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现在，当中国的革命进入发展的新地带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把走过的道路做一些结论，把审查共产国际路线在中国的问题检讨一下了。
存在着几个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不顾到这些策略原则，无论是准确的领导革命，无论是审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都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些原则，我们的反对派早已忘记了。但是正因为反对派有健忘的毛病，所以必须再一次地、再一次地提到它们。
我是指的这样的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例如：
第一个原则：在为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草拟共产国际的领导指示时，必须顾到这些每一个个别国家的民族特殊性和民族独特性；
第二个原则：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利用最微细的可能，来保障无产阶级有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摇摆的、不牢固的、不可靠的；
第三个原则：必须顾到一个真理，就是对于千百万群众的政治教育，单是一种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这必须有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
我以为，顾到这些列宁主义的策略的原则，是一种必要的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地审查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可能的。
我们用这些策略原则的眼光，来看一下中国革命问题。
虽然我们党的意识提高，但是，可惜，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某一类的“领导者”，他们诚心地相信，只要根据大家所知道的、所承认的共产国际的一般规章，用电报，就可以领导中国的革命，用不着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传统的民族特点。这些“领导者们”，实在说，和真正的领导者们，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口袋里：总是有两三个现成的、对于一切国家都是“合适的”、在任何条件之下都是“必须的”公式。对于他们：顾到每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殊性和民族独特性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对于他们，关于共产国际的一般规章和每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相配合的问题，关于共产国际的一般规章适应个别国家的民族国家特点的问题，都是不存在的。
他们不明白，现在，在共产党成长并且成为人数众多的政党时，领导的主要任务是在于寻到和抓住每一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且和共产国际的总的规章结合起来，以便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的，容易实现和实际上得以实现。
对于各国的领导都定型化的企图便由此而起，不顾个别国家运动的具体条件，机械地排植某些一般的公式的企图便由此而起。公式与个别国家革命运动之间的永久的纠纷，就是这种可悲领导者的领导的基本结果。
我们的反对派正就是属于这种可悲的领导者之列。
反对派听说，在中国发生着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他们知道，在俄国发生过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于是给中国的现成公式便由此而起了：打倒一切和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共产党人立刻退出国民党万岁（一九二六年四月）。
但是反对派忘记，中国和一九○五年的俄国不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因此中国的革命不单纯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掌握着工业、商业和交通的基本环节，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劳动大众，而且也关涉到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因此，在某种条件之下，在某个时期之中，中国资产阶级是会支持中国革命的。
我们知道，事实上，事情真是这样发生了。假使拿中国革命的广州时期来说，拿国民军推向长江时期来说，拿国民党分裂之前的时期来说，不能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在某个时期和在某种条件之下，共产国际容许和这些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路线显出是完全正确的。
结果——反对派从自己旧的公式里退却出来，标榜“新”的公式：和中国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是必要的，共产党人不应该退出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四月）。
这是对于反对派的第一次惩罚，他们所以遭到这惩罚，因为他们不肯顾到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说，北京政府关于中国关税自主问题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进行争吵。反对派知道，关税自主是需要的，首先是中国资本家需要的。现成的公式便由此而起：中国革命是民族的、反帝的，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中国的关税自主。
但是反对派忘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主要并不是在于中国关税的限制，而是在于它在中国占有着吸取人口众多的中国工农之血的工厂、矿洞、铁路、轮船、银行、商行。
反对派忘记，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支持和鼓动中国人民的直接剥削者——封建领主、军阀、资本家、官僚等等的力量，是因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同时对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就不能对自己的这些剥削者作战。
反对派忘记，正就是这种情形，是可能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些重要因素之一。
反对派忘记，谁宣布中国反帝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革命，谁就是否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因为他把中国革命交给中国资产阶级去领导了。
果然，后来事实证明，关税自主在问题的本质上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纲，因为甚至于像张作霖和蒋介石这样的大反动分子，现在都表示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和确立中国的关税自主了。
反对派的一化为二就由此而起。企图摆脱自己关税自主的公式，企图悄悄地脱开这个公式，而投靠到共产国际所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阵地上去。
