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是真实存在的，它闪闪发光，挥动着翅膀，时而展翅朝着阳光飞去，时而又消失在树林的绿荫中。不管你是相信自由意志还是相信宿命，所有的都取决于你观察其翅膀的角度，事实上它的翅膀至少同时有两种颜色。
我考了三次才考上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考试共有五个科目，其中数学、拉丁文和英语是必考科目，此外我又选了法语和化学。我手里只握有两张王牌——英语和化学，要想中奖则不能少于三张王牌，我不得不去找另一张有用的牌。我学不会拉丁文，因为我对它的偏见已根深蒂固，如果拉丁文总分是2000分的话，我也许能拿400分！法语倒是挺有趣的，但是有点复杂，在英国学法语比较难，这样就只剩下数学了。第一次考试结束之后，我像勘查战场一样分析了考试的形势。显然，如果没有其他的援军被带入这个阵营，战争是无法获胜的。数学是唯一可用的资源，我不得不求助于数学，并努力使自己对数学产生兴趣。在我的一生中，我时常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攻克自己讨厌的科目，但是我认为，我能在六个月内学会数学就是我的胜利，不论是精神上还是技术上。在这三次苦难经历的第一次考试中，满分2500分的数学，我只得了500分；第二次考试，我的数学得了将近2000分。我能取得这个成绩不仅要归功于我“背水一战”的决心，而且要归功于哈罗公学受人尊敬的老师C.H.P.梅奥先生，他让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他告诉我，数学并不是一堆不可救药的烂泥，那些滑稽得难以辨认的符号后面有着它自己的含义和规律，他还让我相信我也并非不能找到其中的这些规律。
当然，我所说的数学知识，只是考试委员会的考官们要求我们学会以通过初级考试的最基本内容。我想，跟那些具有数学天赋的人，例如“高级瓦格勒”[22]所钻研的数学相比，就好像我游泳的地方是鸭池，而他们则是在大西洋。尽管我全身心投入学习，很快，我还是觉得太难了。回顾那忧心忡忡的几个月，它们那些突出的特征还是从我记忆深处浮现了出来。当然，我学到的远远不止普通分数和十进制，我们还进入到“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的入口处站着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带着痛苦的表情指着通向“指数理论”的路，这个“指数理论”又把我这个入侵者带到了更严酷的“二项式定理”前，再往里面还有一个暗室，这个暗室里燃着阴沉的含硫黄的火，据说里面有一条被叫作“微积分”的恶龙，不过这个怪物已经超出了掌控这次艰难的朝圣之旅的考试委员会考官们要求的范围了。于是，我们转了个弯，没有去攀登数学王国的高峰，而是进入了一个奇怪的走廊，里面都是一些被叫作正弦、余弦和正切的颠来倒去的字谜和离合诗。显然，它们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它们乘别的东西甚至是和自己相乘的时候！它们也有一个优点：很多演算过程你可以背下来。在我第三次也是我的最后一次考试中，就有一道关于余弦和正切的平方根的题目，这道题决定了我以后的生活。这是一道很难的题，但幸运的是我在考试的前几天看到过它丑恶的嘴脸，考试时一眼就把它认了出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了，随着我第三次考试的成功，数学就像发高烧时模糊不清的梦中幻影一样消失了。我确信，数学在工程学、天文学等类似的学科中相当有用，在建造桥梁和开凿运河时，必须要弄明白所有的压力和潜能，这时数学是十分重要的；数学在天文学中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要计算天上有多少颗星星，甚至多少宇宙，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预测日食和月食，预测彗星等星体的出现，这些都要靠数学。令人高兴的是，这世上有相当数量的人天生就有数学天赋，而且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兴趣，他们就像伟大的棋手，被蒙住眼睛也能同时下十六盘棋，却因为癫痫而早早离世，那些棋手命该如此！不过，我希望数学家们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我保证永远不会去抢他们的饭碗。
对于数学，我曾经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我看到了数学的全部，无穷无尽的数学现象在我的面前展露无遗。我看见一个数值从正到负在无限中演变，好像金星的轨迹，或者像市长大人就职典礼上游行的彩车。我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也能看清为何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还能看出一个步骤是如何牵涉到其他所有步骤的，这就像政治一样，但当时我刚吃完晚饭，也就没有深究。
