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山头村工作的时候,开始是住在独身汉赵满满的土窑里。那眼土窑是在村边子上,窑洞非常潮湿,后窑掌上塌了桌面大的一块土圪垯。窑顶用些乱木石撑架着,看去很危险。赵满满在这土窑里住了很有几年了。他有一口小铁锅,是给人家推磨赚来的。还有一个毛口袋,天凉了当盖的,天暖了当铺的。还有一些破破烂烂的什么东西和乱七八糟的圪针柴草堆了半窑洞。
初来这村,村公所通信员把我引到赵满满的窑洞里。通信员对他说我要在他窑里住。赵满满马上手忙脚乱起来,扑过来,扑过去,忙着整饰窑洞。他说:
“村里好窑好房有多少,怎么要住我这光棍窑哩,唉!唉!活得不像个人!连个猪圈还不如哩!”
我告他说穷苦人家都是这样,没办法闹得干干净净,不必着急打扫。他哪里听,只顾把那一堆柴草和圪针往窑外拥。霎时间,闹的满窑灰飞尘扬。我帮他把柴草拥出窑洞以后,我就拿起笤帚扫地,被他一把夺过去,说:
“这可不是你们做的营生。”
一会儿,他又给我烧水,因为窑洞潮湿,又刮着老北风,炕洞子也多年不修,走风透气,溜了一窑洞烟。我听他在窑洞里大声骂道:
“老爷爷穷了,火神爷也不抬举啦!用着的鸡就杀不死了!”
赵满满在窑里骂灶火不快,骂锅子太小,骂火柱太短,骂老鼠掏了他的炕洞,窑里的东西几乎叫他骂遍了。我告他说,我不想喝水,不必烧了,他却不听。我一面听他大骂,一面听见火柱捣得炉台“咚咚”响,到后来,赵满满把火柱往门外一扔,就从窑里跳出来,炉烟熏得他两眼发红,口口声声抱歉。
“嗐!嗐!同志,实在没法。穷得连口水也不能叫同志喝,这还算个人家!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哩!”说着,眼泪簌簌落下。圪蹴在门口唉声叹气。
虽然不久以后,他就搬到地主的油笔彩画的窑洞里,我初来时的印象,却永久难忘。我花了很多工夫从别人口里和他口里,到底了解了他的身世。
赵满满原初是个租地户,也有婆姨和孩子的。赵满满的地主是张家山的张万千。赵满满就在张万千手里栽了跟头。
有一年地主张万千来收租,赵满满看着把他的米快装完了。心里疼得如刀割似的说:
“财主老人家,不多了,留下几颗吧!我们吃上,明年好给你老人家受苦,都装走了,明年受不成咧!”
张万千说:“不用你受了。你看看这账吧:年年交不清,年年交不清!光欠租就有三石多,照你这样子,再一辈也交不清。”
赵满满跟着他的粮食,一步不离,从窑里走到窑外,他拣最好听最可怜的话央求地主,地主一口一个“没良心”,他看着他的粮食抬到骡子的脊背上,他忍不住了。他追上骡子,用力一推,就把粮食从骡子上推下来,趴在粮食口袋上痛哭。张万千吼了一声“造反了”,举起棍子就打,打得赵满满满地打滚。张万千吩咐把粮食驮起,刚走到村口,赵满满早躺在路口等着了。张万千看看没法,就答应借给满满老汉二斗米,叫他跟着去背。到了张万千家,并不是借给他二斗米,却是一顿乱棍把他打出门来。他被打得走不动,就爬回家来。他婆姨见他被人家打成这样子。痛哭一夜。赵满满说:
“这就是咱受苦人的下场。他吃咱家的租子无其数了,不借米也罢。唉……地也夺走了。人家嫌租子少,又加了租,把地转租出去了。”
赵满满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才能下炕走动。也没租下地,眼望今秋又没指望,婆姨和孩子,陪伴着他饿成个黄莩,心里就打了卖婆姨的主意。在原先也舍不得,苦熬苦受一辈子,娶下个婆姨,如果卖了,以后怎办?又想道:不卖又怎办,连自己的嘴也糊不住,怎能养活他们!思谋来思谋去,还是要卖。她娘家没人,没人主,卖了也没人说话。只是他的婆姨待他很好,怎么好开口?一直到“春困三月”,一家三口饿得见了西北风也要吃几口,再也没法了。赵满满就对他婆姨说:
“你跟上我也受够了。与其一家子饿死,倒不如各鸡刨各食,也许能逃个活命,你再寻个人家吧!”
