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西北方位的行政区划界限，北起大同新平堡，南到偏关万家寨，这条线老百姓称之为“边墙”外，习惯上我们也叫“外长城”。千百年来，墙里墙外的现实格局，甚至相互侵扰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单元、人文环境。单就这条线，本是明朝北地“九边”其中“大同边”的军事防御线，现在它已经超越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换，成为内涵多元丰富的标识。
这段弯弯曲曲的长城，还是：
内蒙古与山西省的行政区划省级界；
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地形区界线；
华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分界线。
此外，大致与此线重合的还有：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胡焕庸线”，从云南腾冲到黑龙江黑河，直线西北地广人稀，东南地狭人稠，占全国43%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4%的人口和96%的GDP。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东南一侧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西北方则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和兴盛之地。
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分界线。西北方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广为分布，荒漠化发展较为明显。
在中国古代上千年的时间里，这条线是中原王朝绝对把控疆域的边界线，也是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与和的交融之地。这样一条融天时地利的界线，加上人为“边墙”的造设，很难不与历史文化相联系。墙外的人想方设法想进来，墙里的人只要积蓄到位，机会成熟，就会金戈铁马，倾泻过去。
在大多数人们的眼里，长城就是汉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最好屏障。事实上，长城并不是汉民族特有的政治、军事产物，除了秦、汉、明三个由汉族执政的中央政权修建长城外，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甚至相对短暂的强大帝国元朝，这些由少数民族主政的朝代都在不停地维护着“边墙”，校正着作用，延伸着各自不同的政治意图。
可以说，长城除了作为地理界限外，更为重要的是见证了农业和牧业两大经济圈、中原传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历程。
长城故事
晋北“外长城”是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一说法沿袭了明朝的称谓，真正地理版图上的外长城，还得以此向西北推进至300公里到500公里处，属秦汉时期修造。既然如此伟大的建筑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的祖先、后代朝夕相处，那么几百公里外的秦汉长城，以及长城的起源、长城内外的民族融合，在此一并说道。
最先的长城不是出现在比方，而是出现在战国时期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楚国，那时也不称为长城，而叫“方城”或者“万城”。在战国七雄中，楚国地盘最大，为了形成自己坚固的防御体系，它将一系列与秦、晋、齐、韩、魏等国接壤的小城，用墙链接起来，总长度达500多公里，这也是秦、汉修筑长城的样板。
春秋时期的晋北，前期由楼烦、林胡和东胡组成的“三胡”游牧民族统治，后与之相邻的赵国，通过“胡服骑射”等系列改革，大败“三胡”，占领该地，并修筑了西起内蒙古狼山、沿阴山山脉经固阳东到大青山北麓的长城。当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大秦帝国诞生时，晋北这一个区域成为大秦疆域内的一块内地，这段长城也成为秦帝国的北疆边界。由此在朔州也就有了后来蒙恬建马邑、班氏畜牧起家等故事。
