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一下现代文人，用回忆录袒露自己婚姻的人，不是很多。有者，也不过简略述之，并不深谈。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几乎不谈婚姻。胡适的《四十自述》中也没有涉及到己身的爱情。吴相湘的《三生有幸》中讲到恋爱，只是匆匆一过，像是掠影，并无意驻足。读书人心系天下，或穷追学理，哪好有意思去涉猎内心的隐秘？一些人只是在小说里演绎别人的故事，暗自转移生命的体验而已。
张中行晚年写作时，一反前人的暧昧和道学气，敢于谈生命里最深的话题，且绝无道学的表演，让青年人也颇为汗颜。比如讲到自己的婚姻，就如实说来，没有吞吞吐吐的样子。1936年，他到保定教书，认识了李芝銮，从此结为百年之好，一直过着安定的家庭生活。关于婚姻，他有个看法，说有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第一个等级，是理想的，乌托邦的，一般人难以遇到；第二和第三呢，是常人的经历，人间的故事多属此类；最下乃第四种，没有爱的温暖，那是非常态的人生，也是人人痛心的状态。李芝銮对他的意义，自然属于第二种，对这个终生厮守一起的妻子，他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她一直照料自己，培养了四个孩子，自己的事业能走下去，也与她有关吧。所以有时他在文字里能透出她的一点信息，怎样关爱他人，心善，胆小，等等。在一个难熬的年代，有这样的妻子的照料，他的生活是很有秩序的。
第一次见到李芝銮，她给他的印象很好。她很传统，“体貌清秀而性格温婉”，含羞，无话，纯如朝露。张中行后来回忆说：
其时还是佛家视同蛇蝎的情欲占了上风，我略考虑之后就点了头。所考虑是这些：其一，我是常人，面壁，参禅，口头说说，心里想想，都可以，实行则必做不到，那么，有“新人从门入”的机会，还是开门纳之吧；其二，清秀温婉，我喜欢；其三，加个纯理方面的理由，是虽然远走保定，心则有时还在动荡，为了化动荡为一块石头落地，最好是筑一个有另一个女主人坐镇的新巢，我把己身交给她。其四也许更重要，以行路为喻，东方是新，我兴致勃勃地往东，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很自然，会觉得应该转身向西，即复旧，以期不再有头破血流的危险。
这一次选择在他是终身的。直到他们耄耋之年，我见到这对夫妻时，看到那么祥和的笑，知道虽遭各种风雨，但旧迹依在，没有干瘪的形影，真是感慨万千。
凡是见到李芝銮的，都说张中行有福气，找到了世上最善良的女人。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很好的家教。她四岁丧父，一直随着母亲生活，幼时学会绣花，一手好工艺，邻里无不夸赞，为人温和，不喜言谈。嫁给张中行后，她一直没有工作过，过着旧式家庭主妇的生活。张中行对自己的爱人还是比较满意的，也不想让她到社会上去寻职业，似乎满足于这种旧式的生活。有一个照顾自己的人在，可以安心写作，也很好吧？李芝銮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可是写一笔好字，对诗书是略通一二的，只是没有深涉此地，把精力都放到家庭上而已。对比杨沫，他觉得安宁了许多，在新旧不同的女性那里，他得到的感受，不是诗人式的，而是哲人式的。人性的分别，一对比就看出来了。
嫁给张中行的时候，她就没有指望过富贵。她的理想是有个可信赖可依靠、有学问的人就行。杨沫那个世界的一切，对她而言是陌生的。她的世界很简单，爱丈夫，爱子女，爱一切人。张中行的几个朋友，都对他们的婚姻表示赞佩，羡慕的眼光也是有的。与他们结邻的几户人家，讲起李芝銮，无不夸赞：一是贤惠，二是心好，愿意帮人。但她只是胆子太小，害怕世间种种的恶力量。在嫁给张中行之前，她没有下过厨房，没有吃过苦。可是刚一结婚，“七七”事变发生，他们困在北平，不能回到保定，于是开始过着清贫的日子。苦日子来了，她也不怨天尤人，而是沉着应变，跟着丈夫忍饥挨饿。张中行这样描写道：
“七七”事变以后，立刻就没饭吃，秋风乍起，连夹衣也没有。我观察，她真是处之泰然，没有一点悔和怨的样子。这样的坚韧的面对穷困的态度，她是整整地维持了四十年。其中还有五十年代初的我第一次挨整，每月只领十几元生活费，她不得不侵晨到小市去卖家中旧物，换柴米。我是穷小子出身，出头露面卖破烂，也会很为难，她当然更是这样，可是她没有表示为难，这是一切苦都咽到肚里去了。
她和张中行在后海住了几十年，把生活搞得井井有条，且为邻居也做了许多善事，口碑甚好。比如帮助青年人做衣服，有好吃的送给朋友，分担别人的忧愁，等等。后来搬到北大去住后，许多当年的老邻居还常去看她。习惯于简朴的生活，这让她觉得安宁。她口头常说一句话：“宁吃过头苦，不说过头话。”牺牲自己不要紧，只要别人快乐就行，但违心与非法的事是不干的。对那些不义之财，嗤之以鼻，贵族的那些东西固然耀人，可百姓的安然的状态，也未必不好。她一直这样想。
日子一点点地过去，他们习惯了平静的生活，既不轰轰烈烈，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不久，大女儿出生，再后来是二女儿、三女儿、四女儿来到世间。她把精力全部用到孩子的身上了。张中行几乎不太管理家事，所有的事情都在妻子的身上。但她没有一点怨言，其间得到的快乐也是多的。在她的身上，传统女子的美德，可谓圆满。
当孩子稍大之后，她们也挑起了家族的重担。李芝銮后来把母亲和婆婆一同接来，过的是大家族的生活。张中行白天上班，一切家务都归李芝銮管。她和两个老人相处得很好，两个老人也亲得很，仿佛是姐妹一般。婆婆精明，挺直着腰板，很随和，是个聪明之人。母亲宽厚，处处能替人着想。这个和谐的家庭，也许是靠了旧式的道德秩序，得到了一种温情。
但李芝銮的伦理观却是全新的。也许是受到丈夫的影响，她对四个女儿的发展是持自由理念的。她们学习都很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了大学，有两个考入北大的化学系。她对子女的态度，完全是新式的，没有旧式妇女的那一套。这和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形成了反差。显要的事情是，四个孩子的婚恋，从没干涉过。对女儿的感情生活，她是理解和宽容的。也恰是这样的氛围，让这个家庭半是传统，半是西式，邻居们好不羡慕。
她几乎不干涉丈夫的选择。凡是朋友来了，都热情地招待，有时也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人服务。孩子的同学偶然来了，也留住在家里，热情得可感。她知道家人高兴的事，自己也应高兴。有一次，张中行在小市看到一方砚台，价格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没舍得买，回去说给她听，她就劝丈夫买来，既然喜欢，怎么能委屈自己呢？否则会后悔的。这样的态度，很让张中行感动。他曾专门为这个老实善良的妻子写了一幅字，后来一直挂在二女儿的家里。应当说，家庭的温馨，是他思想精进的温床，让他有了后来的成就。李芝銮的功绩，实在是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