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错误的认识之所以终究要被人们抛弃，不是因为它不为实践服务，而是因为它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不能正确、有效地为实践服务。人类的认识发展史已经证明，一切认识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不仅在于它来源于实践，而且在于它以实践为目的、最终要为实践服务。
【水是最好的】
泰勒斯是古希腊米利都城邦人，米利都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它很富庶，算是世界繁华之区。在这里，聚集了许多自然哲学家。当时这些自然哲学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形形色色，包罗万象的宇宙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来源是什么？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的说明解释，就是通常哲学上所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观。
泰勒斯对这个问题冥思苦想，费尽了心思，也不得其解。于是，他开始研究天文学、数学、气象学等科学知识，并去旅行，来寻找答案。
有一次，泰勒斯专心致志地仰望和注视星辰，结果跌到一个大坑中，弄得全身是土，脸和手都磕破了皮，流出了血，衣服也脏了。一些人嘲笑地说：“你能认识天上的事物，却看不见脚底下的东西，结果摔在大坑里了，多愚蠢啊！”泰勒斯不以为然，拍了拍身上的土驳斥他们说：“你们不能自由地跌进到坑内，说明你们才是愚蠢的，实际上你们是永远地躺在坑里，再也出不来了，因为你们不能观看那更高更远的东西。”这些人面面相觑，茫然不懂泰勒斯话中的寓意。
泰勒斯继续思考宇宙万物的来源问题。贵族奴隶主们都认为问题早已解决了，他们把奥克安诺（希腊神话中的海洋之神）和德谛斯（海洋神之妻）看作一切存在的创造者，认为宇宙万物都来源于神，世界由神来统治，许多百姓也都相信这一切，信奉神灵。泰勒斯经过观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平而圆的大地是浮在水面上的；任何生物没有水不能生长；种子含有水分，有了水才能发芽生长；一切植物都由水提供养料，有水而结果实，缺了水，它们就会枯萎；太阳和星辰也是由水的蒸发而得到滋养。于是，泰勒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水是万物的始基，一切事物由水发生而又复归于水。所以泰勒斯说：“水是最好的”，这也是他最喜欢的格言。
泰勒斯把水作为创造者，大胆地否定了神创造一切的谬说，在当时是非常进步和可贵的。
【星球唱歌】
毕达哥拉斯潜心研究数学和音乐，当他发现了几何学上的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之后，高兴极了，曾举行了百牛大祭，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商人和全体人民参加，进行欢庆庆典。同样，毕达哥拉斯在音乐的研究上也颇有造诣，他还大胆地提出了星球唱歌的思想。
有一次，毕达哥拉斯在大街上走着。当他路过铁匠坊时，听到里面铁锤打铁的声音，被迷住了。这种声音是非常悦耳动听的，而且很和谐。他听了很久，琢磨出声音的和谐和铁锤下落的重量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他又通过对天上星辰的观察，认为地球是一个星球，围绕着火旋转，这样的星球一共是10个。这10个星球和一切运动体一样，造成一种声音，而每个星球各按着大小与速度的不同，发出一种不同的音调，这是由不同的距离决定的，这些距离按照音乐的音程，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由于这种和谐的关系，便产生运动的各个星球的和谐的声音——一个和谐的世界合唱。
毕达哥拉斯提出星球唱歌，有一种必然性的思想。这就是把宇宙中的星球理解为一个系统，它们为数的关系所决定，这些数的关系本身具有必然性，它是一个关系的系统。
理解毕达哥拉斯这个思想很重要，因为人们是听不见星球唱歌的，正如看不见地球运动一样，而当把星球看为能够唱歌，这样也就理解为能够运动的了。毕达哥拉斯认为，这个和谐的世界合唱，只有少数贤哲才能听到。为什么大多数人听不见呢？他说，这是因为声音是有灵魂的物体发出来的，而人们本身生活在其中，又因为它属于本体，与人们同一，而不是处于相反的地位，人们完全包括在这个运动之中了。
毕达哥拉斯又进一步研究了这个世界合唱的谐音比率，提出是按照四音度、五音度、八音度的程序进行的，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天体和谐”的理论。
毕达哥拉斯的研究，带有研究天体运动规律的性质，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灵魂与物体】
古代希腊人对梦中的行为往往不理解，以为是人的灵魂在活动，因而提出了灵魂不死。有人说，喝醉了酒，人就要步履蹒跚，这是由于灵魂受潮了。那么，灵魂是什么呢？
德谟克利特说：“灵魂是无孔不入的，无论多么小的虚空，它都可以穿过，灵魂是最容易活动的原子组成，可以穿过一切物体。”德谟克利特又具体说，灵魂就是火，火是最轻的，最活跃的，最精微的，可以渗透一切物体。
德谟克利特认为灵魂与物体的关系，是一种物质的关系。灵魂作为最精细的原子，在虚空中组合成物体，一旦组合物解体，灵魂也就随着消散了。因此，空气中有大量的灵魂原子，随着人的呼吸，与人体交换，从而维持了生命，一旦呼吸停止，灵魂的原子不能重新交换，生命也就停止了。
德谟克利特的解释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他把灵魂看作是一种物质，对当时的宗教唯心主义是一个打击，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意识的力量】
苏格拉底研究学问时，精力非常集中，在思考某个问题时，时常陷入出神状态。
