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降尤其是近年来诗歌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在新媒体的助推下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重要事实。
而对于新世纪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判断，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诗歌看似空前繁荣活动众多，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时代和大众；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当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和胶着。与这种显豁的现实感相应的则是城市化对乡土经验的前所未有的冲击。
那么，在一个新媒体和自媒体全面敞开的时代，在一个新闻化的焦点话题时代，在全面城市化的去除“乡土性”的时代，何以“现实”与“地方”重新成为写作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为什么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又难解？诗人在处理当下现实和城市时代地方性境遇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地发声与有力回应？这种发声和回应是否遇到了来自于文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
一
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
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
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
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
仿佛在为远行的孩子理顺衣领
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
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
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
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
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
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
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
但是，这也是一瞬而逝的温情
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
……
——雷平阳《杀狗的过程》
这是一个精神寓言，也是惨厉的现实和文化渊薮。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已经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汉语新诗的经典之作。谢冕老师曾很多次对我说“雷平阳这首诗写得好，可是每次我都没有读完，因为实在不忍读下去”。确实，很多读者都有这种“不忍”之心。可惜，残酷的现实和人性以及历史并不会因为你的“不忍”而有丝毫减退。所以，任何人都必须面对那些难以接受的文字以及背后无底深渊一样的现实以及历史。
这首诗很容易被解读为对人性残忍的批判。甚至在很多专业阅读者那里认为这首诗通过极其真实残酷的细节完成了超微镜头般的日常叙事。换言之，很多人在这首诗反复拉抻的残酷细节中指认这首诗是现实之诗。你看这首诗有那么多细节纹理啊！比如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时间、地点、杀狗的淋漓过程。换言之，这首诗很容易被认为是非虚构，超级真实。
也许，这种解读没有错。
说其是米沃什那样的“见证之诗”也没有错。
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忽略了诗人的综合能力。这仍然是一首想象之诗，诗人既“在场”又予以适度的超拔。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谁是那个冷酷的“主人”，谁又是那条被反复杀戮又如此对主人忠诚的“狗”？
《杀狗的过程》之所以在普通读者的阅读中能够成为过目不忘甚至不忍卒读之作，这不仅在于人性的狰狞超出了你的想象，狗的无辜、善良和忠贞超出了你的想象，而且还在于这首诗在此之外提出的重要性疑问。看到那个比喻或者隐喻了吗——“脖子上/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这刺目不仅来自于场面，而且来自于语言背后的权力和历史话语构成的强大势能。
这又回到了雷平阳诗歌的重要性和启示性的问题。
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在不断印证着一个不断重临的时代话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诗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之间的转化关系。
这就是“自戕的挖掘”，也是一次次噤声的过程。噤声和震悚处必须有人以身饲虎。诗也未尝不是如此。
当下诗人热衷于带给我们的是细小、个体的日常现实，尽管这一切都生发于日常生活流之中，可是它们却呈现了并不轻松的一面。当下很多已经日益成熟的诗人已经一次次在生活的现场制造了一个个精神生活的寓言。我们需要剥开日常的多层表皮才能与内核和真相相遇。这可能正是诗人们需要做的——文本中的现实。
“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这句疑问正在强烈地敲打每个写作者的内心。
实际上，“历史病”有时候就是“现实病”。
当公共生活不断强行进入到个体的现实生活甚至诗歌写作的精神生活当中的时候，应该正视无论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代还是紧张而又涣散的城市化时代，我们的精神生活都远没有那么轻松。那么，我们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
我在当下很多诗人的文本世界中不断与那些密集的灰色人流相遇，与一个个近乎废弃的落寞的村庄相遇，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相遇，与一个个车站和一条条交错的道路相遇，与一个个斑驳的内心暗疾或者精神幻象相遇。也许，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对照生活的一部分。盘妙彬曾经在一本诗集中说“现实不在这里，不在那里”。那么，对于诗人而言，“现实”在哪里呢？
