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我本随第二个继母汪某生活，但这个继母出身豪富，工于心计，独吞了父亲遗产。她有再婚的打算，虽无子女，也不愿抚养我，1941年夏逼赶我离开。我在街上流浪了两天，只好去投奔母亲。母亲当时带着五个妹妹过着艰难的生活，高兴地哭着拥抱了我。从此，我才算又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之中。
母亲是个“爱子女以其道”的妈妈。她是一个知识女性，重视教育子女，不仅在学习功课上，而且教育我们要独立自强、自尊自爱，更教育我们要爱国。敌伪占领“孤岛”上海时期，她常表现出对日寇无比仇恨的爱国心，不看敌伪报纸，不买东洋货。我有一个在中学做教师的馨姨母，与一个姓钱的女同事常到跑马厅附近散贴抗日传单，因那时我们住在马斯南路离跑马厅近，故她们散贴传单时就住在我们家。母亲知道她们干的事危险，但积极支持毫无畏惧。有一次，母亲与我坐电车过外白渡桥，电车停下，乘客排成一列走过桥去。那里是租界与日军占领的虹口区交接处，须向日军岗哨鞠躬。我走在前，她在后，我心里仇恨日寇未鞠躬，一阵风就过去了。母亲也不鞠躬，却被日本兵扣留。我回头发现母亲出了事，急得要命，却因后边的人走来，四边又都是铁丝网，无法再跑回去。幸好一会儿见母亲从日军岗哨那儿出来了。她急匆匆过来，又气又好笑地说：“东洋赤佬用日本话骂了我一顿，我装聋装哑，骂完，点点头回身就走，仍没鞠躬。”她因“仍没鞠躬”而高兴。这件事后，她说：“这种亡国奴的生活越早脱离越好！”鼓励支持我离开上海。我在1942年7月离沪跋涉万里经苏、皖、豫、陕等省入川。那时经济窘迫，母亲为我变卖物件，四方借贷筹旅费、置行装，无微不至。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却又一心送我去抗战。临别时，她的表情既有悲伤又有欣慰。我到大后方后，她常来信，都是娟秀毛笔字写的长信，信上充溢母爱和谆谆教导，也充满盼望早日“天亮”的爱国热情。
母亲在“孤岛”的恶劣环境中，含辛茹苦抚养五个妹妹。她缝补烧洗，清早到深夜从不停歇。市面缺粮，冒生命危险独自去乡下购米。不仅要顾及大家衣食，还要维持妹妹们上学。家中常吃粗糙的玉米面饼，炒一盘黄豆芽，每个妹妹有时只能分到十几根当下饭菜，而母亲自己则一点菜也不吃。迄今有的妹妹谈到这段往事仍会泪流满面。母亲和妹妹们给熟识的东新书店干点零活，年岁尚不大的大、二、三妹都给富人家做家庭教师，有时一人兼两三家的家教。她勤俭持家，自奉极薄，长期以来，除抚养五个女儿外，还赡养我年迈的外祖母。她的美丽容貌，因劳累瘦削而憔悴；她的健康身体，因艰苦磨难而衰弱。熟识的亲友，无不夸奖她爱心伟大，总对我们说：“你们有一个了不起的妈妈！”
抗战胜利，母亲高兴。但是看到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贪官污吏专权，特务统治可怕，内战惨烈，人民水深火热，她痛心不已。她是个有思想的人，关心中国向何处去，力主儿女们追求光明和进步，尽心尽力掩护、搭救地下党人。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因她给地下党保存产业契约及文件有功，曾颁发奖状奖励。母亲苦心培养教育的五女二子均有建树：大妹宏洛是高级教师，退休在沪；二妹宏淡是会计师，曾在上海大专学校任教；三妹李淑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德国古典名著《痴儿西木传》的译者，常在欧洲讲学，用丽抒的笔名写很美的散文；四妹赵文汶曾任中央某部办公厅主任、人事处长；五妹赵平萍曾任上海九院整形外科医生，是蜚声国内外的整形美容专家；大哥是军械工程学院教授，兵工专家，中国军事维修工程的奠基人，多次立功，是全军英模代表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母亲生前指望有一天全家会来个大团圆，但始终未曾实现。母亲于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患肝癌去世，既未能看到子女们在国家改革开放后的锦绣前程，也未看到孙辈们有的获得学位，有的正在创业。
想起母亲，怀念和悲痛就如潮水涌来，我心头上的疚意随着年事愈高而愈浓，很难宽释。母子尘缘早已结束，但慈母常常入梦，伟大的母爱永远沐浴着我，使我温暖而又伤感！
（本文刊于香港中国文化馆1997年10月出版的《我的母亲》一书）
刻骨铭心的“孤岛”岁月
1937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在8月15日就轰炸了南京。我第一次经历空袭，感到很大的威慑。为了避免挨炸，我随父亲离开南京坐火车到安徽芜湖住了一夜，坐船又去南陵县居住，因为父亲有一个姓江的朋友在南陵安排好了住房。南陵是皖南一个僻静的小县，但上海失守后，日寇从浙江方面杭州湾登陆拟侵袭广德、宣城，从安徽方向包抄南京。我遂随父亲及继母匆匆由南陵到安徽省会安庆，又由安庆坐船到达武汉。
