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我们再来谈谈中国问题。
我不想申论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错误。所以不想，因为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相当多并且相当确定，这里不值得再重复了。说什么中国革命在现阶段似乎是争取海关自主的革命（托洛茨基）这一点，我也不想申论了。又说什么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着封建残余，假使它们存在的话，也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意义，而且，这样，中国的农民革命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了（托洛茨基和拉迪克），这一点，也不值得申论了。关于反对派对于中国问题的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错误，你们一定已经从我们的党报上得知了。
我们来谈谈列宁主义在解决殖民地国家和非独立国家的革命问题时的基本出发点的问题。
在处理殖民地国家和非独立国家革命运动的问题时，共产国际以及一般地说各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在于什么呢？
它是在于严格分别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压迫他国人民的国家里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与非独立国家，就是遭受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这是一桩事情，在这样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是别国人民的压迫者，在这样的国家里，在一切革命阶段，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民族的要素，就是作为解放斗争的要素，是没有的。殖民地国家和非独立国家的革命——这实在是另外一桩事情，在这样的国家里，别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这样的国家里，这种压迫不会不同时牵涉到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样的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阶段和某一时期，可能支持本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这样的国家里，民族的要素，作为解放斗争的要素，是革命的因素。
不作这样的区别，不理解这差别，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革命混为一谈，——这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第二国际派的道路。
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对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什么是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被压迫与压迫人民之间的区别。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区别——正和第二国际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反。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在于它不理解和不承认这一型革命和另一型革命之间的这个差别。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在于它把一九○五年俄国——就是压迫别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和中国——就是半殖民地的、被迫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作斗争的被压迫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
在我们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什么？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不会不是反革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那时布尔什维克对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并且也不会有临时同盟和协定之议。反对派从这一点出发，武断说，在中国，在革命运动的一切阶段，也应该进行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临时协定和同盟，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是永久不可容许的。但是反对派忘记，只有不理解和不承认被压迫国家革命与压迫国家革命之间的差别的人们，才会这样说，只有脱离列宁主义并且滚到第二国际派的人们才会这样说。
关于在殖民地国家容许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缔结临时协定和同盟，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共产国际应该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结成临时同盟，但是并不和它混为一体，而是绝对地保持着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是用它最萌芽的形式。（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二十五卷二九○页）……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我们，仅仅是在那种情形之下才应该而且将要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如果这种运动是真正革命的，如果这种运动的代表者们并不阻止我们用革命的精神培养和组织被奴役的农民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时候。（《列宁全集》俄文第二十五卷三五三页）
雷厉风行地反对和俄国资产阶级成立协议的列宁，却承认在中国有这种协议和同盟是容许的，这是怎么会“发生”的呢？也许，列宁错误了？也许，他从革命的策略转移到投机主义者的策略？当然，不是！这所以会“发生”，是列宁了解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这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在自己发展的某一阶段，殖民地国家和非独立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会支持本国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反对派不愿意了解这一点，但是它所以不愿意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它和列宁革命策略决绝，和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决绝。
你们是否注意到，反对派的领袖们在自己的演词里怎样竭力避过列宁的这些指示，怕触及它们？为什么他们要避过这些大家所知道的、列宁对于殖民地国家和非独立国家的指示？为什么他们怕触及这些指示？因为他们怕真理。因为列宁的策略指示把托洛茨基主义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思想政治见解都推翻了。