他婆姨不愿意,说是讨吃也要在一搭。
赵满满说:“跟上我这穷命,连累得你母子俩饿死,我心上也过不去。说是讨吃,正是‘春困三月’的时候,年时又是荒年,讨吃还能糊住三张嘴咧?你们在一天,我这肩上好比放了千斤担子,你们一走,一来你们逃个活命,二来我也不操这份心了。我生来命穷,就该我一个受罪,就是饿死,饿死我一个,没牵没挂,死了心里也清静。”
婆姨怎也不肯,两口子直是对哭。赵满满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卖他们。人家不给钱也可以,只要他母子能逃个活命也就好了。有一天,他虚说去讨吃,就引上他婆姨和孩子,到了后山,卖给了一家土财主,他在那张文书上,寒心地押了手印以后,就背了二斗米回来,渡过了春荒。
赵满满自从卖了婆姨,自己觉得理短,所以也少和人谈话。他租不出地来,只是靠揽长工打忙工过日子,他不愿在本村做营生,他怕人家问他卖婆姨的事。他多半是到外村做营生。
他对大人们不大说话,对小孩子可亲热啦。他看见那些孩子们笑了是可爱的,哭了也是可爱的,甚至孩子们骂他也不说甚。那些孩子不知从哪里听说他也有个小子,就问他:
“你不是有个狗娃吗?”
“唉唉!对了!人家要叫他活着,如今有你们这么大了,走时才两岁呢。”
他为了和孩子们亲近,下工以后,就把赚来的工钱买许多烧饼,把孩子们引到村外树下耍。他拿一个烧饼问:
“谁摸我的胡子,给吃一个饼子!”
孩子们听说给吃烧饼,都抢去摸赵满满的胡子。赵满满的花白胡子里好像生出了许多小手手,那些小手手就在他的嘴边乱动,他高兴极了。他笑着说:
“一人一个,一人一个。”等到孩子们吃饱了,精神也来了。他就问孩子们:
“咱们该作甚哩?”
孩子们吼道:“要筛灰!”
孩子们一齐扑到赵满满老汉身上,七手八脚把老汉放倒。扯腿的扯腿,扯胳膊的扯胳膊,就把赵满满筛一顿灰,直把赵满满筛成个土人,就是这样,他也是高兴的。等他爬起来以后,孩子们都跑了。他自言自语地把身上的土拍打一顿,走回他的窑洞里。他想着他的老婆和孩子,流着眼泪直到半夜,第二天他又去上工。
他每逢想起他的老婆孩子的时候,就买烧饼引逗孩子们,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是快乐的。但是他没钱买烧饼的时候,孩子们就不跟他耍了。
虽说那些吃屎娃娃不懂事,却有一次大大帮助了赵满满。有一年快过年了,赵满满没钱去担炭,就拿了一把香和一刀黄表去换炭,一出村,就碰上了一群担炭的孩子们,他们就一齐去窑上担炭。那些孩子们有的是拿了钱,多半是用个小口袋装了米或豆子。窑掌柜一个一个把孩子们的箩头装满以后,赵满满就走过去。问能不能用香表换一点炭。掌柜的把头一扭,给了赵满满一个后脑。赵满满说:
“李掌柜,撂下香表,或多或少给我一点炭,过年还没烧的哩。”
赵满满等了一阵儿,李掌柜却说:“我们这里没这规矩。”
赵满满又是说好话,人家叫他另处去说,说是忙得顾不来听这些废话,赵满满气得没法,圪蹴在一边哭了。心里思谋道:“当了个掌柜的就这样威,居了官该怎呀!穷人怎活哩!”他正思谋,一群孩子跑来问道:
“满满老汉,装起没有?怎不走哩?”孩子们走到跟前一看,说:“怎还没装上,我们在路口可等你多时了。”
赵满满就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孩子们就把老汉拉到路口,有一个说:
“我给满满老汉两块大的。”
又一个说:“我也给两块。”
又一个说:“每人给满满老汉两块炭。”
有一个不愿给满满老汉,说是怕回去挨骂,其余的孩子都抢过来说:
“怕挨骂,就不要吃老汉的烧饼,不要和我们一搭来担炭来。”
那个小孩受到大家的批评,也给满满老汉的箩头里添了两块炭,并且与大家约定,回去谁也不准说。
赵满满担起两箩头炭,高兴得眼泪也抛出来了。一路上,孩子们直骂李掌柜不是人,说说道道回到村里。
赵满满的生活就这样:有时下地,有时推磨,有时和孩子们说笑,有时一个人和他的窑洞吵架。
赵满满就这样地过了十来年,直到如今土地改革的时候才算翻了身。
在分配土地的时候,赵满满的婆姨引着他的孩子忽然回来了。她回来得那么突然,连赵满满都有些不大相信。
那天黑夜,代表们在我住的窑洞里开会讨论分配土地问题,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忽然有个婆姨引着一个孩子走进来,那婆姨衣服破烂不必说了,头发也多时没梳,乱蓬蓬价越发显得瘦了。那孩子也饿得只剩了两个大眼睛。她手里拉了个棍子,问道:
“工作团住这里?”