有一次，苏格拉底走到一个地方，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费心思。于是他便停住不走了，陷入了沉思之中，竟在这个地方站了一夜，直到早晨的太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他才从出神中惊醒过来。
苏格拉底自制能力极强，他能饮酒，酒量也很大，但从来也没有喝醉过。有一次，阿尔其比亚德（苏格拉底的朋友之一）昏昏沉沉地来到阿嘉生（苏格拉底另一朋友）家里，参加为庆祝阿嘉生的悲剧获奖而举行的宴会，苏格拉底也参加了。本来前一天，他们已经参加了竞赛会的宴会，都喝了不少酒，阿尔其比亚德酒劲还没过来。这时他看到别人没有醉，便自当司酒人，向大家劝酒，要把大家灌得同他自己一样大醉才肯罢休，苏格拉底只好陪着喝了不少酒。结果，阿尔其比亚德和其他几个人最后都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当他们在天明醒来时，只见苏格拉底一杯在手，还在同阿嘉生谈论喜剧和悲剧，谈论一个人能不能同时是喜剧作家又是悲剧作家，然后他按照平常时间去公共场所，去运动场，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并且如同平常一样整天到处找人谈话。
苏格拉底能够这样抑制自己，是来自意识的力量，这种意识能在过度的肉体享受中保持清醒。对于苏格拉底思考问题出神，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感叹道：苏格拉底的这种出神状态，是他深入思考某个哲学问题的表现形式，在这种状态中，他失去了一切感性的意识，一种内心抽象作用与具体肉体存在的自然分裂，这种分裂使个人同内部的自我隔绝起来，从中可以看到其精神活动的深度。因此，在他身上，也可以说见到了意识的内心生活，这种内心生活是以一种人类学的方式存在的。
【神不可知】
普罗塔哥拉在雅典传播自己的雄辩术和哲学思想，使自己有了很高的声望。但是，他的命运不济，因为说神不可知，而被驱逐出雅典。
一次，普罗塔哥拉在公众面前朗读自己的著作，他读道：“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们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生短促。”于是，有人去告发普罗塔哥拉，说他不信神。结果，雅典政府下令，驱逐他出境，并把他的著作放在广场上当众烧毁了。
普罗塔哥拉认为神不可知，是从“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思想发展而来的。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普罗塔哥拉所说的人，是个体的人、感性的人，人对待万物的感受是不同的、变化的。因此，他又第一个说：“关于万物都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说法。”至于神，无论人们在心目中怎样想神都是可以的，但神究竟是否存在，则我们无法知道。不能因为心目中有神，就说神一定存在。
普罗塔哥拉以人为尺度，去观察自然、社会、人乃至神，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他的被驱逐，说明了当时雅典还没有摆脱宗教传统思想的束缚，因而不公正地对待了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离开雅典以后，就去西西里旅行，在航海中遇到了大风，船翻了，最终他葬身于大海之中。
【比萨斜塔的落体实验】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那么，对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一特定“反映”来说，用什么来判断它是否正确呢？怎样来确定它是正确的呢？这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可以从科技史上有名的“比萨斜塔落体实验”得到证明。
古希腊权威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曾经断言：轻重不同的物体从空中落地，“快慢与其重量成正比”，“重者下落快、轻者下落慢”。
这一错误的论断统治了物理学达1800年，人们把这一错误论断当成真理而信守不移。著名的“比萨斜塔落体实验”宣告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论断的破产。
1859年的一天，在意大利比萨城的斜塔下，人头浮动，议论纷纷。25岁的比萨大学青年数学讲师伽利略健步登上50多米高的斜塔，他一只手拿着10磅重的实心铁球，另一只手拿着一磅重的空心铁球，把两只手同时张开，使两个球同时下落。
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重量不等的铁球出人意料地并行下落，几乎同时接触地面。
面对这个无情的事实，在场观看的辩论对手，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比萨斜塔落体实验”用铁一般的事实当众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自由下落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的断言是错误的，同时当众证明了伽利略发现的真空中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由下落的速度相同的定律是正确的。
