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发展期——两汉时期】
两汉是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个人命运的变化最为显著，这对相术的发展最为有利。因此，相术在两汉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
两汉时期的相术
两汉时期，中国的相术文化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检诸典籍，有关汉代相士活动的记载比比皆是，仅司马迁《史记》记载的相例就多达几十条。汉文帝使人相邓通一事就是其中一例。汉文帝一让一个精于相术的人为邓通看相，相士说：“这个人应当贫困饥饿而死。”汉文帝说：“我能够让邓通富起来！”于是把蜀地的铜山赐给邓通，并赋予他铸钱的权力，以为邓通既有铜山，又能铸钱，无论怎么样也不会穷困了。汉文帝死后，景帝即位，有人告发邓通作奸犯科，景帝于是下令没收其家产，任何人连一文钱都不能给他。最后邓通竟然饿死，应了相士的话。
刘邦一家更是有种种的看相记载，如《汉书·高帝纪》说刘邦形相甚异，高鼻龙颡，美髯，左腿有七十二颗痣。这样的相命之说，在汉代史籍中比比皆是，且一个比一个神异。但凡汉代发迹显达的人，如汉丞相周亚夫、长平侯卫青、宠臣邓通、吴王濞、淮南王英布、汉将军李广、丞相黄霸、御史大夫倪宪、美男子陈平等等都有这类相命的记载。
到了东汉，相术更加普遍，据《后汉书》记载，甚至连皇帝挑选后宫贵人、美人、宫女、采女，都要派遣宫廷官员带着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可登御”。至于皇后，往往都是事先相士言中的大贵人。如明德皇后，未入宫时，太夫人让相士为她看相，相者相后惊叹地说：“我必为此女称臣。”章德窦皇后“数呼相士问息耗，见后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
这些命相之说，在此时的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汉末建安中出现的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江府小吏焦仲卿的母亲执意要休掉自己的儿媳妇刘氏，拆散这对恩爱夫妻，焦仲卿唯一能用来同残酷的封建礼教抗争的武器，竟是无奈的祈求“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可见此时相命风气的盛行和它在普通人心中的地位。
相术得以发展的原因
汉朝的建立，是出身农户的刘邦带领一帮来自各阶层特别是平民阶层的“猛士”在腥风血雨中拼打出来的，这无疑对春秋战国以来已经失势的以血缘亲疏定贵贱的天帝命论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汉武帝对政治制度、仕进制度的改革，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权力的人事变动，总要造成许多人仕途际遇的变化，成功者的喜悦，落难者的颓丧和希冀，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感慨和思考。有的人不能从社会人事中寻找原因，只好以命的厚薄、气运的顺逆聊以自慰，或者为得官失职而思忖自己命运的吉凶。
这种社会环境和精神状态又为相术的发展和看相习俗的风行创造了合适的温床，从而酿成了中国自春秋以来的第一次相术热潮。
相术的特点
这一时期，相术呈现三个显著特点，具体来说：
一是汉代开始，相术成为一门有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学问。两汉相术大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相术理论的初建。如《汉书·艺文志》中就载有相人类二十四卷，又据《怀庆府志》记载，仅著名相士许负就著有相书《德器歌》、《五宫杂论》、《听声相形》诸种。可惜这些著作已经散佚，不复得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术理论在西汉已得到了初步的整理。
到了东汉，经王充的元气说哲学理论的概括，中国的相术才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并一下子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变种。王充认为，构成世界的基础是“气”，又称“元气”，万物因此而生，由于“气性不均”而物体不同，天与地都是有形的实体，“含气之自然也”。天地无始无终，不生不死，没有生命和感觉。“天道自然无为”，不可能创造万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根本没有造物主。天不了解人的语言，不可能实行赏罚，“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人”。这本是一种进步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但他机械地将自然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陷入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他认为国家安危治乱、个人贵贱贫富都是偶然的机遇，由无法解释的“命”所决定，而人的“命”，包括贵贱、贫富、贤愚，取决于受之自然，禀气而生的骨相。之后，他又提出“禀气说”，并明确将禀气说作为相术的理论基础。
