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大约四五年前的事了，我写完了一篇关于鲁迅与吸烟的文章，就一直想着写一篇关于鲁迅与喝酒的。迟迟没有动笔绝不单单是因为琐事缠身，更因为害怕引起朋友们的误会，以为我专要为了自己写文章的“独辟蹊径”而刻意选取“低端”题材。虽未写却仍然留心，愈发觉得这其实是“研究”上的一个“空白”。终于忍不住想把资料整理并用文字梳理一下。
鲁迅与酒，其实也是一个流溢着清香、充满着复杂与微妙的世界。
“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
鲁迅是嗜烟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前，明知肺病威胁着生命，即使呼叫医生前来，他的手里也离不开一支烟卷。问题是，鲁迅嗜酒吗？我已不止一次读到“鲁迅专家”的文字，认为鲁迅是嗜酒并且经常要喝醉的。但我以为，这其实是大家都以为这属于生活里的细枝末节，所以常常“烟”“酒”一起连带而过，并不认真对待的结论。
鲁迅并不自认好酒，而且多次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一九二五年，他就公开在文章中讲道：“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身居厦门的鲁迅向许广平坦承：“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直到多年后的一九三四年，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也说道：“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在疲劳和愤慨的时候，有时喝一点，现在是绝对不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1]早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鲁迅就表达过：“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既厌烦又无奈。
很显然，鲁迅对喝酒始终持有辩解的态度。这种辩解，一是本来确实并不嗜酒，却引来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同道的“文人学者”借以夸张、讽刺的说辞；二是因为周围的亲友多有劝其少饮者，尤其是许广平，而鲁迅对此通常是以“听劝”且表明自己本来不怎么喝。
烟和酒本来就是一个人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奢侈品”。不过两者象征、暗示的指向却是大不相同。我们常见的鲁迅烟不离手的形象似乎是其思考、思索的象征，而抱着一个酒坛子的鲁迅，这是鲁迅自己绝不能够接受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创造社出身的文学家叶灵凤曾在上海《戈壁》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过一幅题材为“鲁迅与酒”的漫画，以为讽刺。据《鲁迅全集》注释，这是“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鲁迅曾在当年八月十日的杂文《革命咖啡店》里回应道：“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我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在同一日的《文坛的掌故》一文中，鲁迅又说：“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可见这样的“掌故”鲁迅是很难用雅事、逸闻轻易对待的。
现在就得来谈谈鲁迅究竟有多能喝酒了。综合鲁迅自况及各色亲友的回忆，我们可以确定，鲁迅是喝酒的，而且不止喝绍兴酒，白酒、红酒、啤酒、洋酒，都喝过。但说鲁迅嗜酒如嗜烟，那的确是错谬与误会之说。
许广平是最了解鲁迅生活的人了，她多年后回忆道：“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他并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务要做，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他的尊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同样是创造社的郁达夫却是鲁迅的好友，而且还常有机会与鲁迅一起饮酒，所以了解得也格外详细：“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萧红在名篇《回忆鲁迅先生》中说：“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许寿裳在回忆文章中也说，鲁迅不敢多喝酒。
看来，总喝但不是很多，是鲁迅喝酒的基本情形。
鲁迅日记里所记酒事从一九一二年进入北京即见。鲁迅到京后住在绍兴会馆，五月五日晚入住，七日即“夜饮于广和居”。三十一日“夕谷清招饮于广和居”。这一年，鲁迅除了常被“招饮”于会馆附近的广和居等饭店，还时常在许寿裳等乡友家里聚会饮酒。鲁迅到底每次喝了多少酒不可知，却可通过“少许”甚至“不赴”等自述知道，他其实并不那么嗜酒。鲁迅的醉酒经历也可以从他自己和别人的文字中找出印迹。据萧振鸣《鲁迅与他的北京》一书中统计，鲁迅日记里仅广和居就有六十四条宴饮记录，其中不乏“甚醉”“颇醉”“小醉”等表述，但醉酒占“招饮”中的比例很小。鲁迅饮酒，基本上都是与朋友在一起，独自喝酒的时候很少。唯见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的日记里“夜失眠，尽酒一瓶”，应是一次独饮经历。
