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吊唁，实际只是这么去了一下，连三个躬都没法鞠，但我们还是感到做了应该做的事。记得当天陈鑫如曾激昂地发表感想说：“活着像条狗，倒不如勇敢地死得像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他比我和俞伯良都胖，说这话时，脸上的肌肉一抖一抖，两只眼睛里像要冒火花！
到了第二年——1940年5月，有一天傍晚，俞伯良和陈鑫如在弄堂里对着我住的21号楼上大声叫我的名字。我连忙下楼，鑫如对我说：“明天是星期日，下午，我们一起到胶州路孤军营去看望八百壮士和谢晋元团长，你去不去？”
鑫如和伯良两人，“八一三”事变时都在上海，他们对谢晋元团长率领的八百壮士特别有感情。那时，上海战事已临尾声，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坚守四昼夜后，因孤军无援，接受英美当局的劝告，避免无谓牺牲，奉命退入租界，在胶州路建立了一个营房。上海人称之为“孤军营”。这支孤军被公共租界当局围禁时只剩了三百七十一人，仍由谢晋元统率。他们虽丧失了自由，仍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每天举行晨操，上政治课讲述爱国抗日言论，还排演抗日反汉奸的话剧。为了每天升国旗，有的士兵被租界当局派来监视的“万国商团”中的白俄士兵打死打伤和凌辱过。各界爱国人士、新闻记者、学生、市民有不少都纷纷去到孤军营慰问。听到鑫如和伯良要去孤军营，我当然立刻表态要去。
第二天，我们买了一束通红、美丽的月季花带去。孤军营所在的地方，原是胶州路公园的一角。孤军营门口架着铁丝网，有神色郁闷的“万国商团”的士兵荷枪实弹警戒着。
“万国商团”是上海租界特有的一个武装组织，约有一千七百人的样子，是个从一开始建立就替西方殖民者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服务的半军事组织。商团的成员服装配备讲究，枪械精良，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万国商团”中华队的人，大部分属洋行职员。现在，孤军被囚禁在胶州公园的一角里，“万国商团”扮演了“狱吏”“狱卒”的角色。看到他们，我们三个都从心里泛出厌恶。
鑫如比较老练，上前说：“我们都是学生，来看望谢团长的！”一个持枪的白俄商团士兵神气活现地用流利的上海话吆喝：“不行，不能进！”但边上有个商团中国兵比较好说话，在我们央求下，说：“到里边登记一下，快点出来，不要多停留！”我们才进去填写好登记簿被一个模样像传达似的瘦子引进一间会客室里等待。
从会客室里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一个广场的一角，广场上竖着旗杆，但未升国旗，我恍然明白：由于日寇的抗议和英国租界当局的禁止，孤军营升挂国旗的斗争实际是失败了。这使我心里难过。正在这时，见一队光着头的孤军正在绕场跑步，整齐地叫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脚步声“咔嚓咔嚓”似在发泄着愤怒。
一会儿，听到脚步声，转眼，看到门口出现了一个瘦瘦的中等个儿的军人，三十岁光景，笔挺的腰杆，穿一套草绿色军服，光着头，没有戴军帽，我认出这不是谢晋元团长。谢团长的照片报刊上见得多了，认得出的。果然，来人同我们热烈握手，说：“对不起，谢团长正带领弟兄们在跑步上操，我是上官志标，是团副！”
我将手里的那束鲜红的月季双手捧着献给他说：“我们是三个高中学生，请接受我们对八百壮士的敬意！我们是来向你们致敬的！”说着，我深深一鞠躬，不知为什么，忽然鼻子发酸，心里也发酸，竟落泪了！
上官团副似乎很感动，他脸色很黑，有日晒风吹的痕迹。他接过花，说：“谢谢你们！我们很惭愧！没有战死在疆场，却奉命撤退到了这里！对不起全国民众！”说着，泪水流下，他马上用手拭去了！
后来，上官团副又说了些话，具体已记不清了，最后，他虽未戴军帽，却严肃地立正行了一个军礼。
“万国商团”的士兵来催促我们走了！我们向上官团副鞠躬告别，大家走出空气令人压抑、窒息得像监牢似的孤军营。走到外边阳光下，我心里回荡着难以平静的浪潮。
我那时候就明白：访问孤军营的经历，我会终生难忘的！虽然，未见到谢团长！
（本文刊于1947年重庆《时事新报》副刊）
战时香港记事
七十几年前的印象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从8月15日开始，日寇飞机就开始猛烈轰炸南京。我随家离南京到安徽，又由安徽省会安庆坐船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些日子，由于日机不断轰炸，父亲从武汉坐飞机直接飞到香港，我随后母汪淑晴及她的贴身女佣阿妹坐粤汉路的火车到广州，又从广州坐广九路的火车到九龙抵达香港。
