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下诸将见陈平刚来，又不见有什么功劳，就一下得了贵官，还跟随汉王身边，认为汉王这般抬举陈平也太过分了。下边不满的议论，汉王也有所风闻，但均不以为意；相反，更加厚待陈平。这下惹得周勃、灌婴这类功臣更加愤愤不平。他们在将士中搜集了些有关陈平的不廉行为，然后气呼呼地到汉王帐中告状，想把陈平告倒。他们对汉王说：“陈平虽然是个美男子，恐怕是个绣花枕头，未必就有真正的本事。听说陈平在家乡时，除了读书，不视生产；寄食在哥哥家里，行为不端正，不顾人伦纲常，与嫂子有暧昧关系，家乡人都瞧不起他。后来他投奔魏王府下，魏王不重用他；又逃到楚军中，项王对他也不好，他这才跑来依靠大王。大王信任他，赐予他尊官，令他掌护军，他却不忠于职守，收受贿赂，还按人行贿多少安排工作。像他这样渎职，实在是一个不奉公守法的乱臣！请大王明鉴，不要被他的外观和花言巧语所迷惑。”
汉王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说：“寡人任用陈平，是因为他有才智。你们说的那些盗嫂受金之事是德行问题。当今楚汉相争，全靠能人出奇谋，武士出勇力。那些循规蹈矩的谦谦君子有啥用处！你们就不要再追究他的那些生活小事啦！”周勃等人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汉王见他们走了，心里觉得有些问题还是得弄清楚，于是召陈平进来质问道：“先生，你原来事魏不行，于是事楚；结果又离开楚营，投到我处。人臣侍君可以这样不专一吗？”陈平从容回答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采纳臣的意见，所以离开他；到了项王麾下后，臣见项王信任喜欢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故旧；其他人即使是奇谋之士他也不重用。臣听说汉王豁达大度，知人善任，远近豪杰都争相归附，所以臣才来投奔大王。臣来时，只身一人，除了身上穿的，余皆一无所有。如果不收受点钱财，就无法筹办活动经费。大王现在若真的认为臣的计划可以采用，就请大王听臣行事；假如认为不行，臣收的钱财全在，就全部封送官府，放我一条生路让我离开就是了。”
汉王听后，立刻向陈平赔礼道歉，并重金赏赐陈平，还提升他为护军中尉，监护诸将。这样一来，众将领再也不敢说长道短了。
从此，陈平一心一意跟随汉王身边，尽心为汉王出谋划策。汉王对陈平则言听计从。凡陈平计谋所需黄金，不管数目有多大，汉王总是全部满足所求，从不过问这些黄金的具体支出情况。君臣之间，相得无碍。陈平所献大小奇谋不计其数，多次使汉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他与张良成了汉王刘邦夺取天下以至治理天下所不可或缺的左右手。直到十数年之后，高祖临终之前的遗嘱中，陈平仍是汉高祖托付的安刘佐汉的重要大臣之一。
2.当机立断，消除隐患
怎样才能保障帝位的安全，这是每个君王都必须考虑而且也是要优先、重点所考虑的问题。古时将帝王之位喻为“神器”，而偷窥神器，时时想夺为已有者大有人在。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被他人所侵夺的危险呢？最为有效的方法，那当然就是防患于未然，即使有本钱，有能力侵夺神器的人，在地球上消失，至少让他失去这种本钱和能力。刘邦就是最善于防患于未然的一个高手。
出其不意，让韩信乘乘交出兵权
公元前202年十二月，经过四年的浴血鏖战，刘邦终于赢得了楚汉之战的胜利。这年的十二月底，刘邦率领文臣武将离开还未打扫的战场，向设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北）的韩信的统帅部进发。
继续平定项羽的残余势力，这是刘邦来到韩信军的统帅部定陶以后，要迅速办理的大事，这说明他要做天下霸主的清醒意识。此时，刘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着眼，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和形象一步步地进行自觉的自我设计。他不贪图眼前一时的享受，不沽名虚妄，而是苦心积虑地进行奠定大汉基业的长远打算。从此立场和角度出发，刘邦在定陶做的又一件大事，就是收回大将韩信的兵权。
垓下之战，刘邦阵营的主战军团，是韩信用来做前锋的三十万齐国军队。项羽灭亡后，最让刘邦担心的便是这股力量。幸好韩信军团中的骑兵与步兵主力的统领灌婴、曹参，都是刘邦的嫡系部下。特别是灌婴的骑兵主力，在垓下之战中功劳最大，获得项羽尸首的五大将领，均属灌婴部属，后均被刘邦以封侯奖赏。