这一被传为佳话的“落体实验”还生动地告诉人们：地位、权威、“圣人之言”以及多数人承认，都不是判定认识正确与否的尺度，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为什么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呢？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从真理的本性来看，真理具有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相符合的本性，不具有这一本性的单纯的人的主观认识和单纯的客观事物，都不能回答特定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因此都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把主观范围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主观检验主观，因人而异，因主观认识的不同而不同，那就把真理看作是主观随意的东西，从而抹杀了真理的客观性。客观事物只能是人的认识对象，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自身也无法回答人们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这正如在你没有看到你本人的照片时，你无法回答“照片是否像你”的问题一样。
从实践的特点来看，只有实践具有把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现实地联系起来的特点。只有实践才能把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具体地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对照，从而确定主观同客观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程度，因此只有实践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男人并不比女人少一根肋骨】
真理是伟大的，真理性的认识能够成功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它。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一切正直之士，无不把对真理的追求和捍卫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为了追求真理，无数学者“呕心沥血破万卷，绞尽脑汁觅真迹”；为了追求真理，许多勇士不顾悬崖峭壁、荆棘满布而奋力攀登；为了捍卫真理，多少英雄豪杰宁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
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1514～1564年）酷爱自己的事业，勤于实践、勇于实践。
他经常带领学生们偷盗绞刑架下的尸体，深夜去郊外发掘荒冢遗骸，秘密地进行解剖研究，从而得出了男人并不比女人少一根肋骨的正确结论。
这一发现触犯了《圣经》。《圣经》上说上帝命亚当抽去一根肋骨变成夏娃，男人的肋骨应该比女人的肋骨少一根。
维萨里坚持“男人的肋骨与女人的肋骨一样多”这一真理性认识，不做任何修正，也不妥协。宗教法庭判他死罪。幸亏国王菲立普见他是御医，赦免于死刑，但仍强迫他到耶路撒冷朝圣。
后来，他在归途中不幸遇难而亡了。
维萨里为了探索真理、发现真理，敢于触犯《圣经》，“偷窃”尸体、“解剖”尸体。为了坚持真理、发现真理，维萨里表现出了勇于献身、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人类的认识轨迹给我们展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真理总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同谬误做斗争并战胜谬误的过程。
【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
约翰·洛克（1632～170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弗朗西斯·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思想。
洛克所处的时代，哲学界“天赋观念”说很流行。他同“天赋观念”说做了坚决的斗争。
所谓“天赋观念”，是法国二元论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来的，意思是说，人们把进入自己意识里的东西要看成并不存在于思维以外的永恒真理。这个永恒真理不属于这个或那个时间，这个或那个地点，而是天赋的，是精神自身的永恒概念，精神的自由规定、自发规定。洛克坚决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提出了“白板”说。
所谓“白板”，是说人的心灵是一块没有内容的“白板”，这个“白板”以后逐渐被人们所叫作经验的认知所填满。洛克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天赋观念，天赋观念的形成是由习俗和权威造成的。他说：“有些学说虽然没有高贵的来源，虽然只是由乳母的迷信和老妇的权威得来的，可是因为年深日久，乡党同意的缘故，它们会在宗教或道德中，上升到原则的地步。因为留心以原理教导儿童的人们，往往要以自己所认为合意的学说，灌注在他们那天真而无成见的理解中（因为白纸可以接受任何字迹），使他们仅守勿失，公开宣扬。这些学说既然在儿童们有意识时就教给他们，而且周围的人们或以公开的承认，或以默然的同意，在他们生长的过程中，又逐渐把这些学说给他们证实了，因此，这些学说就逐渐获得美名，被人认为是不可怀疑的天赋真理了。”洛克驳斥“天赋观念”是一种不可靠的、自以为是的学说，他指出，人的心灵本身就如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没有任何观念，至于后来出现的知识和观念，都是从经验中来的，是后天的，知识建立在经验之中，导源于经验。
洛克“白板”说的提出，对于反对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坚持了经验唯物主义的原则。此后，“白板”说在哲学史上出了名。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事物存在质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事物具有质的特殊性与多样性。这是说，不能有两件同样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是两个，就没有区别，而是同一个东西。莱布尼茨这个思想是力图说明单子的特性，它同时具有某些性质、某些固有的规定，某些内在的活动，使它们与其他单子区别开来。
