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长久留存的课文：《藤野先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代中国，鲁迅与藤野的情谊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佳话。藤野这个明显是日本人的名字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这篇文章的主题确定，而且也没有将主题从最典范的师生情引向“国际友人”之类的方位去，它就是一篇师生情谊的经典范文。是因为鲁迅才使文章长久不变其价值的吗？
引发我重新对《藤野先生》产生好奇和探究的原因，是几年前读到鲁迅文章里的主角藤野严九郎唯一的一篇谈鲁迅的文章《谨忆周树人君》。这篇文章里，藤野知道自己的学生周树人后来成了鲁迅，成了中国的文豪，颇感意外。然而让藤野更意外的，是鲁迅把自己视为终生最敬仰的老师；让读者意外的，是藤野对此持谦让、不敢当的态度。而且这种不敢当并非是出于谦虚，而是他认为事实的确也不至于如此。这也就成了有趣的文本对照，鲁迅表达的深情与敬仰，在当事人那里却并没有得到对位呼应。藤野写此文时鲁迅已经去世，藤野也是听说这一消息后才应记者要求谈鲁迅的，两个人不但失去了再见面或通信的机会，更不能对其中涉及的事实进行核对了。鲁迅写作《藤野先生》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那时他惜别藤野先生已经二十一年，奇怪的是，这二十一年里，鲁迅似乎未曾有打听藤野先生下落的动机与行动。我一开始只是想就两个人对同一段经历、同一种情谊的描述竟有如此不同进行分析，然而由此展开的，却是一个非常广阔、复杂的世界。
鲁迅的“最使我感激”和藤野的种种“不记得”
鲁迅的《藤野先生》收在散文集《朝花夕拾》里，在中国，它毫无疑问是一篇散文，是纪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文章，我们对其中的虚与实从未深究过。与事实相符就是生活之实，与事实不符就是艺术之虚。但在日本，这篇文章的文体本身就存在另说。藤野本人就曾经在记者访谈时说过：“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半泽正二郎《追忆藤野先生》）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也认为：“日本不少学者视此文为小说，不像中国学者，多数把它当作回忆性的文章——虽然其中含有虚构的成分。”（《“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我们知道，没有证据证明鲁迅在我们熟知的任何一篇小说中提到过藤野。
是小说还是散文，这本是个文体的形式问题，但其中涉及到的，是现实中的藤野与鲁迅文章中的藤野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能不能把其中的故事都当成实有发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点自己对鲁迅《藤野先生》的感受。这就是，鲁迅的文章冠以“藤野先生”，但其中有很大篇幅并不在谈藤野。全文的感情铺垫其实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从弱国来的留学生，“我”对自己周围大量的“清国留学生”的样貌、境遇的描述，文章由此进入，也由此过渡。一个“中国人”的国家感情在异国被放大，离开东京的原因，进入仙台医专的目的，直至“弃医从文”的动因，其实才是文章的潜藏主题。在这一背景、底色、基调的基础和前提下，藤野先生出场了。鲁迅在此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相向而行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对一位老师的感情因此被放大，被铭记，藤野为鲁迅所做的一切具体事情，讲课、批改笔记，等等，意义也都被格外放大。这样的敏感，其实在郭沫若、郁达夫等留日青年的小说和文章里都有过表达，只不过他们是更直接的呐喊，而鲁迅是沉淀了二十年之后又借以特殊的小小的角度切入，使其成为难以泯灭、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里，藤野在六百多字后才出场。我这里想先按下不表作为“文学人物”的藤野出场后的言行，先看看藤野的《谨忆周树人君》里有怎样的说辞。正像藤野本人所承认的，“外边的事尤其对于文学我更是门外汉。”所以文学上没有什么可以深究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藤野令人意外地对鲁迅的深情进行了几近于“格式化”的处理，通篇强调的就是一个意思：“不记得”和“忘记了”。开篇第一句就是主调：“往事，记忆是不清楚了。”在师生二人的“互文性”中，藤野的文章简直就是对鲁迅文章的无意识“解构”。不妨在对照中看看。
一、鲁迅：“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藤野：“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两人关于看笔记、改笔记的地点描述是有差别的。根据中日学者论证结果，此处应是藤野记忆有误。因为鲁迅在其研究室见其研究头骨，藤野后来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二、鲁迅：“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藤野：“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而这里应该是藤野准确了。因为鲁迅的成绩是令日本本国学生都嫉妒的。