北进的路途中，刘邦即与张良、陈平密议，消除隐患的谋略已成竹在胸。因此人马一到定陶，人不休息，马不停蹄，突然亲临韩信驻军大营。韩信闻汉王驾到，忙迎出帐外，不知刘邦突至，又有什么新的举动。刘邦步入帐内坐定，开口直言道：“将军统军，屡建奇功，今又剿灭项王，寡人终身不忘。今强兵已灭，兵戈渐息，恐不复劳师，所以将军应交出兵符，择日返回封地了。”
韩信闻言，已知汉王之意，且目前态势又正如刘邦所说，因而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取出兵符印绶，交还刘邦，自己移住驿馆，准备择日返齐。至前201年正月，刘邦又发布诏令，更立韩信为楚王，说楚地已定，义帝无后，齐王信出自楚中，习楚风俗，现改封为楚王，以淮北为封地，都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
解除韩信兵权，使他无法构成威胁；更立他为楚王，收回已经答应赐予他的封地齐国，以四战之地的淮北为封地，就大大减少了韩信可能与他相抗的资本。
刘邦收韩信兵权，并改封他为楚王这两项措施，显然是为防范韩信反叛而刻意所做的精心策划。首先，韩信的特长是带兵，帅而无兵，就不易兴风作浪。再者，齐国地广人众，有鱼盐之利，加之民风骠悍，自春秋以来就是东方大国，将这一重要地方封赏给韩信，刘邦既不乐意，更不放心，因而差不多在剥夺军权的同时，也宣布了改封他为楚王的决定。
明升暗降，缩小彭越的势力
刘邦到达定陶以后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封彭越为梁王，以原魏国的一部分为封地，都于定陶。这实际也是削弱彭越势力的一个有力措施。梁王的封号虽然保住了，但得到的封土并不是原魏国，而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彭越也失去了与刘邦抗衡的力量。
在楚汉战争中，彭越对刘邦的胜利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彭越军势力量的发展和功劳的增加，也使他与刘邦之间产生了矛盾并日趋激化。这些矛盾多半是刘邦考虑问题从战略全局出发，彭越不免困于局部利益；刘邦在战争年代慎于封赏，彭越总想得到与功劳相当的封地和爵位，这样二者之间就不易调和。公元前203年（汉王四年）初，当刘邦在前线受到楚军猛烈打击、形势十分困难时，曾迫切要求彭越率兵迅速赶赴荥阳一带，从背后攻击楚军，但彭越却以“魏地初定，尚畏楚”为理由加以拒绝，这不能不引起刘邦的不满与警惕。
公元前202年（汉王五年）十月，楚汉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整个形势对汉军有利，刘邦指挥汉军主力追击楚军至阳夏，派使者敦促彭越统兵速来参加聚歼楚军的战斗。可是，此时彭越正在觊觎魏豹死后留下的王位，在得到刘邦的许诺之前，坚持按兵不动，这种置大局于不顾、置盟友于不顾的作为使刘邦既窝火又无可奈何。结果经固陵（今河南太康南）一战，刘邦因陷于孤军作战而失败。他向张良请教：“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张良已看透彭越、韩信等人迟迟不发兵的目的，知道他们是要求更大的封爵和更多的土地，于是就对刘邦说：“彭越平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早定。”建议取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北至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的广大地区封王彭越，以此为诱，促使他痛痛快快地前来参战。刘邦依计而行，遂派使者许彭越以王位，并许诺他想得到的土地，彭越果然高兴地率兵参加了垓下之战，为刘邦的胜利做了最后的一次贡献。
刘邦虽然暂时满足了彭越的个人愿望，但对他的信任程度却越来越低，经此一事，他们之间再也难以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从公元前202年到前197年的5年间，彭越与刘邦的关系虽未出现大的裂痕，但由于彭越偌大的地盘与诸侯王的权威对新王朝也是一个潜在威胁，而就刘邦当时逐步实施的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来说，矛盾愈加难以调和，由此，彭越被诛灭的悲剧终究不可避免。
3.称帝建汉，巩固皇权
汉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帝王，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历史上不乏那些目光短浅者，一旦打下江山，便觉大功告成。于是，生活奢靡，思想放松，整天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结果好日子没过几天，江山转瞬又给别人夺去了，从而落得个被天下耻笑的下场。不过，刘邦决不是这类鼠目寸光之辈，他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不得不饮佩他是一位少有的英明之主。