据说，有一次莱布尼茨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陪同选帝侯夫人在赫伦豪森花园散步。莱布尼茨当着夫人的面说，没有两片区别不开的个体，同样也没有两片区别不开的树叶。莱布尼茨的朋友认为可以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选帝侯夫人不相信莱布尼茨的话，于是叫所有的宫女去找，找来找去，结果白费力气。后来，莱布尼茨说，两滴水，或两滴牛奶看起来它们本身之间很难区分，但是用显微镜去看，则会发现是可以区别开的。
莱布尼茨关于质的差异性的思想原则，被黑格尔认为是深刻的见解，他说这种深刻的见解是：“每一件东西本身都是一个特定的东西，一个与别的东西本身有区别的东西。是不是有两件东西一样或不一样，这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比较，是在我们比较的范围内的。更深刻的东西却是它们本身固有的特定区别。区别必须是本身固有的区别，并不是相对于我们的比较，相反的，主体必须本身具有这种固有的规定；规定必须是内在于个体中。如果两件东西之所以有区别仅仅是由于它们是两个，那它们每一个就都是一；二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关系，构成关系的是特定的区别本身，这是主要的东西。”
【“国王赏麦”带来的启示】
印度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讲的是，国王舍罕准备重赏国际象棋发明人、宰相西萨·班·达依尔。
国王问他有什么要求，西萨·班·达依尔跪在地上，指着棋盘对国王说：“陛下，请您在第一小格内赏我一粒麦子；第二格内赏我两粒；第三格内赏我4粒，按照这种每一小格比前一小格加一倍的方式。陛下啊，您把棋盘上的64个小格填满就可以了。”
国王一听，认为是一件区区小事，就满口答应了，并当即命令仆人扛来一袋麦子，按照西萨·班·达依尔的要求去做。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满满一袋麦子还没放到第二十格时，就已经用完了。于是，一袋又一袋的麦子扛到国王面前，却怎么也放不满这张棋盘。
看到这种情况，国王慌了，急忙让人计算，这一算不要紧，国王惊出一身冷汗，他发现：即便把全印度的麦子都赏赐给宰相，也远远不够。因为按照宰相的要求，一共需要18446744073709551615颗麦粒，重量高达2000多亿吨，竟是全世界在2000年内所生产的小麦的总和！
为什么国王竟许下了自己根本不能兑现的诺言呢？因为国王胸中无“数”，仅仅局限于感性认识来体验依次倍增的64格的小麦数。
为什么宰相西萨·班·达依尔却能提出国王会满口答应而又无法兑现的要求呢？因为宰相胸中有“数”，不仅凭借感性认识来体验，而且通过理性认识来理解依次倍增的64格的小麦数。
“国王赏麦”的故事生动地说明：理性认识能够以抽象的逻辑思维形式，正确把握感性认识不能把握的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内部联系。理性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如感性认识具体、形象，似乎离客观事物远了。但是，如果这种理性认识是正确的，那就会深刻、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实际上也就与客观事物更加接近了。
【请求鸭嘴兽原谅】
1895年，恩格斯给康·施密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1843年，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然后就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动物居然会下蛋这种事情，结果现在这的确被证实是真的了！因此，希望您对价值概念这件事，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凡是哺乳动物都应该是胎生，是不会下蛋的。但是后来，人们突然在澳洲发现了鸭嘴兽，它是现存的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却是卵生，通常每次产2个蛋，而后由雌鸭嘴兽伏在蛋上进行孵化。这种动物有乳腺却没有乳头，年幼的鸭嘴兽从雌鸭嘴兽的腹面濡湿的毛上舔食乳汁。伟大而博识的恩格斯一度也拘泥于传统认识，盲目地相信了鸭嘴兽不是哺乳动物的观点。但是后来，事实证明，鸭嘴兽的确是哺乳动物，恩格斯发现自己真的犯了错误后，就写了上面这封信，他告诉施密特。他也曾经迷信过书本，迷信过传统，但是却因此犯了错误，因此，他提醒施密特不要犯和自己同样的错误。
即使是恩格斯，都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准确无误，所以说，人总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成功的人都能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去勇敢地承认，并迅速地纠正错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不断进步。而在科学研究上，同样要敢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不断进步，才能逐渐地靠近真理。
【人是能思考的芦苇】
法国著名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的《思想录》里有句最精彩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是的，比起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物来，人确实是渺小的。人的肉身不但颇为脆弱，而且弱点太多：论力气，比不上野兽；论视力，赛不过家犬；论声音，比不上百灵；论美丽，敌不过孔雀。唯有人的思考和智慧能够超越时间，横贯万里，而这也是人类真正可以自傲的地方。上帝创造了宇宙，似乎是一定要叫这宇宙败坏的，而创造了人，人类却可以自由地设计自己的命运。这恰恰是幸福的前提，也可能是悲观的潜因，但却是尊严的全部。
