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好的心灵看世界，就是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多一份感恩，少一份抱怨。不要总抱怨命运的不公，不要总认为自己拥有的太少，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拥有生命，快乐地生活，这已是上苍最大的恩赐。
【半费之讼】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哥拉收了个叫埃瓦特尔的学生，并教授他论辩术。两人签订了一份合同，声明学费要在埃瓦特尔学成当上律师，并且在第一次出庭打赢官司以后再交。
埃瓦特尔学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做辩护律师，把交学费的合同完全忘在了脑后。普罗泰哥拉不得已决定起诉他的学生，并对埃瓦特尔说：“如果你在这场官司中胜诉了，你就应按照合同交学费；如果你败诉了，就必须按照法院判决交学费。所以，不管胜诉还是败诉，你都要交学费。”
埃瓦特尔想了想回答说：“老师啊，您错了，不管这场官司胜败如何我都不用交学费。如果我胜诉了，根据法庭判决，我不用交学费；如果我败诉了，那么根据合同我第一次出庭打赢官司以后才交学费，所以我也不用交学费！”
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半费之讼”。
到底该不该交学费呢？交学费与否只能用一个标准来判定，要么是法庭的判决，要么是两人签订的合同。问题就出在普罗泰哥拉和他的学生混淆两个不同的标准，都为自己进行诡辩。
普罗泰哥拉是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时，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正在衰落，每个公民自行其是，决定国家大计时常常陷入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公民大会上表达政见的慷慨陈词、陪审法庭上明辨是非的唇枪舌剑变成了争争吵吵、歪曲事实的伎俩，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最终，雅典输掉了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此一蹶不振。智者学派的兴起与衰落和雅典的衰落紧密相连。智者学派就以传授演讲术为职业，所以最初深受雅典人的欢迎。但是，从一开始，智者们就注重论辩的技巧，而忽视论辩的内容。后来更是完全不顾事实，一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我所用，堕落成无聊的文字游戏和诡辩。最终，智者成了诡辩家的同义语，在历史上声名狼藉，被认为是雅典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有些人眼中，哲学就是横说有理、竖说有理、怎么说都有理的诡辩。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真正的哲学家是非常痛恨和鄙视诡辩的。柏拉图就把智者们比喻为“批发或者零售灵魂粮食的商人”，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智者的学说是一种貌似哲学而并不是哲学的东西”，“智者的技术就是毫无实在内容的似是而非的智慧，智者就是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愚昧的人永远生活在“洞穴”中】
“理念论”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理念”指理性实体可以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是绝对的。与理念相对应的是现象，现象则是变幻不定的物质世界，是相对的。
柏拉图把人类生活的世界比喻成一个阴暗的“洞穴”，理念就是洞穴外面的“太阳”。愚昧无知的人喜欢生活在无知的“洞穴”中，觉悟的智者们则不然，他们历经种种磨难，去追逐洞穴外面的“太阳”——理念。
柏拉图对阴暗的“洞穴”和光明的“太阳”是这样描述的：
走进洞穴的入口，是一条漫长的黑暗的通道，人背对着太阳前进，随着进入的深度，太阳的光变得越来越微弱。洞穴深处是一排自幼就面壁的囚徒，他们的脖颈和双腿都紧紧地绑着，既无法转头也不能走动，只能望着洞穴的壁。而距离他们不远处的高一些的地方，燃烧着东西并发出亮光。
这些囚徒的身后，是一堵低矮的墙，这道墙的作用就像木偶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置的一道屏障。矮墙的后面有一条平行于矮墙的道路，来往的行人双手举着器物，这些人就像举着木偶的艺人，自己的身体隐藏在矮墙的下面，而木偶则高出矮墙。火光会把他们的影像投射到囚徒面对的墙壁上，囚徒们看到这些影像，误以为自己看到的阴影是真实的物体。倘若有人发出声音，洞穴内就会出现回声，面壁的囚徒就以为是墙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声音。
这些人为什么甘愿牢牢被束缚在这个地方，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不愿去摆脱呢？这是因为“他们身上存在着固有的偏见，加之外界传递给他们的偏见，导致他们把偏见当成常态化”，所以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尽管他们的生活处境很可悲，由于无知和固执，他们并不希望离开这种被囚禁的处境。一旦把他们释放出来，看到影像的实物，他们的双眼会因突然接触阳光而失明，因此他们认为影像比具体的实物更加真实，视觉上也更加舒服。