三、鲁迅：“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藤野：“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
照片为证，只能说藤野先生的确无力回忆了。
两人的文章里有些是互相可以印证的情节。如，日本学生对鲁迅这样的“清国留学生”的偏见和歧视，由于藤野对鲁迅学业的关心和指导，特别是鲁迅作为外国学生在成绩上取得一百四十二名学生中的第六十八名，由此还发生过所谓的“试题泄漏事件”。藤野回忆，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这也正为鲁迅在仙台时期的心理和感情做了证明。
藤野帮助鲁迅改正课堂笔记里的错谬，这是两个人回忆里最基本的共同点。我们知道，鲁迅视藤野为“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但这感激之文里，有两处值得特别关注，一是鲁迅将“下臂的血管”（日本学者考证是臀部）画错了位置，鲁迅接受了藤野的批评，“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二是鲁迅决意要离开仙台时，藤野“脸色仿佛有些悲哀”，鲁迅因此应急道：“‘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在如此庄重的师生情谊中，这样的“不服气”和“不诚实”却成了文章不可剥离的亮点。它们提升了文章的真实性，同时也丰富了文章的内容。
在告别藤野、离开仙台后，鲁迅走上了别一种道路，两个人从此互无音讯，仿佛也并没有惦记。鲁迅对此的解释是：“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而藤野呢，则是对声称要去攻读“生物学”的“周君”也失去了关注的机会与兴致。
然而，在鲁迅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后，在他北京的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的寓所里，藤野先生赠予他的那张照片却一直挂在书房的东墙上，照片的背面是常人看不到的“惜别 藤野谨呈周君”字样。分别后的二十一年里，鲁迅可谓识人无数，然而藤野这样一位曾经的普通老师，早已放弃解剖学的鲁迅却将他的照片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一张照片被赋予了如此非凡的意义，这是令人意外的，加上藤野本人对鲁迅的模糊记忆，这种“意外”的意义和分量，就成为某种巨大的反差。这其间的跨度之大，跨度之间所张开的巨大空间里，是鲁迅作为一名“清国留学生”，和许多中国留学生共同具有的悲愤、忧郁、哀伤、挫折和无法抑止的中国青年独有的激情、热情和勇气。对此，一心只想教给学生解剖学知识的藤野严九郎是无法理解的。藤野先生的严谨认真和滴水之恩，在鲁迅那里被视作一团火。两个人其实没有过心与心的交流，没有过关于中国与日本，个人与国家，科学学问与家国情怀之间的探讨。从藤野后来的文章及访谈里可以看到，藤野对鲁迅仍然限于我们所认知的师生情谊上面。他为鲁迅成为一国之文豪颇为震惊，一九三六年，他在乡下的家中接待新闻记者的采访，看到鲁迅葬礼的照片，他“恭恭敬敬地把照片高举过头，先施一礼，再捧到胸前仔细观看。当得知鲁迅生前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时，深情地说：‘若能在鲁迅生前给他去信，会使他多么高兴呀！真遗憾！’”在这样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两个彼此失去音讯的人，又在以何种特殊的方式和情绪表达着对对方的怀念与敬重。
对照阅读鲁迅的《藤野先生》和藤野的《谨忆周树人君》，看似后者有消解前者感情，解构前者意义的“危险”，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正视“清国留学生”在日本容易产生的单向度感情，能够理解隔绝二十一年再来回忆的跨度与距离感，我们就应当把两篇文章看成是对同一种交往故事的补充、互补和丰富，就可以从中看到我们单独阅读其中任何一篇而不可能得到的内涵。
鲁迅与藤野，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藤野对鲁迅的关心，一方面是因为鲁迅是仙台医专当时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也就是说，其实在藤野的心目中，也没有把“周君”只看作是众多学生中的一个，而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化、象征性存在，他对鲁迅的关心，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在此意义上，他与鲁迅一样，都将这一段情谊放大了。藤野心目中的中国是“文化强国”，鲁迅等中国青年则为自己祖国的积贫积弱而痛心疾首。藤野“不记得”很多事情，但他仍然记得自己从青年时起就“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即使对于医学学业而言，鲁迅在文中说道：“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而这句话，据日本学者考证，有鲁迅的同班同学铃木逸太指出，其实是藤野先生本人对鲁迅表达过的意思。（资料见大村泉文章《“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是藤野先生的话》）也许正是这句话，切中了鲁迅学医的目的，也是两个人少有的精神呼应。只可惜他们没有就此进行师生探讨，鲁迅的铭记使之完全融入到个人的理解当中。
