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晓得她指的是什么。“我很多年没跟格蕾丝联络了。写信跟我讲什么？”
“格蕾丝就是这样，”她说，尽力挤出微笑，“对于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总是没兴趣。戴斯特死了。”
一时之间，我的脑子还转不过来：他身体很强壮，虽然老是嘲笑别人，但是死了？这还是有点太极端了。因为我向来是不跟别人交谈的局外人，而他又很惹人讨厌，所以壁球队的其他人总是设法让我们两个同组，我也因此要比别人忍受他更多的摔拍和嘲笑。
他母亲看着我的脸，我很庆幸自己不必假装——我真的很震惊。她自己也努力忍住泪水——这还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想想这些年来她为了拉皮而切掉了多少皮肤。
“当初我要格蕾丝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交情有多好。”她说，“戴斯特总说你经常找他讨主意，不光是在球场上而已。”
戴斯特·科克朗真这么说过？耶稣基督啊，我宁可去找巴特·辛普森讨主意。
“现在可以跟你老实说了，斯科特——你跟大家格格不入，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他老是主动找你搭档——他不希望你觉得自己被排斥。他总是这么体贴。”
我点点头。“很多人没看到戴斯特的这一面，”我说。老天在上，不然我还能怎么样？他是她唯一的孩子啊。“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淹死的——他一个人住在海边的那栋房子里，有天晚上去游泳，就出事了。”
我知道那片海滩——连白天的时候都很危险；心智正常的人不会晚上跑去游泳的。我慢慢想起以前听说过的片段——他被法学院退学了，因为酗酒闹了很多事，还去过犹他州的戒酒中心。
“当然了，有一些恶意的谣言，”他母亲说，“你知道有些人嘴巴就是很坏——但是验尸处和警方都同意，那是个意外。”
我还记得他祖父是个德高望重的法官，在最高法院服务。我猜想有人安排好了，如果海边那栋房子留下了遗书，会有人私下交给他的父母，然后他们偷偷毁掉了。
以我的年龄，已经见识过太多死亡，但即使如此，也没能让我免疫。我总以为，我们那一班里头，应该是我先死掉，而不是戴斯特·科克朗那个愚蠢的混蛋，我想我的脸应该是因此失去血色了。
“你看起来好苍白，”科克朗太太说，摸着我的手臂安慰我，“我不该说得这么直接，不过斯科特，我真不晓得该——”
她艰难地吞咽着，我以为她要哭出来了，但幸好，她没有，而是逼着自己开朗些。“那你呢——还在做艺术品的生意吗？”
她不是因为悲伤而脑袋错乱——那是我在“空降师”开始出外勤时，为自己编造的假身份。法律上，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单位的存在，所以我花了好几个月编造我的故事，最后主任才放行。
然后有个星期天，我没事先通知就突然来到阿瓦隆宅邸。在午餐时，我告诉格蕾丝和比尔，说我受够了兰德公司，受够了研究，受够了心理学。我说他们夫妻给过我最好的影响，就是对艺术的兴趣，因此，我要离开兰德公司，以德国的柏林为基地，开始专攻20世纪初期欧洲油画的艺术品交易。
以我来看，这个假身份相当成功，我因此可以旅行欧洲各地进行我真正的工作，同时也有理由跟以前认识的人失去联络，直到他们几乎都忘了我。而且这个假身份显然相当可信——多年以后，我回到这里，听到一个比尔和格蕾丝的生前好友问我艺术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这会儿我微笑。“是啊，还在到处找油画，科克朗太太——还在想办法混口饭吃。”
她打量我的克什米尔毛衣和昂贵的便鞋，我这才明白自己犯的错误——为了怀念比尔，我今天穿得太好了。
“我看是不只混口饭吃吧。”她说，眼睛眯了起来。
我不希望她以为我编造的事业很成功，否则大家可能就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他们都没听说过，所以我冒险假装说实话。“我很幸运，”我说，“或许你已经晓得了——格蕾丝留了些钱给我。”
她愣了一下。“我说什么也想不到。”她轻声说。
“是啊，她冷漠起来的确很可怕，”我回答，“但是私底下，我想她一定是有感觉到什么吧。”
“要是你问我的话，我想是感觉到义务吧。”她刻薄地回答，“他们现在死了，所以我说出来也应该也没关系了——格蕾丝从来就不想要你，斯科特，从一开始就不想。”
