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南方封二王
朝贺完毕，刘邦便颁诏大赦天下，追奠先妣刘氏为昭灵夫人，又立王后吕氏为皇后，立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接着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以指挥和调度各级地方政权、朝廷各部门各项事务的运行。
刘邦所发布的第一个诏书是封吴芮和无诸为王：“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祖，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率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登基伊始，刘邦并没有首先封赏他最亲近的功臣宿将，而是对与他关系较疏远、且并无特殊功劳的故衡山王吴芮和故粤王无诸进行册封，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出人意料，实际上有他的深意。换言之，他追求的便是一种别样的效果。
刘邦封赐吴芮和无诸二王大有深意。吴芮原为秦王朝的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令，这是长江中游彭蠡泽畔一个偏僻小县。他为官不太扰民，颇有些政绩，因而被当地百姓誉称为“番君”。秦末农民战争的烽火燃起时，流落江上“为盗”的英布前来归附。吴芮看出英布并非等闲之辈，就把女儿嫁给他，并带领当地的越族人毅然投入起义，北上开赴反秦前线。
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取南阳时，吴芮的部将梅错率兵参战，协助攻取渐、丽等地。后来，吴芮追随项羽，率百越之众同项羽一起人关。项羽起初也承认吴芮参与反秦的功劳，因而在大分封时赐予他衡山王的名号，以邾（今湖北黄冈）为都城，是项羽分封的十八个诸侯王之一。但不久项羽出尔反尔，又削夺了吴芮的爵位与封土，将之降为番君。正缘于此，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以其参加反秦起义有功为由，很快改封他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
无诸是春秋晚期称雄东南的越王勾践的后裔，承袭为王。秦统一中国以后无诸王位被废，原统治地被秦朝设为闽中郡（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无诸认为复国的时机已到，遂追随番阳令吴芮参加了起义军。但项羽入关实行大分封时却没有赐予无诸任何爵位和封土，无诸自有无可言喻的愤怒与不平，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倒向汉军阵营。及至战争结束，刘邦按其承袭传统封他为闽越王，以闽中郡为封地，以东治（今福建福州市）为都城，作为对他参加反楚战争的酬赏。
刘邦此举确为英明的决断。吴芮长期为官于江南，口碑甚佳，为了稳定江南地区政治的稳定，自然以封他为王于此地最为合适。同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吴芮本人在政治与军事上并无卓越才干，所统辖的军事力量又很弱小，封为长沙王，既是治理该地的合适人选，又可作为汉朝与宣布独立的南越王赵佗之间的缓冲。当时的江南虽然地域广阔，气候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但人口却很稀少，有待于逐步的开发，在经济文化均较落后的情况下，吴芮名义上虽领有五郡，实际上只有长沙和豫章二郡，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尚在南越王赵佗的统治下。吴芮既无能力收复象郡、桂林和南海三郡，也根本无法形成威胁汉朝中央的力量，所以做了长沙王以后，吴芮对汉朝中央惟命是从，不敢有半点的倨傲失礼之处，这样就保持了长沙地区政治上的稳定。及至刘邦按照既定方针，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时候，只有长沙王及后裔得以世享其禄，保住了爵位与封土。
因为无诸是粤人，又是勾践后人，因而在闽越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刘邦同时封无诸于故地为王，这就使他能够更好地稳定汉王朝在那里的统治。闽中地处东南海隅，称为东瓯，亦是荒远夷蛮之地，中央政权鞭长莫及。而刘邦当时注意的中心是中原地区的政治建设，只要能维持闽越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使少数民族与中原人民和睦相处，当然无惜封爵。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无诸为王治理闽中之地，较之从汉王朝中央派遣另外的任何郡县官吏都更加便利，可以说是不仅勇为而且乐为的事。
刘邦称帝之初即封赏此二人，显示了他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实际上是他削平异姓诸侯王所先期下定的一步棋。随着不久之后刘邦开始削平异姓诸侯王，这步棋的高明之处便得以显现，尽管中原地区的诸侯王们对汉朝中央剑拔弩张，英布、韩王信和燕王卢绾等甚至与中央王朝兵戎相见，但江南地区却保持了稳定。
4.以宽治国，休养生息
国泰民安，政权稳固是每一个君主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政权才可以稳固，经济才能繁荣昌盛。人民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则国家亦危在旦夕，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秦始皇帝和二世皇帝因剥削，耗尽了民脂民膏；三年的反秦起义和五年的楚汉相争，使国家经济更面临彻底崩溃的境地。土地荒芜，生产凋零，粮食奇缺。