在这里，布莱士·帕斯卡发现的不是人的渺小，而是发现人的高贵。一个人，只要拥有了思想，遇见鬼神，鬼神会畏惧你，遇见高山，高山会给你让路；遇见河流，河流会给你铺桥，遇见天空，天空会给你翅膀。思考的力量是无人能挡的。
静静地走到一棵树下，仔细看看树上的蜂窝。你一定会发出惊诧的叫声，因为这些蜂房全都是精妙的六边形！
这是为什么呢？早在18世纪初，法国学者马拉尔奇就曾经做过深入的研究，发现每个菱形的钝角都是109°28′，则所有的锐角都是70°32′。这一发现使西班牙物理学家奥鲁拉得到一个启发：这种特定的图形是不是最省材料容积又最大呢？到了19世纪，科学家又得到了一个更准确的数据，使对蜜蜂窝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并找到了最终的结果，结果正如西班牙物理学家奥鲁拉所预计的，既节省材料又可使容积增大。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赞叹世间万物的奇妙，以及这些生物的聪明头脑，甚至是人类所无法企及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类是如此渺小，又是如何建造起钢筋水泥式的高楼大厦，又是怎样建立起灵魂的大厦呢？
列宁说：“人比蜜蜂聪明，房子在没有实际上建起来之前就已经在人的大脑中建好了。如果说蜜蜂建窝只是本能赋予的一种生存能力，而人却能运用他的思考支配自己本身没有的能力。”
一个人不思考，世上就多条愚汉；一个民族不思考，就会走向疯狂。思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它并不必然指向真理；但不思考却必然走向愚昧盲从。因此，我们有理由鼓励思考，唤起人们思考的欲望。一株思考的“芦苇”是脆弱的，而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芦苇荡”，其爆发出的创造力将是难以估量的，也是不可战胜的。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像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唱出的那样：“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世界原本是不可知的】
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那么，物质世界可不可以被认识？怎样去认识？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回答。
《庄子·齐物论》中讲述了一个这样的寓言故事：
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庄子躺在花园的大树下乘凉，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五彩缤纷的大蝴蝶。这只蝴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非常快活，甚至连自己是庄子也忘掉了。
忽然一阵凉风吹来，庄子醒了，发现自己不是蝴蝶，而是庄子。他看看四周，又摸摸自己的脑袋，继而他糊涂了，自言自语地说：“哎呀，这是怎么搞的？到底是庄子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真奇怪，庄子与蝴蝶总该有所区别吧？”
这个故事颇有点痴人说梦的味道，令人感到离奇费解。明明是庄子睡梦中梦见了蝴蝶，怎么一觉醒来，竟连自己是蝴蝶还是庄子都搞不清楚了呢？
然而，就庄子而言，提出这个问题又是不足为奇的，这正是庄子的不可知论哲学观点的一种表露。
庄子对人的认识能否正确把握客观世界持怀疑态度，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性质和存在都是不稳定的，人类要认识事物的真实面目是不可能的。既然自己和蝴蝶的性质和存在是不稳定的，二者之间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界限，那么，究竟是自己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自己，又怎么能说清楚呢？
古希腊的哲学家皮浪的观点与我国古代庄子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对任何事物的好与坏、是与非都是无法断定的。
据说，有一次皮浪乘船出海，遇到了风暴。当时波涛汹涌，小船随着波涛上下起伏、左右摆动，随时存在着船翻人落水的危险。
船上的人都很惊慌，他却指着一头照样吃食的猪说：“我们应当像猪那样无动于衷，不必考虑风暴会带来什么吉凶。”
皮波是从怀疑一切的角度来宣扬他的不可知论思想的。他主张任何事情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无法辨别真伪，也不必去辨别真伪，应该像风暴中照样“无动于衷”吃食的猪那样，不去探究大千世界，不去预测行为后果，人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
皮浪有一次不慎掉进沟里，正巧他的弟子行路到了沟旁边。
这位忠实的弟子遵照他老师皮浪的学说，无法断定沟下边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他的老师，就没有把他老师拉出沟来，扬长而去了。
这位弟子多么荒唐、可笑！他既是皮浪学说的忠实弟子，又是“师处难中不伸手相助”的不忠诚的弟子。
【认识来源于实践】
鲁班是春秋时代鲁国的工匠。据说，有一次他承建一座庞大的宫殿，需要很多的木料，他就让徒弟上山砍伐树木。当时，砍伐树木的工具是斧子，想要砍倒一棵大树，需要很长的时间。由于工期紧张，木料供应不上，鲁班很着急，便到山上去看看徒弟的砍伐进度。
山非常陡，他在爬山的时候，用手拉着丝茅草，不料丝茅草一下就把手指头划破一条口子，流出血来。
鲁班非常惊奇，一棵小草为什么这样厉害？
鲁班摘下一棵丝茅草带回家去研究。他左看右看，发现丝茅草的两边有许多细齿，这些小细齿很锋利，用手指去扯，就会划出口子。