鲁迅过量饮酒甚至醉酒的原因，大多与心情有关，基本上被描述为因时人时事引发心情不好所致。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谈到，因为在“官场”上和“文人”间的遭遇，“真使先生痛愤成疾了。不眠不食之外，长时期在纵酒。”这从一个侧面证实北京时期的鲁迅的确是常常借酒来消解心中苦闷的。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一次醉酒经历可能是最著名的。许广平说：“看到办教育的当局对资本家捧场，甚至说出钱办教育的人好像是父亲，教职员就像儿子的怪论，真使他气愤难平，当场给予打击。同时也豪饮起来，大约有些醉了，回到寝室，靠在躺椅上，抽着烟睡熟了，醒转来觉得热烘烘的，一看眼前一团火，身上腹部的棉袍被香烟头引着了，救熄之后，烧了七八寸直径的一大块。后来我晓得了，就作为一个根据，不放心他一个人独自跑到别的地方。”（《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同样的事，川岛也有类似记录，确证其真。
其实，鲁迅喝酒是否因为“重大事件”才过量，就像鲁迅经常醉酒一样，都有“过度阐释”之嫌。而每有不悦或者心中郁结，即更容易借酒去浇心中块垒，这应该是确实的。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那一天北京大雨，鲁迅没有去上班，当晚却与朋友喝酒去了。“大雨，遂不赴部。晚饮于陈公猛家，为蔡孑民饯别也，此外为蔡谷青、俞英崖、王叔眉、季巿及余。肴膳皆素。”那一晚酒后，鲁迅回到公馆，想起了十二天前在家乡溺水而死的朋友范爱农，这个爱喝酒且每喝必醉的落泊者、落伍者、落寞者，他提笔写下诗数首以为纪念，这是鲁迅并不多见的诗情喷发。及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写成的散文《范爱农》里，鲁迅仍然记得这一晚酒后的感受：“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那样的时代、雨夜、心情、消息，鲁迅尽管与众多好友同饮，心中默念的却一定是已经不知是自杀还是溺水的“酒友”范爱农。按理说，喝酒未必都需要理由，但鲁迅的醉酒显然都是有原因可寻的。
作为虚拟说辞与诗意化的酒
通观鲁迅与酒之关系会发现，在特定情形下，酒在鲁迅那里是一种虚拟的说辞，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言辞借用。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交往中。初期交往，许广平经常以劝鲁迅少饮酒、不醉酒婉转表达对鲁迅的关心。鲁迅则以谈酒为名，传递自己愿意“听劝”的态度。与嗜烟不可能放弃相比，鲁迅谈酒更显随意，态度也是忽而表示不喝，忽而又我行我素。《两地书》的“酒”字含义颇值得玩味。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许广平致信鲁迅即说：“如其计及之，则治本之法，我以为当照医生所说：一、戒多饮酒；二、请少吸烟。”六月一日又言：“废物利用又何尝不是‘消磨生命’之术，但也许比‘纵酒’稍胜一筹罢。”鲁迅的回信中立刻回应道：“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但其实，鲁迅并非全是因为“劝喝”才喝酒。许广平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她才又说：“‘劝喝’酒的人是随时都有的，下酒物也随处皆是的。只求在我，外缘可以置之不闻不问罢。”[2]“酒”字因此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中成了一个故意不去实指、不去捅破的虚拟之辞、游戏之说。许广平说：“今夕‘微醉’（？），草草握笔，做了一篇短文，即景命题，名曰《酒瘾》。”[3]而鲁迅又回应说：“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喝酒是好的，但也很不好。”[4]既“好”又“很不好”，这样的矛盾之说，其实不过是两人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保持传递关心、关注以及积极回应的姿态，双方宁愿就此虚拟地讨论下去。鲁迅有时也来“质问”许广平：“前信反对喝酒，何以这回自己‘微醉’（？）了？”[5]
因为要“听劝”，鲁迅在喝酒上尽量克制。他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给李秉中的信中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这里的“不能”，多半就是尊重许广平劝说的暗示。当然，虽是虚拟的语言游戏，刻意设置的话题“辩论”，鲁迅也会忍不住谈一下自己对喝酒这件有伤身体一事理性的、真实的看法。比如，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就突然发表“酒论”道：“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且夫不佞年届半百，位居讲师，难道还会连喝酒多少的主见也没有，至于被小娃儿所激么！？这是决不会的。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止有一回半，决不会如此平和。”鲁迅甚至搬出自己的母亲表达愤慨，反对别人干涉自己喝酒的权利，这话当然不是说给许广平的，而是对耳边不时听到的背后嘀咕表示厌烦。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因“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北京，南下到厦门大学教书。同时离京回粤的许广平又开始与鲁迅书信往来。这时候，两人的关系已经确定，谈话不再绕那么多弯子了。不过，“喝酒”仍然是常常要探讨的问题，这时候则更多了切实的关心和真实的承诺。
“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6]
“祝快乐，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7]
“是日，不断的忆起去年今日，我远远的提着四盒月饼，跑来喝酒，此情此景，如在目前，有什么法子呢！”[8]
“我身体是好的，不喝酒，胃口亦佳，心绪比先前较安帖。”[9]