而近年来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汉语写作者共同的命题。而当下对于诗歌与现实的判断，已经出现了两种甚至更多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诗歌看似空前繁荣，活动众多，但实际上诗歌已经远离了时代和大众；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当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空前紧密和胶着，诗人和时代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为什么在诗歌写作越来越自由和开阔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提“生活”“现实”和“时代”这些老旧的字眼？而问题正在于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正在空前增加。甚至当写作者表达对生活和现实理解的时候竟然出现了那么多经验和修辞都空前同质化的文本。这是怎么造成的？生活与想象和写作之间在当下的城市境遇下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复杂关联？
那些处理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诗歌，其中不乏长久打动我的优秀文本，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个性特征不明显、类型化、肤浅化、同质化的问题。由此，在诗歌数量不断激增的情势下做一个有“方向感”和精神难度的可辨识的诗人就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现实”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当下诗坛仍然非常耐人寻味！当我在一个个清晨和深夜翻开那些诗集、刊物、报纸以及点开博客、微博、微信的时候，那一首首诗不仅没有让我看清这个时代诗人的个性，反倒是更加模糊。在自媒体平台上成倍增长的青年写作群体不仅对诗歌的认识千差万别，而且他们对自己诗歌水准的认知和判断更耐人寻味。这些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好像是被集体复制出来的一样。与此同时，很多成名的大腕诗人正在国际化的诗歌道路上摇旗呐喊。可看看他们的诗，他们仍然是翻译体写作的二道贩子。而很多诗人也欣欣然于毫无创见和发现的旅游见闻写作，他们正兴奋无比地给那些山寨、仿古的景观贴上小广告。还有一部分诗人更为恶劣，他们对诗坛不断恶语相向。看似义正词严的面具却掩盖了他们的私心、恶念和狺狺的嘴脸。
2015年夏天的一个阳光炽烈的下午，我和沈浩波躺在台湾海峡北海岸一块巨大的岩石上。
岩石是温热的，海水在身边拍打、冲涌，这一时刻刚好适合来安睡。年轻的冯娜坐在礁石的一角，她给我们的是穿着淡绿花裙子的后背。不远处，一只白色的水鸟站立在大海的一根漂木上，漂来荡去如神安排在这个下午的一个小小雕塑。仰望着天空，沈浩波对我说，以前写过一句诗写的就是这片海岸——“连大海的怒涛都是温柔的回眸”。而差不多是在五年前，“话痨”胡续冬在淡金公路上也写下了这片北海岸，“转眼间的盘桓/转眼间的风和雾/转眼间，旧事如礁石/在浪头下变脸//一场急雨终于把东海/送进了车窗，我搂着它/汹涌的腰身，下车远去的/是一尊尊海边的福德正神”。而在来台湾之前，我曾经在一张废旧的报纸上写下几个字：海岸聆风雨，江涛正起时。
这不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启蒙在当下显得多么虚弱和矫情。这是屌丝逆袭、阶层分野、乡村拆毁、娱乐泛滥、文化委顿的落寞年代。也许文字最终必将止于喧哗！图书馆的命运也并不见得比一个个被迅速拆毁的村庄更幸运，而批评的命运也许更不容乐观。
米沃什就20世纪的西方诗人批评过他们缺乏写作的“真实感”，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仍然是有力的提请。所以，文学没有进化论，有的只是老调重弹却时时奏效。“诗歌与现实”这一话题的讨论仍将持续。诗人如何在场而又离场？如何本土而又世界？如何个人而又担当？显而易见的一个常识是诗歌不能硬性而直接地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发生关系，而应该保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对写作和评论的“现实性”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写作的现实性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我认同小说家阎连科关于现实“炸裂”的说法，“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想象赛跑”。确实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全面放开，言论自由和公民意识的空前觉醒，曾经铁板一块的社会现实以突然“炸裂”的形式凸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这些新奇、陌生、刺激、吊诡、寓言化、荒诞的“现实”对那些企图展现“现实主义”愿望的写作者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在写作方式、精神姿态、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众共享的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新闻和社会现实无时不以直播的方式在第一时间新鲜出炉。每个人面对的都是同一化的新闻热点和社会焦点，每一个人都在一瞬间就通过屏幕了解了千里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新闻化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同一化思维方式，每个人在新闻和现实面前都患上了集体盲从症。新闻化现实自身的戏剧性、不可思议性已经完全超出了写作者对现实理解的极限，现实的新奇也已然超出了写作者的想象能力。由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乡村、城市、城乡接合部、工厂的空间里大量涌现的底层阶层的“痛感”写作以及众多诗人对新闻和现实的“仿真性”写作。如此平庸、肤浅、廉价的现实化写作怎么能够打动他人？与此相应，写作者的现实热望使得近年来的底层写作、打工写作、贱民写作和新乡土写作以“非虚构”的方式成为主流的文学趣味。不可否认，进入新世纪以来“草根诗人”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这些“草根”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对于他们而言现实永远不在诗歌之外，而是本真地作为最直接的血源性的体验。