对他们而言，解脱的过程是痛苦的，有种被强迫的感觉，他们会因此而发怒。他们不想面对或没有勇气面对火光后面的真实物体，却执拗地认为影像就是实际物体，甚至连产生离开的念头都没有，他们还会杀掉那些试图带他们离开的人。他们的处境已经够悲惨的了，更为可悲的是，他们却对这种处境习以为常，不想去改变也不想做出任何行动。
生活在洞穴中的人是可悲的，如果某个人想走出洞穴，告别这种生活，必须经过一番艰辛的历程。首先是“阴影最容易看见”，其次是“人和物体映入水中的倒影容易看见”，再次是“看到产生阴影的物体”。最后是“直接看到太阳及真实的物体”。这个人走出洞穴，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后，如果他回忆洞穴里的生活以及被囚禁的伙伴们，他会为自己的变化而感到庆幸，为同伴们还执迷不悟而感到遗憾。在现实生活中，他会忍受各种痛苦，不去想昔日那种无知、黑暗的囚徒生活。如果他返回以前生活的洞穴，会遭到同伴的讥笑和排斥，但他不会在意，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救那些仍被囚禁的同伴，逐步使他们和自己一样，走出昏暗的洞穴，认识太阳等其他物体的真实面目。
也许，对那些终日生活在洞穴中、心灵苍白的人来说，洞外的另一番景象，他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他们会与进入洞穴中、拯救他们的人进行较量。由于他离开阳光，进入洞穴，眼睛无法适应黑暗，他可能会被他们打败，并遭到他们的嘲笑，嘲笑他的眼睛在上面被弄坏。在他们面前，他是一位先知，为了拯救他们，把他们带向光明，他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爱智者”与“爱意见者”】
柏拉图把人的认识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是“知识”，第二是“意见”，第三是“愚昧”。“知识”是认识的最高阶段，第二阶段才是“意见”。
有一次，柏拉图和朋友大谈特谈起知识和意见的区别来。柏拉图说，一个人认识了美的事物，并不等于有知识，因为这种对美的事物的认识，还仅仅是一种意见，不是知识；只有认识了美本身，才能称为知识。知识以真实存在的东西为对象，意见以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东西为对象。说到这里，朋友糊涂起来，说，知识以真实存在的东西为对象，我还能明白，但是，意见以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东西为对象，这怎么解释，难道还有介乎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东西吗？柏拉图笑了起来，说，知识是真实的存在，无知和愚昧则是不存在，意见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无知和愚昧，它正是知识和无知中间的那个东西，现在，让我给你讲一个谜语来说明它。
从前，在宫廷的宴会上，常常猜谜语助兴。有这样一个谜语：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看见又看不见，用一块不是石头的石头，打又没有打站在一根不是棍子的棍子上的不是鸟的鸟。客人们觉得谜语很奇怪，猜了一会儿，谜底出来了：一个独眼太监用一块浮石打却没有打中一只站在芦苇上的蝙蝠。这个谜语的话说得含含糊糊，有两个意思，叫人既不能采取这个意思放弃那个意思，也不能同时肯定这两个意思，又不能不采取这个或那个意思。像这样的谜语，是小孩子们最喜欢猜的，它不是知识的对象，只能是意见的对象。
柏拉图最后说，这些东西怎么能成为知识呢？哲学家们研究的是知识，而不是意见。因此，只有哲学家才能称为“爱智者”，而那些普通常人只能是“爱意见者”，他们只和意见打交道。这就是我要说的知识和意见的区别。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人们常常说，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其实，哲学更是追求真理的事业。在哲学面前，并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并没有谁的理论是真理的专卖店，每个人只要有理有据，就可以否定任何人的观点。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否定权威，善于突破传统，是哲学的座右铭之一。亚里士多德就是坚持这种哲学精神的哲学家典范。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从17岁开始，亚里士多德就进入柏拉图学园，追随老师长达20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对老师十分崇敬，柏拉图也十分欣赏这位高徒，两人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甚至写过一首诗，来专门表达对柏拉图的敬意——
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纯洁的。
……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
但是，在学术上，亚里士多德并不唯老师马首是瞻，一味盲目接受柏拉图的理论，而是坚持独立思索，勇敢地表达和老师不同的意见，常常批评老师的错误和缺点，最后甚至和柏拉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有些人就指责亚里士多德背叛老师，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一句至今仍然常常被引用的格言，是哲学家追求真理最著名的誓言。