鲁班受了丝茅草的启发，他想：如果打成有齿的铁片，不就可以锯树了吗？于是他就和铁匠一起锻造了一条带齿的铁片拿去锯树，果然成功了。
实践出认识、出智慧。鲁班正是出于“承建一座大宫殿”的实践需要，怀着“砍伐大树”的实践目的，能动地接触到了客观事物——“两边有许多细齿”的丝茅草。先通过实践的特殊形式——“用手指去扯，就会划出口子”的小实验，后又通过和铁匠一起“锻造”的生产实践，才有所创造——“锯子”，有所发现——“齿状金属物分离固体优于刀状金属物”。
由此可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科学上的发现、发明、创造是如此，知识的积累、才干的增长、技能的提高，也是如此。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记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个名叫陈尧咨的人，擅长射箭，号称“举世无双”。
有一天，他在家门前的靶场练习射箭，箭箭都命中了靶子，人们纷纷拍手叫好，真是“百步穿杨”！他自己为此也十分得意。
但是有一个挑担卖油的老头儿见了却不以为然，只稍微点了点头。陈尧咨很扫兴，故意问老头：“你也会射箭吗？你看我射得准不准啊！”老头很直率地回答：“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经常练习，手法熟练罢了。”
陈尧咨一听，更加生气，愤愤地责问老头：“你凭什么轻视我的本领？”老头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我凭自己倒油的经验明白这一道理。”
说罢，老头不慌不忙地取出一个油葫芦，放置在地上，用一枚铜钱盖住葫芦口，然后舀一勺油高高地向铜钱孔倒下。只见那油犹如一条笔直的细线从钱孔灌入葫芦内，等到一勺油倒光，铜钱上一点油星也没有沾。人们无不惊讶。
此时，老头当着大家的面对陈尧咨说：“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罢了。”
这个“熟能生巧”的成语故事启迪人们，钱孔装油不沾、箭箭“百步穿杨”这两种精湛的技艺，不是什么神奇奥妙的本领，而是勤于实践、手法熟练的结果。
不仅装油、射箭是这样，人类任何一种本领、技能的形成也都是如此，“窍门”永远属于那些勇于实践、勤于实践的人。
【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人们的认识，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有它自己的实践目的；区别只在于它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起作用、结果的性质不同，不在于特定的实践目的的有无。
一切错误的认识之所以终究要被人们抛弃，并不是因为它不为实践服务，而是因为它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不能正确、有效地为实践服务。人类的认识发展史已经证明，一切认识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不仅在于它来源于实践，更主要的在于它以实践为目的、最终要为实践服务。
直观的经验科学如此，高深的理论科学也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发现了一些电和磁的特性，即所谓“顿牟掇芥，磁石引铁”。
到了近代，1745年，荷兰的马森布罗克和德国的克莱斯特各自独立发明了莱顿瓶，使人类第一次获得可供实用的持续电流。人们很快地把它应用于实践，相继研发出了电话、电报收发机与电弧灯，揭开了人类电力时代的序幕。
1830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创立了“电生磁、磁生电”的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研制了第一架感应发电机，随后人类才真正进入电气化时代，在实践领域中广泛使用着电。
20世纪初期，“弱电”理论有了新发展。法拉第引入了“场”的概念，麦克斯韦方程解决了电磁场的定量分析。一旦理论上有新的突破，人们就把这种新的认识付诸实践。1910年，电子三极管开始应用于广播，广播电台、电视机也相继问世了。
从人们对电的认识到一系列电器相继出现的历史生动地表明：理论自它孕育之日起，就与实践结下了不解之缘，就有为实践服务的“天职”；理论也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和“用武之地。”
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在任何一门学科中，人们一旦有了新的认识，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它应用于实践，以期有效地达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目的。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清朝著名学者纪昀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沧州城南，有一座靠近河岸的寺庙，山门倒塌，一对石头雕的镇门兽也随着滚到河里去了。
过了十几年，准备重修山门，需要把那一对石兽打捞起来。但是，河水悠长，到哪里去寻找呢？
起初，人们在山门附近的河水里打捞，仔细寻找，可是没有找到。
有人认为石兽顺着流水滚到下游去了，便划着几只小船，拖着铁钯，找了十几里路远，也没有找到。
有一位在寺庙里教书的“讲学家”责备打捞的人说：“石兽又不是木头雕的，怎么能被流水冲到下游去呢？石兽坚固而沉重，泥沙稀松而轻浮，石兽淹没在河中泥沙里，只会越陷越深。你们在山门附近的河中泥沙上面找，甚至到下游去寻找，难道不愚笨吗！石兽一定深深沉陷在山门附近的泥沙底下。”人们听了他的话，佩服他说得对。但是依照他的意见深挖了又深挖，仍然没有找到石兽。
