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一个阴沉欲雨的傍晚，解放牌大卡车跑了很长的路，将我送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一个团直属砖瓦厂。
砖瓦厂的进口与公路相衔，一条碎砖和煤灰铺就的走车道，将左右两旁残雪覆盖的荒草滩切割开来。一根约摸两丈长的粗铁杠子，将车道的出入口横拦住，做成这里简便而重要的门栏。
卡车在粗铁杠子前刹住。司机伸出来一只大手横过我脸前，砰的一声，为我撞开身边的车门——还晕吗？闺女，看看你的家到啦！
司机的大粗嗓门很震耳朵。我勉强应一声，抬起脸，感到凌厉的寒风从车外直扑过来。将身上的棉大衣裹紧，拔腿出去，一脚踏到北国坚硬的冻土地上。天地是幽暗的，以一种原始的荒旷迎候我。荒旷造出来的惊骇迅速扫除视觉上的昏聩，我好像那个得到七色花的女孩，撕掉一片蓝色花瓣，一念咒语，立刻孤零零地来到冰冷的北极。
这里当然并非真正的北极，我看见的，是像模型一般四面铺陈着的图景：窝头形的寂寥的山冈，深褐色的矮而凋零的丛林，黑浑浑的一直通向地平线的荒野。荒野一角，挤着一个朦胧的村屯，仿佛几只青灰色的大鸟巢堆卧在一起。泥草覆盖的屋顶上，白色的烟儿不断地被风刮散。不怕冷的猪和狗在高大的柴垛前边走来走去。村屯西头，列着两排砖房，轮廓稍显齐整，房前搭着几件色泽相同的衣裳，大约是集体宿舍。宿舍过去百米处，影影绰绰地立着连环形的棚架和方窑，想必是干活儿的场所了。这场所，阴灰之中挺举出来一管极为粗壮的烟囱，直指苍黯的天空，不禁使我想起古代的巨型战炮。
战炮高而长的筒管上，竖着刷下来一行大红字标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心底厉害地抖一下，觉得茫茫天地间，这行大红字气势格外庄严。
司机帮我从挎斗上卸下衣箱，随后咣啷一声上好了挡板，一双大手对着搓一搓，他朝我呵呵大笑：行啦，闺女，我得赶回团部，你就站这道口上，先甭动弹，一会儿准有人接你进去。说完，他钻进驾驶楼，车头嘎地后撤一下，再向前，轰轰地消失了。
我独自站在砖瓦厂的道口，连同我的两个衣箱，因为一路上持续的晕车，浑身上下虚乏之极。愣怔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生疏，又如此沉静，像是一幅罩在千年长夜中的神秘的巨画。
家和城市，仿佛是上一辈子的生活。
从地理课本上，我已经提前了解，我将来到中国鸡形版图的冠首之地，将站到地球北纬49度、东经130度的位置上，所处方圆数千里的界域，皆为多年来江河冲积而成的原态荒原区。我觉得荒原的风一无阻挡地横吹过来，耳际间窜着喂儿喂儿的鸣响。一股森冷的气氛拥裹我，令我感到四面八方隐藏着无可预知的内容。
有人推着一辆双轮车从砖房那里走出来，向我这里拐了。是个女生，短短的头发，脚步捷快，双轮车空着车斗，轱辘轧着路面咯咯沙沙一通响。
她把车子停在横拦的铁杠子前，人迈出一个跳高的剪式步跨越过来。这个活泼的动作并未使她现出笑容，有些浮肿的脸上布满操劳的神色。
她认真看着我，问：你叫孙小婴？
我点头，朝她微笑。她把眼睛射向箱子，同时将手伸过来扣住我的手，紧紧一握，说：我叫林沂蒙，连长分配你上我们班。
在完全的不习惯中，我感到她的手又干又硬力气大得出奇。