柏拉图理论的核心是“理念论”，而亚里士多德与此针锋相对，提出了“实体说”，反对“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我们感觉所见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感觉世界之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感觉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影子；要认识世界，就要认识事物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他认为，感觉所见的具体世界才是真实的；在日常看到的人和马之外，还要假定另外存在一个比人和马更真实的人和马的“理念”，是毫无用处的。
除了“实体说”，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思想分歧的地方还有很多。不管哲学的歧见有多少，柏拉图仍对亚里士多德喜爱无比，称他为“学园之灵”，这也说明了柏拉图对独立思考的哲学求真精神的认同。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悲痛万分，却也声称智慧不会随着柏拉图一起死亡。
【走自己的路】
在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第一个提出了“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的主张”。在他的著名作品《神曲》中，就把教会和国家比喻成了两个太阳，教会代表的是精神世界而国家代表的是尘世生活，可见在但丁看来，教会和国家是不能融为一体的。
但丁极度痛恨那些从事买卖圣职、敲诈勒索等肮脏无耻的勾当的僧侣，他称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整天用自己的伪善来麻痹人们的思想。于是，他常常把那些死去的教皇和僧侣打入罪恶无底的地狱，让他们死后的灵魂也要在地狱接受严厉的惩罚。比方说，他就曾经把勾结法国破坏意大利统一事业、干涉佛罗伦萨内政的在世教皇打入第八层地狱，但丁严厉抨击他是“把善良的踩在脚下，把凶恶的举到头上”。而但丁的这些举动，在当时被教皇和教会所统治的意大利，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行为。假如但丁没有自己的主见，思想受到当时教会的钳制，那么但丁也就不会成为后来反教会和宗教改革的先驱。
此外，但丁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对那些剥削人民的豪门显贵以及贪官污吏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但丁始终歌颂自己的理想，而且始终对生活充满强烈的兴趣。他认为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有自己天赋的理性和坚韧的意志，不像禽兽那样无知，人的生活目的就在于追求这些至善至美的东西。然而，但丁这种崇尚自身价值观的思想与当时宗教神学竭力否定人的价值的宣传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但丁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主张。
但丁认为，自身的理性和意志是“上天的馈赠”。对于坚守个性，但丁的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他的这句名言对我们人生的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在为人处事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是按照别人的意见去行事，经常缺乏自己的主见，认为别人说的都是对的，甚至有时候还会顾虑假如做了这件事情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总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永远不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踩着别人脚步走路的人永远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而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士永远都有自己的主见，他们是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只要自己是正确的，不管别人怎样贬低他们，还是会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被别人的话左右，我们要坚信自己的力量，要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个人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道路，不要理会他人，否则别人的眼光和看法会束缚你前进的脚步。
当你要追求自己的梦想时，即使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横加指责你的无知，给你做思想工作，也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坚持走自己的路，即使失败了也不要后悔，因为你已经在失败中成长了。
总之，人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执着的。做事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管你的行为将会给你的事业带来多少不利的影响，你也要坚持做人的原则。别人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只要问心无愧，就坚持走下去！