这是反对派的第二次惩罚，他们所以遭受这惩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见说，商人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农村了，他们把土地租给无产的农民。反对派知道，商人并不是封建领主。于是现成的公式又由此而起：封建残余，也就是说，农民阶级对封建残余的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并没有严重的意义，现在中国主要的并不是农民革命，而是中国国家关税脱离帝国主义国家而独立的问题。
但是反对派没有看见，中国经济的独特情形并不是在于商人资本的侵入农村，而是在于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在中国农村中的存在的结合，并且保持着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中世纪封建方式。
反对派不明白，中国现在的、非人地掠夺着和压迫着中国农民阶级的全部军阀官僚机构，本质上就是在这种封建残余封建剥削方式的统治和农村中商人资本存在的结合上的政治上层建筑。
并且，确实，后来事实显示，在中国展开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这革命首先和主要是反对中国大小封建领主的。
事实显示，几千万农民卷进了这革命，并且有着普遍到全中国的倾向。
事实显示，封建领主，真的和活的封建领主，非但在中国存在着，并且在一大系列的省份里掌握着政权，把军队的指挥部服从自己的意志，把国民党的领导部服从自己的势力，并且对于中国革命，接二连三地给予打击。
有这种情形还要否认作为中国农村中基本压迫形式的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存在，有这种情形还不承认作为现今中国革命运动基本事实的农民革命，——那就是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
关于封建残余和农民革命的问题，反对派从他们自己旧的公式中退却出来，便由此而起。反对派企图从自己旧公式中爬出来，并默认共产国际立场的正确性，也是由此而起。
这是对于反对派的第三次惩罚，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经济的民族特点。
以及其他等等，以及诸如此类。
公式和现实之间的不调和——反对派的可悲领导们的命运便是这样。
这种不调和是反对派与列宁主义的著名策略原则——必须顾到每一个个别国家的革命运动中的民族特殊性和民族独特性——分裂的直接结果。
看列宁是怎样确定这个原则的：
现在的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充分自觉地既顾到同机会主义及“左派”教条主义作斗争之原则上的基本任务，同时又顾到因每一个个别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等种种特征以致这种斗争所具有的和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感觉得到，对于第二国际的不满正在继续扩大和增加，这种不满是由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是由于它不会或者不能创立一个真正集权的、真正起领导作用的、能够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中运用革命无产阶级国际策略的中央机关。必须认识清楚，这样的中央领导机关无论如何都不能建立在使斗争策略规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基础上。当各民族间民族差别和各国家间的国家差别尚属存在时（这些差别，甚至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还要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则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之统一，不在于消除多样性，不在于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求正确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原则的细节方面能有正确的形式上的变动，使这些原则能正确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形。在每个国家中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具体办法的时候，应当善于考察、研究、探索、猜度和把握每个民放特殊性和民放独特性，考察、研究、探索、猜度和把握每个民族特殊性和民族独特性的主要任务。（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二二七～二二八页）。
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必须顾到这种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
反对派的路线，相反地，却是脱离这种策略原则的路线。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反对派的不幸之根便在于这一脱离。
现在我们再说到列宁主义的第二个策略原则。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产生出无产阶级在其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面前站着强大的敌人：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新旧军阀的军事官僚机构、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东方和西方的帝国主义者，这些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经济生命的基本环节攫入手中，并用军队和海军来巩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的权利。
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了其他一切种种之外，还需要无产阶级灵活的和深思熟虑的政策，善于利用敌人阵营中每一个裂缝，善于给自己找到同盟者，甚至于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坚定的同盟者，只要有一个条件就行，就是这些同盟者要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宣传与鼓动，不限制这政党做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
这样的政策就是列宁主义第二个策略原则的基本要求。没有这样的政策，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不对的、非列宁的。但是这只是说明，他们失去了最后剩余的一些列宁主义，他们离列宁主义是这样的远，正如天壤之别一样。
在不久的过去，中国无产阶级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同盟者？
是的，有过的。
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就是革命是全民的联合战线的革命时期（广州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阶级，是城市贫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之一是在于这些阶级的代表者们和共产党人一起参加在同一的被称为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里进行共同的工作。
这些同盟者并不是也不会是同样可靠的。其中有一些是或多或少的可靠的同盟者（农民阶级和城市贫民），另外一些是比较不可靠的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一些是完全不可靠的（民族资产阶级）。