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经宁夏固原转至陕西靖边、神木、进入内蒙古，联结赵长城，再过集宁，经河北围场与燕长城相连，向东经辽宁本溪，折向东南，直至朝鲜首都平壤西北的清川江入海口，绵延万里。
汉朝统一天下后南方基本安定，最大的安全隐患来自北方，尤其是面对正渐鼎盛的匈奴，两强相遇，冲突在所难免。汉朝一面暗中积蓄、积极备战；一面利用已有的秦长城，将沿线烽燧、亭台等统统联结，在北方形成了天下闻名的长城。秦汉长城在冷兵器时代，确实起到了巩固中央皇族政权统治，阻隔处于游寇状态下北方少数民族潮水般袭扰的重要作用。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重要游牧民族，也是第一个建立奴隶制国家的边疆民族，它诞生于今内蒙古河套和大青山一带，早在公元前7、8世纪就于此生息、繁衍，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近700年。有一点我们需理性认同：匈奴不仅是北方边疆各民族的先民，也是汉族先民的成员之一。匈奴的历史同样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生活在长城两边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很多时候冲突与战争给了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一种别样的融合机会。
农耕区域，群居村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生活基本有序；游牧区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和价值理念，引发的矛盾和纷争除了破坏，还有相互的学鉴和提高，最终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比方，匈奴向汉朝学会了计算和登记方法，开始实量统计人口和牲畜；而汉朝向匈奴学习发达的畜牧业，成就了一支无人能敌的超级铁骑。
秦汉时，晋北尽管不属边境之地，但中央政权对该地的管控还是有些松散，这里也成为双方剑拔弩张的练兵场，著名的有平登之围和马邑之谋（详见第三章）。后来在汉武帝摧枯拉朽式的连续军事打击下，匈奴土崩瓦解，于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单于率领5万人众投归于汉，生活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一带，与汉人杂居，逐渐融入汉族社会当中。当地传说，人们的小脚趾凡是两瓣状的，都是非汉族的遗传记号，而且拥有者不在少数。
汉长城的修筑主要是防御匈奴，所以向西向北都有所扩展，西线延伸到河西走廊罗布泊，北线在原秦长城的基础上向北又修筑一道外长城，进入今蒙古国境内。东至鸭绿江，深入朝鲜，共2万余里，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战争和长城没有阻隔城墙两边不同民族的交往，汉族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外域世界的探索。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中国坚持走和平商贸之路的典型例证。这条曾经重要的千年古道，在海上贸易兴起后逐渐衰落并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在晋北，某些习俗仍能看到匈奴文化遗存下来的影子，比如尚左思想，《史记·匈奴传》记载“其坐，长左而北乡”，轻老贵壮，崇尚勇敢，行血盟等等。
南北朝时期的长城，随着各自的归属和势力范围频繁变更，长城已完全脱离了西北边境专属品的范畴。现朔城区一带的长城，我们叫“内长城”，为北魏、北齐时修建，目的是加强内部纵深的防御。
一个民族强大的时候，所有物化的东西，进攻武器、防御设施以及兵力多寡等都不是维护其统治的藩篱。唐朝就是这样，翻开中国历史，当历朝历代都在奉长城为御敌“神器”的时候，唯有唐朝对其不屑一顾，有的是对孤寂的长吁短叹，对忠义的壮怀激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历史上大规模修筑长城主要集中在秦汉和明朝，明代长城的布局与边境一道向后退缩，最远达到1000公里，使得这一时期长城相比较秦汉，掐头去尾，东线从山海关到鸭绿江再到朝鲜全部废弃，西线终止于嘉峪关，以西到大漠深处的亭台、城郭，包括阳关、玉门关一并成为无人问津的摆设。晋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在明朝大一统的背景下，再一次被簇拥到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对峙的前沿阵地，时间长达约300年。“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明朝留给晋北的记忆是深刻而绵长的。
