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的祖业传到吴培根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一九四六年秋天，吴培根以三百二十块银元，把吴家祠转卖给了杨绍华。跑单帮做生意的杨绍华，也就把低价买来的吴家祠租给了租户。这样，杨绍华便获得了可观的房租收益。世事无常，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房产却成了杨绍华的心病。故在最困难的一九六一年，他以很低的价格把房产卖给了所有的租户。我看了我家当年买房的契约，花了九十四元人民币。
一
我家的右隔壁是李家婶一家。李伯伯瘦高精壮，文化不多，谈吐不俗，天南地北竟也知晓不少。一见，便知是一位走南闯北过来的男人。李家婶留在我印象里的是那串直率清爽的哈哈声，她和我妈她们摆龙门阵，时不时总会听见她那传得很远的哈哈声。
李家的老大叫李明清，他和我二哥同岁。我都上初中了，他才从李伯伯的老家遂宁回到这个家。他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来准备就业。在李明清身上一点也找不到李伯伯的影子。他中等身材，五官英俊，脸上更多留下了李家婶的遗传基因。平时不多言多语，一个人时总爱哼唱《红梅赞》。歌声虽然不是很美，但音准是没有问题的。李明清回来不到半年，便到建筑公司上班了。由于他有文化，很快就到建筑设计部门去了。
李家还生过一个老二，和我同岁，没带起来，几个月就死了。李老三是个女儿，小我三岁。后面还有两个男孩，李明德和李明光。
李家的生活一如既往的清贫。李伯伯没有正当的职业，靠下苦力当装卸工维持一家的生计。由于被太阳晒得很黑，李伯伯显得更加精瘦。生活虽然过得清贫，但李家婶却整天乐哈哈的有说有笑。她除了要给一家人浆洗缝补，还要出门采摘野菜，或者在别人砍了菜的地里捡点菜叶。这样清苦的生活来到一九六〇年代。宝成铁路和成昆铁路的修建，给灌县人带来了新的生机。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岷江上的鹅卵石，便成了铺铁轨碎石的可靠来源。天一街口应运组建了灌县砂石厂。
李伯伯和李家婶也像当年灌县那些没有生计的人家，很轻松地进了砂石厂。砂石厂没有门槛，只要你能举起铁锤把鹅卵石敲得碎，哪怕你是残疾人都可以。
每天一早，李伯伯都会背上熟悉的背篼，和李家婶一前一后走出院子的大门。背篼里除了装铁锤以外，还得装上盛着饭菜的小铁锅。来到地区卫校后边的河滩上，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
河滩上的鹅卵石绝大部分都是花岗岩石。颜色深的我们叫它青鹅光石，这种石头硬度高，一般不选这种石头。颜色浅的我们叫它白泡石，硬度低，一敲就碎。李伯伯会找白泡石用二锤开片，李家婶就会用背篼把开成的石片，背到堆方的地方。开始你看见李伯伯还穿着厚厚的衣服，过了一会儿，你就会看见脱光上衣、抡着二锤、喘着粗气的李伯伯，在阳光下心无旁骛地开着石片。他用的二锤非常讲究，锤把是用三根厚竹片做的。抡起锤有让性、省力，下锤用力、冲击弧度更大，开石片的效果更好。李家婶在碎石堆方前开始捶碎石了，她用谷草辫得很结实的草辫圈住石片，右手抡着小铁锤，很有节奏地捶打着圈住的石片。碎石堆方上宽不足一米，下宽一米多，高四五十厘米，顺车道一月下来也有二三十米长。除去刮风下雨，李伯伯和李家婶每月也有近百元的收入。
在河滩上以捶碎石为生的人群里，除去普通的老百姓外，有一部分是一九五七年错划成右派遣返回家的知识分子。有学校的老师，有银行的职员，有单位的工程师和干部。还有一部分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李伯伯就是。
一九四五年，李伯伯参加国民党四川保安团，被派驻小金县搞铲烟运动。小金县盛产鸦片，保安团见烟就铲。一九四八年，李家婶带着小孩嫁给李伯伯，他们才离开了保安团，离开了小金县。辗转来到了灌县，来到了天一街的吴家祠。
二
我家的左隔壁是何家妈一家。何家妈的男人叫王子成，是个小泥水匠，就是只修砌锅灶那种匠人。何家妈是一九四六年带着已故前夫的一对儿女——何德云和何德华嫁给王子成的。她和王子成育了两个女一个儿，老六王正华，老七王正君，老八王正德。后面三个的排行，都是依何大哥和何五姐次第排下来的。王老六和我二哥同年，王老七和我同岁。
之所以大家依然叫何家妈没改口，那是因为老实的王伯伯从不计较。王伯伯经常坐在低矮的后门边，迎着门洞透进的那点光抽着叶子烟，静默中下意识地摆弄着吊在烟杆上的川芎。一年中很难听见王伯伯高声说几句话。
何家妈就不同了，她身材瘦小，可能量巨大。她不但要张罗一家人的油、盐、柴、米，还要到外边接洗衣服补贴家用。一整天很难看见她屁股落凳，不是买菜做饭，就是洗衣缝补。大字不识的她，很少看见脸上有笑容。但她从不怨天尤人，平静过日子的态度让你由衷地佩服。