无可争议地，国民党那时或多或少是人数众多的组织。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的政策是在于孤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右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利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的）推向左面，把农民阶级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那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毫无疑问，是的。现在恐怕只有患精神病的人才能否认这一点。
在这个时期之中，共产党人的收获是怎样的呢？是革命领域的扩大，因为广东军队进发到长江；有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工会、罢工委员会）；把共产主义的团体组织为党；建立农民组织的最初细胞（农民协会）；共产党人的渗入军队。
可见，在这个时期之中，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对的。
在革命第二阶段的时期，在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的时候，而革命运动的中心则从广州移置到武汉，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阶级、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的阵营里是什么原因呢？工人革命运动的巨大规模，民族资产阶级望而生畏，——这是一，在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二。
这样，革命便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这对于革命是部分的损失。但是革命却因此进入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进入农民革命阶段，把广大农民群众拉得更加靠近自己，这对于革命是增益。
那时候，在革命第二阶段的时期，国民党是不是群众性的组织呢？无疑，是的。它无疑是比广州时期的国民党更为群众性的组织。
那时候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是的。现在恐怕只有盲目的人才能否认这一点。否则的话，武汉地区、（湖北、湖南）那时就不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最大限度发展的根据地了。
共产党人那时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是在于推动它向左转，把它变成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那时是否有这样变化的可能呢？是的，有的。无论如何没有根据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那时我们曾经直接地说，对于武汉政府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要有两个条件：国民党激进地民主化和国民党直接同情农民革命。共产党人方面若是拒绝这种变化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
在这个时期之中，共产党人的成绩怎样？
在这个时期之中，共产党由五六千人的小政党发展为五六万党员的人数众多的大党。
工人的职工会成长为庞大的、全中国性的大联合，拥有靠近三百万的会员。
最初的农民组织成长为庞大的大联合，拥有会员数千万人。农民运动成长为巨大的规模，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据正中的地位。共产党争取到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指导权开始由愿望变为事实。
不错，中国共产党不会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不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之中犯了几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假使以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坐下来就能变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党，那就可笑了。只要回忆一下经压过许多次分裂、脱离、变节、叛变以及其他等等的我党的历史，就可以明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坐下来就诞生的。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国无产阶级是不是有同盟者呢？
是的，有的。
这些同盟者就是农民阶级和城市贫民。
现在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武汉国民党的领导分子退到反革命的阵营里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革命。
这种脱离的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日益发展的农民革命和封建分子对于武汉领导部的压迫的畏惧；第二，帝国主义者在天津地带的压迫，他们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脱离关系，作为进入北方的代价。
反对派怀疑中国是否有封建残余。但是现在对于每一个人都清楚，封建残余不但在中国存在着，而且他们甚至于现在比革命的进击还要有力。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分子暂时便显得比较有力，而革命则遭受到暂时的失败。
这一次革命失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正就是革命暂时失败的征象。
但是因此革命却把农民阶级和城市贫民的广大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借此建立了无产阶级指导权的基础。
对于革命的增益就在于此。
反对派用共产国际的政策来解释革命的暂时失败。但是只有和马克思主义脱离关系的人们才会这样说。只有和马克思主义脱离关系的人们才会要求。正确的政策永久和一定导向对于敌人的直接胜利的。
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准确的。虽然有苏维埃的存在，虽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为什么一九○五年的革命还是失败了呢？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独裁那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一些。
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是否正确呢？是，正确的。虽然苏维埃还是存在着，苏维埃那时出卖了布尔什维克，虽然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什么那时布尔什维克还是遭受失败呢？因为那时俄罗斯帝国主义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一些。
正确的政策绝不是应该对于敌人总是、和一定导向直接胜利的。对于敌人的直接胜利，并不是由正确的政策来衡定，而首先和主要是由阶级力量的对比、力量在革命方面的显然超越、敌人营垒中的解体、有利的国际形势来确定的。
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不，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才会导致直接胜利。