【因为荒谬，所以信仰】
人们为什么会有信仰？信仰是有理由的吗？对这个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信仰是需要理由和证明的——“要我信教，那好，你给我证明一下上帝的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信仰是超越理智的，是不需要理由的——“上帝是存在的，难道这还需要证明吗？”
从哲学上看，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实际涉及人类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究竟是理性优先还是信仰优先呢？关于这个问题，一些人认为，应该把信仰与理性调和起来，让理性为信仰服务。这种观点对哲学、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是宽容的，只要这些研究能够证明信仰的必要和上帝的伟大。实际上，近代许多哲学家、科学家都是教士，他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通过证明自然界的完美来证明上帝的伟大。与之相反，另外一些人认为，有理性就没信仰，有信仰就无须理性，必须把信仰与理性彻底分开，信仰是不需要理性分析的，也是无须理由的。德尔图良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150年，德尔图良出生于非洲北部的迦太基城。德尔图良早年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30岁之后，被基督教徒为了信仰视死如归的壮举所感化，毅然放弃了世俗生活，皈依了基督教。
德尔图良皈依耶和华之后，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雄辩口才，不遗余力地与各种反基督教的观点做斗争，捍卫基督教，成为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据说，德尔图良心高气傲，咄咄逼人，被人称为“非洲铁头”。
在德尔图良看来，信仰和理性尖锐对立，根本无法调和。他说：“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毫不相干的。”这里，“雅典”隐喻古希腊哲学，它是理性的代名词；而“耶路撒冷”隐喻基督教，是信仰的代名词。信仰高于理性，理性是毫无价值的，哲学是“魔鬼的学说”，所有的哲学家都应该送去喂野兽。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些哲学家的奇谈怪论了；有了福音书之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探索和研究了。德尔图良曾说过：“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很荒谬的，却是完全可信的；上帝之子被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确定无疑的。”换句话说，他认为：“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也就是说，信仰是超越于理性的，在理性看来荒谬的东西（比如上帝）是无法用理性来把握的，只能用信仰——“我相信上帝，因为我无法证明他。”
【人创造了神】
在信徒们看来，人是神创造出来的，人的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之下。在哲学上，有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即神是人创造出来的。这种思想在哲学史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就表达过这种观点。他嘲笑世人把神描绘成人的样子，还抨击古希腊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类的种种丑行和罪恶强加在神的身上。《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中记载了大量的希腊传说，其中的神和人一样说谎、暴躁、偷情、贪吃……人有的缺点神几乎都有。色诺芬尼说，如果马和狮子也能够雕刻神像的话，那它们一定会创造出马形和狮形的神来。
在哲学史上，对“人创造神”阐述得最详细的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称他“在黑格尔时代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提出：“人是人的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其实是人类从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的，被人类加以夸大和人格化，被当作一个独立于人类，又超越于人类的实体来膜拜。所以，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还不如说是人类创造了一个上帝。
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就是欺骗！世界上第一个说谎者就是神学家！”在他看来，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人没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既不能用眼睛看见上帝，也不能用耳朵听到上帝，上帝的观念是后天灌输出来的。
