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次，他和我讲起胡适的讲演，意思是很有风采。听胡适的课是一种享受，这是许多人的印象。张中行也不否认这一点。可是胡适的那些东西，对他的影响有限，谈北大的历史人物，他对胡适的印象不及对周作人那样的人物深刻。他好像很欣赏章太炎的弟子如周氏兄弟、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等，原因自然是他们的才气与为人都有趣。但胡适的存在对他有另一种意义，那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精神流向的标志。张中行在学理上不太像敬佩周作人那样敬佩胡适，大概是觉得胡适缺少独创性的一面，因为在文章的写法上，周氏兄弟实在远远高于胡适。所以讲到北大的生活，胡适的影子只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不像周氏兄弟，是刻在他自己的骨子里的。
为什么一直不能和胡适这样的人物亲近，走不进那个人物显赫的圈子？从这可以悟出他的性格特点，也许是不愿太靠近明星式的人物吧。不过胡适对青年的爱护，还是深深感染了他。张中行晚年和年轻人交往就有胡适的某些风格，比如对晚辈读书人叫先生，有求必应，不摆架子，每信必复等，可以说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他听过胡适的课，印象是新颖、动人，而且风趣。有新有旧，动静相间，西学的根底带来的是美的风范，也是红楼的一道景观。重要的是，他的名气太大，活动多，是领时代风气的人。他在《胡博士》中写道：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决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合宜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应当说，张中行的感受带有典型的意味。那些不喜欢热闹或离名人远远的人，对胡适这样的人就不免生出异样的感受，讽刺的地方就出来了。张中行一直没有和胡适这样的人交往，在我看来是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兴奋点不同，胡适的世界是宏大的叙述，国家与民族的话题多，与张中行这样关注个体命运的人不同。二是胡适的眼光留在理性的地方多，审美的打量少，又缺少形而上的力度，自然不能给张氏以巨大的吸引力。那些与胡适接触的人，不乏攀附名流的意愿，俗态也是有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左翼文人对胡适的讥讽。在高贵的学院里，无论人的心灵如何纯美，一旦和普通人的经验脱离，被人讥讽便是自然的了。三是那个时候，张中行在学术上还没有什么成绩，甚至还不如晚于他入学的吴相湘出名。吴相湘大学毕业就留校，在北大是青年才子。不过论文笔和学识，张中行后来都要比吴氏高。可是他不会去结交名师，被认可的机会自然就少了。
也缘于此，他能远远地看着别人，冷和热、深与浅似乎都清楚一些。我佩服张中行的地方是，讲到北大的前辈，并不圣化自己的老师。他对胡适有另一种看法，就是胡乱也并非人们所说的没有悖论的人，处理问题也有残忍的时候。这残忍在胡适是不得已，而在普通人看来就有些不近人情。张中行说：
说起北大旧事，胡适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隙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所失的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向来喜谈别人优点的张中行，对胡博士的微词是成见呢，还是别的什么？在我想来，还是对林氏的个性的喜欢吧。青年人愿意接触真性情的人，林公铎的浪漫和狂放在张中行看来是有趣的，而过于正襟危坐的胡适，在旁观者看来，不那么潇洒也是其一。林氏留在北大也许不是坏事，为什么一定要开除呢？也许张氏的记忆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胡适理解有误（程巢父先生对此有专文加以考证），但我们从过来人的不同的记忆里，回溯远去的历史，那逝水中的人物，面孔就丰富起来了。
热衷自由主义传统的人，写起北大不能不谈胡适的功绩，放在了核心的地位观照，妙作是很多的。论思想特征，张氏在一些地方是接近胡适的，可偏偏没有情感因素的连接，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平民气。在北大的时候，他就是学生中边缘化的人物，与热闹没有关系。在张中行的笔下，清静的沉思是愉快升华，周边的世界却被无端地淡化了。他的叙述视角显示了典型的自己的精神特质，似乎因为没有凡人的情调吧。张爱玲写胡适看到的是风度之美和心灵的纯净，可这些在张中行的文字里是一笔带过的东西。上流社会的岑寂哪有小民的冷暖更有意味呢？胡适的高贵和风流与他这个晚辈没有关系，倒是周氏兄弟这样的人，呼应了他的苦乐、悲欣。北大让人感念的是个体的温情。道德化的人物对他是遥远的存在，似乎把人隔绝开来，只有闻人显贵才能出入左右，有什么意思呢？他的看人尺度直到晚年还是一样的，从没变过。对胡适的短长，也许判断失误，可他的哲学，就是这样的。
杨沫在《青春之歌》里把余永泽说成是胡适的弟子，其实隐含了对张中行的误读。人们都知道张氏是余永泽的原型，虽然是小说，但一般人却误以为张中行是胡适的弟子，所谓追求者是也。追求胡适的路，是北大当年的一个风气，傅斯年、顾颉刚等都是胡的弟子，而张中行却远离这个群落。在北大时期，他没有攀附名人的冲动，离开北大后，只和那些寂寞的学人偶有来往。他更喜欢的是布衣学者吧。查找他的史料，有时就觉得杨沫的小说笔法的简单，对张中行的北大生活认识浅薄，她把胡适当成北大的负面人物来看，是受到了世风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批判胡适，清理的是美国文化的余荫。张中行也自然成了这个余荫下的人物。其实北大给他的，不是单一的传统。清人的考据学、英国哲学、德国哲学，在他那里都是有引力的，他倒是对美国的文化兴趣平平。胡适的议政、做政府的诤友，在他看来就不可观。倒是钱玄同、刘半农、沈兼士这样的人物可亲。原因是他们甘于寂寞，是个普通人。北大给他的重要影响，不是成为社会贤达，而是做一个普通而有趣的人，在日常生活里能诗意地创造，至于身外的荣辱，是不计较的。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他和胡适传统的距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