最实际的一点是，如果这位年长的、精神疲倦的主考官没有问这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碰巧一个星期前刚刚复习过的关于余弦和正切的平方根甚至立方根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本书后面的几章就都不用写了。也许我就去了教会，在那里大胆地布道，鼓吹那些与时代精神不符的正统说教；也许我会去伦敦，没准在那发了大财；也有可能我会去殖民地，希望能取悦那里的人，至少能安抚他们，这样我就能像林塞·戈登[23]或塞西尔·罗兹[24]一样风光了；我甚至也可能被律师行业所吸引，那些现在正自鸣得意、怀有罪恶秘密的人也许会由于我的辩护而被处以绞刑。总之，我的整个人生都会改变，也许还会改变很多其他人的生活，林林总总。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该回到数学这个话题上来了。自1894年以后，我再也没有接触过数学，就我而言，那位主考官出的这道题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后来，我亲自接见过考试委员会的考官们，我还任命过他们的主任，我欣赏他们，尊敬他们，我们都很尊重他们。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尤其是他们自己绝对想不到他们会在世事变迁的过程中起到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为此，我认为，自由意志和宿命其实是一样的，请读者也注意一下。
我一直很喜欢蝴蝶。在乌干达，我看见过一种华丽的蝴蝶，这种蝴蝶翅膀的颜色会不断变化，从最暗的黄褐色到最耀眼的蓝色，这取决于你看它们的视角。在巴西，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蝴蝶，更大、更鲜艳，颜色对比也更鲜明。你无法想象这种颜色对比能如此强烈，但它却是同一只蝴蝶。蝴蝶是真实存在的，它闪闪发光，挥动着翅膀，时而展翅朝着阳光飞去，时而又消失在树林的绿荫中。不管你是相信自由意志还是相信宿命，事实都取决于你观察其翅膀的角度，事实上它的翅膀至少同时有两种颜色。我不能放弃数学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让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来吧。
当我第二次报考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失败之后，我就离开了哈罗公学。我的父母把我转交给一所培训机构，是詹姆斯上尉和他的几位能力很强的合伙人一起在克伦威尔路上创办的一所培训学校。据他们说，只要不是天生的傻子，谁都能考上军校。这个培训机构对考试委员会的考官们的心理做了一番科学研究，他们几乎知道这些考官对某个具体的科目会出什么样的题目；他们精通猜题，也能提供这些题目的答案。他们就像是在用枪向一群鹧鸪扫射，命中率很高。詹姆斯上尉——如果他自己知道的话——他真的是世界大战[25]中炮击技术发明人的先驱，他知道哪里是敌人的大部队，并从精心挑选好的位置开火，他只要每小时在每亩地上发射一定数量的子弹，就能击中敌人，用不着看见敌人。他只需要教他的枪手进行射击训练。因此，二十多年来，他的培训学校一直在所有补习学校中享有最高的声誉，他就像是蒙特卡洛的赌神。他和其他人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获胜，甚至连最棘手的问题也能从容应对，虽然没有绝对的保证，但是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
不过，正当我准备去享受这种著名的、紧张的、填鸭式的补习所带来的益处时，我却遭遇了一次严重的意外。
我的姑妈温伯恩夫人把她在伯恩茅斯的舒适的庄园借给我们过冬，四五十英亩的松树林依山坡连绵起伏，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海滩边的悬崖上。这片松林虽小但是很荒凉，中间有一道很深的裂缝，被叫作“峡谷”，“峡谷”上架着一座近五十年的简易木桥。我当时十八岁，正好放假。我的弟弟十二岁，一个堂弟十四岁，我们在一起玩，他们来追我。我被他们追了二十分钟之后，累得喘不过气了，我决定穿过这座桥。但是，当我跑到桥中间时，惊恐地发现追我的人已经兵分两路，他们两个人分别站在桥的两头，看来我肯定要被抓住了。但我马上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桥下的峡谷里长满了年幼的冷杉树，细长的树梢伸过了桥面，我问自己：“是否有可能跳到其中一棵冷杉树上，顺着树干，压断一层层树枝，一直滑到地面？”