但是有一个必要的要求，正确的政策永久并且在任何条件之下一定要满足这个要求。这要求是在于：要党的政策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多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关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成革命的指导者。
是否可以武断说，过去一个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直接胜利有着大限度的有利条件？显然，不可以。
是否可以武断说，共产党的政策在中国没有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加多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关系，没有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显然，不可以。
只有盲目的人才会看不见，中国无产阶级在这时期之中得以从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夺到广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团结在自己旗帜的周围。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共产党经历过和广州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为了扩大革命的领域，形成为人数众多的政党，给自己造成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打开通向农民阶级道路的可能性。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共产党经历过和武汉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盟，为了增益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夺出广大的农民群众，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权造成条件。
民族资产阶级走进了反革命的阵营，和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
武汉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缓步跟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后面，畏惧农民革命，当着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眼，把自己完全信誉扫地。
但是因此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却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把无产阶级看做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导师。
难道还不清楚，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
难道还不清楚，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够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
除了我们反对派的可悲的领袖们，谁能够否认这政策的正确性和革命性呢？
反对派武断说，武汉国民党领导部的转向反革命方而是说明在革命第二阶段与武汉国民党结盟的政策的不正确性。
但是只有那些忘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和迷失了最后剩余的列宁主义的人们才会这样说。
在十月和在十月之后，直到一九一八年春天，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为革命同盟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是否正确呢？我以为，还没有谁敢否认这同盟的正确性。这同盟的结果是怎样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是否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武断说，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的政策是不对的呢？显然，是不可以的。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结成革命同盟的政策是否正确？我以为，还没有谁敢否认这种同盟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的正确性。那时（一九二七年四月）反对派曾经自己断言说，这样的同盟是对的。现在，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部退出革命之后，怎么可以根据这个退出而断言和武汉国民党所结的革命同盟是不正确的呢？
难道还不清楚，只有无性格的人才会施展这样的“诡辩”吗？
难道有谁武断过，说与武汉国民党的同盟是永久的和不完结的同盟吗？难道在自然界有永久的不完结的同盟吗？难道不清楚，反对派对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与人群结成革命同盟的第二条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是丝毫，——简直是丝毫也不理解的。
看列宁是怎样来确定这个策略原则的：
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最精细地、最留心地、最谨慎地、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敌人中间的种种“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中间的各种利害冲突，他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以获得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尽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谁不懂得这一层，谁就是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在比较长久的时期中，在比较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不曾在实际上证明他会实地应用这个真理，那他就还没有学会怎样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把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及以后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二一○～二一一页）。
难道不清楚，反对派的路线就是脱离这种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
难道不清楚，相反地，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必然顾到这种策略原则的路线？
现在再来谈到列宁主义的第三条策略原则。
这一策略原则是关于更换口号、关于这种更换的程序和方法的问题。它关涉到这样的问题：党的口号怎样变成群众的口号，关涉到这样的问题：怎样和用什么方法引领群众走向革命的阵地，让群众自己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来确信党的口号的正确性。
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能说服群众的。这需要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这需要使广大的群众自己在自己亲身的背脊上经历到推翻现政权的必然性，确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必然性。