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反对派糊涂到这种程度，它甚至于现在否认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有任何阶段。难道有没有一定发展阶段的革命吗？难道我们的革命没有它自己发展的阶段吗？你们就拿列宁的四月提纲来看，就可以看出，列宁承认在我们的革命中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作为它主要轴心的农民运动；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和作为它主要轴心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中国革命的阶段是怎样呢？照我看，它们应该有三个：
第一个阶段——全民统一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那时革命把自己的打击主要是对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支持革命运动；
第二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国民军进抵长江之后，那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而农民运动则成长为几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是站在它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苏维埃革命，这革命现在还没有，但是它将来到。
谁不明白没有一定发展阶段的革命是没有的，谁不明白，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三个阶段，谁就是丝毫也不明白马克思主义，丝毫也不明白中国问题。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第一，它是全民统一战线的革命。第二，它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香港罢工以及其他等）。那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革命的练兵场呢？没有疑问，曾经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能否认这一点。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正应该含有这样的性质，这话对不对？我想是对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检讨中国和印度革命的“补充提纲”里直接地说，在这些国家里，“外国的优越势力总是阻滞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所以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该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见共产国际第二届大会速记报告第六○五页）。
有一个事实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它经过了这个“第一步”，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经过了全民统一战线的革命的时期，进入了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进入了农民革命的时期。
比方说，土耳其革命（凯末尔派）的特点，相反地，就是那一个事实，就是它停滞在“第一步”上，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上，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阶段上，甚至于并不企图转到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上，农民革命的阶段上。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在广州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是怎么样的？那时它们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那时广州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革命的练兵场？当时把广州国民党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政府而加以支持的政策是否认为正确？我们援助中国的广州，又如援助土耳其的安哥拉，当广州和安哥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是的，我们是对的。我们是对的，那时我们是随着列宁的足迹前进，因为广州和安哥拉的斗争是分散帝国主义的力量，是削弱和伤害帝国主义，并且借此使世界革命发源地发展的事业、苏联发展的事业易于进行。我们反对派的现今领袖们，那时曾经和我们一同支持过广州和安哥拉，并且给予他们相当援助，对不对？是的，对的。谁倒去试把这一点否认否认看。
但是，在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缔结的统一战线，应该怎样来理解？这意思是不是说，共产党人不应该使工农反对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无产阶级应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即使是最少的程度，即使是一分钟？不，不是这意思。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只有在那种条件之下统一战线才有革命意义，就是假使它并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政治的与组织的独立工作，组织无产阶级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唤起农民阶级来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人与农民的革命，这样来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准备条件。我想，报告员根据大家所知道的文件已经充分证明，共产国际正就是把统一战线的这样的理解来启示中国共产党的。
卡明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引据一九二六年十月发到上海去的一条唯一的电报，电报里说，在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应该使农民运动尖锐化。我远不是要承认这电报是正确的。我过去从来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不认为共产国际是没有过错的。个别的错误是有的，这条电报无可争议就是错误的。但是第一，几个星期之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未经反对派方面任何声明或信号，这条电报就已由共产国际自行取消了。第二，为什么反对派关于这件事情一直沉默着，为什么它过了九个月才想起这条电报，这条电报在九个月之前就已经由共产国际取消，为什么它把这一点瞒过党？所以，以为它，以为这条电报确定了我们领导部的路线，那就是恶意的诽谤了。事实上这是个别的、枝节的电报，对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对于我们领导部的路线，绝对不是特征的。我再重复一遍，这即使从几个星期之后由几个文件来把它加以取消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的，那几个文件提出了路线，并且对于我们的领导部是绝对特征的。
就让我们来引据这几个文件吧。
举一个例子，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是在上述电报之后的一个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决议中有一段：
目前情形的独特特点是它的过渡性，这时候无产阶级应该在和资产阶级大多数阶层联合的前途与进一步巩固它和农民阶级结盟的前途之间有所抉择。假使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那么它就不会吸引农民阶级到革命斗争里来，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失去领导权。
下面又说：
在民放解放事业没有和土地革命结合一致的时候，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住政权，就不能对于外族帝国主义和对于本国反动势力取得完全胜利。（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第七届扩大全会的决议）