为什么人要制造一个上帝呢？费尔巴哈说，这是无知、恐惧和感恩情绪的结果。因为无知，世界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人们无法理解，因此人会产生恐惧，并猜测世界之后是不是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在操纵着万物。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以人对此产生了感恩的情感。恐惧和感恩交织在一起，使人产生了依赖感，依赖感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人总是需要寻找强大的东西作为依靠，依靠自然、依靠君主、依靠国家、依靠上帝，都是依赖感的结果。
进一步而言，费尔巴哈认为，人之所以会有依赖感，是因为人有欲望和需要。如果没有欲望，人就不会依赖任何其他的东西，不会崇拜任何其他的东西。欲望是无止境的，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因此欲望与能力、想象与现实总是有巨大的差距。在真实世界中，人们无力解决这些差距，只好幻想超自然的力量，幻想有天堂的存在，幻想有上帝能消除世界的不公平。的确，各种宗教中对天堂的描绘，都有着现实世界的影子，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世界模型。
费尔巴哈虽有力地批判了宗教，但并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的价值，而是主张用“爱的宗教”取代旧宗教——“我们必须把对人的爱当作唯一的宗教，来代替对神的爱。”
【如果教皇有罪，也要受到审判】
威廉·奥卡姆（1285～1349年），出生在英国苏莱郡的奥康村，起初求学于牛津大学，后移到巴黎大学，并成了司各脱的学生，是中世纪英国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
公元1328年，被教会残酷迫害的奥卡姆逃出了监狱，投奔到德国路德维希·巴伐利亚国王那里，对国王说：“你若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
奥卡姆生活的时代，宗教神学、教权正处于开始衰落时期，这时的教会极其腐败，因此，反对封建教权的斗争也愈加激烈。
奥卡姆为了反对腐败的教权制度，研究了国家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国家是通过人类社会共同契约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共同福利。国家的权力必须委托给大家同意的人，如果当权者触犯了共同的福利，人民有权力反对他，并把他的权力转交给他人。因此，奥卡姆提出，教皇的权力不是上天赋予的，他并不直接代表上帝。如果教皇有罪，不仅要受到宗教的审判，还应受到世俗的审判。教权与王权应该分开，教皇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把俗界统治权赐给君主，教会只能管拯救灵魂的事，教会不得干预世俗事务，人世间的一切权力都属于国家。
奥卡姆公开反对教皇，批判教权制度，遭到教会的迫害。1324年，教会逮捕了奥卡姆，把他投入阿维农的监狱，接着禁止他的书发行，并革除了他的教籍。但是，奥卡姆并没有屈服，他逃出了监狱，跑到了当时和教皇对立的巴伐利亚国王那里。此后，他更加猛烈地抨击教皇和教权制度，这种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人，不久，奥卡姆创立了自己的学派，扩大了反对教皇和教权制度的队伍。
【乌托邦】
今天，乌托邦这个词成为人们的常用词，用来指过于完美但不切实际的事物。这个词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杜撰出来的。虽然从诞生至今还不到500年的历史，可是乌托邦已经为全世界的人民所接受，这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对美好未来和正义社会的永久期待。
1478年，莫尔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法官家庭。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在此期间，他学习了希腊文，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柏拉图的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牛津大学，莫尔结识了“文艺复兴之子”伊拉斯谟，并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
后来，莫尔的父亲认为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创作没什么前途，便让他改学法学。莫尔学成以后，成为了一名律师，由于他精通法律，被大家称为“头等律师”。1504年，26岁的莫尔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同年，因为得罪了国王，莫尔辞去了公职。
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莫尔重返政界。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从此，莫尔仕途得意，直至1529年被任命为英国大法官，成为当时英国最显要的人物之一。