以下这些地理名称似乎都与我们有关，它们的称谓早在几千年前便屡屡出现，尽管和现在的名称大相径庭，但查阅资料，只要看到便格外亲近。它们在地理位置上都属塞外之地，似乎在心里上也备感趋同。
战国时：雁门郡，今右玉县南。
秦汉时：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朔方郡，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楼烦，今山西朔城区和宁武交界。
北魏时：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朔州，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
那铺展悠悠的火炕
晋北的房屋以石头砌垒的窑洞和以靠山坡、城墙开凿的土窑为主，“随山就势，靠山打窑”，这种独特的住宅形式和居住风俗与当地沟壑纵横、天气寒冷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本地居民的观念、信仰、审美和生活情趣息息相关。从民居发展历史看，也是一种传统习俗的传承。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宅就是“洞穴”，《周易》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站在民族融合的角度，从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水乳交融的进程。
这些窑洞村落大多位于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山坡的阳面，交通要道的两旁，也会考虑靠近自然水源。窑顶比较平缓，反映出一年四季雨水并不充沛。
窑洞构造一般为“四架三间”的建筑模式，几架就是几堵墙，“四架三间”便是由四面墙围成三间窑洞。窑洞奇数居多，比如三间，五间。三间的，中间窑洞设置正门，正所谓“一进两开”。五间的，安排为两个单元，三间，两间各为一组。窑顶的前檐部分，突出的大石板一尺有余，整齐划一，一是方便出水，二是遮阳蔽日。有条件的人家用青砖垒出错落有致的窑檐，窑面用黄泥灰浆粉饰平整，窗户为结实的木条制作，以方格组成各种精美图案，窗户纸糊在窗内，主要是避免风吹雨淋日晒的损坏。院落坐北朝南，大门在东南方位，厕所在西北一角。
晋北的居住民俗，人畜都在一个院落。直到现在，在院内或房屋的四周，都会堆积着像小丘一样的人畜粪便，以备春耕使用。这种风格明显带有游牧民族的习俗。
火炕是民居屋内最重要的部分，它既是睡觉的床，又是吃饭的桌，还是会客的场所。炕的大小几乎占到窑洞的一半儿，通过做饭、烧水的灶台，热气和烟从炕洞和孔道输送出屋外，所以炕总是热的。最热的炕头儿位置则供家中辈分最高的主人或者尊贵的客人寝卧。“老婆孩子热炕头”，曾经也成为在外打拼男人的最大奢望。
这些村落大多留有明朝“军屯”的痕迹，明代边地卫所，一般是三分人守城，七分人屯田。军卫兵卒的眷属一同参与生产，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村落。至今许多村庄的名称，仍以“营”“卫”“寨”“所”“堡”“城”等为名。
尽管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也有各自地势的差别，这些村落要么依山，背风向阳，以坚实不绝的“势气”为脉；要么傍水，草木茂盛，取聚财兴运、灵动生机之意。风水学，讲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循科学理念实现美好愿景，也不完全是“迷信”。比如，平鲁凤凰城，北面有靠山北固山。左右两面各有一座小山，称“青龙”“白虎”，实名分别叫魁星楼山、河谷山。南门临河“中陵水”，至南向北穿过城西，有山有水就是风水宝地。为了弥补西南角的水口缺憾，古人在城内和城外的西南方位修建了社稷坛和安福寺等，实际上是达到中式建筑里的阴阳均衡。一座城池，这样的选择，还是基于“宜居”的考虑，秋冬可以抵挡来自西北的刺骨寒风，春夏能够保存东南输送的暖湿气流。像这样的城堡在晋北虽然不在少数，但大部分村落规模不大，人数不多，零零星星点缀在山脚、水源和交通要道的两旁。