我看着冷杉树，边估算，边这样想，一边翻过桥的栏杆。我那两个弟弟惊讶地站在桥的两端。是跳，还是不跳？这是一个问题！刹那间，我跳了下去，甩开双臂去拥抱冷杉树的树梢。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是论据完全是错误的。三天后，我才恢复意识，三个多月以后，我才能从床上爬下来。从我跳下来的地方到坚硬的地面足有二十九英尺（约九米），毫无疑问，是树枝救了我。我的母亲听到两个小孩在大喊“他从桥上跳下去了，我们说话他也不搭理了”，就急急忙忙赶过来救助，还不合时宜地给我灌了几口白兰地。我父母对待严重事故或疾病的原则是，必须要给予最好的治疗，无论花费多少钱。很多知名的医学专家站在我的床前，来给我看病。后来，当我恢复意识之后，听说医疗费数额巨大。我感到十分震惊，但也受宠若惊。我摔伤时父亲正在都柏林的菲茨吉本勋爵家过圣诞节，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乘特快列车赶回来，还带来伦敦最好的外科医生。除了普通的骨折以外，我的一个肾脏破裂了。由于这位外科医生的精湛医术和我自己强烈的求生欲，读者今天才能读到此书。此后整整一年时间，我都行动不便。当年卡尔顿俱乐部的人还开玩笑说：“我听说伦道夫的儿子出了严重的事故。”“是吗？是在玩‘追随我的领袖’的游戏吗？”——“不过，伦道夫是不可能为此感到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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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的夏天选举中，保守党的联合政府因四十个议席之差落选，格莱斯顿先生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帮助下上了台。新议会在政府改选之后，根据惯例，高兴地休会六个月。因此，1893年的议会大会和对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的重新辩论也不得不在焦急中等待着。我们全家对上一届政府的失败并不是很伤心，因为我的父亲曾经说过：“这个政府和政党对我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抵制和诽谤。”事实上，我们家族有许多很有势力的分支，我们整个大家族和我父亲的所有朋友都期待着充满希望的新局面到来。有人认为，我的父亲一旦处在反对党的位置上，那么他可以很快地在议会上及其党派中恢复优势，这个党六年前由于我父亲的辞职而被击败。
事实上，没有人比我更急切地希望父亲能在政界东山再起。尽管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很少听到关于政治的话题，跟祖母和姑姑们在一起时就更少了。但是，既然我是在我父亲的屋檐下长大的孩子，就不可能不知道他在政治上曾栽过跟头。父亲在陌生人、小孩和仆人们面前从不提这个话题，以维护他的尊严。我记得父亲曾有一次在我的面前抱怨过他自己的命运，但只有一次，而且只是一带而过。那是1892年的秋天，我们还住在纽马克特。当时我在他窗户外面用双筒猎枪打一只出现在草地上的兔子，枪声惊到了我的父亲，他很生气，觉得被打扰了，就责骂了我。当他得知我很伤心之后，就找机会来安慰我，亲切地和我谈了好长时间。在我的一生中，父亲跟我长时间亲密交谈总共只有三四次，每一次谈话都让我自豪无比。他向我解释，为什么老年人经常会对年轻人考虑不周，说那是因为他们有时候正专注于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时生气，说话肯定会粗暴一些。他说，他很高兴我喜欢射击，他已经做了安排，9月1日（当时已经是8月末）让我在我们自家的领地里打山鹑。然后，他用一种绝好的态度继续和我谈论我的学校、我参军的事，以及我长大后的生活。我听得入了迷，他一向矜持，今天却突然这样亲密地和我聊天，聊关于我的事。我对他如此关心我的事情感到非常惊讶，最后他说：“记住，事情在我身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我的行为被人误解，我说的话被人歪曲……因此，请多体谅我！”
当然，我是父亲的铁杆支持者，埃弗雷斯特太太也以她温和的方式支持我的父亲。埃弗雷斯特太太现在已经是我祖母家的管家了，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全搬到了伦敦格罗夫纳广场50号的祖母家。她在我们家忠心耿耿地干了二十年之后，领到了一笔退休金，她把她的积蓄托付给我的父亲保管。为了安全有效地投资这笔积蓄，我父亲乘坐自家的两轮马车来到伦敦，与罗思柴尔德[26]勋爵一起共进午餐。我很清楚，我父亲为了恢复托利党[27]的民主在不懈地努力着时，保守党里的“老人帮”才能长期执政。而当我的父亲第一次失势时，这帮老家伙根本没有表示任何宽容或感激。我们大家当然都期盼父亲重新掌权。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过路人脱帽向我的父亲致敬，工人们看到他的大胡子就咧着嘴笑。多年来，我读过他说的每句话和报纸上写的关于他的每一个词。尽管他只是一个下院议员，而且非常孤立，但是他在街市上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报纸逐字地报道，每一句话都会被大家仔细审查和反复推敲。现在他的机会好像又到了。