假使先进的一群人、一个政党，比方说，已经确信，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米柳柯夫和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必然推翻，那很好。但是为了发动去推翻这个政府，为了提出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和确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当时的口号，这还嫌不够。为了使“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的公式从最近时期中的远景变成当前的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还需要一个有决定性的情况，就是要使群众自己相信这口号的正确性，给予党这样的或那样的支持来使它实现。
应该把作为最近将来的远景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公式严格地分别开来。正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巴格达季叶夫为首的一派布尔什维克在比得没落了，因为他们不到时候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的口号。列宁那时指巴格达季叶夫一派人的这一个企图是危险的冒险主义，他们把自己当众揭穿了。
为什么？
因为在后方和前线的广大劳动群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口号。因为，这派人把作为远景的“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的口号混为一谈了。因为，他们跑到前面去，使党处在脱离广大群众，脱离苏维埃而孤立的充分威胁之前，而那时，广大群众和苏维埃还相信临时政府的革命性。
在半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应该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分子”的口号呢？不，不应该。
不应该，因为这是危险地往前跑，这会使共产党人难于接近还相信着国民党领导分子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会使共产党脱离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孤立。
不应该，因为武汉的国民党领导分子，武汉的国民党中央还没有来得及把它自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而消耗净尽，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反对农民革命的斗争、它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它向反革命方面的转向当着广大劳动群众的面出丑和信誉扫地。
我们一直说，不能采取使武汉国民党领导部信誉扫地和更换它的路线，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而消耗净尽的时候，应该先让他把自己消耗净尽，为了后来实际上提出更换它的问题。
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否应该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的领导部”的口号呢？是的，应该的，一定应该的。
现在，当国民党的领导部已经被它自己对革命的斗争而出丑的时候，使自己处在和广大工农群众敌对的关系中，这口号在人民大众中是会得到强大反应的。
现在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农民都明白，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且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部”的口号，是做得对的。
因为现在问题是放在农民和工人群众而前任便选择：或是选择国民党现在的领导，那就要不再指望满足这些群众的切身需要，要放弃农民革命；或是选择农民革命，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就要把更换武汉国民党领导分子变成群众的当前口号。
列宁主义第三项策略原则的要求便是这样，它关涉到更换口号的问题，引领广大群众走向新的革命阵地的方法和道路的问题，用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动、及时地拿另一些口号来代替这一些口号以帮助广大劳动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上认识党路线的准确性的问题。
看列宁是怎样来确定这个策略原则的：
单靠先锋队是得不到胜利。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赞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至少站在对先锋队严守着中立而完全不会援助其敌人的立场上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了。而为要使真正整个阶级，真正广大的被资本压迫的劳动群众都站上这个立场，仅靠宣传，仅靠鼓动，还是不够的。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有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现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显著地证实了。不仅俄国的落后和往往不识字的群众，就连德国的文化程度颇高和个个识字的群众，也必须亲身阅历一番，感觉到第二国际武士们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无能、完全没有气节、完全孤立无援、完全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完全卑鄙龌龊，感觉到若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成立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必不可免会有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柯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及其同类）的专政。国际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共产主义组织和小组，其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群众（而现在广大群众大半还酣睡、消沉、守旧、因循，而没有觉悟）引导到这种新的立场上来，确切一点说，就是要不仅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也要善于领导这些群众，以便使他们接近和转到新的立场上来。（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二二八页）。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列宁主义这一策略原则的意思和意义，他们不承认它，他们有计划地破坏它。
他们（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一七年年初，就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那时他们企图“跳过”还没有完成的农民运动（见《列宁全集》）。
他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破坏了它，那时他们企图“跳过”职工会的反动性，不承认共产党人在反动职工会中工作为适当，并且否认和他们暂时结盟的必要性。