这是一种真诚的不做作不伪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体验性的写作要比那些隔靴搔痒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以及飞速的交通工具得来的“一吨鹦鹉的废话”（西川）要重要得多，“亲自走在乡间道路上的感受与乘飞机从上面飞过时的感受是不同的”（瓦尔特·本雅明）。对于身处社会底层和基层的诗人而言，他们不是像其他诗人那样欢呼着奔赴现实，而就是身处现实漩涡的搅拌之中。这是及物性的写作，不是假定性的命题。而这一经验不仅关乎个人冷暖，而且与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直接关联。这样的诗歌和相应的读者确实一定程度上与以往的“专业诗歌”和“专业读者”有所区别——“唯一被认作是诗的东西是那些重复过去的诗，也就是说有来历的诗。与它相关的是书本、其他的诗和百科全书里的各种名字。这种诗只属于塞满了历史的头脑，所以它对没有受过训练去读它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卡尔·夏皮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和桎梏。这或者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换言之，在当下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那里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不久前，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中国作家过于依赖现实的批评我倒是很认同。似乎，当下中国的作家对“现实”和讲述“中国故事”投入了空前的热情。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不满与批判，集体患上了现实写作的焦虑症。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
当我们的诗歌中近年来频频出现祖国、时代、现实和人民的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集体性的错觉和幻觉，即诗人和诗歌离现实越来越近了。而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不是。更多的关涉所谓“现实”的诗歌更多的是仿真器具一样的仿写与套用，诗歌的精神重量已经远远抵不上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寓言化的时代，现实的可能性已经超出了很多作家想象能力的极限。而在此现实和写作情势之下，我们如何能够让写作有更为辽阔的可能？而在一个“非虚构写作”渐益流行的年代，诗歌能够为我们再次发现“现实”和“精神”的新的空间吗？作为一种文本性的“中国现实”，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面对当下诗人写作的境遇和困难。也许，诗歌的题材问题很多时候都成了伪问题，但是令人吊诡的却是在中国诗歌（文学）的题材一度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这个大是大非的背后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会牵涉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构造与文学想象。新世纪以降诗歌的题材问题尤其是农村、底层、打工、弱势群体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道德优势题材已经成为了公共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回到诗歌美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当它涉及“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现实”到底有多远或者多近。显然在一个分层愈益明显和激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诗歌中的“现实性”和“想象性”的精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换言之在他们进化论的论调里历史早已经远离了现实，或者它们早已经死去。
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乡村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仅诗歌在介入，而且小说、散文甚至时下最为流行的“非虚构”文本也在轮番上演着“乡村”叙事。那么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众多的相关文本就为写作者们设置了极大的难度。换言之，一首诗歌如何能够与庞杂的类似题材的诗歌文本区别开来？区别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在写作现实的热潮中，实际上很多诗人并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就新世纪诗歌写作中的“现实感”问题，诗人必须具有发现性，焦点社会现象背后的诸多关联性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的现实和文本的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由此我更认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而对于有着不同生存经验的各阶层而言，“现实”是分层的，“现实”是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的。而这体现在写作中就最终落实到了对“现实”的差异性理解。当下被各种社会现实、阶层身份和媒体空间所迅速催生的诗人群体已经着实让评论家和专业读者们在空前驳杂的景象中难以置喙。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成倍增长的青年写作群体不仅对诗歌的认识千差万别，而且他们对自己诗歌水准的认知和判断更耐人寻味。这种膨胀、沉浸、迷恋和浮夸的自我认识方式不仅在于微博和微信空间毫无意义的点赞和转载，而且还在于他们集体性地降低了诗歌的难度，也空前消解了“诗人”真正的价值。
二
“空间诗学”在西方的文学史上有很多经典论述；中国古代关于诗歌与空间和地理的研究更是一个不小的传统。而说到百年新诗与空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话题，比如，新诗在初始阶段更多的是沾染上政治文化运动和地缘政治，深深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区域政治与诗歌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