我随家人一起来到伦敦，虽然躺在病床上，但我还是密切关注着1893年的政治事态。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好的条件，因为我的母亲把她所听到的消息全都告诉了我。爱德华·马奇班克斯先生，也就是后来的特威德茅斯勋爵，是格莱斯顿先生的首席秘书，他与我父亲的妹妹范妮结了婚，因此我们以超然的态度分享自由党结束长期下野后重新执政的喜悦之情，我们至少能了解他们的希望和忧虑。在那个时候，政治在我看来似乎很重要，很生动，政治由具有非凡智慧和个性的政治家掌握，处于各种地位的上层阶级也参与政治，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责任。工人们不论是否有选举权都会像一项运动一样跟随在后面，他们十分关注国家大事，他们判断公众人物的好坏就像在看一场板球赛或足球赛，报纸只是一味地迎合当时受过教育者的观点和流行的观点。
因为伤病，我有足够的时间关心政治。我一直关注着格莱斯顿先生的最后一次议会大战，实际上，在我心里，这场议会大战比我8月份即将参加的最后一次考试重要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父亲的演讲不如以前好了，这些演讲虽然不乏成功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他似乎很难把握住自己的成功。我当然希望自己快点长大，能助他一臂之力，我知道对此他会暗自高兴并感到欣慰。我想到了为其父亲助战的奥斯丁·张伯伦，还有帮助老格莱斯顿砍倒橡树并整天跟着他的赫伯特·格莱斯顿，我梦想有一天托利党的民主既能把“老人帮”赶走，又能打败激进分子。
这一年里，我在父亲家里遇见了许多议会冲突双方的重要人物，常常和他们一起吃饭。在饭桌上，父亲的同事和对手友善地就当时的热门话题交换意见。就在那时，我第一次遇见了巴尔弗先生、张伯伦先生、爱德华·卡森先生，还有罗斯伯里勋爵、阿斯奎斯先生、约翰·莫利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有吸引力的内阁人物。看起来这些人生活的世界很伟大，这个世界由最高法则统治着，公共事务中每一件琐事也都很重要，虽然，这个世界像一个残酷的、剑拔弩张的决斗场，但决斗双方也是有礼有节，相互尊重的。当然，只有当父亲邀请他的亲密朋友或政界要人来家里做客时，我才能看到这种社交场面。我听别人不带偏见地说过，我的父亲脾气非常暴躁，经常会口出恶言，甚至还会说出最野蛮的话。毫无疑问，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总是会刻意地提防他。
身体康复后，我就开始到下议院去听辩论。当格莱斯顿先生第二次宣读《自治法案》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甚至设法挤到名人旁听席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和一些小插曲，格莱斯顿看上去就像一只白色的凶猛的鹰。他在台上庄严而滔滔不绝地演讲着，手舞足蹈；台下听众中有人喝彩，也有人伺机嘲笑起哄。当他说到自由党每次都能成功实现其支持的政策时，正说到得意处，却发生了口误，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像《自治法案》一样，使自由党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托利党人顿时欢呼雀跃起来，但是格莱斯顿先生挥动他的右手，张开五指，制止骚动，重新开始说道，“但我们又爬起来了……”
我也是他在张伯伦先生的儿子奥斯丁的首次演说后对张伯伦说的捧场之词的见证人，他说：“我不打算对这个演讲说任何溢美之词，我只想用尽量简短的话来表达我的想法：这是一场能让一位父亲感到欣慰、精神振奋的演讲。”当时我蹲在旁听席的地上，透过栏杆，我能看出这番话在张伯伦先生身上所起的作用，他好像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那苍白的、几乎是蜡黄的脸一下子变红了，带着一种无法抑制或不需要抑制的感情。他站起来欠了欠身，微微鞠了一躬，然后低着头弓着身体坐着。这些话不管如何精心挑选，写下来也看不出有多少意义，但是却让这两个人前嫌尽释。