我问她是不是河西的难民,她说:“我们听说分地哩!是从后山回来的。”
代表会主席是个退伍军人,名叫何正身,他问:“你有介绍信吗?”
那婆姨又说:“我们是讨吃的,去哪里开介绍信?”
何正身又问:“你是哪村的?”
她说:“我就是这村的,我男人叫赵满满,不晓得还在不在?”
一听说是赵满满的婆姨,开会的人都惊慌了,他们半信半疑地看着她。我们告她说:赵满满翻身了,搬到地主院去住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十年来,就盼的个如今哩!”
何正身和我引她到赵满满窑里。赵满满才做饭,何正身一进门就说:
“满满老汉,看我们给你引了个谁来了?”
赵满满猜不透是谁,他把火柱放下,走到他婆姨面前,看来看去,认不清是谁。那婆姨说:
“我们回家来了。”
赵满满心想:这是谁回来了,他疑心起来。他伸手把锅台上的那盏高脚灯端在手里,走过来,支在他十年不见的婆姨面前,仔细看了又看。他看见她不像他的婆姨,却分明又是他婆姨,看来看去,样子虽然变了,确实是他婆姨,当他疑惑不定的时候,他婆姨把孩子推在他跟前说:
“狗娃子,这是你爹!”
赵满满老汉听见这熟悉的声音的时候,他的身子和那盏麻油灯突然地倒下来,这暂时黑暗的窑洞里,只有炉火发出跳跃的闪光。在这炉火的闪光中老两口的脸掩在手里,失声痛哭。
马上我们又把灯点着,赵满满老汉把狗娃子拉过去,搂在怀里,好像怕他跑了似的。他在那里不言不语,用衣襟给狗娃子拭鼻涕和眼泪。
何正身说:“多年不见,见了面正该高兴,怎就哭了。”
我们劝说了一阵,老两口就转哭为笑了。那婆姨说:“谢天谢地,这全是托毛主席的洪福哩!我们总算活出来了。”
不一会儿,男女老少就把窑洞挤满了。那些婆姨们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赵满满的婆姨就把这十年来的苦处告他们,她说:自从把她卖到后山那家土财主家,一天没有两顿饱饭,倒有两顿饱打。人家买下她,就当成长工子使唤,地里受了家里受。人家说狗娃是个吃手,成天打的要卖哩!她看看母子俩活不出,就偷背上狗娃子翻过山到州里讨吃去了。狗娃子长到七岁上,就跟上人家放羊,她自己就揽了工。一直到如今,听说要土地改革分地哩,娘儿俩就一路讨吃回来。
老婆婆们说:“你原初就不该去州里讨吃,恓恓惶惶受了这十来年。”
满满家婆姨说:“哎呀呀,老人家,那时回来有两难哩:一来他爹也养活不了我们,二来那家土财主又要找麻烦,到头也闹不过人家,倒不如逃得远远价。我们在那边也土地改革哩。人家说这里也土地改革,众人起来把地主也闹倒了,土地也分了。前几年还怕后山地主找来,如今他们叫众人闹倒了,还怕甚哩!”
一个老婆婆说:“说起翻身,从前谁敢到这院里来站一站!如今能坐在这窑里!听说毛主席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扶下不扶上,咱们才得翻身哩!”
有几个婆姨忙着给她娘俩做饭,代表们从保管室拿来了衣服和棉被,并且做了决定:赵满满的婆姨和孩子也同样分一份土地和其他财物。大家高兴极了,窑里充满了快乐的说笑,不知道谁带来了个管子,吹起了很好听的“道情”。赵满满一家三口,从十几年,几十年的苦难生活中,一步踏进了土地改革后的新社会里,乐得他们也眉开眼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