如此的城堡和村落，晋北有，陕北和内蒙古也有，这么大的范围，乡规民约和族谱却很少见。逐本溯源，这些村落大多形成于明代的移民时期，辗转迁徙，战事频繁，即使有约定俗成的规范，执行起来恐怕也会沦为空话。扩展到居住环境、资源存赋、甚至语言性格、生活习惯等，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有着太多的相似，对他们而言，黄河就是村口那条溪流，长城也不过是一道山梁。
渐行渐远的庙会
在晋北，除了除夕和中秋两大节日外，庙会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难以割舍的重要民俗活动。每个县区具体日期各有不同，但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情和理解。一个完整成熟的庙会，主要由以下几个板块组成：宗教祭祀、商贸交易、杂技游耍、戏曲联唱、骡马大会。
一般认为，庙会起源于祭祀。远古时期，祭祀是参与人数最多和最隆重的活动。“庙”最初是指供奉神灵和祖先牌位的建筑，也为“会”提供了场所。所以，最初庙会是指为祭祀神灵或祖先而形成的集会。庙会期间，大量人口聚集，也就带来了各种商机，生活日用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摊棚栉比，绵延数里。各类游商小贩也蜂拥而至，摆摊设点，逐渐形成了周期性的集市。有一群相对固定的买卖人常年周旋于各个地方的各类庙会，庙会成为他们日后搏击商海的“试验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桥杂技、民间马戏团辗转于各地庙会，马术、气功、魔术，珍禽异兽，无奇不有。对孩子们而言，印象最深最新奇的是西洋镜，小小的镜片，外面的世界尽收眼底。
晋北土地贫瘠，传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忙忙碌碌，收获无几，精神文化生活更是荒芜。庙会为单调平静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色彩，“×月×我们这儿赶庙会，你们来哇！”这是质朴率直晋北人民发自内心的诚挚邀请。
唱戏是庙会中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以“晋剧”或者“二人台”为主。戏园子里人如潮涌，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晋剧是一种解放后在梆子戏的基础上提炼、升华的新型戏曲类别，在晋北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广受欢迎。二人台吸纳了蒙古族民歌和舞蹈，形成了蒙汉融合的独特艺术风格，相对于张家口以东的“东二人台”，西路二人台表演上则运用鞭、扇、手绢等道具，载歌载舞，生活气息浓郁。晋北常年降水稀少，干旱情况时有发生，庙会中的戏曲也就有了新的民俗功能——祈雨。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五代时期后唐开创者李存勖。他与父亲李克用、儿子李嗣源属沙陀族人，系西突厥别部，均出生于朔州。三人以晋北为根据地，称王称帝近40年。李存勖自幼聪慧，胆略过人，且熟悉音律，酷爱唱戏，在完成父亲临终所嘱“三矢”重任后（详见第四章），一味沉湎于歌舞杂剧，并与宠信的伶人同台演出，而且好扮丑角，还为自己取艺名“李天下”，致使很多伶人参与朝政把持大权，终在伶人作乱兵变中被杀。后世艺人将其视作“戏神”供奉起来。作为突厥后裔的李家父子，从朔州起步，长期以晋北为依托，成就一番霸业，是民族融合的经典案例。李存勖经常亲自上台演戏，唱的是梆子戏、朔县大秧歌，还是二人台，不得而知，但在如此重视庙会的家乡，想必在父老乡亲面前，李存勖完全有可能敞敞亮亮吼一嗓子。
骡马大会是晋北最具地方特色的庙会。庙会的管理部门会专门划定一个场子，相邻县市，甚至内蒙古的农民都要赶着骡马牛羊进行交易。几千头大牲畜集中在一起，围观群众熙熙攘攘，买主往来穿梭，任意挑选，卖主自卖自夸，热情介绍，场面很是壮观。像骆驼、良马等平时很少见到的牲畜，在这样的场子里还能抚摸一下，感觉十分满足。买卖双方商讨价钱都不会说在嘴上，都要在衣袖、衣襟下捏手指暗示数字。
渐行渐远的庙会，就是游子们内心深处久违的，五味杂陈的故乡味道，嗅一嗅回味无穷。
门神文化
门在房屋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可以把人们的居所同外界隔离开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安全的生活空间。在足球世界里，守住门，也就赢得了胜利，守住了荣誉。