藤野是鲁迅的恩师，两人的性格也是极不相同的。其实藤野不过比鲁迅大七岁，两人又有些相似的地方，藤野是不足十岁就丧父，鲁迅在经历家道中落、父亲病亡后走上求学的道路。他们个人人生抱负有很大不同，但在一些微妙的地方，却又有惺惺相惜之同感。比如，鲁迅在怀念故友的文章里，除了表达缅怀，还要表达对其身后留下的家人的惦念。鲁迅追念范爱农，仍然记得“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范爱农》）想到韦素园，就“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忆韦素园君》）何等的凄凉！他想到柔石就联想到他的母亲：“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为了忘却的记念》）而藤野先生也在怀念鲁迅时有过这样的挂念：“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令人唏嘘的话语里却有着和鲁迅一样的温暖。
鲁迅与仙台及其人生抉择
鲁迅在日本留学生活的时间，是从一九〇二年四月到一九〇九年夏天。在这七年多时间里，他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整整两年后的一九〇四年四月毕业，于九月到达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所以选择医学，直接的原因是通过父亲的生病到病故，确认中医是不可信的；深层的目的是学习西医以救治更多的不幸者。所以，尽管医学是具细的学科，鲁迅的选择却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弃医从文”是鲁迅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不过，鲁迅学医并不完全是主观决定。据日本“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渡边襄《鲁迅与仙台》一文指证，鲁迅当年作为“南洋公费留学生”，本来应该学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工学系采矿冶金专业，他是听从了弘文学院教师的建议改学医学，同时也得到了“清国公使”的推荐，得以免试入学。至少是老师的建议、鲁迅的理想、免试的条件三者应合后产生的结果。
一九〇四年九月，鲁迅来到仙台，这个位于日本东北部的小城当时不过十万人口。中国留学生在这里是空白，长期以来，鲁迅也被视为第一个到仙台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被加重其特殊性。从现在的资料看，其实同鲁迅一起到仙台留学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这是一位学工科的叫施霖的青年，据说他同鲁迅同时到仙台，也差不多同时离开，原因是学业并不好，除了体育，“文化课”均不及格。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描述过初到仙台的感受：“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鲁迅当然用不着强调自己的唯一，但正像黄乔生先生指出的，正不必因此给予鲁迅“先驱者的名义”，“唯一并非鲁迅的光荣。”（《“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
鲁迅到仙台入学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即所谓“试题泄漏事件”。鲁迅的学习得到了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关照，不断地为鲁迅修改、校正笔记即是常事。然而这却引起了日本本国学生的不满，特别是那些从高年级留级下来的学生。当鲁迅的成绩排在一百四十二名学生的中游，得以升级学习的时候，鲁迅在文章中描写的受到日本学生嘲讽的事情发生了。此事件重要的一点，正如在上面讲到的，鲁迅内心早已不是单独个体，而是中国人的“代表”，他把这一事件看成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而藤野也是一样，“他认为同学中存在蔑视中国人的现象”。（渡边襄《鲁迅与仙台》）事实上，在鲁迅的各科成绩中，唯一不及格的科目，恰恰是藤野先生所教的解剖学，为五十九点三分，谣言可以说不攻自破。这一小小事件在鲁迅的文章里被强调，也被研究鲁迅与仙台的日本学者所关注，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印证了鲁迅从内心认为自己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学生个体，而是一个叫中国的弱国。所有的感情以及感情的过度表达，与外国人产生的认知错位，其实都可以从这一点上得到解释。
重要的还是要解释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当鲁迅来到日本求学、来到仙台学医的时候，他的内心理想一定是为了中国由弱变强。他在学医前（一九〇三年）已经写成并发表了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其中就警告国人，外国列强企图分割和瓜分中国。强调这一点不是为了拔高鲁迅，而是应当看到，那一代中国留学生去国时内心所蕴含的，不可能只是个人学业和前途，必须是与中国的命运相关。鲁迅到仙台学医，小而言之是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不幸者，大而言之，他之所求者，都是为了学习一种科学精神，并不在乎是通过采矿冶金还是西医学术。
