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家人】
在1975年7月1日，我们拿到了新家的钥匙。我们买下了一间包含两个卧室的公寓，它位于赫托涅米（Herttoniemi）的一栋20世纪50年代楼房的四层。赫托涅米是坐落在赫尔辛基东边的一个多山且树木繁茂的郊区。这间公寓还没有怎么布置：浴缸和橱柜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其十分需要被翻新改造。我的一位从事室内装饰的朋友从奥斯托波斯尼亚来到这里，为我们铺了新的地板并且刷了涂料。我们舍弃了浴缸，重新安装了淋浴器。我的父母来这里停留了三天，他们用砂纸磨光了窗框和橱柜。我花了六个星期和各种不同的工匠一起工作。我喜欢木匠活儿以及用自己的双手制造东西，我在学校时做的木工作品总能拿到最高分。我在朋友的指导下为厨房铺了新的花砖地板。他向我解释地砖应如何铺放以及应当使用哪种黏合剂。我将我父母已经磨光的橱柜刷了漆。
我在前一年年底结束了担任SYL主席的时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算是参加过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的。这是吉科宁最显著的外交政策成就，并且对世界媒体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场合。当我在为我们新公寓的橱柜刷漆时，我从广播上收听了演讲。报告的声音在这间空荡而有回音的房间中回响着，直到会议结束好长时间以后，欧安会中的抑扬顿挫之音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着，因为在我布置公寓的过程中已经听完了每篇演说。
买下这间公寓并非是毫无阻碍的。丽萨已经获得了护士从业资格，但是还在赫尔辛基大学继续她的学习，主修社会政策。那时也并没有迹象表示我将会有一份事业。我们根据当时的这些情况去见了银行经理，他恰巧是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曾承诺攒下一笔存款，剩余的部分将从银行借贷。我父亲借给了我3000马克，这是我父母唯一一次借钱给我。我们也同意利用我们的学生贷款来增加我们的支付比例。住房市场在敛聚财富，房价开始呈上升趋势。我们毫无疑问想要有自己的家。丽萨和我像许多人一样开始轻率行事，我们相信这会是明智之举。石油危机的爆发助了我们一臂之力，芬兰经济跌入了泥沼并且深陷其中，以致恶性的通货膨胀似乎能帮我们很快地付清贷款。这一次宏观经济理论似乎在我们生活中起到了实际作用，我们在恰当的时机承担了贷款。
我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宏观经济学。我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学院图书馆中完成的，我经常会在自己的旁边见到另一个“学生政治家”，他已经将他的学业搁置一旁。这个人就是埃尔基·利卡宁，他和我同龄，但是从1972年起就已经担任议员了。在他成为芬兰史上最年轻的议员的同时，埃尔基还是一名政治学者和青少年协会（Teiniliitto）的主席。我们过去经常会在喝咖啡休息时碰到对方，那时我们会聊些和我们的职权相关的问题。
我在1976年完成了我的论文，论文题目是《在不确定性中的国际贸易理论》，我获得了那年宏观经济学的最佳硕士论文奖。我本来无法了解到这些，直到几十年之后，我再次以非常实际的方式来研究与之完全相同的主题时，才了解到。或许公平地讲，鉴于埃尔基·利卡宁是芬兰银行行长并且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他当前的工作也应会涉及宏观经济学主题。
然而，比我的毕业更有意义的是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那便是我们的儿子杰克（Jaakko）。丽萨和我知道我们已经做好了当父母的准备，虽然按照如今的标准，我们还很年轻，成为一名父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儿子出生时我也在场，并且在我们的儿子回到家里的最初十天中，我每天都给他洗澡。孩子的出生也意味着某种分水岭，生活似乎变得条理化了：我有了自己的公寓，完成了学业，又是一位丈夫和一名父亲。
学生贷款和住房贷款不足以维系这个家庭，于是我在经济系担任了几个月的助教。我希望可以继续待在大学里，但是学校没有空缺职位。因此我接受了更短期的工作。中间党派和青年组织需要一个人来负责国际事务，我便去作为国际事务秘书在赫尔辛基的党政办公室里工作，为期半年左右。
我负责国际通信，组织代表团进行参观并且撰写演讲稿。党主席常常会叫我解释一些事情。我必须要留心尊重党的外交政策立场，这相当容易，因为该立场和吉科宁总统以及芬兰的立场是完全相同的。我的工作至少让我有了薪水以及继续学习的安静环境。当办公室晚上关门时，我便去图书馆学习数学。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从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我直到1981年才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对自己将要做什么仍然一无所知，有时会灵光一闪地认为自己应该去奥斯托波斯尼亚参加我家那片区域的国会竞选。我根本没有满腔热忱，虽然我满腹政治学说，但是在任何情况中我都不确定自己能够通过投票而被选举。我不曾是一个受大众喜爱的人物，并且我讨厌拉选票和握手。外交部长或许是个有趣的选择，但是政府官员的生活步调对我这种不知疲倦的性格来说似乎有些缓慢。但是我已经有了主意。我在家里是一名26岁的父亲，接受过大量的教育，在社会中有一定的经历并且对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却对希望从事的专业毫无头绪。毫无疑问我的父母对我的一切活动也是感到困惑的，他们告诉我这可不是他们将我送去学习所希望的结果。
【逃离是非之地】
直到1977年3月我才作出决定，我已经和丽萨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我们决定要离开芬兰。