何家妈和我妈的年岁差不多。两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时不时要凑到一起摆龙门阵。内容不外乎：我家的米这月吃不到月底，还差两天。你家的菜钱再节育（约）也不够用。有时会听见何家妈扯起嗓子喊：“老七，老七，你个死砍脑壳的在做啥子。谢家妈今天发工资了，快去借两块钱，粮票在镜匣里，去买十斤米回来，粮店要关门了！”有时我家的菜都下锅了，才看见家里的盐不够，我们就会很自然去何家妈那里要点盐。
何家妈的洗衣板足足有两米长，两头搭在两根高板凳上，这样就成了很好的洗衣台。那个年代用得起肥皂的人很少，何家妈就会去买便宜的皂角，两角钱一大堆。她先把皂角用火烧过，捶烂后再用开水泡。用皂角洗衣服洗头，是那个年代普通人家常见的。现在看肯定说多天然多环保，可那个年代说什么好呢。
我和王老七上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向何家妈学习洗衣服。何家妈洗衣服是很讲究的：把衣服的前襟铺平，用鬃刷沾上皂角水，由右向左一刷盖一刷地刷洗。然后先翻衣襟门褊刷洗，再翻下褊刷洗。刷洗衣服的顺序井然，衣服当然洗得很干净。
从小练就会洗衣服的能力，奠定了我很早就独立生活的基础。结婚前的单身时期，我从来没为换洗衣服和拆洗铺盖犯过愁。这和何家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一九六九年我下乡当知青去了，何五姐在省六建公司工作。六姐王正华到灌县建筑公司上班了，后来嫁给了公司经理陶师康。老七王正君没有下乡，也进了建筑公司。王伯伯没有再出去工作，他的言语越来越少。而何家妈依然在张罗一家人的油、盐、柴、米，依然在买菜做饭、浆洗缝补。
三
我家的对门是周四婶一家。周四伯抓了一辈子中药，笑谈了一辈子人生。他轻松幽默的性格，不但给周家带来了不少欢乐，同时也影响和造就了周松柏的人生。
周松柏生于一九四一年，和我大哥同岁。直至一九五三年老六周幼芬的降生，之前十来年生的四个小孩都没有带起来，可想而知咱松柏哥享受的是什么待遇了。周四婶生松柏哥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她用年轻的心血灌养了松柏哥，所以松柏哥从小长大都泡在蜜罐里。吴家祠里，新中国成立前只有松柏哥上了公学，我大哥也就念了几年私塾。松柏哥从小就喜欢文娱，一天不是唱就是跳。中学毕业后松柏哥就考上灌县川剧团，学武生，唱、做、念、打，样样都有模有样。
周四伯的中药铺，开在宁江机床厂下面高埂村的点上。供灵岩村、高埂村、建兴村等地老百姓抓中药，乐哈哈的周四伯很受当地人的欢迎。周四伯很少回家，长住高埂村的药铺里。白天要抓药进货，晚上还要守药铺。全院子所有的父母辈中，就数周四伯有文化。他不但能识字断句，读书看报，平时还能票一手好听的川剧。他唱起戏来就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院坝里转圈走着台步，还摇头晃脑有板有眼地比画着。难怪松柏哥初中毕业就去考了川剧团，一定受了他父亲周四伯的影响。
周四伯年轻时就患有气管炎，年龄大了以后，气管炎转成了肺气肿。一九六三年一场重感冒，周四伯一病不起，于那年冬天去世。
周四伯的去世，彻底把周四婶击倒了，她大病了一场。老六周幼芬后面，周家又添了八妹和九妹。松柏哥在剧团挣的钱还不够他用。三个幼小的女儿，像三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张着三张大嘴向周四婶要吃的。平时还算养尊处优的周四婶，只好背上铁锤拖着病体，和李家婶她们一起去河坝上捶碎石挣钱糊口。
一九六四年，四十来岁的周四婶经人介绍，很快和林业机械厂的陶焕凯结婚了。老实巴交的陶焕凯，继续帮助周四婶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存在。老陶和周四婶又生了两个儿子，这个多子女的家庭艰难地生存在一九六〇年代。
一九六四年林业机械厂招工，由于陶焕凯的关系，二十三岁的松柏哥被招进了林业机械厂。他离开了川剧团，进厂当了一名产业工人。
一九七一年老六周幼芬，到中兴山溪大队插队当了知青。后来听说和一个成都知青回到成都去了。八妹没有消息，九妹和后院子的小唐结了婚。
四
进吴家祠院子大门，面对左边角上的那家是尹素先一家。打我记事起，尹孃就是第八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她年轻又有文化，讲起话来嗓音明亮，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在一九六〇年代，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基层干部。