还有一次，我在旁听席上听到父亲和威廉·哈考特爵士正在进行激烈而粗暴的辩论。威廉爵士看起来很愤怒，辩论时也蛮不讲理，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仅仅几分钟后，他走向我坐的地方，微笑着向我作自我介绍，还问我对这次辩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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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出事后身体虚弱，而且我对政治十分感兴趣，詹姆斯上尉似乎很难有机会帮助我准备考试，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了我的第三次考试，考上了桑赫斯特军校的骑兵班。因为骑兵学员的生活费用要贵很多，因此，考步兵的竞争更加激烈，而考进分数线的最后几名考生进骑兵班则相对容易。我很高兴通过了考试，更让我高兴的是能够成为一名骑兵。对于骑马和步行各自相对的优势，我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看法，骑马多有趣啊！而且骑兵的军服要比步兵的军服漂亮多了，所以我给父亲写信时兴致很高。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对此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我没考上步兵很丢脸。他本打算让我进第六十步兵团，这个团很有名气，由四个营组成，穿黑军服，袖口和领口是红色的。他曾对我说过：“你进入第六十步兵团，就能在地中海的某个要塞服役两三年，等你完全成熟以后，你就可以到印度去服役了。”他好像已经给第六十步兵团的团长坎布里奇公爵写过信，希望能让我进他的团，并且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现在这些计划都被打乱了，还带来了很多麻烦和昂贵的开销。公爵再也没有机会欢迎我了，地中海的要塞也不需要骑兵。父亲曾这样说过：“当步兵，只需要养活一个人；当骑兵，不但需要养活一个人，还要外加一匹马。”这话很正确，一点也不过分。但他没有预计到的是，要养活的还不是一匹马，而是两匹战马，此外还有一到两匹狩猎用的马，更不用提那几匹打马球用的小型马了。他非常不满意，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他的一封长信，信中措辞严厉，表达了对我教育前途的失望，他一点也不欣赏我考试取得的成功。他觉得我考试只是勉强通过，并警告我不要成为“社会中的浪荡子”。对此，我感到很伤心，也很吃惊，赶紧承诺将来一定要取得好的成绩。尽管如此，对于能进桑赫斯特军校，我还是感到万分高兴，用不了十八个月，我就能成为真正的骑兵军官了，于是我开始忙着订购作为士官生所需要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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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父亲让一位家庭教师带着我和弟弟去瑞士参加所谓的徒步旅行。不用说，我们实际上只要一有钱就坐火车旅行。家庭教师和我去爬了山，我们爬了维特霍恩山和罗萨峰。我们在伯尔尼的奥伯朗特山峰顶上看到的日出奇观，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光与色彩完美结合的奇迹。我渴望去爬马特洪峰，但是这不仅花费太高，而且我的家庭教师认为这太危险。尽管我们一直很谨慎小心，但我还是在洛桑湖发生了意外。我把这次意外记录下来，是为了能给其他人以警示。那天，我和另外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一起去湖里划船，当我们的船离岸一英里多的时候，我们决定下湖去游泳。于是，我们脱掉衣服，跳进水里，游得很开心。等我们游累了，船大概已经漂出去一百码了。微风吹过，搅动水面，船尾座位上有一顶红色的小遮阳篷。在微风的作用下，这顶遮阳篷就像船帆一样推船前移，当我们朝着船游过去时，船就会漂得更远。这样试过几次以后，我们已经游过了一半左右的距离。这时风渐渐大了，我们两个也都游累了，尤其是我的同伴。到这时，我的头脑中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碧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美丽的大山、山谷、华丽的酒店和别墅在向我们微笑。但是现在我看见死神就在附近，我相信我曾经看见过他，他就在我们身边的水里游泳，一直轻声地在渐渐变强的风中说话，让风以我们游泳的速度把船从我们身边吹走。附近没有人来救我们，如果没有人帮助，我们不可能到达岸边。游泳本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不仅能游得从容轻松，而且能游得很快。在哈罗公学时，我曾代表班级打败了其他所有的参赛选手，但现在我要为活命而游泳。有两次，我游到了离船不到一码的地方，但每次总有一阵狂风把它吹到我够不着的地方。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恰好在一阵更为强烈的风再一次充满红色遮阳篷之前，抓住了船的边缘。我爬上船，把船划回到我的同伴身边，他已经彻底累垮了，但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已经逼近。我对我的家庭教师只字未提这次危险的经历，但我从未忘记过。也许有些读者也会记住这件事。