诸位，这便是真正确定共产国际领导部路线的文件。
极端奇怪的是反对派领袖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撇开不谈。
假使我引据我自己在同一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中国分委会的讲话，以及这分委会，当然，并不是没有我的参加而草拟的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许，并不是不谦虚的。它，那讲话，后来曾以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名称出版单行本的小册子。这便是那个讲话里的几个地方：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甚至于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并不认为可能在农村中展开革命，他们怕，农民阶级的拖进革命，会破坏统一的反帝战线。这是极深重的误解，同志们。把中国农民阶级愈是迅速和愈是基本地拖进革命，中国的反帝战线也就愈加有力和愈加强大。
以下又说：
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了改善他们的物质与权利状况而进行罢工是不可容许的，并且劝工人不要罢工。（有一个声音：“这是在广州和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这必须在提纲中指出是绝对否定的现象。假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现在有利形势去帮助工人改善自己的物质与权利状况，即使是通过罢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
再看第三个文件，是一九二六年，当共产国际被中国各城市围攻的时候发出的，保证说，工人斗争的展开要造成危机、失业、工厂关闭了：
在城市退却和展开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而斗争的总政策是不对的。必须在农村展开斗争，但是同时应该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与权利状况，竭力设法给工人的斗争赋予组织的性质，不要没有节制和过分向前跑。特别必须努力，使城市里的斗争去针对资产阶级的大阶层，首先是针对帝国主义者，以使中国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尽可能保持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妥协法庭和调解法庭等等制度是适当的，因为可以在这些机构中保障有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必须警告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等等法令是绝对不容许的。
第四个文件在蒋介石政变之前一个半月发出的。
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小组的工作，在没有这种小组和可能组织这种小组的军队里组织这种小组；在不可能组织共产党小组的军队里，必须借隐藏的共产党人加紧进行工作。
必须把握武装工人和农民的路线，把当地的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武装自卫队实际的政权机关以及其他等等。
必须使共产党在各处各地以共产党的面目活动；不容许擅自半秘密状态的政策；共产党不能作为群众的制动机而行动；共产党不应隐瞒右派国民党叛变的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而去揭穿他们。
必须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人员注意，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分化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的坚决路线之下，它今后的胜利，才有可能。否则革命受着极大危机的威胁。所以实现指示比任何时候更为必要。
还要更早一些，远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就是在右派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之前一年，共产国际就警告中国共产党，向它指出，“必须把事情进行到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和革出国民党。”
对于殖民地革命第一阶段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看共产国际过去是怎样并且现在继续是怎样理解的。
反对派是否知道这些指导性的文件？当然，知道。为什么它对于这些指导性文件默而不言？因为它所要的是争吵而不是真理。
曾经也有个时期，反对派的现在领袖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卡明涅夫，也曾对于列宁主义一知半解过，并且在基本上坚持过共产党国际所执行的、列宁在他的提纲里给我们勾画过的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那一政策。我是指的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那时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是季诺维也夫，那时他还是列宁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转栖到托洛茨基的营垒里。我所以说到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是因为这全会有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这决议是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一致通过的，在这一决议里提出了很近似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所提出的、现在反对派又对它怯魔似的要脱身的关于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广州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估价。我所以说到这个决议，是因为那时候季诺维也夫曾经投票赞成它，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个反对它，甚至于连托洛茨基、卡明涅夫和现在反对派的其他领袖者都不除外。
请允许把这决议里的某些地方引出来。
关于国民党，请看在这决议里是怎样说的：
上海和香港中国工人的政治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九月）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中造成转折的契机……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给全国一切革命民主团体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以强有力的推动，首先是给国民革命政党的国民党和广州的革命政府。国民党在自己的基本核心上是和中国共产党结为联盟，它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分子的革命联合，这联合的基础是这些阶层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军阀封建制度，为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而斗争时阶级利益的共同性。（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届全会决议）
这样，广州的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同盟。你们可以看出，这几乎就是“马尔窦诺夫学派”，这不是别的什么人，正就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所宣露的。