说到当代汉语诗歌在1949到1976年的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诗歌的空间性更多表现为同质化的运动性和政治特征，而在美学上的表现则空前贫弱。诗人的阶级、身份和政治觉悟取代了诗人与空间和地方的命名关系。在大一统的政治时代和阶级话语比较强大的年代，诗人和空间之间的互动基本不存在。即使出现新边塞诗人，包括闻捷这些人也到西北地区写出了一些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诗歌，但这样的诗歌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点虚弱的。写作者和空间的关系正如宇文所安所说，不是一个地方造就了一个作家而是一个作家创造了一个地方。是的，空间和地方性是通过文本创作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古诗做出了最伟大的证明。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首先想到的就是一首相关的诗。换言之在任何深山、大河、丛林和寺庙、楼台面前，站立的永远都是一个伟大的古代诗人。而说到当代的新诗空间，其中心曾一直是北京，不管是政治抒情诗、运动诗和口号诗，还是“文革”时期的知青诗歌和地下诗歌，包括以芒克、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人”，基本上都印证了北方诗学和首都写作的强大影响力。1980年代开始的大学生校园诗歌和先锋诗歌运动使得四川、上海、南京等地尤其是西南地区成为诗歌运动的核心地带。也就是在一些诗人看来终于到了“南方诗歌”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诗歌”的抗衡时期。而在古诗话语谱系中，所谓南方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提出的时间很早且论述颇多，南方诗歌或曰南方诗学被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但是令人不解和反思的是却一直没人提到所谓的北方诗学。也就是说，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南方诗学和北方诗学呢？如果以一个地理空间为界来界定和谈论诗歌，这是否可以上升到一个诗学的高度，还是说存在着很多问题？这都值得今天深入探讨。
到了当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空间和地方所承载的这种文化和诗学的维度不断在削弱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的地方性知识在这种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和交通工具迅疾发展的时代渐渐成了被弃置之物，很多城市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同质化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去任何一个城市和地方，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就是铺天盖地故意煽情的房地产广告。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每个城市雷同的建筑风格以及相似的生活经验与精神状态。在这样一个去地方化的经验趋同的时代，诗人该如何写作？诗歌写作不光是个人美学和语言学上的成就，它还应该与空间、历史、文化、时代以及现场发生摩擦和对话关系。所以不管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诗学自身来说，诗歌与空间和地理的关系是值得深入谈论的。诗人在某一个空间上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成长，有一个关键词在中国一直是有禁忌的，这就是身体诗学。当把它还原为地理空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人的成长，不管是物理的生长状态还是人与周边环境和历史文化以及习惯的关系，都是融入血液里面去的。也就是人是从地方生长出来的，而诗歌是从身体中生长出来的。简单举例，江南的诗歌与西藏的诗歌有着本质的区别。百年以来的新诗研究者，对诗歌与空间的关系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但是不多。现在阅读很多杂志包括民族性质的杂志，很多诗人都强调我是什么什么族，但你看他的诗歌跟他的身份、地方性却没有任何关系。当强调诗人身份的时候，特殊的空间，民族性的空间，或者行政性的区域却与诗人身份和写作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在一个诗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他背后有那么强大的悠久的历史支持和文化滋养，看不到地理精神征候和相应的诗歌传统。我们此前一直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化，后来到1980年代以来一直强调的则是诗歌的个人化。这种个人化写作在不断地强化和膨胀自我主体性的同时也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包括80年代的海子，为什么他在诗歌里面不断地转向高原和西南地区，这就是地方性和理想主义造成的海子这样一个行动性的诗人。我觉得在当下的中国诗歌里面已经看不到所谓任何的神秘性、精神性以及向上的思想，而看到的更多的是日常性和表层化叙述。很多的日常性让我们感受不到任何能震撼我们灵魂的东西，这个时代的写作我觉得诗人的写作姿态变了，变得贫乏而虚弱。诗人不是在“高原”和“远方”写作，而是沉溺在日常经验当中。当写作、发表、评奖、出版变得如此简单而随意，当自媒体时代每个人接受的信息如出一辙，当每个人都在拿手机幻觉享有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变得如此惊人的相像。那么我们如何发现自我的特质，发现这种空间和地带差异性就变得非常艰难了。