在武汉，依然是天天有日机空袭。武汉当时抗战气氛强烈，到处能听到抗日歌曲，街上可以看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街头剧，电影院里在放映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电影。我们住了些日子，终因空袭太多，遂决定坐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然后再往香港去。粤汉路火车在武昌上车，一路上经历无数次空袭，每次空袭来了，火车头怕被炸毁，就将火车车厢丢下跑了。我们也就逃下火车到周边的树林或田野间躲藏。起初每次空袭还平安无事，仅是虚惊。但最后一次，火车离广州仅六十公里左右到达新街站时，忽然袭来大批日寇的水上轰炸机，对我们的火车狂轰滥炸。飞机低空盘旋头顶，炸弹成批掷下，火车被炸毁，死伤者遍地，我们身边全是碎弹片，幸未遇难。到广州转往香港后，在香港居住了很长时间，因生活昂贵，经济困难，继母又朝夕吵闹着要回上海。当时上海有租界，继母家在公共租界汉口路同安里21号。父亲又有任务要在上海租界办大学，我们遂回上海租界居住。我进了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在汉口路虞洽卿路慕尔堂上课。
一
当时的上海租界，被叫作“孤岛”。这是一种比喻：因为租界的周边地方都被日寇占领，租界成为黑水洋中的一个孤岛了。租界当时是比较平安的，日寇不能进租界来，公共租界主要是英美的势力范围，法租界主要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当时未同英美等国开战，自然租界仍享有特权。但租界当局对日本既有顾忌也不愿惹麻烦，所以对租界上的抗日活动，是压制的。租界上的巡捕和包探，常常拦路抄靶子。所谓抄靶子，就是抄查行人，要抄身，发现谁身上带了武器、传单什么的，就会逮捕。租界上当时可以看到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也可以看到乞丐难民无数，爱国者常在暗杀敌伪人员、散传单、贴抗日标语……
我在东吴附中同班的同学俞伯良正巧也住在汉口路同安里，我住的是21号，他家是9号三楼。我每天上学或放学有时就与他一同走去走回。俞伯良介绍我认识了他的邻居陈鑫如。俞伯良比我小一岁，鑫如与我同年。鑫如当时在光华附中读书。我们三个人处得不错，慢慢就无话不谈了。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谈起抗日，大家都认为可以用粉笔上街写抗日标语，也可以制些传单去散发。决定后，就干了起来。
粉笔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两根，在学校里，老师上课后留下的粉笔也可用。我们决定标语不要写在同安里的弄堂里和弄堂口，避免引起人怀疑，也不在学校里写，总是等天黑以后，三个人悄悄在袋里藏着粉笔走出去，由汉口路向外滩方向走，趁人稀少无人注意时，用粉笔在墙上写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枪毙汉奸！”等口号，然后绕路满心轻松而又激动地走回家来。
这大约是1939年的夏天时分。从春天以后，上海租界的形势渐渐恶化。因为汉奸汪精卫在5月间从越南河内潜来上海躲在虹口日寇卵翼下进行“和平运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在日寇支持下，极司斐尔路76号成立了汉奸的“特工总部”。这“特工总部”不断进行恐怖活动，常在租界上暗杀、绑票、敲诈勒索，打击爱国力量和爱国抗日活动。与此同时，租界巡捕房也就加强了巡逻警戒活动。我们觉得三个人一起出去活动危险大，就每个人分散活动，但觉得只写几条标语不过瘾，就决定做传单。
到纸店里买了一些粉红、鹅黄、淡绿的彩色薄纸，我们在俞伯良家趁他父亲不在时就用刀将纸裁成三指宽的小纸条，然后三个人一起在小纸条上写抗日标语。写完以后，每次总有二三百张或三四百张，晚上我们去文化街附近丢撒，文化街晚上行人不多，离汉口路同安里不远，岔道多，万一有事便于逃跑。
有一次在文化街撒传单时，正巧遇到“魔窟76号”的日伪便衣特务冲进《大晚报》的排字房又打又砸，原因是《大晚报》上刊登了抗日咒骂汉奸的文章。来砸烂《大晚报》的日伪特务还带着武器，当租界巡捕房的黑色警车飞快驰来时，立即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枪声“啪！啪！”警笛尖声地吹响。我们当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吓得飞快逃回同安里，第二天看了报纸，才知是敌伪行凶。