相术由“奇形即圣人”到“形气”、“骨相”之说，再到明确地将“禀气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相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汉代盛行的特定的文化氛围使然。相术在“禀气说”出现之后开始自觉地整理自己的理论，看相习俗以更加快的速度弥漫于民间。
二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相书和专门从事相术活动的相士。如《汉书》中的周勃世家，《楚汉春秋》中的许负、吕公望等，其中以许负最为著名。许负本为一妇人，以善于面相而被汉高祖封为雌亭候，根据《怀庆府志》记载，许负著有《德器歌》、《五官杂论》、《听声相行》等。
三是汉代相术开始重视相骨。汉代盛行“气元论”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宇宙生成论，在思维上多从外部联系的角度考察自然和人事，使骨法这种外在形相的朴素考察方式得以风行。王充在《论衡》中详细阐述了“骨相观”，他指出：“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正，睹富贵贫财，犹人见盘孟之器，知所设用也……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遇富贵之乐。”这就是说，要知道一个人的“命”，只要观察他的骨骼形体及皮肤纹路，就能作出灵验的判断。骨相既然是自然生就，禀气而成，它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结局，生就富贵骨相的人，不会遭受贫贱之苦；生就贫贱骨相的人，不会享受到富贵之乐。两汉相术的骨相说影响甚广，几乎规范了当时人物品鉴的方向。
王充及其《论衡》
王充，东汉时杰出的思想家。他因对看不惯朝廷的腐败，所以不做官，一生大都在家里写书。《论衡》就是他的有名的著作。
据说王充小时候不但聪明而且用功。6岁开始识字读书，8岁被送入本乡书塾。20岁时，王充在洛阳的太学求学时，太学里收藏的书几乎都被他读遍了。后来，他只能去街市的店铺里找书来读。王充读书十分认真，记忆力又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当他开始写《论衡》时，搜集的资料装满了几间屋子，房间的窗台上、书架上都放着写作的工具。他闭门谢客，拒绝应酬，用了几年的工夫才写成。
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和无神论，对迷信进行了批驳。比如，雷电击死了一个人，有些宣传迷信的人会说：这是他做了亏心事，天上的雷公把他打死了，这就是“恶有恶报”。王充在现场观察到死人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被烧焦的臭味。他的解释是：打雷时有闪电，闪电是火，因此雷实际上是天火，被雷公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天上并没有雷公，也不是“恶有恶报”。
王充的解释虽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可是在当时却是很了不起的。在《论衡》中像这样破除迷信，宣传科学思想的内容还有很多。可以说这部书，是公元一世纪一盏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明灯。王充是一位真正出色的思想家。
【相术普及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术有进一步流行的趋势。
相术普及盛况
三国时期，天下大乱，得人才者得天下，用人上讲究“唯才是举”。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人物品鉴偏重对人的情、才学的估量，更重弃名求实。例如，魏国开创者曹操本人亦懂得相术。史籍记载：魏武帝指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曹操把司马懿召来，叫他朝前走，随之又叫他朝后看。但见司马懿其人的脖子及脸面已扭向后方，但整个身体却仍然向前，纹丝不动。这种形态正是“狼顾”之相，加之司马懿平时又胸怀大志，因而曹操断定此人不是甘居臣下之辈，将来必然会危及曹家王朝统治。曹操告诫儿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四五十年后，司马懿父子羽翼丰满，果取代曹家王朝而建立晋王朝。
另外，魏国还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相术家，如朱建平、管辂等，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后，晋朝取魏而代之，社会风尚亦一脉相随：特别注重人的容貌及其风度。如文献中记载：刘尹道桓公（温）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桓温的容貌比较独特，鬓发如刺猬竖起，眉骨如同石棱凸出，显示出一种强悍的气质。因此，刘尹判断桓温将是孙权、司马懿一流的政治家。又据文献所记：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少年时代的王敦眼睛微微凸出，如同胡蜂，虽然他的嗓音还没有嘶哑的豺狼之声，但潘阳仲认为，王敦容貌的前一个特征就足以显示他将是一个禀性残忍的人，日后将会害人，同时亦将被人所害。刘尹、潘阳仲二人本身并不是相士，但其在品评人物时借鉴了古代的某些相术经验，可见相术在当时的普及程度之广。