当诗人更多地胶着于现实写作的时候，当人们更多地在生存空间为日常生活计较得失的时候，精神的空间与远方正在空前消减。尤其是高速发展全面推进的城市化时代，通过一个个密集而又高速的航线、高铁、城铁、动车、高速公路、国家公路正在消解“地方”的差异性。拆除法则以及“地方”差异性空间的取消都使得没有“远方”的时代正在来临。当年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这正在成为世界性的事实。当下，无差异的地方性空间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很难存在。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从一个地点被快速地搬用到另一个地点，而这些地点已经没有太大的文化地理学层面的差别。与此同时，各种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使得诗人的行走能力、体验能力以及“远方”的理想主义精神空前降低和萎缩。与此同时随着一个个乡村以及“故乡”的消失，城市时代的“新景观”与没落的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错位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这使我想起莫言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所说的：“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
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这种“乡愁”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乡愁”显然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这种乡愁体现为对城市化时代的批判化理解。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中更多的诗人所呈现出来的现实就是对逝去年代乡村生活的追挽，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和讽刺。更多的诗人是在长吁短叹和泪水与痛苦中开始写作城市和乡村的。很多诗人在写作城市的时候往往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的写作方式，这是必须要予以反思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年轻诗人悲伤地说“远方一无所有”。而到了现实炸裂的新闻化的今天，在一个全面城市化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还拥有精神和理想的“远方”？谁能为我们重新架起一个眺望远方的梯子？
在一个看起来加速“前进”的高铁时代我们诗人离现实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恰恰相反。我们的诗人仍然在自我沉溺的木马上原地打转，而他们口口声声地说是在追赶“现实”。由此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首首诗歌中的“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实”究竟有多远？在新世纪的诗人那里我强烈感受到了一个个所谓的“旁观者”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这“沉默”和那扇同样无声的“拒绝之门”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罕有的隐秘声部。诗人试图一次次张嘴，但是最后只有一次次无声的沉默。这种“沉默的力量”也是对当下那些在痛苦和泪水中“消费苦难”的伦理化写作同行们的有力提醒。这是一个飞奔“向前”的时代，但是同时那一块块运输工具的钢化玻璃窗也模糊了我们内心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我们与窗外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城市化的时代，我们正在经受着去地方化的命运。那墙壁上一个个出自强壮的拆迁队之手的粗糙甚至拙劣的巨大的白色的“拆”字也在一同拆毁着族群的方言和地方的根系。而暧昧的时代“敌人”尽管不如极权年代那样如此具体和直接，但是更为庞大的无处不在的幽灵一样的规训和对手却让人不知所措。而吊诡的则是在一个“乡土”和“地方性”不断丧失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产业和地方文化资源的争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火如荼过。仍有那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地方”和“现实”存在，而我们似乎又无力通过诗歌对这些“地方”进行命名和再次发现。我们更多的时候仍然是充当了“旁观者”和“无知者”的角色！
在时代匆促转换人们都不去看前方的时候，诗人该如何面对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内心？在一个极权时代远去的当下，我们的生活和诗歌似乎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生活和诗歌的迷津中自我搏斗。我们的媒体和社会伦理一再关注那些日益耸起的高楼和城中村，一再关注所谓的农村和乡土乃至西部，但是我们的诗人是否足以能够呈现撼动人心的具有膂力的“原乡”和“在场”的诗句？我认为经历了中国先锋诗歌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之后，诗人的“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远方）情结和抒写已经在新世纪的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时代宣告终结。尤其是在当下的去除“地方性”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远方”。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一切都快烟消云散了。
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正如一位异域小说家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诗歌是通往现实的入口。这个入口需要你挤进身去，需要你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紧牙关在狭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许你必将心存恐慌。但是当你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完了这段短暂却漫长的通道，当你经历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压抑的时刻，你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懂得你头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现实”空间里真正掂量你所处的社会现实。