因为门能够外防内守，遮风挡雨，所以由门引申出门神，承载辟邪迎祥、消灾祈福的精神寄托。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对门神是秦琼、尉迟恭。尉迟恭是朔州人氏，时至今日，不论和他有关的地名还是故事，在朔州都很容易找到听到。此如：神头海、马跳庄、歇马关、马蹄沟，及黑虎下界、乌龙保驾、鞭打碌碡等众多传说故事。确认秦尉门神是在明代以后，之前门神已经存在，大致经历了动物自然崇拜、神格化身崇拜和人格化身崇拜三个阶段。在古人的观念中，虎是威猛的神兽。最早绘制的门神画是虎的形象，画于周天子理政的门上。狮子在汉朝由西域引入中国，作为护门神兽源于佛教，佛教中狮座是佛的坐处，后来佛座前的狮子就具有驱邪镇妖的寓意。至今，我们还能看到石狮作为一种建筑的装饰和祥兽，陈设在古代宫殿、衙署以及现在一些机关单位的门口，特别是银行大门外，两只狮子嘴巴一张一闭，张是招财，闭是守财，表示钱财只进不出的意思。一般来讲，石狮的摆放左雄右雌，成双成对，雄狮右前抓摁一绣球，雌狮左前抓抚摸幼狮。
门神神格化身崇拜始于汉代，最初的两个门神是传说中的神将：神荼和郁垒。人们用桃木雕成他们的神像，悬于门上，保护平安，这就是最初的桃符。唐玄宗时，皇帝梦中产生大鬼捉小鬼的幻觉，命吴道子依梦作画。吴道子便创作了“钟馗”的形象，钟馗又成为辟邪御鬼的门神。
门神的人格化身，使得百姓感觉更加亲切可靠。宋代以后，门神的形象逐渐多元化。萧何、韩信；包公、寇准；孟良、焦赞；赵云、马超；薛仁贵、盖苏文；孙膑、庞涓等。
很多人知道秦琼、尉迟恭成为门神源于李世民梦中鬼扰。《李世民列传》记载：太宗因噩梦致病，每逢深夜就听见鬼叫，不能入眠。有臣进言，派武将守宫门，必能驱逐魔鬼。于是太宗命秦琼和尉迟恭全副武装，一个持锏，一个拿鞭，彻夜站岗守候，宫中得以安宁，太宗的病果然痊愈。太宗非常高兴，但想将军夜夜守门不是长久之策，遂命画工把两将军的画像贴在门上，称之为尽忠义、惩凶逆的“门神”。
既然是唐朝的事情，秦尉门神之说为什么在明朝才在民间开始流传？《西游记》对他们的宣传功不可没，该书的许多情节源于元朝、明初的话本和民间传说，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详细叙述了秦琼和尉迟恭镇守宫门、魏征把守后门，平息鬼祟的故事。书说：
如此二三日，又听得后宰门，乒乒乓乓，砖瓦乱响，晓来即宣众臣曰：“连日前门幸喜无事，今夜后门又响，却不又惊杀寡人也！”茂功进前奏道：“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后门不安，该着魏征护卫。”太宗准奏，又宣魏征今夜把守后门。征领旨，当夜结束整齐，提着那诛龙的宝剑，侍立在后宰门前，真格的好英雄也！
随着小说《西游记》的广为流行，秦琼和尉迟恭都以正气忠勇著称，他们不仅有高超的武艺，而且有高贵的品质，且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秦尉门神之说自然得到最大多数、最大范围的认可，相沿至今。
许多地方县志对秦尉门神都有记载，黑龙江双城1926年印行的县志这样说：俗谓为秦琼、敬德，有分绘其像于两门上者，过年时家家购年画分贴在两门上，白面者为秦琼，黑面者为敬德，皆御盔甲、执武器，若守门者然。谓妖魔见之，则却走不敢入门云。年画中的秦尉门神，基本有以下共性：左秦琼，右尉迟恭；秦为白脸，留五绺须，尉迟为红脸，蓄连鬓须；秦握锏，尉迟持鞭。
按图像特征大体有以下三个类型：立式鞭锏门神；坐式祈福门神；立式金瓜门神。
立式鞭锏门神最为多见，秦琼双手舞锏，锏身无节，端无尖，体呈棱形，四面向内凹陷。尉迟恭使鞭，鞭有十三个方形疙瘩，鞭柄和鞭头皆可握，能两头使用。还有骑马造型，他们佩剑挂弓，身姿刚劲有力，一招一式明显受到戏曲的影响。坐式祈福门神，将门神辟邪功能逐步演变为祈福目的，他们正面端坐，仪态安详，不再是勇猛无畏的武将姿态，取而代之的是福禄财神降临的模样。立式金瓜门神，多用于镇殿将军相貌。金瓜是一种古代兵器，即长杆锤，锤头如瓜形立于杆端。古代举行巫傩仪式时，总要挥舞大锤，驱鬼击恶。于是金瓜也就成了殿宇门神重要的依仗符号。构图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直观体现了人们对两位将军的崇敬和信赖。
朔州作为门神之一尉迟恭的故里，是我们的幸事，同样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更有责任把以门神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保护好、发展好。
有关秦尉门神的说法，很多史料都以佐证，但尉迟敬德的名字却经常以“胡敬德”出现。比如，明代《门神二将军》：