那时，去香港很方便，无须办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自由出入。
香港，这块英国人从清廷手中硬割去的中国领土，曾被他们自豪地叫作“女王皇冠上的宝石”，由英国派出的香港总督治理。总督府是一幢米白色的漂亮大建筑物，里面高高飘扬着大英帝国的国旗，人都对它侧目而视。大英帝国当时像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地主，统治着许许多多殖民地，被称为“日不落国”。像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锡兰）、缅甸、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那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陆续独立的。
公元前111年，当汉朝将沿海土地纳入版图时，香港、九龙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清朝后期两次“鸦片战争”决定了香港殖民统治的命运。1840年6月英国舰队占领港岛，一年后宣布这里是“自由港”。英国将大量鸦片由此运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岛。1843年设立了总督府。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将割让的疆域扩大到九龙半岛。1898年又强迫清廷拓展香港界址，“租借”了沙头角到深圳湾以南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为期九十九年。
熟悉“十里洋场”上海的我，初到香港，觉得香港比上海小得多，整体上也不如上海繁华，香港对海岸的九龙就比香港更差一些。从当时的眼光看，香港的皇后大道比较欧化，显得漂亮，德辅道商店较多，行人也多。九龙的弥敦道一带亮丽洁净，但没有繁华的感觉。只是，香港和九龙远离战火，没有轰炸，是一幅升平景象。
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维多利亚海港是著名的深水港，巨大的几万吨级的大轮船也能驶入，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行驶或停泊。有干净的轮渡从香港随时可以渡海到九龙，从九龙也随时可以驶回来，不但方便而且便宜。为什么我那时觉得香港很小呢？主要是那时香港还没有“填海造地”，自然显得不大；又因为那时香港、九龙的建设还不像现在。现在的港九，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气势自然雄伟，占有的空间也使人在观感上形成高大的印象。当然，那时的港九也给我一种人们忙忙碌碌的印象。港九的交通是方便的，飞机的航线四通八达可到欧美也可到内地，大型的船舰也可到欧美、南洋或日本、中国内地。九龙有铁路通往广州转向中国内地，由香港到澳门的小轮船一天有好几班。因为澳门当时是被称为“东方蒙地卡罗”的赌城，世界各国的赌徒都愿去试试运气。
我们到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兑换港币。初到时，一百元法币可以兑换九十八元港币。兑换价随行情浮动。街上一些小烟纸杂货店都兼带兑换港币，收一点贴水中间费。后来，随着抗日战场上战事失利，法币慢慢贬值，一百元换八十多元。但1937年始终维持在一百元换九十几元。港币有一仙（即一分）的铜币，也有五仙、一毫（即一角）、二毫及一元（粤语叫一元为“一门”）、二元的银币，此外，就是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的纸币。铜币、银币、纸币上都有维多利亚女王的侧面头像。
1937年时的香港，缺少今天那么多巍峨林立的摩天大楼和高层建筑。那时，毕打街僻静，町乍街狭小拥挤，铜锣湾乱糟糟，浅水湾荒凉。最繁华热闹的是皇后大道，其次是德辅道。当然，赛马日在跑马地一带也是人头攒动的。由于香港历来免税，是“购物天堂”，外国人和外地来香港的人很多。进口的洋货价钱便宜，人们购物爱到香港。香港又有美丽的海岸线，有中西合璧的风情。香港的“吃”也很出名极有特色，海味固然多种多样，欧亚一些国家、民族的烹饪法在这里也各放光彩，所以旅游者也愿意到这里“赏光”。去澳门赌博的人也顺道在香港逗留。抗战爆发以后，香港可以避开战火和轰炸，也接纳了不少从中国内地来的人。这就使香港热闹得多。