关于广州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在广州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能够和最广泛的工人、农民和城市民主分子群众联系，依靠他们，击破由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并且正进行着使广东省的全部政治生活急进地民主化的工作）。这样，作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先锋队的广州政府是可以作为将来全国革命人民建设之模范的。（见同上）
代表四个“阶级”联合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原来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并且非但是革命的，甚至于还是中国将来革命民主政府的模范。关于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面临着新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必须发展最广泛的政治工作，组织群众行动，去支持国民军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者阵营中的内部矛盾，在革命民主组织的领导之下，拿最广泛的民众阶层（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和他们对立。（见同上）
可见，在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革命的某一阶段，对资产阶级的临时联合和协调，不仅是可以容许的，并且简直是必要的。
这很像列宁在关于殖民地国家和非独立国家共产党人的策略的著名指示中所说的话，对不对，不过可惜，关于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已经来得及忘记了。关于退出国民党问题：
暂时集结在国民党周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一些个别阶层，在最近一年中离开了它，在国民党的右翼中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派别，这派别公开表示反对国民党和劳动群众的密切联合，主张把共产党革出国民党，并且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这一右翼在国民党二届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上的被批判和国民党必须和共产党成立战斗联合的确定，巩固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的革命方向，保障了无产阶级对国民党的革命支持（见共产国际执委第六届全会决议）。
可见，共产党人若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退出国民党就成为严重的错误了。不过可惜的是曾经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季诺维也夫，在过了这么一个月之后，却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因为不早不晚，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里（在一个月之后）季诺维也夫就要求共产党人立刻退出国民党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倾向和关于不容许跳过革命中的国民党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决将在反对两种同样有害的倾向的斗争中发展：反对右倾取消派，这一派藐视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任务，并且对于一般的民主民族运动进行无形的合流，其次是反对极端左倾的情绪，这一派竭力越过运动中的革命民主阶段，直接跳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忘记农民阶级，忘记这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见同上）
你们可以看得出，为了现在抓住反对派对于跳过中国革命发展的国民党阶段、对于农民运动估计不足、对于跳到苏维埃方面去的罪证，一切都在这里了。不是背地里，而是当面抓住。
季诺维也夫、卡明涅夫、托洛茨基是否知道这一决议？
应该推想是知道的。无论如何，季诺维也夫决不会不知道这决议，因为是在季诺维也夫的主席之下，在共产国际第六届全会上通过这决议的，并且他本人就曾投票赞成它。为什么现在反对派的领袖们却避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部的这一决议而不顾呢？为什么他们要抹杀它呢？因为它在一切中国革命问题上都是转过身来反对他们的。因为它要推翻反对派现在全部托洛茨基的立场。因为他们现在离开了共产国际，离开了列宁主义，而且他们现在惧怕自己的过去，惧怕自己的影子，不得不胆怯地避过共产国际第六届全会的决议而不顾。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谈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假使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尖头主要针对着反对帝国主义，那么第二个阶段的特点就是这一个事实：革命把自己的尖头主要针对着反对内部敌人，首先是反对封建领主，反对封建制度。
第一个阶段是否解决了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课题呢？没有，没有解决。它把这一课题的进行继承给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了。它只是给革命群众作第一次推动，去反对帝国主义，以便跑完自己的一段路，把这事业交给将来。
应该推想，就是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不能完全解决驱逐帝国主义者的课题。它将给中国工农广大群众作进一步推动，以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做这事业是为了把这事业的完成交给中国革命的下一个阶段——苏维埃阶段。
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难道不知道，在我们历史中，有类似的事实，虽然是在另外一种形势、另外一种情形之下？我们难道不知道，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没有完全解决完成农民革命的课题，而是把这一课题交给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才完全地整个地解决了根绝封建残余的课题。所以，假使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没有能够完全完成农民革命，假使革命的第二阶段推动了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呼唤他们起来反对封建残余，把这一事业的完成交给革命的下一阶段——苏维埃阶段，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只有对中国未来的苏维埃革命是有益的。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就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显然从广州移到武汉的时候，也就是除了武汉的革命中心之外，在南京又建立了反革命中心的时候，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在于什么呢？
是在于尽其全部可能地利用党的、无产阶级的（工会）、农民阶级的（农民协会），以及一般革命的公开团体。
是在于推动武汉的国民党分子向左转，转向农民革命方面。
是在于把武汉的国民党变成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心，变成未来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这一政策曾经是不是正确的呢？