箱子越过粗铁杠子搭到双轮车车斗里，林沂蒙在前头推着车子引领我。我们一言不发朝那排砖房走去。我注意到，她身上褪了色的绿工作服和脚下的绿球鞋上，全都沾着厚厚的泥迹，还发觉她的步态举止中始终有一种奇怪的匆忙。箱子撞着车斗的铁皮铿铿直响，默默听着，一颗心禁不住剧烈地悸跳。
我知道，一种生活，一种从未经历、从未想象过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同外边相比，砖房里头是暖和的。走廊一米多宽，地上遗着些猪狗的粪便，两个未上玻璃的窗洞透着光亮和风，几间宿舍的门口砌着方大的砖炉子，炉口上坐着冒热气的脸盆及茶缸。穿过两扇门，到了我该住进的宿舍门口。林沂蒙猫腰将车把撂下，让我打开衣箱取出被褥，搬入屋子里去。她则将衣箱再向前推，说是要集中到另外的“箱子间”去。
宿舍里，扑面一股潮腻腻的肥皂味儿，地面十分泥泞。几个女生正一字排开，站在一块长木板搭就的脸盆架前，哗哗啦啦地洗着。见到我抱着一大卷铺盖走进来，她们都有些生奇。这个错开毛巾点点头，那个抓着肥皂愣一愣，相互间议论几声，并未停止稀里哗啦的洗。距她们身后两尺多远，是一面共同的大炕。炕上一块紧挨着一块，铺列开几床干净被褥。我拿眼睛数了数，七床。
林沂蒙很快转回来。她脱下鞋子上了炕，高高站在那儿，头抵着矮屋顶，跟大家说：这是新来咱班的战友——孙小婴，从天津来的。大家挤挤，先给她腾块儿地方，回头再叫排长调宿舍。说完，她哈下腰，从头一床被褥开始，一寸一寸地为我挪空儿。我看到屋里每人的铺位因此全都窄了些，心里不由有些不安。怀揣着这不安，把自己的被褥解开，铺好。一边挨着林沂蒙，一边挨着小窗户，挤在墙角里，是最合适的。
墙面不可乱挂，一些零用品全都压到枕头底下。枕头套里，拿换洗的衣裳当枕芯儿。这时注意到墙上贴着两条绿纸墨字：“做一颗革命火种，点燃这片沉睡的土地”，“埋骨何须故土，永做扎根大树”。
诗一样的誓言，令人不由得激动，心想：这就是歌里边唱的革命大熔炉，我加入进来了，成为普通一兵。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的高昂、激越，充满了一种诗的味道……
我下了炕，想到该去箱子间，取过来自己的洗漱用具，再打上一盆水，和大家站到一块儿去，洗。
正要出门，一个女生从外头闯进来。她小巧玲珑的个子，面孔上奇怪地布着一层怒气，两只眼睛直截地盯着我看，好像早就和我认识似的。可她忽然高扬起鸟儿一般清亮的尖声，很不客气地斥责我：侬似啥么人？侬有啥么了不起？侬刚刚来就想欺负人呀？侬快去抬开，快去抬开！
我没听懂。她又把手指着我，再嚷一遍。我才明白了：她是不满意我把箱子压到了她的箱子上面。我很紧张，却不敢说话，快步随她过去。来到箱子间才发现，已经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放置我的箱子。假如一定要抬开，只能将我的箱子抬出门外，撂到过道去。我努力使自己友好地笑着，说：你来帮帮我，先抬外边去，好吗？
很遗憾，她误会了我，以为我是要为难她，要使她难堪，因此不仅不打算帮我，还变本加厉又叫喊起来：侬有啥么了不起？侬从啥么地方来？睽一睽，似啥么箱子呦……嘁，古董，老古董！
我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古董，这个字眼太叫我讨厌，叫我一下子想起自己不光荣的出身，想起伤痕累累的家。