他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破坏了它，那时他们企图“跳过”中国革命运动（国民党）的民族特性，“跳过”中国人民大众的落后性，要求共产党人于一九二六年四月立刻退出国民党并且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未完成的、没有消除国民党发展阶段的条件之下立刻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反对派以为，只要他们一理解，一认识国民党领导部的半途而废、动摇、不可靠之后，只要他们一认出与国民党结盟的暂时的与有条件的性质之后（而每一个有资格的政治工作人员是不难认出这一层的），——这就充分足够可以对国民党、对国民党政权展开“断然行动”了，就充分足够可以使群众、广大的工农群众“一下子”来支持“我们”和“我们的”“断然行动”了。
反对派忘记，“我们的”了解还远不足以就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率领群众。反对派忘记，这还需要群众自己在自己亲身经验中认识国民党领导部的不可靠性、反动性、反革命性。
反对派忘记，“干”革命的不仅是一群前进的人，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贵的”“人物”，但首先和主要是千百万的人民大众。
奇怪，反对派竟忘记千百万人民大众的状况、理解、准备断然行动的决心。
我们，党和列宁，是否知道，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要推翻米柳柯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存在是和苏维埃的活动不能相容的，政权必须转移到苏维埃之手呢？是的，知道的。
那么，那时，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比得的某一批布尔什维克，以巴格达季叶夫为首，他们提出“打倒临时政府，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的口号，并且他们企图推翻临时政府，为什么列宁却骂他们是冒险主义者呢？
因为，广大的劳动群众、某一部分工人、千百万农民分子、广大的军人群众，最后，苏维埃本身，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口号作为当前的口号。
因为，临时政府和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消耗净尽，还没有来得及当着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眼充分使自己声誉扫地。
因为，列宁知道，为了推翻临时政府和确立苏维埃政权，单是无产阶级的一群先进分子、无产阶级的政党理解和认识还不够，——为了这个，还需要群众自己在自己切身的经验上相信这路线的正确性。
因为，必须经过全部联合大宴会，经过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月、八月的变节和叛变，必须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前线的耻辱进攻，经过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柯尔尼洛夫与米柳柯夫的“光荣”联合，经过柯尔尼洛夫的暴动以及其他等等，才使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确信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无可避免。
因为，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才能把作为远景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变成作为当前口号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反对派的灾殃是在于他们毫无二致地犯了巴格达季叶夫那批人曾经所犯过的那个错误，他们又离开列宁的道路，宁可去循着巴格达季叶夫的道路“行进”。
我们，党、列宁，是否知道，在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时候和在比得召开这会议的时候，立宪会议和苏维埃政权的制度是不能并存的？是，知道的。
为什么我们要召开这会议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敌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不但参加选举，并且自己还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不是“尾巴主义”，对于事变的“落后”，“使群众倒退”，破坏“远目标”的策略？当然，不是。
布尔什维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使落后的人民群众容易眼睛雪亮地确信立宪会议的无用，它的反动性和它的反革命性。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把千百万的农民群众拉到自己跟前来，使自己易于解散立宪会议。
关于这一点，看列宁是怎样写的：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我们参加了俄罗斯资产阶级国会的选举，即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来说国会制度在俄国是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东西吗？当然，我们是更有理由来这样说的，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国会是否早已存在，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已如何准备好（在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准备好）来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国会。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兵士和农民，由于有种种特别条件，已准备得非常好来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民主的资产阶级国会，——是完全不容置辩、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
由此得出不容争辩的结论，证明了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星期内，甚至在这个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国会，不仅不使革命无产阶级受到什么害处，反而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国会为什么应被解散，易于把这种国会解散成功，易于使资产阶级国会制度成为“政治上过时了”的东西。（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二○一～二○二页）。
看布尔什维克事实上是怎样应用列宁主义第三项策略原则的。
看，在中国应该怎样应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策略，无论是关于农民革命也好，关于国民党或是关于苏维埃口号也好。
看样子，反对派有这样的倾向，认为中国的革命已经遭受完全失败。这，当然，是不对的。中国革命遭受了暂时的失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是怎样的失败，失败得多么深重，——这是现在的问题。
可能，这是相近于俄国一九○五年所发生过的那样长期的失败，那时革命中断了整整十二年，为了后来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新的力量重新爆发起来，推翻独裁，为新的、苏维埃的革命肃清道路。