事实证明，它曾经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能够用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工农群众。
那时候反对派要求立刻组织工农代表苏维埃。但是这是冒险主义，冒险主义的向前跃进，因为立刻组织苏维埃当时就是跃过发展中的左倾国民党的阶段。
为什么？
因为和共产党维持着同盟关系的武汉国民党，还没有来得及当着广大工农群众的眼使自己信誉扫地，把自己揭穿，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而消耗尽净。
因为在群众还没有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武汉政府无用、推翻这政府是必要的时候，提出苏维埃和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是过于向前跑，是脱离群众，使自己失去群众的支持。这样，也就是搞垮已经开始了的事业。
反对派以为，假使它明白了武汉国民党的不可靠、不坚强、不充分革命（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上熟练的工作人员，这是不难明白的），那么这就十分充分可以使群众也完全明白一切了，这就十分充分可以用苏维埃来代替国民党并且率领群众走了。但是这是反对派普通的“过左”错误，反对派把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看做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认识和理解。
反对派说，党应该走到前面去，它是对的。这是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注意这一点，没有、并且也不会有真正的共产党。但这只是真理的一部分。全部真理在于：党不仅要向前走，并且要率领千百万群众走。并不率领千百万群众向前走，事实上这就是脱离运动。向前走，脱离殿后的部队，不会率领殿后的部队走，这就是跃进，跃进会把群众前进的运动遮断某一个时期。实在说，列宁的领导是在于使前锋部队会率领殿后部队走，使前锋部队向前走，又不脱离群众。但是为了使前锋部队不至于脱离群众，为了使前锋部队真正率领千百万群众，这需要一个决定的条件，就是，要群众自己根据亲自的经验确信先锋部队的指示、指令、口号的正确性。
反对派的不幸就在于它不承认这一领导千百万群众的列宁平常的规则，不理解，单是一个党，单是一个前进的集团，没有千百万群众的援助，是不能进行革命的，归根结蒂，革命还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来“干”的。
我们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不提出推翻临时政府在和俄国确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呢，虽然确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要站在推翻临时政府和确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的前面？
因为无论是在后方、无论是在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以及，最后，苏维埃本身还没有准备消化这一口号，还相信着临时政府的革命性。
因为临时政府还没有因为支持后方与前线的反革命而使自己失去威严和失去信仰。
巴格达季叶夫的一派人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提出立刻推翻临时政府和确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列宁为什么指责巴格达季叶夫一派人呢？
因为巴格达季叶夫的企图是危险地向前跃进，造成使布尔什维克党脱离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危险。
政治的冒险主义，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巴格达季叶夫学派，——看现在就是这些控制着我们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派。
季诺维也夫说，我在说着巴格达季叶夫学派的时候，我是把现在的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一律看待的。这当然是废话。第一，我在我的文章《略谈现代题材》里自己就已附带声明，“这里的相似是有条件的”，“我所说的相似，是附带着一切必要的附带条件的，假使注意到今日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有差别的话。”
第二，假使说，在说出某一国家革命在这种或是那种流派、这种或是那种错误的特征时，一般的，不能从别的国家的革命中取出相似点，那就是愚蠢的武断了。难道一个国家的革命不能向其他国家的革命学习，如果即使这些革命是不同型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革命的科学成了什么呢？
实际上季诺维也夫是否认革命科学的可能性。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一个时期，列宁不是指责过契赫伊第、戚列吉利、斯吉克洛夫等人是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路易勃朗派”。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看一下列宁“路易·勃朗派”的文章，就可以明白，在说明十月革命之前这些或是那些人物的错误的特征时，列宁是广泛利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类似之点的，虽然列宁知道得很清楚，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和我们的十月革命不是同型的革命。假使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契赫伊第和戚列吉利是“路易·勃朗派”，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农民革命时期不能说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是“巴格达季叶夫派”呢？
反对派保证说，武汉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季诺维也夫那时为什么断言，“必须多方面地援助”武汉的国民党，使它成为反对中国卡文雅克的斗争中心呢？
为什么是武汉地区而不是别的什么地区成为农民运动最高度发展的中心呢？正就是武汉地区（湖南、湖北）在今年年初是农民运动最高发展的中心，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没有群众性的农民运动的广州可以称为“革命的练兵场”（托洛茨基），而开始和发展农民革命的武汉却不能算做是革命运动的中心、“练兵场”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反对派要求共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里该怎么解释呢？难道一九二七年四月反对派是主张和“反革命的”武汉国民党联合的吗？反对派的这种“健忘”和手足失措是从那里来的呢？
反对派幸灾乐祸，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是这样短促，而且还断言，共产国际没有警告中国共产党人说武汉国民党是可能垮台的。反对派的幸灾乐祸只是证明反对派政治上的破产，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看样子，反对派以为在殖民地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应该是永生永世的。但是只有失去了列宁主义最后残余的人们才会这样想。假使在中国的封建领主和帝国主义在现阶段显得比革命有力，假使这些敌对力量的压力会引导武汉国民党向右转，并且引导中国革命暂时失败，那么只有染上了失败情绪的人们才会对于这件事情幸灾乐祸。至于反对派武断说，共产国际没有把武汉国民党可能垮台这一点警告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不过是现在反对派的兵工厂里所充塞着的那些普通诽谤之一罢了。
让我列举几个文件来驳斥反对派的诽谤。
第一个文件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的：