秦朝灭亡了，刘邦不想再做第二个秦二世。
要巩固新生的汉政权，就必须迅速恢复国家经济。为此，高祖刘邦采取了从宽治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且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得障这一政策的贯彻和实施。
积极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人是恢复生产的决定因素。为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他首先从挖掘现有人口潜力着手，用赦免罪人、招抚流亡、复员军队、解放奴婢、鼓励生育等方法增加生产人手。
刘邦刚刚打败项羽，在定陶即皇帝位时，就下了一道大赦令。赦令说：“八年战争给老百姓造成莫大灾难。现在天下太平了，可以赦免狱中除死罪外的所有囚犯。”在以后的几年里，像这样的赦令，他还下达了七次。
由于战争，使得很多人流亡外地。刘邦移驻洛阳不久，便颁发了“复故爵田宅”的诏令。他宣布：“以前流亡隐匿在山泽而没有登记户籍的人，只要返回家园，就恢复其原来的爵位和田宅，任何人不得刁难和歧视。地方官吏中如有人违背这个诏令，将从重论处。”
汉政府鼓励从军的吏座复员，从事社会生产。愿意留在关中的，免除12年徭役；返回故乡的，免除6年徭役。复员的交卒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失去爵位的，或虽有爵位但没有达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级的爵位；已有大夫级以上爵位的，再给增加一级。
奴婢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刘邦下诏规定：凡是因饥饿而卖给别人当奴婢的，一律恢复其自由人身分。
为了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刘邦颁布诏令宣布：“老百姓家生了儿子，可以免除两年徭役。”
农业要发展，土地是关键。为了使弃耕的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刘邦早在楚汉战争时期，就命令开放过去秦王朝的范围园地，准许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垦殖。他称帝之后，进一步落实“以军功行田宅”的政策，按军功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赏赐给从军官兵数量不等的土地，使他们成为自耕农或中小地主。
用轻徭薄赋调动生产积极性
汉朝的徭役制度基本上沿用秦朝规定，但在执行时有很大放宽。秦代男子法定服役年龄段是15～56岁。由于秦统治者急功近利，大兴土木，实际征发时还常常超过这个年龄段。刘邦则把它缩减为23～56岁。他对服役的天数也做了严格规定：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月，称“更卒”，主要从事筑城、修垒或其他社会公益劳动；每人一生中到边疆戍守一年，称“屯戍”；到京城服务一年，称“正卒”。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执行，如果条件允许，还适当予以减免。
汉初征收的简税也不算太重。秦时“收泰半之赋”（征收农民收获物的一大半）。刘邦规定“轻田租，什伍而税一”（征收实际收获物的1／15）的制度。并根据官吏薪俸和政府开支的需要，制定赋税的总额，认真执行，不许乱征。田租之外，征收“算赋”，即人头税，规定从15～56岁的人，每人每年出120钱，叫做一等。算赋收入用于军费支出。7～14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交20钱”。称为“口钱”。这是奉给皇帝的。另外还有户赋，每户每月交200钱。这些规定，只许减低，不许突破。刘邦当政期间，就几次下令免除一些地方老百姓一年或几年的国税。
诸侯王、通侯和地方官吏敬献给皇帝的钱叫“献资”。献费开始没有统一标准，一些官员为讨好皇帝，或中饱私囊，竞相搜刮，层层加码，引起百姓怨恨。汉十一年，刘邦下令：“献费为每人每年用钱，任何人不许征。”
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如何处理好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战国以来，弃农从商的情况就相当严重，它对封建社会的基础产业——农业，起着瓦解和破坏作用。秦始皇时便加以限制。西汉初年，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商人经济势力又有膨胀。从事冶铁、煮盐和传销的大工商主，大都役使奴隶进行生产。一个拥有一百名奴隶的工商主，财富可抵得上“千乘之家”的诸侯。临邛卓氏靠冶铁致富，拥有重叙八百，平时生活享受“拟于人君”。
弃本逐末的人多了，投入农业的人就少了。而且，商人“以求致财，用本守之”，那用经营商业和高利贷赚取的大量金钱来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与土地的脱离。这既危及封建的经济基础，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不法商人还挖空心思扰乱物价和金融。汉初国家力量有限，允许民间铸钱。奸商们铸钱时掺杂铝铁，滥造钱币。他们还利用荒年或战乱，低买高卖。囤积居奇，更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基于此，汉初实施压抑商贾的政策。规定对从事工商业的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拥有市籍的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受很多限制。比如：汉八年三月，高祖刘邦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织的衣服，不能携带武器，不能乘车骑马；本人及子孙不能担任官职；在经济上要加倍征收算赋，所雇用奴婢的其赋，也由主人交纳。