芬兰的学术氛围使这个决定变得更加容易了。吉科宁那时仍然是国家的领导人，他审视了当时的时代趋势，并据此裁制了他那精湛的修辞。最近，他在电视摄影机前为国家强加了一层“政府危急”的阴影，这个处于危急境况的政府是以左翼为领导核心的。然而，他们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政府迅速解体为少数联盟的形式。经济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几年之间，通货膨胀的速率飙增了约15%。作为一个有着抵押贷款的人，我从债务的消融中获益，但是高通胀也确实是经济政策难以持续下去的征兆。在1977年4月，芬兰货币被迫再度贬值。文化生活、大学和学术氛围大多掌握在左派分子的手中。发生了一些对苏联、古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支持的游行活动，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阴谋，反对与西方和北约组织进行和解。1977年春季，就有75万以上雇佣劳动者参与了罢工，大概三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参加。
在70年代，苏联的芬兰评论家并没有在他们的事业中有所前进。与此同时，芬兰公司与苏联在进行着有利可图的业务。芬兰产品的质量在苏联赢得了广为人知的良好名声。芬兰的建筑公司通过在东部边界的出口开始逐渐壮大，从而芬兰纺织品和制鞋公司的销售量也得到了保证。依靠与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公司领导与政治家组成了联盟，以此形成一个不会以棘手问题去烦扰苏联政治家的支配性联盟。否则贸易往来或许会经受阻碍。
我尊敬吉科宁的成就并且支持他的政策。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芬兰氛围还是会让我感到忧虑。我因学术造假、对改变的固执抵抗以及政治家的办事拖沓而感到担心。和许多其他的芬兰人一样，我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我认为芬兰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更接近于西欧的路线，芬兰经济若想要繁荣，除此之外是别无出路的。我希望更多地了解经济，去学习，以使我的思想能够更加坚定并且更加令人信服。
赫尔辛基只是个沉闷而阴郁的城镇。在外就餐会令人闷闷不乐，除了中国菜之外便再没有其他具有民族特色的菜肴，或者我应该被称为中国人。在酒品销售的垄断企业Alko中很难找到一瓶像样的葡萄酒，就像要在托斯卡纳中寻找一间真正的桑拿房那样。百货公司中的衣服品种相当有限，并且面料和款式都是老式的。最好的旅馆或许只能给它评三星。这里没有丝毫乐观主义的迹象，一切都是受管制的，仿佛国家或当地政府为你做好了所有的决定。
在1976年，我开始考虑新的选择。1977年初，我在报纸上看到英国文化协会为在英国学习的人提供薪水。这确实令我想起了十年前导致我进入大西洋学院的那些事。丽萨和我坐在我们小公寓里的餐桌前，进行了充分的交谈。留在芬兰并不是明智之举，我们开始对丽萨在英国将如何继续学业进行计划。在经过几秒慎重的考虑之后，我决定将伦敦经济学院作为我的新学校。那是一所享有盛名且备受尊崇的大学，其培养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还有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这样的摇滚巨星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我认为这很适合我。我向伦敦经济学院申请研究生奖学金，并且将攻读博士学位。我被邀请去进行面试并得到了奖学金。到了四月份，我已经为我新一次的“逃离”准备好了资金。
我的决定引起了一片吃惊，甚至是令人诧异不已。那时有许多人中途放弃了学业而成为了记者、政治家或政治积极分子。我已经毕业，并且我还决定继续学习，很多人认为这是荒谬的。而之后在国外学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些继续学习的人大多去了瑞典周边的邻国或美国，并且许多左派分子希望通过去墨西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华沙学习，来增强他们对科学共产主义成就的信念。
我告诉中间党派办公室中的那些同事我将要离开芬兰。我受两个同事邀请来到了附近的咖啡厅，我们点了豌豆汤作为午餐。“像我们早些时候所谈到的，如今这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工作。”我开始讲道，“夏天一结束，我就将去伦敦学习。我已经申请到了奖学金来完成博士的学业。”我那两个同事的汤仍然未喝过。他们中的一个可能碰掉了勺子。“这么说来你确实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了？放弃大好的从政机会了吗？”“是的，的确如此。从长远来看，我真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但就当下而言，我想专注于学术事业。”我回答道。
我们在1977年8月来到了伦敦。选择伦敦部分是出于机遇，部分则是仔细考虑的结果。作为大西洋学院的前校友，我热爱伦敦的文化以及伦敦人的思考和生活方式。我已经逐渐了解了伦敦学校的运作方式，并且认为我将能够很好地适应英国的大学。原本也可以选择美国，因为英语是我除了芬兰语之外唯一懂得的语言。但是选择美国花费会更高，并且对我而言，伦敦经济学院似乎更加符合我完美主义的性格特征。我希望去一所声望很高的大学。最后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伦敦在各方面都很适合我的家庭生活。我一想到我们如今已经一岁的儿子杰克不久将成为伦敦人便会感到高兴。
在伦敦，我将从一个广阔而有利的视角重新关注国际政治和经济，我们会与外交官和导师进行交流。我们的小男孩儿进入了伦敦经济学院幼儿园，而丽萨则学习社会学。几年以后，她将会成为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学位的第一位芬兰女士。我支持丽萨的学业，并且相信等我们重返芬兰时这会为她打开新的大门。或者也许我们不会回国，而是留下来创建国际学术事业。
在1977年，伦敦还没有发展到最佳状态，但是却远远要比赫尔辛基更有活力且更加生气勃勃。坦白地讲，经济还处于混乱之中，工党政府发现难以控制工会的需求。当我在花时间学习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和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间的理论差异时，英国却正在经受着现实的冲击。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将在1979年5月被选为英国首相，反对怀疑主义和敌对的立场。不久之后，她将成为西方世界中出类拔萃的政治家。这位首相相当知名，以至英国的精神病医生不得不完全放弃那个过去用来检测病人是否有现实意识时而一贯使用的问题，而改为“你能说出英国首相的名字吗？”，没有人不知道她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