尹孃的男人张伯伯一九五〇年参加工作，在四川省观音桥森工局当伐木工。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清秀是个残疾孩子，二女儿群芳和我同年。由于尹孃和张伯伯个子都不高，群芳也像她的父母，个子也长得不高。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张群芳、王正君和我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这个院子里我们三个同年出生，从小就是一起的玩伴。我们最爱到群芳家去，因为群芳家没有大人。尹孃从居委会回来，有时还会给我们一人一个糖果，可想而知我们有多高兴。这算是给我们陪群芳玩耍的奖赏吧，尹孃是个大忙人，她一天到晚都不在家。
我们在群芳家玩捉迷藏，让有些智障的清秀来找我们。清秀虽然有些智障，她还是会偷看我们藏身的地方，所以她会很快就把我们找出来。有一次我们三个藏在了里屋的大床下面，清秀没看见我们躲藏，她进门就像往常一样大喊：“我看见你们了！我看见你们了！出来！出来！”她看了门背后，又看了衣柜旁边，又看了米柜后边。她喃喃地说：“他们哪里去了呢？他们哪里去了呢？”我们三个始终不露声。清秀找不到我们，就拿了一根竹竿往床下捅。而我们三个始终蜷缩在一个床角，不做声不响动。直气得清秀哭喊着：“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在张群芳她家搬离吴家祠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六〇年的一天。清秀一个人出门上街，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看见她在江安河边玩时，扯羊儿疯摔到河里，被大浪卷走了。谁也不敢下水救人，因为那是涨水天。
尹素先由于工作太忙，于一九六一年把家从吴家祠搬到了居委会。这样更遂了尹孃的心愿，她更没白没黑地工作。比如她那么瘦小的一个女人，居然和大男人们比背防洪石。“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一场暴病夺去了尹孃的生命。尹孃的死，是和她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是和她不能把工作和休息正确安排有关。总之，她是过劳死。
群芳从吴家祠搬走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很少往来。到上初中我和群芳又在一个学校，我在一班她在二班。后来她成了人民医院有名的妇产科医生。
五
进我们院子左边第一家是罗胖子一家。罗胖子叫罗素华，她的男人叫王元世。她们一家是一九六一年经尹孃介绍，从杨仲辉手中买的房子。我看了她家的纸约，一共花了一百二十六元人民币。
罗素华和王元世是一九五九年从刷经寺迁到灌县。从阿坝州迁下来的原因，是王元世在山里经常流鼻血，身体很虚弱。来到灌县后，王元世还真的就不流鼻血了。王元世还带着他的兄弟王元少、小妹王元香一起生活。
罗素华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胖子，和瘦弱病态的王元世比较，显得极不相称。她高大壮实，说起话来快言快语，性格直率大方。对她的小叔小姑，要喊就喊、要骂就骂。王元少和小妹还真的有点怕她，所以他们两兄妹放学回家，就赶紧做家务带侄女。王元世在老城区邮电局对面的缝纫社里，当缝纫剪裁师傅。罗素华在老城区东门口的缝纫社里当车工。
在那个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缝纫社的工作自然十分忙碌。罗胖子和王元世经常加班到深夜，回来后在院子大门外扯起嗓子喊王小妹开门。有时很快就听见王小妹答应了，可是却半天听不见开门的声音。罗胖子许久不见动静，就又扯起嗓子又喊又骂。这才听见王小妹边喊：“来了，来了。”边听见开门的声音。罗胖子进院子后骂声显得更响：“你要死了！先就听见你在答应，为啥半天不来开门﹖”只听见王小妹怏怏地说：“我又睡着了。”这样的情形经常出现，难怪罗胖子弄死都不买尹孃那套房，而要买门口这套房。
身体健康的罗胖子，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平时那么忙，星期天还和我们一起去河滩上捡水柴，有时还和我们去山上捡干柴。罗素华是大人，她捡得多背得也多，烧不完的柴她会背到街上去卖。星期天她不和我们去捡柴，她就会一个人背上背篼去捡红苕。小的和苕根煮熟喂鸡喂鸭，大个的煮熟当饭吃。罗素华说：“不这样咋办嘛，油荤少，粮食不够吃，兄弟和小妹又正吃长饭。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总得要过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