怀着并非只是获得“技术”而是得到“科学”精神目的而来的鲁迅，注定很难对医学里的具体知识给予专注。这也就不难分析，为什么鲁迅在怀念恩师的文章里，却提到了将静脉位置画错、以改学生物学之名离开仙台的情节。鲁迅算不得称职的学生，藤野也不可能完全理解鲁迅的内心。对于藤野精细的承担“语文老师”的笔记修改，鲁迅并不上心。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未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精神传授给鲁迅。”（黄乔生《“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提及的日本学者泉彪之助观点）两个人在对对方的认知上是有差距的。藤野要教给鲁迅医学之“术”，鲁迅希望得到疗救国家的科学精神。“周树人对所学的内容是繁琐的死记硬背感到非常为难。这个现实，与他来仙台以前希望的想象相距甚远。”（岛途健一《鲁迅与仙台——相遇之契机和结局》）然而这又不能阻止鲁迅在二十一年后仍然把藤野先生视作自己的恩师。于是，《藤野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分裂的文本。对此，日本医学教授百百幸雄注意到：“对藤野先生这种过分的批改，鲁迅内心的反感在《藤野先生》中也有描述。”但同时他也认为：“意识到恩师之伟大，需要漫长的岁月和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也就是说，青年鲁迅不会满足于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和日文的是否精准。然而，当时光延续超过二十年后，文学家鲁迅已经过滤了青年时的情结，而专注于怀念恩师的教导了。《藤野先生》于是也是一篇感情发生变化和错位后的复杂文章。
鲁迅到仙台后，正值日俄战争进行之时，日本的战况是朝向胜利的，所以鲁迅目睹了即使在仙台这样的小城镇里，民众是如何不断上街参加“祝捷大会”。这样的景象深深地刺激着来自弱国的青年鲁迅，他每每想到的是中国，在即使连辫子的有无都是致命问题的中国人看来，日本的强大是个强烈的对比。
于是才有接下来的“幻灯片事件”。在课堂上学医，在内心里为中国着想的鲁迅，精神世界是不稳定的。导致他弃医的原因是在课堂上看到了一组幻灯片，展现的是日俄战争中为俄国人当密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俘虏并当众枪毙。
最让鲁迅震惊的还不是同胞的死，而是现场有更多的同胞在观看，麻木的神情和事不关己的看客模样，加上观看现场日本同学的高呼“万岁”，刺痛了鲁迅的心。我们不能说他当下就决定“弃医”，更不能说他即刻就决定“从文”，但导火索的作用是无疑的。
关于“幻灯片事件”，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追究的细节，日本学者很擅长于此。比如，幻灯片究竟在哪里放的？细菌学课余时放的幻灯片里，究竟有没有“俄探”被杀的画面？当时仙台的电影院里有没有放过类似的纪录片，鲁迅是不是从那里看到的？鲁迅是不是从报纸上看到了同类图片，但这些图片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在围观？那些中国“俄探”是被枪杀还是被“斩首”的？但所有这些疑问，都不可能颠覆一个主题：鲁迅看到了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场面而决定放弃医学。这些疑问倒是促成了一个主题的确立：鲁迅本来就不是纯粹抱着学医的态度来到医专的，鲁迅的骨子里早已埋有文艺的情结，决心只差一个导火索。在这个重大的主题面前，究竟鲁迅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和在哪里看到的，可以探究但并不重要。
说鲁迅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应当从青年鲁迅身上寻找到火种和基因。不但是在仙台，其实在东京学习语言时，鲁迅就有这样的冲动。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之《日常生活》中就说过，鲁迅在东京虽然学的是语言，“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从鲁迅的《呐喊·自序》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完全确定仙台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对鲁迅人生抉择的巨大影响。“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无论如何，以改学生物学的名义“慰安”自己的老师藤野严九郎之后，鲁迅离开了绍兴一样的小城仙台，再次回到大都市东京。然而，他从事文艺了么？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及至到鲁迅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这其间的跨度是十二年。这十二年前的当年，鲁迅并没有在离开仙台后大展宏图，反而是回到家乡，接受母亲的安排，同朱安举行了婚礼。