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间派的代表，我还得与保守派合作，尽管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左派解决的。中间派和左派形成了所谓的泛民主阵线，他们掌握着政权。尽管如此，在我担任SYL主席期间，从未对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订立的自由贸易协议签署过抵制声明。该协议曾受到过强烈的反对，包括那些后来身居要职的人，诸如塔里娅·哈洛宁（后来成为了芬兰总统）、埃尔基·图奥米奥亚（Erkki Tuomioja）（后来成为外交部长）和埃尔基·利卡宁（Erkki Liikanen）（芬兰银行行长）。在与西方国家关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就外交政策的重要问题，SYL坚定不移地支持着已被认可的国家政策。
我懂得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一直以来我在我的职位上都支持中间派和左派，在某些情况中，我则会在慎重考虑之后赞成保守派，以此来促进我所坚信的一些合理政策。也因此激怒了左派和中间派，并且引起了一些人谴责我是投机者及叛徒。
从工作中学习政治在后来确实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在20世纪70年代的芬兰，领导学生组织确实使我了解到了政治、研讨会、说话技巧、政治交易以及投机主义究竟都意味着什么。一名总裁必须要理解政治到底是什么，否则公司会对其所处的社会大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而其导致的结果对公司而言可能是致命的，因为通常情况下你是无法改变你所处的环境的——相反你必须得去适应它。
学生会主席这份工作十分耗费精力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斯大林主义者。他们都很自信并且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他们的身后有着大量的追随者。斯大林主义者遵循双轨政策。一方面，他们采用国会制路线，积极主动地探索SYL的发展道路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尝试进行变革，这种钳形运动的发展是势不可挡的。他们毫不留情地利用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作为对自己进行变革的托词。我自己将斯大林主义者的支持视作SYL发展的起点。当一个团体具有约15%的支持者时，像SYL这样的组织便足以为其举行一场公平的听证。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主义运动受到的关注程度要比其应受到的支持大得多。在国会选举中，该运动仅得到了比例不大的赞成票，但是其形象要比学生选举中的情况具有更大的影响。
芬兰当时由乌尔霍·吉科宁（Urho Kekkonen）领导，他从1956年开始执政。他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并且是芬兰对苏联宣布独立的担保人。在70年代早期，他的政策无论是在选民中还是在政治界所受到的支持都在与日俱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感谢吉科宁使芬兰能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就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这对芬兰的出口产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1973年1月，由于一个了不起的国会法案，本应在1974年卸任的吉科宁任期被延长至1978年。这并非一个预先决定的结论，因为这需要有六分之五的议员投票赞成才行。这和欧洲共同体的协议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法案延伸了国家的管治权，左派人士对此极其支持。
吉科宁以及芬兰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尊重。芬兰的中立立场被广泛地认可，但是许多西方政治家和记者完全无法理解芬兰在冷战期间会身处怎样的困境中。芬兰总统在国内也有一些心怀怨恨的仇敌，他们公开谴责总统是通过对苏联的阿谀奉承才促成了所谓的芬兰化。
我曾与吉科宁见过几次面，这些会见大多是在正式场合，但是我也曾去过他的官邸和他讨论诸如重塑大学管理体系的问题，我们向他解释了SYL的立场。吉科宁在芬兰占据着相当强大的支配地位，无论他被卷入了怎样的问题，总是能够全身而退。他对强权政治行事谨慎并且常备忧患意识。各个政党是如何产生分歧的？政治家的公开言论是如何反映出他们的个人目标的？这是我们讨论时他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和吉科宁之间的一次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会面是发生在1973年12月的那次独立日接待。对学生联合会而言，在重要事件进行之前对总统表示问候是一种传统。我事先准备了一些要讲的话，希望总统能对学生厨房的严重短缺进行关注。当我走向总统府时，感觉潮湿的赫尔辛基街道似乎吸收了所有的光线，尽管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圣诞节装饰。