按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无宁静。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敬德戎装立门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
又见《西游记》第十回：
太宗又不忍二将辛苦，又宣叔宝、敬德与杜、房诸公入宫，吩咐道：“这两日朕虽得安，却只难为秦、胡二将军彻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传二将军真容，贴于门上，免得劳他，如何？”众臣即依旨，选两个会写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挂，照样画了，贴在门上。
尉迟敬德是鲜卑族人，出生在北地，历史上，至少在清初之前，像晋北这样的边地，习惯上称为胡地。“胡敬德”的频繁使用，以及简单明了的一个“胡”字，体现了立下不世之功的胡人爱将在帝王心目中位置，也展示了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接纳和高度融合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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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碗
偶尔看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与几个嘉宾就“孝顺”谈得十分起劲，其间说到是否记得父母生日的话题，自此，节目里的慷慨说辞以及时而兴奋时而严谨的表情再也没有进入我的思维。
说实话，我真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尽管我问了他们无数次。我曾经暗自发誓要记住他们的生日，并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举行一个生日聚会。有一次，我憋足了勇气，再次询问母亲她和父亲的生日，她笑着说，不用，你那么忙，记这些没用。我认真地说，这次我肯定能记住，因为我将记在笔记本上。但实际上，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记住他们的生日，记生日的那个本子深深地埋在了一大堆工作日志下。
随着年岁的增加，父母的身体渐渐成为我挥之不去的牵挂。又到了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对我来说，天气寒冷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母亲严重关节炎的病症，天气越冷就越能想起母亲僵硬的双腿。母亲却把我对她病情的问候，反复说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听，似乎儿子的问候真能顶上治病的良药。
上个星期，母亲电话通知说近日要过父亲的生日，并让我们一家人都过去。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多年的愿望也算是得到了实现。每一次与父母一起吃饭，早年那个“妈妈爱吃鱼头”的故事总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无不例外，母亲还是将大块的肉、最可口的菜夹到我们每个人的碗里。其实6平方米的炕上，一家6口人围坐在一起，别说放在中间的饭菜，就是夹别人碗里的食物也不费劲。但是多年来一直如此，夹者坚持要夹，让者却渐渐习惯，甚至有时候也要拿过碗来配合一下。
孩子们十分挑食，两个碗里剩下的饭菜足有一半，可想到小院里玩耍的念想却表露无遗。我一再警告等吃完再走，母亲说小孩子，吃饱了就坐不住了。在母亲的暗示下，孩子们放下饭碗争相离开了那个“卧榻、餐桌、沙发”集于一身的土炕。看着两个饭碗，我与妻子不约而同各自拿起一个，努力地收拾着“残局”。父母随即拿起了我和妻子饭碗，将碗里剩下的东西统统拨到他们的碗里……
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孝敬父母的人。但是，不假思索地吃他们的剩饭，我承认我是做不到的，而吃自己孩子的剩饭却又是那样的自然。
多么有意思的逻辑，人生的爱意也许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传承，过程是那样的自然，而这自然中蕴含着的爱意和酸楚真不知道哪个更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