中亦有流弹，幸无伤耳。
北平沦亡矣！寥寥数语，凄惨之状已出。北平沦陷后，知识界的痛楚声是强烈的。许多人逃出了故都，留下的文字让人生叹。北大与清华的学生多人被捕，关押之中受到凌辱不可胜数。于是能逃的逃，离开北平。大凡有能力的都纷纷外出，虽然几经困难，可是还能走到自由的地方。那些拖家带口的人，就困难了，困在北平无所事事。关于北平的惨状，南方的报刊一直注意着，纪实、报告、通信多多。老舍在一篇名为《友来话北平》的文章中动情地说：
我知道有好多朋友还是没能逃出来。他们不是不愿动，而是不能动。有家眷的，未必有积蓄；即使有一点钱，设若全花费在搬动上，逃到了目的地之后，饭食怎么办呢？莫若不动。不动吧，收入已经断绝，而物价猛涨，能支持多久呢？又是问题。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用处与才力，他们自己也晓得这样坐困既不利于己，更无济于事。可是弃家独逃于心不安，而外间情形如何又无由晓得，于是由顾虑而迟疑，便无可如何地且等一下再说。（《宇宙风》第五十期）
老舍的话是真诚的。他对于那些困守在城里的人有着贴心的理解。周作人、马裕藻、俞平伯、赵荫堂，都没有逃出，原因也是老舍所言吧。张中行在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员，遇到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无法出走。所以多年后讲到对周作人的看法，理解的层面是多的。不过那时知识界最关心的是周作人的情况，在他还没有落水的时候，南方的读者常在文字里惦记着他。《宇宙风》杂志上还专门刊登了《知堂在北平》的文字，发表了周作人致陶亢德的信，其中九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云：
十七日手书诵悉。《宇宙风》深以未得见面为恨。弟以希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仁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初期的时候，留守者都没有意识到后来情况的严重，周作人也没有做汉奸的意思，这是显然的。后来的北平情况越来越严重，教育受到的影响自不用提，在民生上，基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连窝窝头也难以吃上了。那一年柳荪先生在《宇宙风》上发表了《今日北平的教育界》，阅之如吞苦果，写得惨不忍睹。中学因为学生年龄小，不是监督的主要对象；大学则不然，抗日的情绪是高的，不时有学生被捕。燕京大学被敌方紧紧盯住，几乎没有自由了。辅仁大学苦苦支撑着日子，陈垣校长日日顶着压力。中国大学几乎支撑不住了，不得不向伪地方政权求助，期望得到经济的援助。读书人的状况更难，柳荪写道：
北平的士大夫阶级，确实有痛苦的一群。有不少教授们被投进黑暗圈。事前全未接洽，临时忽然来了一纸聘书，敬聘台端为华北教育总会委员；并且是“九一八”下午在中南海开会，是诚居心与人为难堪。可怜为了身家财产，又不敢不出席敷衍。这一天开会由宋介主持，说了许多东方文化精神。临了为筹经费，宋介献策先将平津院校经费保管会之四千元拨作会用，遭武田顾问之白眼。日本人以为中国是一个贪污有名的国家，银钱是不肯轻易经汉奸们手中过的。可怜哉汉奸！当天会议全无结果，自然有许多人心里会难过的。
柳荪所指的会议，几个教授无奈到会了。一些人拒绝，没有露面。可是后来，日本人强加到读书人身上的活动，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抗得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钱稻孙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遂遭后方知识界之谴责。此间尤炳圻、俞平伯、徐耀辰、沈启无偶被拉到一些莫名奇妙的会议，有的竟成了伪华北文化协会的会员。朱自清曾从外地来信提醒俞平伯不要随着汉奸的影子，俞平伯后来还是坚定地做到了这一点。只是像周作人这样的人陷得太深，没有办法而已。
城被围了，心还会被围吗？逃出故都的人，每念及旧友在水深火热之中，都是难言的怅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