我们在六点半见到了总统，在官方接待开始之前的半个小时，大量访客将会涌入议会厅。我们的会面理所当然是不被看好的。首先，我们之间存在着年龄差异：吉科宁要比我大50岁，一个非常符合73岁人所应有的特质的人，在他身上还没有显示出任何将在几年后折磨他的阿尔茨海默病迹象。其次，吉科宁坚不可摧的地位是我们年轻一代人不可能理解的。他从我五岁起就担任总统，并将一直持续到我31岁。由其他任何人来担任总统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是一个小型代表团，当到达总统府大门时便被引领入内。其他人穿着符合时代精神的套装，而我则正式地穿上了一身晚礼服。坦白地讲，那时的情形并不那么让人舒适。墙上挂着描绘了芬兰的森林、野生生物和历史战役的精美艺术作品，即使那并不是开始学习艺术史课程的时机。
我们怀着自命不凡的心情走进了议会厅并且保持着应有的礼节。总统站在那里迎接我们，胸前别有一系列勋章，或许令某些人感到吃惊的是，芬兰竟然有如此繁荣的荣誉奖励体制。他透过自己那副大眼镜以令人生畏的目光强有力地望着我们，在他的两侧各有一名副官。对于一名学生会主席拜访总统而言，由我向其致意是我的职责。“共和国的总统先生，独立日愉快。”我开始说道。我们也请他为他妻子西尔维（Sylvi）送上我们带来的百合花束。总统欣然接受了花束，露出了一丝浅笑。“谢谢，我保证会将花尽快送到它应去的地方。”他回答道。这算是破冰之举，随后我便开始进行我简短的讲话。
作为SYL的主席，我也被邀请去了真正的接待会。因此，在我们简短的会面之后，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便引领我绕着总统府周边加入到那些将要和这位真正的总统进行握手的队伍中，与此同时总统正穿过议会厅朝着这列接待队伍走来。西尔维正坐在那里等他，她的身体已经开始进入了衰退期。他将花束递给她，然后开始和今晚的访客握手。
【东部和西部】
除了我们的防御战斗，我们还会去负责管理一些影响学生的平凡但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学生领导肩负更加重大的责任，由于芬兰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大规模的权属者。学生公寓建成了，学生的医疗卫生服务得到了发展，大学管理体制得到了改革。
虽然我的主要关注力在国内，但是我也会将许多时间用在国际事务上。例如每年会有两次北欧学生领袖参与的会议，芬兰的学生组织与苏联集团的学生组织之间也有着良好的关系。作为主席，我曾多次前往莫斯科和布拉格，这是共产主义学生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我学会了如何在芬兰外交政策的限制内行事，毕竟国际会议有其自己约定俗成的特殊惯例和仪式。
国内培养的共产主义者经常也会一起加入这些旅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乘火车去了铁幕（Iron Curtain）的背后。列车长有一本旅客留言簿，旅客们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以及几句友好的话。有一组被挑选的斯大林主义者留下了如下内容：“我的家乡是芬兰，但是我的祖国是苏联。”
我在1970年首次访问墨西哥，那时我们主要集中在调查苏联啤酒质量的问题上，苏联啤酒似乎是十分达标的。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到苏联还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的超级地位与其科技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所见到的苏联学生政治家都散发着智慧，并且十分乐意谈论国际事件。我们在讨论美元汇率、石油危机或美国经济政策方面是易于交流的。但是尽管能够进行这些谈话，他们却仍然是苏联制度的产物。他们一直都明白政党的路线，没有人能够堂而皇之地越过它。但是凌晨喝过一些伏特加之后，他们或许会讲出他们真正所想的内容。令人难过的是，真正的友情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着无法摆脱的角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加入了戈尔巴乔夫政府、叶利钦政府和普京政府。
苏联的教育水平很高，学生政治家懂得数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但是，比如当我引领参观摩尔多瓦（那时是苏联的一部分）的集体农场时，我看见了这个国家的勤务是如何令人失望的。人们让一片桃树林在那里任其腐烂，而其本该是能够被卖给墨西哥的。他们的努力并没有使人民更加富裕，并且没有对工作的鼓励措施。我常常怀着一种释然从苏联回国，苏联这样的经济体制绝不可能击败市场经济。
然而市场经济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践行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我学着将经济看作一种从非均衡化走向均衡之后再走向非均衡的机制。在20世纪70年代初始，经济正朝着非均衡化迅速转变。在1973年末，石油生产国决定向西方世界施压，使西方国家转变其对待以色列的政策。石油价格上涨了70%，石油运输业的收费是一年前的十倍或十倍以上。世界经济突然间受制于石油生产商，国际经济萧条已然成为了事实。
不久之后，世界从石油危机中逐渐恢复了过来，但是却给经济思考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如今，我们关于能源节约和替代型能源的讨论仍然很多。中东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为了政治议程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我们整个世界都变化了。在1972年春天，甚至是在能源危机爆发前，名为“罗马俱乐部”的一组专家和未来学家出版了一本名叫《增长的极限》的书。这警示着世界资源将无法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因此世界经济必须作出改变，因为增长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如今罗马俱乐部提倡以零增长为目标，以使世界及其所有的自然财富得以延续。既然石油危机曾经爆发过，那么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警示就应当被严肃对待。这将是政治团体制定政策的理论根基，比如对占据着极左派和教条右派中间立场的自己而言就得依照这种警示。虽然这些政治团体支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但是他们也希望经济发展能够遵循大自然和自然资源所施加的约束。