“这几天全是赴会和饯行，说话和喝酒，大概这样的还有两三天。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即如这封信，就是夜里三点钟写的，因为赴席后回来是十点钟，睡了一觉起来，已是三点了。”[10]
“他今天还要办酒给我饯行，你想这酒是多么难喝下去。”[11]
不管用什么人和事作背景交代与铺垫，鲁迅传递的都是不再过量饮酒的信息和承诺。“我是好的，很能睡，饭量和在上海时一样，酒喝得极少，不过一杯葡萄酒而已。家里有一瓶别人送的汾酒，连瓶也没有开。”这瓶酒应该是在北京时高长虹送鲁迅的，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的鲁迅日记里有记：“夜长虹来，并赠《闪光》五本，汾酒一瓶，还其酒。”
鲁迅对酒的理解，他对酒的描写，抛开自己喝与不喝，是充满诗意色彩的。他时常会流露出对酒在增加诗意甚至意志力时作用的肯定。“中山生日的情形，我以为和他本身是无关的，只是给大家看热闹；要是我，实在是‘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恐怕连盛大的提灯会也激不起来的了。”[12]这种“即时一杯酒”的洒脱表达在鲁迅算是少有的。“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淡淡的血痕中》）这是鲁迅自己饮酒感受的诗意化。“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怎么写》）“微醺”或“微醉”，“也如醒，也如醉”，正是鲁迅对喝酒的最佳感受。“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怎么写》）酒的色香味和心境的五味杂陈混合为一体。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离开许广平独自南下的鲁迅，心情应该并不能算好。路途中的文字却少有哀怨，反而时有自寻快乐之时，比如他就在途中喝了一回高粱酒。虽是偶遇，却是快事。“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上海通信》）这是鲁迅少有的品酒、赞酒语句。读来清新感人。
鲁迅为自己喝酒辩护，但并不把酒妖魔化也是事实。除了偶尔的“高粱气味”的感受和遐想，鲁迅还会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酒。
由于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切关注，即使俗物如酒者，在鲁迅笔下也一样具有考察国民性的价值。“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自家的屋檐下寻求平和、安稳、妥帖、麻醉，比起外国水兵的“满街发酒疯”，与其说是对酒文化消失的遗憾，不如说是他对国民性格弱化、阳刚之气渐失的悲哀。极而言之，“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由此也可见出鲁迅心目中的酒，不是酿造的技术，不是奢侈的炫耀，不是纸醉金迷，不是利益交易，甚至也不是“小富即酒”的满足，而是一种人生中的诗意，一点心间的美感，一种情绪发泄的催化剂，一种精神力量的强推与发挥。
在鲁迅心目中，中国人的在家温一壶烧酒，来几碟冷热兼有的菜飘飘欲仙，比之外国士兵的烂醉街头，正是自我麻醉与刚烈之气的差异暗示。这正如鲁迅在《〈如此广州〉读后》里讲迷信时所论的那样，广州有“店家做起玄坛和李逵的大像来，眼睛里嵌上电灯，以镇压对面的老虎招牌”，当然是一种迷信。但在鲁迅看来，都是迷信，江浙人用的是求平安、暗诅咒等“精神胜利法”，广州人的公开叫板“迷信得认真，有魄力”，所以鲁迅认为：“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鲁迅绝不会主张人们喝醉后上街闹事，他看到的是国民性的软弱和自我麻醉的可悲。
鲁迅文章中的“酒”
鲁迅的生活里，嗜烟远胜过好酒。鲁迅的文章里，却是谈酒多于说烟。《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以及他各个时期的杂文，他的演讲、书信、日记里，“酒”都是一个常见的意象和描述对象。
鲁迅最著名的演讲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篇谈论文人性情与酒、文章与酒的绝妙之论。其中所论却绝非只是酒与文章，它涉及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政治影响、文化思潮、美学趣味及文学趋向，它论述的是这种文人性情背后的自由与束缚，激情与无奈。他最后的结论，其实仍然是“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进而认为天下也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山林文学，文学说到底与时代有着密切联系。
在鲁迅小说中，酒是一种穿缀物，可以为人物故事提供新的走向；酒是一种催化剂，可以让庸常人物的灰色人生突然产生戏剧性的、夸张的转变。鲁迅的小说里，因酒而影响一生命运的人物当是孔乙己。孔乙己的故事都发生在“咸亨酒店”里。只要孔乙己“喝过半碗酒”，他的面色与表情就会发生种种变化，“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等等，而有了点酒意的孔乙己，也会给现场带来变化，“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酒钱的有无是影响孔乙己命运的重要故事核。可以说，这是一篇关于酒的故事。
《阿Q正传》里的阿Q算不上也不配称之为“酒鬼”，但小说中却近十次写到与酒有关的情节。每当写到酒，必是阿Q精神胜利法用得最足、性格最张扬的时刻，“酒壮人胆”，阿Q典型不过。“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地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喝了酒便敢吹牛。“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喝了酒就感觉身处并非人间。