后来，莫尔在国务活动中坚持己见，亨利八世对他甚为不满。由于不赞成亨利八世与宫女安娜·宝琳的婚事，莫尔于1532年辞去了大法官职位。两年后，亨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了“继承法案”和“至尊法案”，莫尔因拒绝承认这些法案而激怒了亨利八世，被关进伦敦塔。1535年，莫尔以叛国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在断头台上，莫尔视死如归，他小心地把自己的大胡子挪开，并带着讽刺的语气轻声说道：“这也要被砍掉，可惜啦，它可从来没有犯过叛国罪。”
莫尔于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是一本游记小说，以一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的葡萄牙水手的口吻，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诸多弊病，描述了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托邦岛上的社会状况，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社会理想。
主人公拉斐尔对统治阶级的专权残暴和厚颜无耻予以了辛辣的嘲讽，对广大民众的悲惨处境予以了深切的同情，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社会矛盾。
他集中攻击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圈地运动”，称之为“羊吃人”的灾难。拉斐尔说：“你们的绵羊，曾经是那样容易满足，据说现在开始变得贪婪而凶蛮，甚至要将人吃掉。”他还认为，“除非彻底废除私有制，财富的平均分配才能公正，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幸福”。
拉斐尔所乘的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到一个不知名的乌托邦岛上。拉斐尔对乌托邦人的社会制度极为赞赏，仔细描述了乌托邦人的社会状况。
在经济方面，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所有产品公共管理，按需分配，乌托邦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按计划调节。在乌托邦，人们免费享用公共食堂的饮食服务和公共医院的医疗服务。这里没有货币，不存在商品流通，人们把金银视如粪土。每个乌托邦人都要参加农业劳动，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除从事农业外，每个乌托邦人还要学习一门手艺，比如毛织、瓦工、冶炼等。
在政治方面，乌托邦实行民主制度。除奴隶之外，每个乌托邦人都有权参加选举，通过全岛大会和议事会选举官员，真正当家做主。那些试图通过操纵选举来获取官职的人，根本没有希望在乌托邦做官。乌托邦的奴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在国内犯了重罪而被罚为奴隶的人；另一类是在国外犯罪而被判为死刑的犯人。乌托邦几乎没有法律，也不存在律师，由人们自理诉讼，法官也能够熟练地权衡各种供词，并做出恰当的判决。
在科学文化方面，乌托邦人注重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鼓励学术研究。
在社会生活方面，乌托邦人平等、互助、融洽、友爱，整个乌托邦岛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在宗教方面，乌托邦人采取宽容的态度，坚持信仰自由。
在对外关系方面，乌托邦人坚持和平友好，但在必要的时候也不会拒绝战争，甚至会去发动战争。
【生命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生命有意义吗？
什么是所谓的自我？
我们从哪里来，又到这里去？
这是生命个体极为困惑的问题，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宋，佛教中独具特色的禅宗宗派达到鼎盛。它融佛陀、庄子、孟子的思想于一炉，创立了中国化的禅宗。
禅宗中，有一种著名的公案参悟形式：
一次，唐代一位叫马祖道的禅师，在弟子水潦和尚问他讨论佛法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时，用脚踢倒了他。
后来，水潦和尚从地上爬起，突然拍着手大笑着说：“多么奇怪！多么奇怪！世上一切形式的真谛，竟在一根发尖上，而我把它的秘密了解到了最深处。”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情。实际上，当水潦和尚说“一切形式的真谛在一根发尖上”时，他其实已经在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现实了。他的生命处于无心无我之境，已顿悟到生命的真谛。这顿悟，乃是他的生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禅宗认为：佛与众生是同一心的两面，佛是心悟的一面，众生是心迷的一面，以迷于自心的本性去悟自心的实性——即佛性，就是成佛。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自性和自心，心性中有善根、佛性，一心向善，便生智慧，一念向恶，便入地狱。禅宗做的就是以自性去体悟佛性，进而开出智慧，使生命不断更新。
禅宗有这样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将军去拜访白隐禅师，问：“天堂和地狱真的存在吗？”
白隐禅师听后，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一位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白隐禅师听后，非但没有对将军产生敬意，反而哈哈大笑，说：“请你当将军的人是个笨蛋。”