高祖刘邦实施的以上措施获得了显著成绩。秦末以来凋敝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而且作为“祖宗之法”，被他的后继者又严格地承袭下来。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已取得的成绩若不加以巩固，就会失去。取得成功了，还要看一看被打败的是如何败的，败在什么地方然后引以为鉴，并给予克服，经商如此，治政也如此。
三、治民如治水，顺情平天下——汉武帝刘彻的智谋故事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他即位之初，西汉王朝在文帝、景帝的治理下，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了少有的盛世。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并没有躺在前辈创造的安乐窝里，享受荣华富贵。汉武帝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常常把自己与大汉帝国的永存联系起来，认为自己应当建立前无古人的功业。于是，他一登帝位，便以开拓进取的精神改变了汉初以来较为保守的政治风貌，对内以儒家思想统一人们的意识形态，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在经济上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使经济发展大大加快了步伐。对外则积极开边拓疆，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军事上则重点打击北方匈奴族对边疆地区的袭扰。
汉武帝从公元前141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逝世，做了54年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他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把西汉王朝推进到鼎盛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汉武帝以他无与伦比的文治武功，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伟人。
1.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是一种艺术，任何一位高明的帝王，都不会只用单一的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汉武帝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自然对此也是轻车熟路。他在前朝诸侯王不断作乱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不断削弱诸侯实力的有效方法——推思令。通过这种方法，诸侯国逐渐由大到小，由小到无。从而一步步消除了诸侯谋反的可能性，为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开了一付灵丹妙药。
诸侯王骄纵不法
汉初，各诸侯王国力量较小，朝廷易于控制，它们在巩固汉帝国的统治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侯王的势力日益膨胀，逐渐成了朝廷的威胁。这些诸侯王“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之诏，觊觎天子之位。文帝前三年（前11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去太原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开了王国反抗中央之端。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其后尘。这两起叛乱虽然被平定，但其他诸侯王的不臣之迹却愈来愈明显，他们在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到了汉景帝时，终于爆发了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叛乱事件——七国之乱。这次由七个诸侯国联合发动的叛乱，虽然最终也被平息下去，但它对汉中央政权的打击很大。因此，从那时起，中央一直采取抑制诸侯的政策。王国的行政权由中央派官员负责，诸侯王只享有封国内的租税，其他一概无权过问。
汉武帝继位后，大臣们推行前朝抑制、打击诸侯王的政策。经常向武帝汇报和揭发诸侯王的过失和劣迹，有时还召来诸侯王的部下，逼迫他们检举诸侯王的罪过。诸侯王们惶惶不可终日。
建元二年（前138年）冬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洛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武帝设宴款待。宴会上刘胜突然大放悲声，向武帝哭诉了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种种事情。刚刚继承皇位的武帝，既要限制诸侯王势力的膨胀，防止对帝位造成威胁，又要利用血缘关系维护统治。为了笼络宗室，武帝下诏增加优待诸侯王的礼遇，废止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以体现天子对宗室的亲亲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