有一位老河工断言“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游”，他说：“石兽是坚固沉重的，泥沙是稀松轻浮的，流水的力量不能一下子把石兽冲走，但是被石兽挡回来的流水的力量必定在面对流水的石兽下边，把泥沙冲开，形成一个窟窿扩大到中部时，石兽不能再保持平衡，必定倒翻到窟窿里去。流水再冲击泥沙，到一定时间石兽再倒翻一次，接连地倒翻，这对石兽就逆着流水‘上翻’到上游去了。”
人们依照老河工的意见去寻找，果然在上游几里远的地方把那对石兽找到了。
这则故事多么生动、有趣、深刻！
它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老河工关于“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游”的理性认识，依赖他在实践中所获得的关于石头、泥沙、流水及其三者运动的相互关系的感性认识；“讲学者”不具有石头、泥沙、流水三者在运动中的相互关系的感性认识，就不可能形成“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游”的理性认识。
那么，什么是感性认识？什么是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关于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人们在实践中，直接同客观事物相接触，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输入到人的头脑中而直接形成的认识，就是感性认识。故事中老河工在长期实践中所获得的“石兽坚固沉重”、“泥沙稀松轻浮”、“挡回流水”、“泥沙冲开”、“形成窟窿”、“失去平衡”等认识，相对于它们之间的本质的、内部的联系来说，都属于感性认识。
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感性认识，经过分析和综合，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内部联系，从而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故事中，老河工通过分析、综合而形成的“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游”的论断，以及由推理而形成的“这对石兽逆着流水‘上翻’”的判断，则属于理性认识。
【相马的绝招】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呢？这一飞跃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在具有丰富、可靠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科学抽象、逻辑加工实现的。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
秦穆公想请伯乐为他寻访一匹千里马，伯乐听了，脸上显出为难之色，说道：“说到相马，这里面很有些学问。我相马这几十年，也略略懂得了一点点规律。对于一般的好马，人可以从它均匀的形体，端正的外貌，粗大的骨骼上看出。这比较简单，一般的相马人差不多都能够认出它来。但是天下绝伦的千里马就完全不同了。千里马之所以很难相出，是因为它的特点非常不明显，好像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就像丧失形体一样。而这样的马，飞驰起来就好像要离开尘世一般，寻不到一点形迹。可惜呀，我的几个儿子从小跟着我一起养马，却都是平庸之辈，他们挑选一般的好马没问题，但是不可能选出千里马来。”秦穆公听了，吃惊地问道：“难道就再也没有人能为我选千里马了吗？”伯乐答道：“那倒不一定。我有一个朋友叫九方皋，是个担柴伐薪的粗人，他对于相马之术，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如果君王不嫌弃他，请国君召见他，他一定不会使您失望的。”
秦穆公召见了九方皋，只见他面目紫黑，身材短小，其貌不扬。秦穆公也不见外，马上派他到外地寻求千里马。谁知这一去竟没有了音信，整整过了3个月，九方皋才风尘仆仆地回来，上朝拜见秦穆公。九方皋对秦穆公说：“我已经寻求到了一匹千里马，正在沙邱那个地方，君王可以派人去把它牵来。”秦穆公问：“是什么样子的马呢？”九方皋回答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派人去沙邱那儿把马牵了回来，拉到面前一看，竟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穆公见了，很不高兴，想伯乐识出了这么多千里马，竟然不会识人，命人立刻把伯乐召来。
伯乐听说后，赶忙来谒见秦穆公。秦穆公生气地对伯乐说：“你推荐的人太差劲了。那个叫九方皋的相马人，连马的毛色纯杂、雌雄都分不清，又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好马呢？”伯乐请秦穆公把马拉来一看，点了点头，又长叹一声说：“九方皋相马技术竟然能达到这样神妙的程度啊！这就是他超过我千万倍的地方。九方皋所看到的，是马的天然的特性，得到了精髓而忘掉了粗疏的东西，看到内在特质而丢掉了表象。他见到了他应该见到的东西，而不去注意他所不需要的东西；考察了他应该考察的东西，而放弃了他所不必要考察的东西。像九方皋这样相马的经验，比起常人来要超过千万倍啊！”说完，伯乐亲自把马在众人面前试了一下，果然是一匹绝好的千里马，秦穆公这才信服了伯乐和九方皋。
“九方皋相马”的故事对我们颇有教益：九方皋在对马的毛色、性别、形体、筋骨等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去粗”——撇开马的毛色、性别等感性材料，“取精”——保留马的形体、筋骨等感性材料，“取其精而忘其粗”，最后才形成了对千里马的理性认识——关于马的“天机”的认识。原来九方皋相马的绝招之一就在于“去粗取精”！
秦穆公则相反——“去精取粗”，仅仅注重马的毛色、性别，而忽略了马的形体、筋骨，不仅未能识破马的“天机”，反而“很不高兴”地“责备”伯乐。
由此可见，正确的理性认识需要“去粗取精”的逻辑加工才能形成。因为在认识过程中，只有“去粗取精”，才能在对大量感性材料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抓住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主要精髓的东西。