尤其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我想到了很多诗人文本中的“城市”“小镇”“乡村”和一个个陌生的“地方”。以这些“地方”为原点，我们在多大的范围内看到了一种普遍化而又被我们反复忽略不计的陌生性“现实”的沉默性部分。这一个个地方，除了路过的“旁观性”的诗人和当地的居民知道这个地方外，这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陌生的角落——一再被搁置和忽略的日常。而我们早已经目睹了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异乡”和“外省”让诗人无路可走。据此，诗歌中的“现实”已经不再只是真实的生存场景，而是更多作为一种精神地理学场域携带了大量的精神积淀层面的戏剧性、寓言性、想象性和挽歌性。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这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深山褶皱的真实内里。实际上这个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现实”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而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城镇和曾经的农耕历史被不断迅速掩埋的“新文化”时代，一个诗人却试图拭去巨大浮尘和粉灰显得多么艰难。而放眼当下诗坛，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们毫无精神依托，写作毫无“来路”。似乎诗歌真的成了博客和微博等自媒体时代个体的精神把玩和欲望游戏。在一个迅速拆迁的时代，一个黑色精神“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也不能不是分裂和尴尬莫名的。因为通往圣洁的“乡愁”之路的灵魂安栖之旅被一个个渊薮之上的独木桥所取代。当我们胆战心惊终于下定决心要踏上独木桥的一刻，却有一种我们难以控制的力量将那根木材抽走，留下永远的寒风劲吹的黑暗。语言的温暖和坚执的力量能够给诗人以安慰吗？过多的时候仍然是无物之阵中的虚妄，仍然是寒冷多于温暖，现实的吊诡胜于卑微的渴念。当然我所说的这种“乡愁”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故乡出生地”的留恋和反观，而是更为本源意义上的在奔突狂暴的后工业时代景观中一个本真的诗人、文化操持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隐忧者的人文情怀和酷烈甚至惨痛的担当精神面对逝去之物和即将消逝的景观的挽留与创伤性的命名和记忆；一种面对沉暗的工业粉尘之下遭受放逐的人、物、事、史的迷茫与坚定相掺杂的驳杂内心。由此，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且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现实感”的诗歌写作的缺席则成了显豁的事实。然而，更为令人惊惧的是我们所经历的正是我们永远失去的。多少个年代已在风雨中远逝，甚至在一个拆迁的城市化时代这些年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一切都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而那些当年的车马早已经销声匿迹。幸运的牛马们走进了坟墓之中，不幸的那些牛马们则被扔进了滚沸的烹锅之中。那些木质的轮车也早已经朽烂得没了踪迹。我们已经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这些已逝之物，我们只能在灰蒙蒙的清晨在各个大城市的角落里偶尔看到那些从乡下来的车马，上面是廉价的蔬菜和瓜果。而我们却再也没有人能够听到这些乡间牲畜们吃草料的声音，再也没有人能够闻到它们温暖的带有青草味的粪便的气息。说到此处，我也不由想到做一个简单的怀乡者并不难，这甚至成了当代中国写作的惯性气质，但这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却会使得“怀乡者”的身影又过于单薄。
三
实际上，我们的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尤其是对当下的带有“重要现实”层面的诗歌写作而言，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
我想这都是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综合的能力，显然诗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还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抗震诗、高铁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和被记忆的却几乎成了空白的原因。
在现实和写作面前，诗人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起诗歌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具有“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吗？曾记得2009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槃却是由这些被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与此相应的一个重要诗歌文本就是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这就是语言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的艰难。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他一起推给我们的是无边无际的沉默、自语和诘问。与此相应，我们每天与那些看起来无比真实和接近现实的诗歌相遇，但是他们几乎同时走在一条荒废的老路上。我们的当下有那么多的艰难情势被我们的诗人所忽略，与此还有那些更为斑驳不自知的灵魂渊薮。我们的诗歌都成了自我的关注者，个人的日常情感和生死冷暖体验从来没有在诗歌中变得如此高调和普遍。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伦理化的底层和民生抒写热潮中，诗人普遍丧失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换言之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一样的社会现场的一层浮土，让我们看不到任何真正关涉历史和情怀以及生存的体温。