不能把这种远景认为是例外的。这还并不是革命的完全失败，因为一九○五年的失败不能认为是最后的失败。这并不是完全的失败，因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在发展的现阶段——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联合，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还等候着自己的解决。假使这远景将要变成现实的话，那么立刻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当然，是谈也谈不到的，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情形之下苏维埃才能建立和发扬光大。
但是几乎不能把这远景认为是可靠的。无论如何暂时还没有根据认为它是可靠的。所以没有根据，因为反革命还没有联合起来，并且不会很快就联合起来，假使一般地说，它被注定要在什么时候联合起来的话。
因为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正以新的力量展开着，这不会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时使农民阶级破产和怨恨。
因为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集团或是这样的政府，它能够去做类似斯托雷平的改革，作为统治集团的避雷针。
因为千百万的农民已经搞到地主的土地，再要束缚和压迫他们在地下是不容易了。
因为无产阶级的权威在劳动者眼中一天比一天增长，而它的力量还远没有被击溃。
可能，中国革命的失败，在自己的程度上说，类似一九一七年七月布尔什维克所遭受的那样的失败，那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出卖了布尔什维克，他们被迫不得不走到地下去，过了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到街上来，为了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
这里的相似，当然是有条件的。我所说的相似，是附带着一切必要的附带条件的，假使注意到今日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有差别的话。我所以说有这样的相似，仅仅为了描画出中国革命失败的相近的程度。
我想，这远景是比较可靠的。假使它，这远景将来成为现实的话，假使在最近的时期之中，——不一定过两个月，而是过半年，过一年，——革命的新高潮成为事实的话，那么关于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可以挨次提上来，作为当前的口号，作为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平衡。
为什么？
因为在革命发展的现阶段的革命新高涨的条件之下建立苏维埃将是十分成熟的问题。
昨天，几个月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该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是我们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的领导部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作为革命的敌人而声誉扫地。
现在，相反，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了，假使（假使！）在最近时期之中展开新的强大的革命高潮的话。
所以现在，在高潮还没有来到之前，除了以革命的领导部来代替现在国民党的领导部的斗争之外，应该在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展开极为广泛的宣传，宣传苏维埃的思想，不要过分向前跑，也不要现在就组织苏维埃，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苏维埃才能够发扬光大。
反对派可能说，他们是“第一个”说出这一层，这就是他们所谓“远目标”的策略。
最最亲爱的，不对。完全不对！这并不是“远目标”的策略，而是徘徊迷途的策略，永久越过和不达的策略。
当反对派于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刻退出国民党的时候，这是越过的策略，因为反对派后来被迫承认，共产党人是应该留在国民党里的。
当反对派宣布中国革命为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时，这是不达的策略，因为反对派后来被迫从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式里偷偷地爬走。
当一九二七年四月反对派宣布中国的封建残余是夸张，忘记人数众多的农民运动已经存在的时候，这是不达的策略，因为反对派后来被迫默默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一九二七年四月反对派提出立刻建立苏维埃口号的时候，这是越过的策略，因为反对派分子那时破迫承认他们自己阵营里的矛盾，其中之一（托洛茨基）要求采取反对武汉政府的路线，而另外一个（季诺维也夫），则相反，要求“用各种方法援助”武汉政府。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把徘徊迷途的策略，永久越过和不达的策略开始宣布为“远目标”的策略呢？
至于苏维埃，应该说，共产国际远在反对派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文件里作为远景，说到中国的苏维埃了。至于作为当前口号的苏维埃，就是今年春天，反对派作为对抗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那时是革命的，否则季诺维也夫就不用高叫什么“用各种方法援助”国民党了）而提出的，这却是冒险，这却是喧闹着向前奔跑，这样的冒险和这样的奔跑，是巴格达季叶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犯过的。
虽然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中国最近将来的当前口号，但是还远不能得出结论说，反对派于今年春天所提出的关于苏维埃的口号就不是危险的、有害的冒险。
同样，虽然“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的口号曾经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被列宁认为是必须的和及时的（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著名决议），但是还远不能得出结论说，巴格达季叶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这口号不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冒险。
巴格达季叶夫也可以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说，他是“第一个”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说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是就是说，巴格达季叶夫是对的，而指出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言词是冒险主义的列宁是不对的呢？
看样子，巴格达季叶夫的“月桂冠”不让我们的反对派安眠。
反对派不明白，问题完全不在于为了“第一个说”而跑到前面和搅乱革命事业，而是在于及时地说出，并且要说得这样，使说过的话得到群众的拥护并变成事实。
事实就是这样的。
反对派脱离列宁的策略，他们政策的“过左”的冒险主义——结论就是这样。
原载《时代》周刊第23期，1949年8月16日
曾收入《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
署名：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