将军听后，有些不高兴。
白隐禅师继续说：“你看起来更像一个屠夫。”
白隐禅师的话一下子把将军激怒了，立马拔出宝剑，说：“岂有此理，你竟敢侮辱我，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白隐禅师毫无惧色，指着他说：“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了。”
这位将军还算聪明，一下子醒悟过来，说：“我的行为实在太鲁莽了，请禅师原谅。”
白隐禅师又说：“天堂之门，已经打开了。”
禅宗认为，成佛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善性，不断体悟这善性，就是佛。而成佛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平常心的悟，禅师们经常在弟子提问时会突然问道：“你吃过粥没有？”弟子回答之后，他会说：“去把碗洗洗。”
在一些极细小的事上去体悟佛义，这使禅师们的生命总是显露充沛的生命活力和刚强之美，他们整个生命和生活的过程都是不断地挖掘善心和生出智慧的过程。
应该说，富于生命活力的禅宗以其对个体生命智慧的尊重和体悟，为生命开拓了新的境界。这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也不无启发，如何在现实之中去体悟智慧，使自己的生命永远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这是实在而又极富意义的。如此，我们就不会过分执着于前面提出的那些浮面的问题，而是于平常的事物中不断感悟，不断超越。
【安之若命是上佳的选择】
现实人生充满无奈，许多因素困扰着每一个人，有些人在无望之际，接受命运的安排。人是有智慧的高级动物，庄子不主张做命运的奴仆，听任命运的安排，而是要顺应自然的本性，挣脱内外重重的障蔽，使心灵得到开拓。
关于这一观点，《庄子·秋水》中有这样的故事：
孔子出游到了匡邑，宋国人包围了他，但孔子弹琴歌唱的声音还是没有停息。子路跑进去谒见他，说：“怎么老师还这样的快活呢？”
孔子说：“来，我告诉你。我想摆脱穷困的境遇已经很久了，却还是免不了，这是天命啊。我想寻求通达的命运也已经很久了，却还是得不到，这是时运不济啊。碰上了尧舜那个时代，天下就没有失意的人，这并不是人们的智慧使他们得意；碰上了桀纣那个时代，天下就没有得意的人，这也并不是人们的智慧使他们失意。是时势恰好使他们这样的。那在水里行走不避蛟龙的，是渔夫的勇敢；在陆上行走不避犀牛老虎的，是猎人的勇敢；白晃晃的刀子架在面前，看待死就如同生一样的，是烈士的勇敢；知道穷困自有命，懂得通达应有时，临到大难而无所畏惧的，是圣人的勇敢。仲由，稍安毋躁吧！我的命运自有定分哩。”
不一会儿，带领甲士的将官进来了，抱歉地说：“我们以为您是阳虎，所以把您围了起来；现在才知道您不是的，非常抱歉，我们走了。”
孔子被误认为阳虎而被围于匡邑，《论语》中亦有记载，当时孔子确实曾经鼓瑟而歌，但并非是安于命运，而是出于对其仁道理想的确信。在庄子这里，孔子被用来作为其对待命运态度的现身说法，自是不待说的。
在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庄子“安之若命”的实质内容：
其一，安之若命是以心灵对于外部世界的清醒认识为基础的。没有心灵的辨察力量，所谓安命，也不过是听任命运摆布的空话而已；
其二，顺其心灵本性的自然，承受外部的苦难重压，不是退避，实是一种勇敢之行为。
其三，安之若命是心灵自由得以实现的逍遥之境，因为，不为环境所羁的心性，确实可以超越因之引起的悲伤、沮丧以及困惑。这样，外物莫之能伤，心灵的开拓才得以实现，生命也就处于逍遥之境了。
【理智存在于人的欲望之中】
良心并不能够随时随地完成抑制、统摄欲望的任务，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让自我而不是社会规范来作为每个个体生命的法官，无疑，任何时候，这都是对自我的严峻考验。
所以，孔子才说：“刚毅木讷近仁。”他的意思是，刚毅、坚强、执着的决心是实现仁和接近仁的保证，是抵制不良欲望诱惑的本领。
《史记·孔子世家》记述了孔子这样一件事：
孔子离开卫国，在匡被围，无奈，只好返回。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派使臣对孔子说：“想与国君做兄弟的，必要见见我。南子愿意接见孔子。”
不得已，孔子就去见南子。
南子在帷幕里边。孔子进门后施礼。南子还礼时，佩戴的玉器叮咚作响。
回来后，孔子说：“我是不愿意去见她的。既然见了，就以礼节应答。”
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要是有不对的地方，天抛弃我！天抛弃我！”
在卫国住了一个月，后来，卫灵公与南子乘车，宦官驾车，让孔子为陪乘，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孔子觉得这很羞耻，说：“我没有见过像好色那样喜欢仁德的。”
于是就离开了卫国。
这件事，一般为儒者所讳。但实际上，孔子此举倒也表明他仍是现实中人，而不是如惯常描绘的不可近之的至圣，这于孔子并无大损。
这件事的始终，可说是根本不符合孔子的修养和人格理想的，虽迫于无奈，但终究也未能避免。在这里孔子所说的“刚毅木讷”的理论未能起到作用，孔子的感慨不能说没有道理。
生活在复杂的、现实利益构成的物质世界，完全杜绝追逐利益的欲求，对于个人来说，不仅不可能，也是极不现实的。
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其可贵在于，能够在人对欲望、地位的追求中时时唤醒自己的理智，让仁爱的道德理想在此考验中自省自制和自我调整。
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又说：“算了吧！我没有看见过这种人，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便做自我批评的。”