无论我和养母有多么合不来，也从没想过被这么直率地说出来。我怀疑科克朗太太是故意夸张，脸上一定是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别瞪着我看。我是听她自己说的——是你从底特律搬来这里一星期左右。当时我们就在那里喝咖啡。”她指着俯瞰着人工湖的那片草坪。
“当时比尔、格蕾丝和我看着你——保姆带你到水边去，我想是去看天鹅吧。”
虽然那时年纪很小，但我还记得——之前我从没见过天鹅，觉得那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东西了。
“比尔的目光不肯离开你，”科克朗太太继续说，“老实说，我从没见过男人这么迷小孩的。格蕾丝也注意到了。她一直看着他，然后，她很小声地说：‘我改变心意了，比尔——我们不适合收养小孩。’
“他转向她。‘你错了，’他说，‘这正好是我们需要的。更多小孩——让这个地方有点生气。’
“他的话有种斩钉截铁的意味，但格蕾丝不肯放弃，决心要照自己的方式做——显然他们得在短短几天之内，告诉领养机构是不是要留下你。”
科克朗太太暂停一下看我的反应。她想要怎么样——难道会有人希望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吗？“是啊，格蕾丝买东西很精明，”我说，“她认为每样东西都是可以退货的。”
科克朗太太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向来喜欢你，斯科特——你从来不让任何事情伤害你。”
我只是点点头。
“总而言之呢，他们两个争执得愈来愈凶，直到最后格蕾丝发起脾气来。‘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比尔？’她说，‘你是个脚夫——只要看到任何人有行李，你就想上去帮他们。’
“接下来，她跟他说你明天早上就得离开，然后就走回屋里，说她要去看午餐准备得怎么样了。但接下来一整天都没人看到她。比尔沉默着坐在那里很久，眼睛还是紧盯着你，然后他说：‘斯科特会待在阿瓦隆，到上大学为止；如果他想要的话，还可以继续待更久。他会留下来，’因为脚夫这么说——格蕾丝也只能接受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强硬的一面——我不确定任何人见过。然后他转向我，说了最奇怪的事情。
“你大概知道，比尔并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从来没听他提过上帝——但他说，每天夜里你睡觉时，他都会坐在你床边。‘我想斯科特是注定要送来给我们的，’他告诉我，‘我感觉自己好像是被选中要照顾他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做出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么多年以后，站在这栋老宅邸里，科克朗太太朝我微笑。“结果呢，斯科特？比尔说对了吗？你真的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吗？”
我也露出微笑，摇摇头。“除非你认为找到几张遗失的油画很重要。但比尔是个好人，他这么想真是太好心了。”
从外头的草坪，我们听到有人喊着科克朗太太的名字——她大概要发表演讲了。她拍拍我的手臂，准备要离开。
“谁晓得呢？”她说，“你还年轻，还有时间，不是吗？再见了，斯科特。”
但是没有——我指的是时间。我才三十几岁，但我的仗已经打完。只有傻瓜才会以为不是如此。所以——原来我就是傻瓜，后来每当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常常这么告诉自己。
29
刚抵达阿富汗的撒拉森迅速赶路，尽可能沿着人烟稀少的河谷行走，而且总是往东。自从他十来岁初次来到这个国家，至今已经过了快十五年了，但他每天还是会看到苏联战争的证据：废弃的炮台、生锈的大炮零件、被炸毁的牧羊人小屋。
小溪和河流沿着河谷底部流过，因而提供了安全性。水流两旁的肥沃土地只种植了一样作物：大麻，这些高而湿重的植物是很好的掩护，可以避免被美国的红外线摄影设备发现。
然而，最终，他还是得放弃河谷，爬上形势严峻的兴都库什山。在陡峭的森林中，他循着伐木人开出来的小径走，希望无人驾驶的侦察飞机看到他的几批驮马后，就当成是常见的盗伐工人而不予理会。但超过了树木生长的上限高度后，因为海拔太高，连呼吸都很吃力，可是没有了掩蔽，所以他的脚步还得更加快。