我仔细阅读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最终我成了学校自然学会中的一名成员。我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名学生，并且了解一些政治学。除此之外，那时甚至科技发展也使我感兴趣。我尝试理解罗马俱乐部的思维方式，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在我的理解中，零增长是一种粗略的目标，是一种无从得出的数据。我在经济学课程中已经学到，经济增长对人口不断增长的人类而言是必要的，我对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过。罗马俱乐部则没有考虑科技发展，而这却能够通过利用更少的能源和国家资源来达到相同的产量。
事后想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对科技过于悲观了。报告警示，到1990年铜和银将被用尽。但是在一种恰当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将会被用尽的。例如，如果存在一种纸张资源将会枯竭的危险，那么使用替代品将会是可行的，因为纸张会令人支付不起。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初始，如今世界的已知石油储量已经大大增加了，虽然如今只能在更艰难的情况下开采石油了。
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时认为市场经济具有一种失控的内在倾向，但是全球经济已经显示出其超手想象的灵活性。在70年代，没有人会相信世界能够挺过石油危机。1973年至1979年的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萧条，但是也为帮我们渡过难关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动力。汽车如今已经变得更加环保，更多的核能已经运转。因此世界至少又赢得了30年的额外时间。如果没有石油危机或罗马俱乐部的警示，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即使没能给出答案。
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年轻人当然还有年老的政治家会与苏联代表会面，并且会参观苏联大使馆，参观的频率比他们去街角商店的频率还高。我去那里主要是受到了特定的接待邀请，我和政府官员的联系很少而且都很正式。作为对苏联的某种平衡感，我认为了解西方也是很重要的。在1973年5月，我首次到美国旅行。在赫尔辛基有一个美国信息服务办公室，其每年将两至四名学生政治家送到大西洋彼岸去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我们的项目设立在华盛顿、丹佛、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新奥尔良，并且最近也在纽约设立了。我们住在旅馆里，但是我们在所去的每个城市中都会拜访一些当地人，这些人扮演着接待家庭的角色来向我们展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比于70年代的芬兰人，更别说是苏联人，我被其十足的繁荣震撼了。这里的可口可乐能让你喝个够，然而在我青年时期的芬兰，可口可乐仅以十分吝啬的小瓶装出售，T骨牛排如孩子们脚掌那么大。“汽车座椅要比我们学生公寓的沙发舒服”，这是对美国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介绍。
在华盛顿，我们参观了美国国会，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美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所讨论的仅有一个主题：不幸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将会如何？在我们参观期间，水门丑闻正在经历白热化阶段，这确实将美国从中间一分为二。共和党宣称《华盛顿邮报》无权那样羞辱尼克松，而民主党则因那正在进行的“滑稽的诡计”狂喜不已。虽然在尼克松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美国决不会出现曾经的那种政治极端化。我们对整件事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不是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美国之行和水门事件是研究冷战立场的绝佳机会，美国人真诚地相信他们统治着世界。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力度很大，许多人认为美国虽然曾有过好日子。但美国的领导地位曾经因为越南而受到质疑，美元摇摇欲坠，第一次石油冲击近在眼前。
这些年有文献证明，某电视节目记录，有一位留着长发、身材瘦长且严肃认真的学生领袖前往柏林的世界青年节。他大胆地谴责世界中与日俱增的帝国主义力量。是的，兄弟们，那个人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