从这次以后，我们停了很久都未再去撒传单，直到第二年春天，我们才又撒了一次传单。
这时，我们已上高中了！东吴附中初中在汉口路慕尔堂上课，高中则在南京东路东首慈淑大楼里上课。慈淑大楼高七层，下面一、二层楼是顾客拥挤的“大陆商场”，出售百货。三层以上全部出租给一些公司、社团和私人诊所或学校使用。这幢大楼抗战前据说是花了一百六十万银圆建造的，是上海著名的首富——英籍犹太人哈同的遗孀罗迦陵的财产。慈淑大楼正面在热闹的南京路上，另一面在冷清的山东路上，这个地形被我们三个看中了！我们就购纸并书写传单上的口号，足足写了六七百张，然后，分头上楼去侦察适合的地点。
慈淑大楼靠山东路的一面有好几个后门和侧门。我们三个人各走一个门到四楼，在楼梯转弯处的窗口向南京路方向把传单撒下去，然后飞速下楼窜入“大陆商场”，从大陆商场朝向南京路的门口出去，观察我们投撒传单的效果。我们了解：天黑时，我们上下楼的路线，人是很少的。
那是天黑时分，万家灯火。市声沸扬，喧嚣杂乱的南京路上，车水马龙，高大双层公共汽车和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在行驶，商店多彩的玻璃大橱窗里霓虹灯红红绿绿变幻着光彩，马路两边行人摩肩接踵。我们三个完成任务又都在大陆商场门口会合，我们散发传单后未看到那些彩色传单飘落下来的情景，但飞快下楼到南京路上后看到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我们写制的传单在看在议论，还有些人仍仰着脸朝慈淑大楼的高层处探望。我们心里像开了花似的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我们秘密撒传单成绩最显著的一次！
二
在初中时，我最爱看《大美晚报》的副刊《夜光》了！那时学生看这副刊的特别多。《夜光》的编辑朱惺公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他积极宣传抗日爱国，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中日关系史参考》《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汉奸史话》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学生中流传谈论甚广。他还刊出《菊花专辑》好几期，以菊花傲霜凌寒精神激励读者的爱国感情。1939年也就是我们在墙上涂写抗日粉笔大字标语时，汪伪“76号”特工总部写了一封恐吓信给他，信里还附了一颗手枪子弹，不许他再在《夜光》上刊登抗日文章，说如果他继续抗日就要杀死他！但是他毫无畏惧，反而在《夜光》上发表了一篇《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作为对敌伪的答复，表示决不屈服。这篇文章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读了使人热血沸腾。我们在学校里互相都传观谈论，既佩服他，又为他担心。
果然，两个多月后，朱惺公就被敌伪特务开枪暗杀了！
敌伪是用“铲共”的名义把朱惺公当作抗日反汪的共产党人加以杀害的。但后来知道，朱惺公并不是共产党，是自发抗日的！朱惺公死前在《夜光》副刊上写过一首七绝明志，诗中有“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的句子，我们在同学中传诵他的诗句，对他十分崇拜。
由于他死得壮烈，他的被杀，激起了上海人民的义愤，各界人士都纷纷前去《大美晚报》报馆捐献赙金，赠送挽联，并去报馆和殡仪馆吊唁。我和俞伯良、陈鑫如三人为朱惺公的被害难过得流泪。我起草了一副挽联，买了两幅白色素绸挥毫写了联句，虽然字不好，但也是一番心意，俞伯良和陈鑫如都夸赞我的挽联写得不错，我们三个人写了名字，又凑了二十元钱，一起亲自送到《大美晚报》报馆，给朱惺公致哀，把钱捐给他的遗属。
挽联写的是：
黄浦江畔哭义士，死为鬼雄，先生应升天堂；
上海滩头恨暴徒，生是人渣，汉奸该下地狱！
由于敌伪特务曾向《大美晚报》等报馆投掷过手榴弹，并冲进《大美晚报》打砸伤人，所以我们到《大美晚报》报馆时，见门口罩着铁丝网防止暴徒分子袭击，还有一些保镖站在那里，气氛紧张，送挽联和赙金来吊唁的人很多，都不能进去。我们三个挤到前面去，在吊唁的签到簿上签了名，隔着桌子把挽联和赙金递了进去，又从人堆里挤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