孔子所说的，是我们都不免会流于世俗，既生活在现实中，就可能随时会陷入现实的欲望而迷惘。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能够时时自省，以居于人格修养的道德力量，在现实的追求中不失去真实的自我。
完全杜绝欲望的人是不存在的，或许还是一种不道德。但是，一味陷进现实的欲望之海而不知自拔、不能自拔者，也终是与真正的人生相去太远的。
孔子说：“君子役使外物，小人被外物所役使。”他的意思是，真正的君子是知道理智与欲求的界限的，他能够在欲求中施之以理智，把握自己而不被外在的欲求所淹没。
关于对待欲望，荀子有段著名的论述：“性是生成的，情是性的本质，欲望又是因情对外物的感应而产生的。认为欲望可以得到而去追求，这是人之常情，是不可避免的；认为自己的欲望是对的，从而想方设法去达到它，也是人的智慧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对待欲望的正确态度是：在进取的条件下尽量使欲望得到满足；在退步的状态下，努力节制自己的欲望，这是对待欲望最好的原则。
【用本性中的善，去克制现实中的恶】
德行的培养，亦是培养至善之心。在中国文化中，如庄子似的偏激，让人丢掉一切俗世的享乐而入至德之境，实是无奈之后的解救之途。
人类赖以生存的永远是所谓的现实，人类生活的世界，种种物质的、观念的冲击或刺激，常常成为牵引人类的惯性力量，在这外在力量的影响下，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丧失德行。
现实主义的儒家文化，可谓深知此点。在儒家看来，人是摆脱不了现实的，但儒家同时也认为，人可以用善的修养来对抗现实，并以善的力量来克制现实的恶。
因为，善是我们的本性，是生来就有不需外人给予的。孟子以为关键在于我们探索不探索它。孟子说：一经探求，便会得到；稍一放松，就会失掉。
孟子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村里的闲汉专爱偷邻居的鸡，一天偷一只，不偷就心中焦虑，手直发痒。
相识的人劝他说：“这不是君子所应当做的，这违反了做人的道德。”
偷鸡者就说：“好吧，我从今以后一个月偷一次，这样减少一点，到明年，我就可以不偷了。”
孟子的意思是，对于自己的行为，要随时随地进行审视，如像偷鸡者，明知是错，却不用内心的善去克制恶，反而为恶的改变讨价还价，这样本性终会丧失，进而与禽兽无异了。
困惑人们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善与恶的难解难分，大善大恶容易分清，但平淡细碎的考验却时时使人感到苦恼，因为善与恶在生活中的区别取决于人的良知或良心。无休止的刺激以及物质欲望，常常使所谓的良心麻木而趋于沉睡，待时日久远，唤醒它就比较艰难了。
况且，在物质欲求、时尚潮流的影响下，我们总能为良心的解脱找到理由，到最后，我们会逃避良心的谴责，或与之讨价还价；这时，善良之心殆散，而人也就没法逃避自己了，因为他害怕与自己的良知见面。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发现并寻求本心的善，亦是人生的根本之点。由此，方能升华出所谓的同情、羞耻、恭敬之心，方能以良知辨善恶，进而以善对抗和克制恶。
【人生本来没有悲伤】
如果我们求得的是心灵的虚境，满足的仅限于我们的精神，追求的是自然的大道，那么在道家看来，这是不会有什么悲伤的。道家对个体生命来说，其达观对心灵所产生的影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理想的建立，这种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脱尘世的努力，对中国人，应说是很值得珍视的。
《列子》中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人，出生在燕国，后来移居楚国，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思乡之情与日俱增。眼看到了晚年，他再也不想在楚国住下去了，就邀了同伴，带着家眷和财物返回故乡。
路过晋国时，同行的人指着晋国的都城哄骗燕人说：“看，这就是燕国的都城！”燕人立刻望着晋国的都城肃然起敬。车子到了城郊，同行的人又指着一座祭祀土地神的庙宇说：“这就是你们乡里的社庙。”燕人不禁连连感叹说：“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当年辞别故乡好像就是昨天的事，然而转瞬之间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终于又回来啦！”同行的人又随手指着远处的一个农家院落说：“看！那就是你的父辈居住过的老房子。”燕人激动地流下眼泪，低声哭泣起来。最后，同行的人指着一片墓地说：“那块墓地就是你祖先安息的地方！”燕人一听，不禁放声痛哭。同行的人忍不住哈哈大笑。燕人责问道：“你这人好不通情理，笑什么！”同行的人说：“我刚才是逗你玩儿，这里是晋国，不是燕国。”燕人听了深为自己的无知、轻信而羞愧。
到了燕国，真正见到了燕国的都城和社庙，真正来到了祖先的老屋和墓地，燕人反倒悲伤不起来了。
悲伤是属于心灵本性的情感。但许多时候，人们常像故事中的燕人那样，为身外的一切而忧。或许可以这样说，人往往是凭外界的影响而自寻烦恼。
悲伤的产生在于我们的心灵。既然它的根基不在外物，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控制自我的感情，只要有这样的认识，悲伤如无根之草实不为过。当人们把全部心力用于外物的求得时，悲伤也将会变得渐渐廉价。而当人们把心力用之于寻求内心的平静、闲适、自由和宁静时，那么悲伤就难以控制自我，生命的朝气就能充溢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