一个黄昏，在远方，他觉得自己看见了自己曾射下第一架雌鹿武装直升机的那片碎石坡，但那已经是好久以前了，所以他也不敢确定。他往上爬得更高，跨越了一座窄窄的山岭，沿路看到了一些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弹壳和火箭匣。
他离开阿富汗的这几年，这个国家一直战乱不断：俄罗斯人被军阀取代；追猎奥萨玛·本·拉登的美国摧毁了塔利班；军阀又回来；现在美国和一支多国联合部队正在努力防止塔利班死灰复燃。
看到那些用过的弹药，他知道自己一定很接近美国人所说的“敌人中枢”库纳尔省了，而且的确，那天夜里他听到阿帕奇直升机隆隆飞过下方的一个河谷，后面还跟着一架AC-130空中炮艇——据说这种飞机射出来的子弹就像可口可乐瓶那么大。
接下来几天，他被拦下来无数次——大部分都是被美国或北约部队的巡逻队，但有两次是被一些粗野男子，他们自称是“反联合部队民兵”成员，但撒拉森知道他们只是包着另一种头巾的塔利班。他的说法始终都一样：他是个虔诚的黎巴嫩医生，跟家乡的清真寺和各方人士募了款，要来进行一桩慈善医疗任务。他的目标是去协助偏远地区的人们，因为连年战火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那些地区已经没有任何诊所，所有的医生也都跑光了。
他说他先把自己的医疗用品从贝鲁特以船运载送到卡拉奇，自己搭飞机过去会合，买了一辆卡车，开过巴基斯坦边境，进入阿富汗，然后在雪多市集——全世界最大的鸦片市场——用卡车换来了几匹矮马。这些都是实话，他甚至还有台廉价数字相机，里头有他在十来个残破小村里诊治病人、给儿童注射预防针的照片。
这个说法——加上每次他的马队被搜查时，都只发现各式各样的医疗用品——平息了敌对两方人马的恐惧。他所携带的唯一会引起询问的东西，就是一块厚厚的防弹玻璃，还有几包生石灰。任何人问起，他都说那块玻璃是当成简便的无菌配药台。至于那几包生石灰？他有一堆处理过各式各样伤口的棉花棒和绷带，从坏疽到麻疹无所不包，这些医疗废弃物不用生石灰埋掉的话，还能用什么方法处理？
一路上，根本没人费事去彻底搜他那个装着衣物和备用凉鞋的小鞍袋。在鞍袋的底部，有一顶装了透明塑料面甲的折叠式“头盔”、一盒R-700D一次性口罩、一件黑色生化防护服、橡胶靴、一双衬里是凯夫拉合成纤维的手套，加上几卷特殊胶带，可以封起头盔到靴子之间的各种缝隙。如果这些设备被搜到，他会说山羊和骆驼之类的有蹄动物可能感染炭疽病，他可不想被传染而送命。他甚至准备好，如果要更多证据的话，他就把之前从自己服务的那家黎巴嫩医院里偷来的几瓶抗生素拿出来，那是治疗炭疽病的制式药物。但他碰到的那些人都是军人——有的是游击队，有的是正规军——他们想找的是武器和爆炸物，于是没有人多问。
他唯一直接撒谎的时候，就是被问到他接下来要去哪里。他会耸耸肩，指着那些行李，说他连张地图都没有。
“去上天引领我去的地方。”但他其实有地图——就在他脑袋里面，而且他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有三回，北约军队的士兵搜查过他之后，还帮忙把医疗用品装回驮马背上。最费力的部分，就是把几对重型的卡车电池抬起来，固定在那四匹马上。他说这些电池是要为几个小冰箱供电的，那些士兵听到这位医生这么聪明，不禁微笑。冰箱里放着一架架小玻璃瓶，可以用来帮助无数儿童：防止小儿麻痹、白喉、百日咳等传染病的疫苗。藏在其中的两个小瓶子看起来跟其他的毫无差异，只除了他在药品批号后头加了一个零，但里头装的跟其他的疫苗截然不同。
此时，全地球应该只有两个天花病毒的样本，为了研究目的而保存着。一个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位于亚特兰大总部一个看管得滴水不漏的冰箱里；另一个是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存放在安保严密的“国家病毒学与生物科技研究中心”里。然而，其实还有第三个样本存在。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只有撒拉森，那份样本就位于兴都库什山脉中，放在他那匹结实驮马背上的两个小玻璃瓶里。
那不是他偷来的，不是他从哪个不满的俄罗斯科学家那儿买来的，也不是哪个私自进行研究的国家暗地里给他的。不，这个特别的东西，是撒拉森自己合成的。
就在他的车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