鲁迅笔下的小知识分子，都是借酒浇愁的主儿。前有孔乙己，后有《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鲁迅特别擅长于描写他们酒后的表情，看出他们酒后的心情。比如魏连殳，“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一场表现一个人命运无常的对话因此展开，“其时是在我的寓里的酒后，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只竭力地喝酒，其间又竭力地吸烟。”“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不知怎地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印本的《史记索隐》，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
又比如吕纬甫，“我”与他喝了一场大酒，应该是至少有五斤黄酒，并因此读到了一颗落寞的心，看到了一个失败的人生。“我忽而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总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地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先前所见的吕纬甫了。”
在鲁迅小说里，酒是刺激一个人敢说话、敢冒险、突然爆发的情节因素，除了孔乙己、魏连殳、吕纬甫因酒而袒露内心，除了阿Q因酒而乖张变形之外，许多涉及酒的情节，也都是起着类似的点化情绪、“人壮胆”的作用。《阿Q正传》里，阿Q的“对头”剪了辫子：“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端午节》里的方玄绰：“他喝了两杯，青白色的脸上泛了红，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来，躺在床上就要看。”《风波》的开头：“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其中的人物“七斤嫂记得，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斤的危险，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离婚》里的爱姑，既然已经接受了命运，屈服了意志，也就断然不敢再喝慰老爷的新年喜酒，赶紧“恭恭敬敬地退出去”。学过医、喝过酒的小说家鲁迅，是如此精确地掌握着各色人物酒后的“风采”与可能的危险。
在散文《范爱农》里，鲁迅记述了早年与这位“酒友”一起喝酒的经历：“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这也印证了鲁迅所说的“我的母亲也不反对我喝酒”。
至此，我们可以说，出生在“大多数男人兼会做酒”的绍兴，“他的父亲心境也不快。他常饮酒，有时亦发脾气”的家庭里（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语），长期的一个人独自漂泊的经历，常与各类乡友、文友、同事聚会的爱好，每遇不悦、愤怒即奋笔疾书，曾被论敌或朋友描述为“醉眼朦胧”的鲁迅，其一生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他曾遥想千年之前魏晋文人的酒后风度，也曾与眼前的许广平借“酒”字传情；他曾因病而弃酒，又因性情而举杯；他曾透过酒事看到孔乙己的失败，也曾因共饮而穿透魏连殳、吕纬甫的内心；他深知阿Q的那点精神胜利，不过是一杯酒后的忘乎所以，也看出七斤嫂为七斤酒后疯话而产生的致命担忧；慰老爷、鲁四老爷家的酒或是“做稳了奴隶”的得意，爱姑、祥林嫂不敢也无法接近酒桌的遭遇，不过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悲哀；他曾经为数不多地“颇醉”，更喜欢临界状态下的“微醺”；他喝过各种酒，而独赞喝过后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的无名高粱酒；他即使饮酒也得声明是母亲也不限制的权利，他并不嗜酒却还得为“酒坛子”辩护；他可怜范爱农式的酒友，提笔写下《哀范君三章》。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文章里，举凡命运失败者、人生落寞者、时代落伍者，大都在愤世嫉俗的同时，有着借酒消愁而且通常是借别人的酒消愁的悲伤经历。
就此而言，谈谈鲁迅与酒，并非是小题大做的刻意为文，实在是一扇值得推开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复杂、微妙的世界。就让我借创造社阵营里的作家，鲁迅的乡友、文友郁达夫赠鲁迅的诗为这篇文章作结吧，我以为这首诗写尽了鲁迅的性情与酒、鲁迅的文章与酒的既紧张又不可剥离的玄妙关系。“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原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3期）
附注：
本文引文标注序号者，均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鲁迅全集》之《书信》部分。具体为：
[1]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
[2]1925年6月5日致许广平
[3]1925年6月12日致许广平
[4]1925年6月13日致许广平
[5]1925年6月13日致许广平
[6]1926年9月14日致许广平
[7]1926年9月18日致鲁迅
[8]1926年9月23日致鲁迅
[9]1926年10月28日致许广平
[10]1927年1月6日致许广平
[11]1927年1月6日致许广平
[12]1926年11月18日致许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