即刻又回到东京，带上了自己的二弟周作人。一切都不像他离开仙台时那样意气风发，反而是无奈地背负上了更沉重的“因袭的重担”。这期间，他参与创办《新生》杂志，设想也并不“纯文学”，而且失败了。他的确也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文言的，都是难懂的，而且并不都是关于文艺的。《人之历史》（1907年2月）、《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科学史教篇》（1908年6月）、《文化偏至论》（1908年8月）、《破恶声论》（1908年12月），从篇名即可见出，所论涉及科学、文化、诗学诸领域。但不管论什么，漫长的篇幅和难懂的文字背后，是热切的诗人激情和一颗年轻的中国心。鲁迅要从事文艺，这是他心底里的感情、从小积淀下的素养、青年时的理想种种因素的聚合过程。所以，离开仙台其实只是为从事文艺留下了没有退路的蕴含，还不是一个文学家才华毕现的开端。这十二年间，鲁迅回国后从事的也是和范爱农差不多的教书生涯，并不多么有趣。直到一九一二年，他庆幸得到乡友、挚友许寿裳的举荐，受到蔡元培的认可，从而成为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名普通的“小公务员”。在他并不短暂的“公务员”生活的前半段，其实也是过着庸常的生活，在黑屋子里抄古碑还是个人兴致，平庸节奏才是日常。不过，火山的爆发是可以想到的，就待《新青年》创办、“五四”的风起云涌了。
历史的足音与时代的回响
回到仙台。鲁迅与藤野往来是那样简短而又平凡，藤野的自述才是本来的面目。因为鲁迅后来的成就，这段交往变成了一段佳话，成为一种奇缘。如果没有《藤野先生》，就可能不会有后来的一大堆追述和研究，也就不可能成就师生情缘的佳话。中日学者都在强调，不要把现实中的藤野当作文学作品中的藤野，藤野严九郎“希望人们把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他本人加以区别”（黄乔生论述），正是我们分析这段交往必须要把握的分寸。但无论如何，鲁迅与仙台、与藤野，因为这篇散文而成为一个重大事件。在鲁迅之后，日本作家太宰治写过一部叫《惜别》的长篇小说，小说叙述的正是鲁迅来仙台的经历和与藤野的交往。这部小说的写作背景是应邀通过小说宣传大东亚的“独立和睦”，“在日本和支那的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的效果。”（《惜别的意图》，董炳月译，《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在太宰治的小说里，鲁迅的事迹基本上是根据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进行扩大改写，小说本身并未见得多么了不起，其中的观点还不被竹内好等日本学者认可，但它的确发挥了一个作用，即扩大了鲁迅与仙台的关系，强化了藤野与鲁迅交往的重要性。加之一九五七年日本人霜川远志创作了三幕八场戏剧《藤野先生》，这一交往更是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奇迹。
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到，一九〇四年一个普通中国青年的到来，会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持续的影响。随着鲁迅的逝世和藤野的重现与发声，“鲁迅与仙台”成为一个多主题变奏并不断相互交错产生回响，反复衍生出关于“初期鲁迅”、百年仙台风貌、从仙台医专到东北大学、从鲁迅到苏步青等中国留学生、中日交往现代源流，等等诸多互相纠缠、可文学亦可非文学的话题。正像孙郁先生所说的：“关于医学，关于战争，关于人类之爱，关于民族主义，等等，这些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两国的曲折的历史，美好的与苦楚的，明亮的与阴晦的，就那么纠缠在一起。”（《鲁迅与仙台·序》）毫无疑问，这超出了鲁迅的想象，更让藤野严九郎不明就里。但“仙台”和“藤野”对鲁迅的重要性是鲁迅自己认定的。当日本岩波文库准备翻译出版鲁迅作品选集时，对作品编选，鲁迅对友人增田涉重点交代的是：“一切都重托你，但只有《藤野先生》这一篇，希望能收进去。”（转引自丸山升《鲁迅与那个时代》）这一要求简直成了一则“寻人启事”，最终导致藤野严九郎的重现。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次看似轻淡的交代，即使鲁迅写了《藤野先生》，也不会发生后续的那么多回响。
也许我们不应当无限度放大“鲁迅与仙台”的影响力，正像日本学者关本英太郎所说的，很长时间里，“即使长期居住在仙台的人，知道鲁迅的人也不多。”（《为了传授——教育的威力无可比拟》）但在今天，即使仙台已经成为人口超过一百万的都市，鲁迅的名字已经深深印入它的历史当中。