两个箱子是父亲当年回国时带来的。一个是宽大厚实的褐色牛皮箱；一个是沉重坚固的黑色铁皮箱。这种箱子如今只能招人侧目。决意只身到兵团来时，家里可供打点行装的东西一件没有了。妈妈拿不出买新箱子的钱，只好到父亲的学校去，跟军宣队头头说：把红卫兵抄去的箱子腾两个，女儿要去上山下乡了，是去反修前哨。这才有的箱子。现在看看箱子间里，大都是模样相仿的棕色木板箱。好多上面印着红太阳，或者红语录。我的箱子夹在其中，确实显得老旧硌眼。古董——人家这样说它们，其实是在贬损我，我很清楚地感到这贬损，顷刻之间，心中满是辛酸与自卑。
我自知不具备对付的力量，只有红着面孔逃出箱子间。正看见林沂蒙走过来。我低着声音憋屈地说：我的箱子没地方放，压了她的。
林沂蒙站住脚，简洁说：让她克服一下，先就这样。这时我发觉，在林沂蒙身后，一扇扇宿舍门相继推开，一张张陌生面孔闪了出来，走廊几乎挤满。
我觉得，全世界的目光都让我一个人领受了。
解决的办法，还是我的箱子挪进过道。同时又有另外两人顺势将自己的箱子也挪出来，与我的列为一排。听见她们议论：早该这样，为个内务评比，让这么多箱子摞一块挤疙瘩，取点东西麻烦死啦！
林沂蒙不知从哪儿找到两块草帘子，板着面孔给几只箱子苫出来一律的面貌。我不禁暗喘一口气。然而情绪上，仍难以平静。
宿舍里已经没人在洗了。脸盆架湿漉漉地空下来。几人都坐到自己铺位上，看书的写信的或者一针一线缝衣裳。林沂蒙蹲在靠门的炕洞口前，埋头往里边添木头。一种充满内容的静，令我困窘难受。背对她们，独自站盆架前洗脸，洗得又慢又小心，没个完了，因为我在悄悄落泪。伤心地落下来一串眼泪，不敢发声，使劲按着毛巾洗眼睛。
箱子风波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可是它发生在我最易受伤的时刻，那突然的跋扈计较的尖声，狠狠扫荡了我的心情。
我不知道，那个不相识的上海人，她是一时的恼火失态，还是一贯的作风。我不会记恨她。可我因此却强烈意识到，一种无可救药的孤单，甚至从洗脸的声响里都能够听出零落可怜无所依傍的滋味。
我是有过一些训练的。曾因日记被别人盗去并遭展览，继而是斗争。一些红卫兵同学把课桌搬走，椅子摆作一圈，让我坐中间朝着大家，将日记里最隐秘的奇思异想逐句地念出来。那种听凭他人耻笑、质问、讥讽的怪笑，可怕地折磨我。从小我是一个既胆怯又爱哭的孩子，那次的厄运，其极大的伤痛性，过后是伴着滂沱的眼泪浸入于心。
这一回，事情虽小，效果却相同。在来砖瓦厂的第一夜里，待到周围一片沉沉睡声时，我不再限制自己，让自己哭个够。虽是蒙在被子里闷声来哭，依然觉得舒展。
我了解自己不是一个十分合群的人，这是从小就明显的了。从小我便少有一种共同性的欢乐，似乎集体的生活对于我是从天性里边就遭排斥的——我惧怕集体，惧怕他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出生三个月时，我被送进全托制的保育院，在那里，一直长到六岁上学。其间每逢周日乘儿童车回家半天，傍晚返回保育院。所以，直到上小学以前，始终觉得家陌生得很，不认识爸爸妈妈，老是管他们叫老师阿姨。因为一向在我眼中常见的，除了老师阿姨就是小朋友。这情形直至脱离保育院之后才得以改变。