那时皇后大道沿街都是银行、大公司、大商店、大饭店、咖啡馆，也有电影院……装潢比较华丽。夜间，霓虹灯闪烁，高大的广告牌到处是“白马威士忌”、“三星斧头白兰地”、“三五牌香烟”、“大炮台香烟”、“黄金龙香烟”、“阿华田麦乳精”等五彩缤纷的广告在挤眉弄眼。各种服饰的黄种人、白人、黑人充满街头。间或也有天主教的修女穿着黑色白边的教衣长袍在街边匆匆行走，仿佛是有意躲开尘嚣。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物，加上趾高气扬的英国差官（警官）、用布缠头的印度巡捕，构成殖民地气氛和香港的特殊风情。香港友人好意告诉我们：香港人讲究做生意，进商店购物不还价就会吃亏。皇后大道上也有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不过规模没有上海的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在上海，到永安和先施购物，倘若你还价是要被人笑话的。在香港却真的可以还价。父亲在先施公司购一顶呢帽，标价二十五元，香港友人陪同，说：“二十元！”居然二十元就买到了，使我们觉得有趣。
香港随地吐痰要罚款，街上常有禁止随地吐痰的警示牌。罚款数很大，确实看不到有人“呸”地吐痰。皇后大道清洁、洋气。德辅道带着浓烈的广东味：沿街店号常播放粤剧名演员薛觉先、马师曾等人的唱片，也常播缠绵悱恻的广东音乐《小桃红》《杨翠喜》等招徕顾客。卖广东凉茶和香肠、腊肉等腌腊制品的店摊在德辅道一带很多。流动小贩见到“差官”就逃跑。背一只小木箱擦皮鞋的男孩充斥街头，使人对香港的贫富不均印象深刻。
英国官员和富人的住宅都在山上，一般中国人不准在山上有住宅。华人在山光道一带有住宅的属于上层。湾仔一带，有些地方看了使人感到是贫民区，住户拥挤，有三层楼的陈旧骑楼，也有菜场、茶园、矮小的木屋棚户区。湾仔的海边，常有从军舰上下来度假的外国水兵和水手游逛，并同一些涂脂抹粉西式打扮的“咸水妹”勾搭。像赶集赶会似的，海边有些地方每天总有渔民划着木船群集着来出售海鲜。品种很多，龙虾、明虾、海蟹、海螺、乌贼及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海鱼都有。木船中央有一大格船舱底上打了许多洞可以放进海水来养活鱼。站在一边看人买卖各种海鲜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在香港，买了家禽如果倒提着走是要罚款的，买了鱼用绳拴着怎么提都可以。海鱼中，最贵的是二斤重的石斑鱼。那时还不会人工养殖，而餐饮业却大量需求。香港的酒家菜馆善于烹饪海鲜，活杀现烧，滋味鲜美。当时，吃海鲜的最佳去处是香港仔。香港仔是郊区海边的一个渔村，吸引着外来的游客去那里吃生猛海鲜。馆店都并不太华丽，但门口大木盆、大洋铁盆、桶里养着各种海味听任顾客指定挑选后烧煮了上席。
香港同广州的生活习惯相仿，吃蒸饭，到处可以吃到腊味饭、鱼生粥、肉粥、皮蛋粥、叉烧肉、烤乳猪肉、脆皮鸡……也讲究饮茶，早上饮茶，上午到中午饮茶，下午饮茶，晚上也饮茶。“饮茶”实际是边饮茶边吃广式点心。从虾饺、叉烧包、云吞（粤语的馄饨）、烧卖、肠粉、芋角、蛋挞、马蹄糕到鸡包、荷叶糯米鸡……不下几十种。当然，饮茶的地方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时，著名的金龙酒家“饮茶”、宴会时，在豪华的包间里公开摆放鸦片烟枪和烟灯，让客人躺在那里，有女侍者烧烟供客人吸食。开宴和饮茶时也可召妓坐在客人旁边陪同进食和饮茶。“陆羽茶室”“吉祥茶楼”，从早到晚楼上楼下常年客满。吃西点、喝咖啡和可可的地方到处都有，以高罗士打行最著名，那里有高雅富丽的欧式布置，很安静，很舒适。矮矮的桌、矮矮的沙发，互相之间距离很大，互不干扰，厅里有时轻放着华尔兹舞曲。银壶装着热可可和热咖啡。有女侍者轻轻推着装满各色西点的小车到面前让你挑选。那是当时上流人士谈心消闲的去所。
我们到香港后，住在“六国饭店”。“六国饭店”靠近湾仔海滨。面对翡翠色的大海，是幢八层楼高的建筑物，当时算是高级旅馆。朝着海滨这一面的客房，有阳台可以站着或坐着观海。那时海水没污染，水绿得可爱极了。清晨，海水托着旭日，血一般鲜红的朝霞洒落在五颜六色的海轮和闪烁绿波的海面上，红嘴白翅的海鸥“呕——呕”叫着，飞舞起伏。当时，香港的海真是特别美丽，维多利亚港中停泊和行驶着大大小小的轮船，也有竖着风帆的游艇在海面滑翔似的疾驶，有时有奶白色的大游轮鸣笛进港……看着海上风光，令人心胸开阔。
二十多年前，“六国饭店”炸掉了旧楼，重建成了三十层高的新楼。“六国饭店”消失了！那时，香港女作家卢玮銮女士（小思）曾专门拍了一张八层楼时的“六国饭店”的照片寄赠我作为纪念，至今我仍珍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