【臆断的教训】
《吕氏春秋·疑似篇》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梁国北部的黎丘有一个奇鬼，常常装扮成住家人户的儿侄兄弟的模样出来惹是生非。
一天，当地有个老爷子去赶集，喝得醉醺醺地往家走。这鬼就装扮成他儿子的模样，把他拦在半道上捉弄他，使他吃了不少苦头。老爷子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酒醒以后对儿子大发雷霆，责骂道：“我做父亲的，难道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我喝醉了，你在半道上同我捣乱，这成什么体统？不孝，太不孝了！”
儿子一听，十分惊慌，急忙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哭着说：“造孽！造孽！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啊！昨天我到东城讨债去了，根本没到集市上去过。不信，您找人去打听打听吧！”
父亲听儿子说得有根有据，果真又去打听了一下，证实了儿子说的话是真话。
第二天，老爷子又故意到集市上喝酒，心想，要是再碰上这个鬼的话，非把它刺死不可。这天他又喝醉了。儿子害怕父亲路上再出事，回不了家，便到半路上去接他。老爷子见儿子来了，便认为又是昨天那个鬼怪装扮的，也不细辨，拔出剑来就把儿子杀死了。
冤枉，“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啊！”明明去东城讨债去了，却被错当作“捉弄”父亲的不孝之子而受责骂；害怕父亲出事、诚心诚意半路接父亲，却又被父亲杀死。真冤枉，真可惜！
这位老爷子之所以“人妖颠倒”，就在于他：既为假象所蒙蔽，视假为真、视鬼为子，又“不识庐山真面目”，主观臆断，视真为假、视子为鬼。到头来，才演出这一幕父亲杀子的悲剧，看来他实在太缺乏对现象的复杂性和去伪存真的必要性的认识了。
大千世界中的现象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大有使人眼花缭乱之感，但从性质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从正面直接地表现本质的真相和从反面歪曲地表现本质的假象。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真伪之所以一时难以分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认识论角度讲，主要原因有：从客观条件看，第一，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真实本质的充分显露也有一个过程；第二，事物的真相和假象交互并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待识别。从主观条件看，人们的知识、经验、方法、立场、观点的不同，便导致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实践证明，任何真相和假象终究是可以识别、可以区分的。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认识过程中，只有把真、善、美、精、优同假、恶、丑、粗、劣作一番认真的比较、鉴别，才能准确舍弃假、恶、丑、粗、劣的东西，才能科学保留真、善、美、精、优的东西。
科学的比较、鉴别是在实践中进行的。只有在实践中比较、鉴别出真假、善恶、美丑、精粗、优劣，才能泾渭分明地抑恶从善、贬丑褒美、弃劣择优，也才能切实有效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画鬼怪最易】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繁荣期，人们用“百家争鸣”来形容当时思想论坛的活跃。这个时期，绘画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对于写实和虚构都有了一定的理解。下面这个故事就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种理解。
齐国曾一度成为当时的思想中心，稷下学派汇聚了许多著名学者。齐王对于绘画也很爱好，王宫中供奉着许多画师。这天，齐王同一个画师谈论起绘画的事。齐王问道：“你认为什么是最难画的？”
画师说：“画狗、画马之类最难。”
齐王又问：“那画什么最容易呢？”
画师说：“画妖魔鬼怪之类最容易。”
齐王不解地说：“像狗、马之类的动物，我也能画几下，虽然画得不太像。而妖魔鬼怪之类我从没见过，不知道该怎么画。”
画师说：“狗、马之类的动物，人们都熟知，画得像或不像，人们都能看得出来，而谁也没有见过妖魔鬼怪，所以随便你怎么画，人们也不能说画得像或不像。因此说画狗、画马难，画鬼怪容易。”
从真理的客观性来考察，画师这番话是很有道理的。画家笔下的狗、马、妖魔等，作为通过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都是第二性的东西，属于主观认识的范畴，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但是，画狗、画马同画妖魔相比，又具有根本的、原则的区别。画中的狗和马必须同现实的狗和马相一致；画妖魔则不然，可以由人随意画来，无论青面獠牙也好，三头六臂也好，谁也不能证明它不是妖魔。
从哲学高度来分析，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最根本的在于它是一种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的认识，在于它包括不依赖于认识主体、不依赖于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内容。同样道理，画家笔下的狗、马等形象，作为同客观事物本质上相一致的艺术典型，是真理性认识的一个表现；而人们虚构的鬼怪观念则属于谬误性的认识。
“画鬼怪最易”启示我们：真理是客观的，真理的根本属性在于它的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