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讽喻性的诗歌写作已经逐渐成为带有伦理化倾向的一种潮流和趋势。面对当下中国轰轰烈烈的在各种媒体上呈现的离奇的、荒诞的、难以置信的社会事件和热点现象，我觉得似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寓言化”的时代。首先应该注意到目前社会的分层化和各个阶层的现实和生存图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多层次性，越来越具有差异性。甚至这种复杂和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诗歌写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能力，现实生活和个体命运的复杂程度早已经远远超过了诗人的虚构的限阈与想象的极限。诗人们所想象不到的空间、结构和切入点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诗人和作家的“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受到空前挑战。由此，面对各种爆炸性和匪夷所思的社会“奇观”和现场事件的媒体直播，我们的诗歌和文学还留下什么能够撼动受众的特异力量？在此情境之下，写那些“现实”性的诗歌其难度是巨大的。相反，我们涉及属于更小范围内的诗人自我的日常生活图景时，其可能性的空间和自由度相反倒容易些。但是是否如一位诗人所偏激地强调的“足不出户的诗歌是可耻的”？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
而当我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性”的视野来分析当代的诗歌写作，我们最终会发现新世纪以来的大量诗歌（数量绝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接合部为背景，回溯的视角，时间的感怀，乡土的追忆）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而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当下的诗人面对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但是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的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接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之于诗人和写作的重要性。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的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换言之，诗人试图反映现实和热点问题以及重大事件时，无论从诗歌的材料、构架、肌质还是诗人的眼光、态度和情怀都是有问题的。
“一无所知”的“过客”性存在，实际上是每个生命的共同宿命性体验，同时人的认识和世界是如此的有限而不值一提。而在当下的时代，这种遗忘性的“一无所知”还不能不沾染上这个时代的尴尬宿命。我们自认为每天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是我们仍然对一切都所知甚少，甚至有些地方是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最终到达的。有的地方我们也许一生只能经历一次。“单行道”成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进程。
当年在荒芜的德令哈的漫天暴雨中，诗人海子最关心的现实不是世界和人类，而是一个姐姐。在四川绵州崎岖难行的山路上杜甫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前途未卜，而是时刻挂念病重的李白。雾霾、高铁事故、鲁甸地震、天津爆炸、飞机失事等焦点社会现象的背后还有诸多关联性的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而对现实的差异性理解还涉及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的问题。无论是希尼强调的诗歌是一种精神的挖掘，还是鲁迅所说的一首诗歌吓不走孙传芳，而一发炮弹就把他打跑了，抑或是扎加耶夫斯基所强调的诗歌是对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些对现实的理解以及相应的诗歌功能的强调都使得诗歌的现实写作呈现出了多个路径。而每一个路径都有可能抵达诗歌最高的境界——写作也是一种真理。具体到当下现实写作的境遇，我们会发现诗人身份的历史惯性也导致了现实化写作的诸多问题和缺陷。当代中国历来缺乏公共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传统，这种缺失在新媒体时代被一些好事者扮演成了意见领袖。知识分子精神的缺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诗歌界以及文学界成了最为尴尬的话题。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性的精神症候。就像诗歌界在多年前的一个讨论一样，“一个坏蛋是否能写出好诗？”这终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在强调文学的自足性、独立性和文学本体性、个体主体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作家不是能够纯然“绝缘”和“非及物”的群体。既然我们深处历史和现实的漩涡之中，那么就写作而言是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纯诗”和“纯文学”的。实际上，知识分子就是一种精神的承担。这种精神的承担显然不是简单地处理现实题材的写作，而是涉及人格、修为、写作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诸多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必然需要有难度的写作出现——语言的难度、认识的难度、情怀的难度、精神的难度以及思想的难度。而这种现实和精神的双重难度还来自于更大的挑战。这就是媒体以及新速度。
“历史”和“现实”更多的时候被健忘症的人们抛在了灰烟四起的城市街道上。我们会发现，在强大的“中国现实”面前历史并未远去，历史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相反地，历史却如此活生生地出现在被我们反复路过却一再忽视的现实生活里。这多像是一杯撒了盐花的清水！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这杯水的颜色——与一般的清水无异——但是很少有人去喝一口。颜色的清和苦涩的重之间大多数人们更愿意选择前者。而诗人却选择的是喝下那一口苦涩，现实的苦涩，也是当下的苦涩。当然，还有历史的苦涩！而诗歌只有苦涩也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