南北朝时期的相术较之两晋时期似乎又流行一些，相术理论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标志就是《相经》的出现。由于年代久远，《相经》早已亡佚，此书是何人所作，产生于什么时代，皆已无从考知。但从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这部书的关心程度来看，《相经》在士人中间是很有影响的。南朝梁著名文人陶弘景和刘孝标，都为这部书作过序，并且皆流传了下来。从他们的序文中可以看出，相术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理论雏形。如陶弘景在序中说：“相者，盖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气象，亦由事先谋而后动，心先动而后应，表里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贵寿夭，各值其数。”他把人之命运、事之吉凶与人的相貌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对人的形骨、气象的观察，可以预测富贵寿夭。而这种观点，正是相术的基本理论依据；他对贵相与贱相的解说，可以说是对此前相术发展过程的总结，也是对相术理论的发挥与阐释。
相术的特点
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术开始进入帝王君主，影响国家政治的最高层次。如南朝第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刘裕、齐武帝萧赜、北齐的开创者世宗文襄帝高澄、宇文氏家族中第一个取得帝位者孝闵帝等皆十分迷信相术。
二是在相学理论上，开始将将骨、筋、气、肌、血与五行相联系，承骨相说而引申为“五常”。这种相法理论不再斤斤计较于骨骼配置和形相严正等过于严格的要求，而更看一个人的“骨质”、“骨植”与“气”、“力”的联系，希望通过对骨相与神气、气力的考察，探知人的气质才，乃至雄强气格。虽然《汉书·艺文志》已经载有相术类著作《相人法》，但是直到两晋之前，相术仍然停留在“术”的层面，而没有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此前各种相例提到的术语，如日角、堰月、燕领、虎头、主骨、梁柱、天根、三甲、三壬、蜂目、豺声等，都是从不同方面对人物性格或命运作出判断，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真正把各种相例上升为理论的相术著作是南北朝时期的《相经》。在相法上，开始从重骨法、骨相的“骨相说”向重神品的“神相说”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相法，不再仅仅对一个人外在形相的考察，更多的是一种审美观照和艺术欣赏，更趋于对人物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格魅力和风韵神采的鉴赏体认。
三是纯粹预测人们富贵贫贱的相术在当时颇为流行。如西晋有两位女子平步青云，或为皇后，或为太后，皆与相士有关。一位名叫杨艳的女子，后成为晋武帝的皇后。史籍记载：杨皇后幼年丧母，在舅母家长大，长大后才貌俱佳，相士相过后断定她将来必然极贵。事不机密，消息传扬开去，晋文公司马昭，就为其长子司马炎下了聘。当时司马家族已稳稳掌握魏国大权，只是自己未等着篡位了，杨家小姐的光明前途自此已无悬念。待到司马炎以晋代魏，取得帝位之后，杨艳被立为皇后。与杨皇后不同，李太后出身微贱，容貌不佳，是皇宫中织布的奴婢。但是，李太后生就宜男之相，因相而得到简文帝司马昱的宠幸。
总之，相术在这一时期颇为流行，相术火热弥漫于上层社会和坊间小巷，相术文化也得以长足的发展。
苻坚与相术
苻坚自小聪明伶俐，深得祖父苻洪喜爱。苻洪说：“此儿姿貌瑰伟，质性过人，非常相也。”《晋书》另有一条记载十分生动：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遇坚于路，异之，执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儿敢戏于此，不畏司隶缚邪？”坚曰：“司隶缚罪人，不缚小儿戏也。”统谓左右曰：“此儿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统曰：“非尔所及也。”后遇之，统下车屏人，密谓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后当大贵，但仆不见，如何！”坚曰：“诚如公言，不敢忘德。”
这段文字表明：幼年苻坚胆大心细，他一则敢独自在大街上游玩，二则对大人的玩笑吓唬，能应对如流，即“司隶”只抓乱法之人，不会干涉小孩在大街上游戏。因此，精于相术的徐统评论：“此儿有霸王之相”，“骨相不恒，后当大贵”。
遗憾的是，苻坚统一北方之后，未能听从他的首席智囊王猛的临终之方：“臣没之后，愿不以晋国为图。”因为王猛认为：晋朝虽处吴越一隅，但在政治上，仍然代表华夏正统，恐怕难以轻易吞并。苻坚一意孤行，偏要纠集百万乌合之众压迫东晋，结果淝水一战，大败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