现在国民党内部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在“一切政权归给农村中的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口号之下，在各省，其中特别是广东省，有计划地展开农民革命。革命与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就在于此。要在中国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大而又有力的政治与军事军队的基础也在于此。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蔓延着强大农民运动的省份，类似湖南和广东等地是十分合时的。没有这一点，农民革命的展开是不可能的……
现在就应该开始组织八个或是十个革命工农的师团，附带可靠的指挥人员。这将是武汉的近卫军，无论在前线或后方，解除不可靠部队的武装。这事不能迟缓。
应该加强后方和蒋介石部队里的瓦解工作，援助广东农民暴动者，那里的地主政权特别难于忍受。
第二个文件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的：
没有农民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它，国民党中央就变成不可靠将军们的一件可怜的玩具。需要和强暴作斗争，但是不是用军队，而是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取得土地。关于谭平山此去的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应该百般地协助他。否则就要把事情搞坏。
国民党中委的某些老年领袖怕事、动摇、妥协。应该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委去。他们勇敢的声音会使老头子们变得坚决，或是把他们排除出去。国民党的现行结构应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一定要刷新，把农民革命中选拔出来的新领袖去充实，应该用工农运动中的的千百万人去扩大外围。不这样做国民党就有脱离生活和失去任何威信的危险。
应该去除对于不可靠将军们的依存性。你们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成几个新的军团，你们要利用学校里的学生来做指挥人员，趁现在还不晚，你们要组织自己可靠的军队。不这样做，就没有不失败的保证。这是艰难的事情，但是没有别的道路。你们要组织以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罚和蒋介石维持关系的军官，或是嗾使兵士去侵害人民、工农的军官。不能够只从事劝说。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应该惩罚坏蛋。假使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急进分子，无论对于人民、对于革命，他们就都要毁灭。
你们看，共产国际预料有事变发生，它及时提出危机的信号，并且警告共产党人，武汉国民党要毁灭，如果国民党人不会成为革命的急进分子。
卡明涅夫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共产国际的政策的过错，说我们“培养了中国的卡文雅克”。同志们，只有准备对党进行罪行的人才会对于我党说出这样的话。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败的时期，就是俄国卡文雅克登台的时候，孟什维克曾经这样说过布尔什维克。列宁在他的《论口号》一文里说，七月失败就是“卡文雅克的胜利”。孟什维克那时幸灾乐祸地武断说，俄国卡文雅克的出现是列宁政策的过错。卡明涅夫是否以为，一九一七年七月失败时期俄国卡文雅克的出现是列宁政策、是我党政策的过错，而不是别的什么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卡明涅夫是否好意思去模仿孟什维克先生们呢？（笑）。我不以为，反对派里的同志们会堕落到这样低下……
我们知道，一九○五年的革命遭受了失败，而且这失败是比中国革命现在的失败更深刻的。孟什维克那时候说，一九○五年革命失败的过错是布尔什维克极端革命的策略。在这地方卡明涅夫是不是也想拿我们革命史的孟什维克式的议论来做榜样。并且把石头掷在布尔什维克的身上呢？
巴伐里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该怎样解释呢？也许是因为列宁的政策而不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吧？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该怎样解释呢？也许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政策而不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吧？
怎样可以武断说，这一个或是那一个政党的策略能够取消或是翻转阶级力量的对比呢？我们一九○五年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为什么那时我们遭受失败呢？难道事实不是说明，在反对派的政策之下，中国的革命事实上比过去的更为迅速的速度走向失败吗？那些忘记了革命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且企图单单用这一个或那一个政党的策略来说明一切和全部的人们叫做什么呢？关于这种人，只有一句话可以说，——他们和马克思主义断绝关系了。结论 反对派最重要的错误是：
一、反对派不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之间，在殖民地国家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革命之间看不出差别。
三、反对派和殖民地国家革命第一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态度问题的列宁策略脱离关系。
四、反对派不理解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问题。
五、反对派对于先锋队（党）和殿后队（千百万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违反了列宁策略的原则。
六、反对派和共产国际执委第六届与第七届全会的决议脱离关系。
反对派大声疾呼夸耀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政策，武断说，若在这种政策之下，中国现在的情形就要好多了。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反对派所犯的那些极深重的错误之下，中国共产党就要完全被赶到绝境，假使它接受了反对派反列宁的、冒险主义的政策。
假使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时期中从五六千细小的集团发展成为六万党员的人数众多的政党；假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个时期中把靠近三百万的无产阶级组织到工会里去；假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把几万万的农民阶级从沉睡中唤醒并且引导几千万农民参加革命的农民协会；假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个时期之中从国民军中征募整个团整个师到自己方面来，假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个时期中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这个理想从愿望变成事实，——假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时期中达到这一切成就，那么，除了其他之外，这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走在列宁所画出的道路上、共产国际所指示的道路上了。
不用说，假使在反对派的政策之下，在它的错误之下，在它的对于殖民地革命问题的反列宁的路线之下，中国革命的这些成就就会或者完全没有，或者有，也是最小限度的。
恐怕只有“过左的”变节者和冒险主义者才会对于这一点怀疑。
原载《时代》周刊第23期，1949年8月16日
曾收入《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
署名：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