为了老百姓，我才当皇帝
赢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华夏大地的最高主宰，项羽所封的汉王头衔已经不足以显示刘邦的权力、富贵与尊严，更换新的名号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需要。当年统一六国之后，秦王嬴政就曾直截了当地要求群臣认定他的新名号，刘邦的心思也自然为朝夕相处的臣僚所窥知，他们无须指点，即自发组织起来，要拥戴刘邦为皇帝。
于是大家决定以诸侯王联名上书的形式，恭请刘邦蹑足九五，速正大位，名正言顺地做皇帝。据史载，当时“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贩继伦，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厚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今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诸侯王要求刘邦“上皇帝尊号”，速正大位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功盛德厚”，王的称号已不能反映他地位之隆崇，二是汉王与其他诸侯王同处一个层次，“亡（无）上下之分”，不符合等级制度的习惯要求。刘邦虽然明白皇帝之位非已莫属，梦寐以求的也就是早日享受一下做皇帝的滋味。但当皇冠临头之时，面对诸侯王的上书，他又感到有谦让一番以显示风度的必要，于是回答说：“我听说贤明的帝王是不图虚名的，今天大家都这么推举我该怎么办呢？”
刘邦曾以谦和之量铺平了前进的道路，虽今非昔比，然而故伎重演，他觉得谦恭一番依然是必要的。事实正是如此，他已贵为汉王，又是一个胜利的政治、军事集团的首领和最高统帅，天下承平，皇帝自然非他莫属，他即使不谦让或者干脆自立大汉王朝，封冠加冕，也没别人与他去争，但有意地谦让一番，既是风度也是谋略。如此一来，刘邦在诸侯王及臣民当中又树立了一个温和谦恭、宽厚长者的帝王形象，这种感召力和以身教化的作用是不能轻视的。
诸侯王们知道刘邦谦让的原因，是要他们将推举他做皇帝的理由讲得更充分，所以劝进也就更加殷切，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矣，愿大王以幸天下。”
虽然是出于颂扬，但言下的意思也十分清楚：你刘邦不做皇帝，我们这些已沾你光做了诸侯王的人怎能安于位？再说，还有更多的跟你打天下的臣僚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你以皇帝特有的尊严降旨赐爵和封土呢！
刘邦又谦让了几次，最后才表示同意说：“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这里，刘邦将他做皇帝的理由也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他做皇帝并非为一己之私，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百姓，由此可见他的机智和聪明。而在客观事实的发展过程中，从历史必然性的选择上来说，他也的确以做皇帝为新的开始，实现了诸侯纷争后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的安居乐业。
刘邦以“便于天下之民”为由，经一番谦让之后“接受”了诸侯王们“昧死拜言”的劝进，在群臣的欢呼声中，于公元前202年甲午日，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县境）的一个土台上举行了登基大典。
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定陶汜水北岸，当祭坛筑起，旌旗环绕，鼓角声声，礼官各司其职之时，刘邦便要在这里登基称帝了。
诸侯王以及太尉卢绾以下的三百多名有功将领们，与原秦王朝的博士叔孙通一起，为张罗刘邦的即位大典忙得不亦乐乎。当吉时既到，鼓响号鸣，刘邦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坛祭了天地，然后回到大殿，面南坐于早已设就的汉帝位，文武百官分列两旁，礼官宣礼，群臣朝贯，歌功颂德，万岁之声传遍原野，腾上云空，正所谓：“大丈夫当如此也！”在诸侯王及群臣的欢呼声中，刘邦的人生理想终于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