我在皇家陆军学院[28]的经历是我一生中的过渡时期。我在这里度过了将近十二年的学校生活，在三十六个学期里，我几乎没有享受过成功带给我的喜悦，几乎没有学过任何有用或者有趣的东西，几乎从不被允许玩有意思的游戏。回想起来，这些年是我一生中既痛苦又无意义的阶段。我最开心的时光是在儿童游戏室里和我的玩具一起度过的日子。成年以后，我也越来越幸福，但是学校生活却是我人生中一段阴沉灰暗的旅程。在这段时间里，有着无休无止的担忧，生活中到处都是不安、束缚和单调乏味。
思绪的火车不会带着我夸大学生时代令人不快的一面。事实上，毫无疑问，学生时代的年轻人都是充满欢笑、朝气蓬勃的。哈罗公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们都很有敬业精神。大部分男孩子都很开心，因为哈罗公学的教室和运动场都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最好的。我只能实话实说：我是一个例外。当然，这无疑是我自身的缺点造成的。我宁愿当一个泥瓦匠的学徒或听差送信的小厮，宁愿帮助父亲装饰杂货店的橱窗。这样我会觉得更真实、更自然，也能从中学到更多，做得更好。当然，我也一定会更了解我的父亲，这将会给我带来快乐。
社会的进步不可避免地需要延长教育的时间，但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个男孩想跟着他的父亲去觅食，他很想尽其所能做一些有用的事；他很想自己挣钱养家，即使挣得很少；他很想有一些闲暇的时间，自己高兴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他想要的只是以工作来养活自己的权利。也许在某一个晚上，渴求知识的欲望会降临到那些值得拥有它的人身上，知识和思想会打开心灵那扇“魔幻般的窗扉”。但是为什么硬要把知识灌输给那些不喜欢学习的人呢？
总的来说，我的学校生活过得相当沮丧。除了在击剑方面获得过公立中小学比赛的冠军外，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出色的成绩。所有同年龄的男孩，甚至年龄比我小的男孩，似乎都比我更能适应这个小世界。因为他们在运动和功课方面都比我好很多。如果在比赛一开始就被人远远甩在后面，那肯定不是滋味。我跟韦尔登博士告别时，他信心满满地预言我的未来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看不出他说这话的依据。不过，对他说的话，我一直非常感激。
我完全赞同公学这种办学模式，但我不想再去那里读书了。
我在哈罗公学最要好的朋友是杰克·米尔班克，他比我大了将近两岁，是一位年长的准男爵的儿子，他的家族祖辈好几代人都住在奇切斯特。他在运动和功课上都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只比他的同龄人稍微好一点，但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一副成熟的长相，说话也很老练，这是我在其他哈罗公学学生中从未见过的。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沉着、冷静，穿着整洁、完美。我父亲来学校看我时，经常带我们俩去国王大饭店吃午餐。听他们谈话，我很兴奋，好像他们俩是这个世界上相互信任的两个平等的人，交谈时都能镇定自若。我很嫉妒他，我多希望我和父亲之间也能是这样的关系啊！但是可惜，我只是一个落后的差学生，我插话的时候几乎总是显得笨拙和愚蠢。
我和米尔班克准备一起进行一次冒险。我们发现，按照老规矩，在考试周里，踢足球并不是强制性的，但这些年来，这个规矩早已形同虚设。因此，我们决定沿用老规矩，并宣称我们必须专注于学习，所以拒绝踢足球。我们这样做以后，遭到了班长们的一顿鞭打。不过，我们控告了他们，学校高层就这件事情进行了严肃的辩论。有三四天时间我们都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不知道我们的命运究竟会如何。他们对我们有偏见，怀疑我们在学习上并没有尽全力，相反觉得我们甚至可能很空闲。不管怎样，最后学校决定这一周时间里是否踢球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而且我相信，一旦有了这个先例，以后几代人也不会失去这个规定。