当年的仙台医专是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在这座曾经位列亚洲第一的大学校史上，鲁迅是个伟大的名字。据二〇〇四年时任东北大学校长吉本高志的文章，在该校长达一百年的“年表”中，“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张照片，第一张照片就是一九〇四年的鲁迅先生。其余三张分别是一九一三年日本帝国大学的第一个女学生、一九二二年的爱因斯坦先生和玻尔先生（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上百年里，这里出现过苏步青等杰出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中国青年正是受到鲁迅的感召，选择来到仙台留学。鲁迅当年上课的“阶梯教室”依然可见，鲁迅的座位据说有固定标识。当地的日本居民对鲁迅怀着深深的敬意，菅野俊作教授夫妇创办的“思原寮”，就是专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的宿舍。菅野因此被中国留学生称作“第二个藤野先生”。二〇〇四年，为了纪念鲁迅留学仙台一百周年，东北大学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并为优秀的中国交流学者颁发“鲁迅纪念奖”（据校长吉本高志文章）。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仙台博物馆院内竖起了“鲁迅之碑”。
一九六四年四月，为了纪念与藤野与鲁迅结下的友谊，藤野的家乡福井县竖立了“藤野严九郎碑”。
一九八〇年五月，又在他的出生地芦原町竖立了“藤野严九郎先生表彰碑”。
一九八三年，绍兴市与芦原町缔结为友好城市。
一九九九年，绍兴市向仙台市捐赠鲁迅雕像，并竖立于博物馆院内。
凡此种种，已将藤野这个日本教师同鲁迅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鲁迅与藤野惜别后，再无音讯往来。其实，藤野之后的人生并无辉煌可言：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改为东北大学医科大学部，藤野先生因为学历资格不够而自动申请退辞。那一年，鲁迅正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一九一八年，藤野在丧偶次年后再婚，并在乡下设立医院为乡民服务。同年，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家生涯。一九二九年，藤野在出生地开设诊所逾十年，热情为贫苦人看病，深得乡民敬重和信赖。那一年，五十岁的鲁迅与许广平生活在上海，其子周海婴于九月出生。一九四五年，经历了长子病故的藤野，于八月十一日因脑溢血病逝，享年七十二岁。那时，“民族魂”鲁迅和他的作品一起，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据说，藤野在世时（应该是因为鲁迅而出名之后）即有报纸误报他去世的消息，藤野的回答是“死了的话倒也轻松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半泽正二郎《追忆藤野先生》）旷达与悲凉尽显其中。而鲁迅在表达对死亡的态度时说道：“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二人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相通。想到他们共同关心死去朋友留下的家人的境遇，仿佛他们之间的交往在互不表达中有着连他们自己都不曾意识、未曾表达过的相通相融。也正在这个意义上说，刻板平凡如藤野，深邃热情如鲁迅，在冥冥之中的相通是如此可信，尽管藤野已经淡忘几近于淡漠，但鲁迅挂在书房墙壁上的照片，却依然是一团火，激励人前行，让一个人可以勇敢面对一切困难、敌视、诽谤，并写下穿越历史的战斗檄文。
（原载《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
附记：
本文写了这么多的文字，其实应该说是一篇书评。因为所有的想法，原先都是朦胧而浅显的。但自从我终于寻觅到一本书以后，这个复杂的世界才一点一滴清晰起来。这本书就是日本东北大学在二〇〇四年为纪念“鲁迅留学日本东北大学一百周年”时，专门编辑出版的《鲁迅与仙台》。本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二〇〇五年出版，解泽春翻译。这本纪念性文集，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出浮想联翩，直至读到要试图用文字进行笨拙梳理的想法。遥想一百一十年前的鲁迅，在“清国留学生”身份和“中国人”使命之间，带着怎样的单纯和怎样的复杂，带着多少热情和同样多的忧郁，那位“我就是叫藤野严九郎的”是那样平淡地出场，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闪光处，不多的交往中还有小小的别扭和善意的说谎，最大的亮点“惜别”照片后面，还有当事一方完全忘却的茫然。然而，在还原这段交往历史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学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仅是中日鲁迅研究专家们，还包括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经济、物理的学者，中国的非文学也非医学的交流学者，都用他们的记述和精细深刻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广博的知识。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纷呈的论述与记述细节，恕我不能一一详举。本文所涉引文，除个别条目外，几乎全部来自这部中文版的《鲁迅与仙台》。我相信，本书不但对了解和研究鲁迅与仙台、与藤野的关系有直接帮助，对于认识青年鲁迅，研究鲁迅与日本、鲁迅思想的形成和变化，都具有不可多得的启示价值。在此向本书所有中日作者、译者及出版者致以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