但是，小朋友们相处多年，并不记得有谁会喜欢跟我玩儿，在他们眼里，我自来就是个别和孤僻的怪物。怎么会是自来就个别和孤僻呢？也许，个别和孤僻是老师培养我的——以前我是这么以为。那个保育院在当时，规模以及名气在全市都是第一流的，因此规矩也极多，每一条都严格不苟。解释不清的是，我常常出问题。我们总在周日回家前的一大清早，将衣裳脱净了，在盥洗室排好队，等待阿姨一个一个地给洗澡，洗罢，换上一律的干净院服，去乘儿童车。这天轮到我洗时，阿姨忽然张着两只满是皂沫的大手从澡盆边惊跳开。她高声叫：啊呀，你们看，你们看，澡盆里头是什么？！几个阿姨都跑过来，伸头看我身下的澡盆，我也低头看。一条细细的白色的软体动物——是活的！它在我的脚趾边盘来绕去，像条蚯蚓似的伸展开——这是我身体里的吗？它是怎样爬出来的？
我在阿姨们的惊呼之中，尖嚎着大哭，用大哭来抵抗心中的惧怕。我那赤条条的小身体站在水中无所依靠地打着战抖。谁也不肯过来抱走我，我只有水淋淋地自己扒住澡盆边往外爬。
另一次事情出在午后喝奶时。为了晒下午的太阳，我们的小桌椅被安排在外面的葡萄架底下。奶很烫，喝时都听阿姨话，不出一点声音。谁知正闷头慢慢喝着，突然一条大豆虫从葡萄架上掉下来，恰巧掉到我的小碗里，烫奶溅到我脸上，我哇地哭起来。阿姨仍然一点儿不哄我，恼着面孔将我拽起，大步拎向卧室去，门一关，她走了，任凭我在里面独自干哭个够。
类似的倒霉事情不止这两件，统统是打击我，令我对阿姨极度反感，对各样的规矩也深深抵触。而最不妙的，是我开始了独处。可能，这就是个别的开始。
我不被别人喜欢，自己同自己玩。这样发展情况当然不好，也许是因为寂寞的缘故，我时常控制不住想做违反规矩的事情。比如吃饭时自言自语出声音，做手工时把老师发到小板上的胶泥坨糊到椅子背儿上，或将刚刚叠好的纸船拆成片儿。老师斥责我，饿过我的饭，闭过我的课。又好几次罚我单独在卧室中静坐。然后，一次天大的“罪行”终于发生，它从根儿上惩治了我。
——那天夜里十二点钟的打铃撒尿我竟敢不起来。这是很多制度中很重要的一项。铃声炸雷般响起，都从睡梦里惊醒，实在难受。但所有的孩子都听话，纷纷从床上爬起来，在走廊中撞来撞去地奔厕所。这一次，我记得自己忽然生出一个想法，我可以躺得像片树叶似的，蒙头盖好被子，阿姨过来不会发现我还在床上，我不必像那么多的孩子一样，揉着眼睛挤在楼梯上的厕所前排队——我就这么做了，阿姨真的没发现我，我一点儿没动弹，睡了一个美美的长觉。转天早上，正要起床时，忽然被阿姨拽了起来。阿姨一脸凶相，大声斥责我：你尿床了！
是的，我尿床了，尿了老大一圈儿，以至于周围充满臊气。
我的小褥子晾到院子里，我站到褥子跟前，陪着它晾，一直陪到尿迹被太阳晒干。足足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供大家参观认识。我先是站着的，后来蹲着，再后来坐到了地上，眼泪不知落了多少——此后的我，精神上，好像再没振作起来。开始怕了。怕像一种毒药，使我的神经日益畏缩。我胆怯、怕人，极不爱讲话，心里层次却开始繁多，而且秘密、敏感，敏感得让我自己苦恼。
……脑袋伸出被窝，看见身边的灰墙岩石一般冷硬，上面缀着点点冰花，冰花砒霜似的闪着雪光。耳边有种种睡声、磨牙声，这些声音告诉我，今后绝不可以随心所欲。庞大的集体向我摆出的面孔，是无比冷峻的。
想想我煞费苦心，迁徙远行，脱离斗争过自己的同学，只身投到一个崭新的环境里。可是，一不小心，先把人家招惹了，立刻遭到兜头一击。做孩子时那种倒霉的孤立感，莫名其妙又卷土重来。这以后，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呢？凄惶的心中完全没了底，隐隐感到，一个讨厌的影子，魔鬼似的总是紧追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