米尔班克是注定要去参军的，他心仪第十轻骑兵团。他的父亲允许他先参加民兵组织，走这条路虽然时间上稍微久一些，但是可以避免大多数的考试。因此，他比我早一年离开哈罗公学，很快就成为民兵副官。我们保持着定期通信，假期里经常见面。在本书的后面，我们还会读到他，他注定会获得最高的军事荣誉。在南非战争中，他虽然身负重伤，但还是在火海中救出了手下的一名骑兵。为此，他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残酷的苏维拉湾战役中，他孤军奋战，阵亡于加利波利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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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喜欢哈罗公学的校歌，其他学校的校园歌曲都望尘莫及。我们以前经常聚集在演讲厅或自己的教室里，合唱这些动听的著名校歌。我相信，这些校歌是哈罗公学最宝贵的财富。伊顿公学就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校歌，他们只有一首关于划船的校歌，这首歌唱起来还可以，但是节奏不适合划船，歌词写得也不好。在哈罗公学时，我们常常聆听名人的讲座，都是关于科学题材或历史题材的，这些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够听权威人士讲激动人心的故事，特别是如果他还配有幻灯机，那么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一旦我聚精会神地听了他们的讲座，我自己也能做出一个水平相当的讲座来。其中有五个讲座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第一个是鲍恩先生的讲座，他是哈罗公学最著名的老师，也是我们这些优美的校园歌曲的作者，他用通俗的方式给我们做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关于滑铁卢战役的讲座。后来，他还做了一个关于色当战役[29]的讲座，我也十分感兴趣。几年以后，我发现那是他几乎逐字逐句从胡珀的《色当》一书中摘抄下来的，这本书是我的上校最喜欢的书籍之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还有一个是伟大的温珀[30]先生做的关于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讲座。他带来了很多照片，照片上的向导和游客，或将他们的眼睑紧贴着悬崖，或是背向着悬崖，这样的情形即使在照片上，还是让人心惊胆战。第四个讲座是关于蝴蝶是如何通过变化身体的颜色来保护自己的：味道不佳的蝴蝶以其华丽俗气的颜色来警告小鸟不要吃它；肉汁鲜美的蝴蝶则通过把自己变成普通的树枝或树叶一样的颜色来保护自己；这一现象是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变而形成的，在这期间，那些没有跟上进化的蝴蝶就被别的动物吃掉，最后绝迹了。因此，存活下来的蝴蝶是多姿多彩的。最后，帕金先生做过一个关于“帝国联盟”的讲座。他告诉我们纳尔逊[31]的“英国期望每个英国人都各司其职”的指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32]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他还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殖民地能联合起来，总有一天纳尔逊的指令不仅会在一支舰队中产生作用，而且还会在众多国家中产生作用。我们在有生之年已看到这成了现实，老帕金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来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庆功宴会，当时我还向他提起过这次讲座。
令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更多地举办这类讲座，他们可以每两周举办一次，让所有的男生先写下他们记住的内容，再写下他们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话，老师也能很快发现哪些学生学得好，哪些学生是笨蛋，然后让那些学得好的学生继续学习新的东西，而学校也可以据此将学生的优劣进行分类。这样，哈罗公学也不会一直愚蠢地把我归类为差生，而我也一定能过得更加快乐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