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有些地方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热风呼啸吹过的莫斯科红场，我母亲位于底特律八里路贫民窟中的卧室，一个高贵收养家庭所拥有的无尽花园，一名等着杀我的男子藏身其中、名为“死亡剧场”的古迹遗址。
但我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纽约的一栋无电梯大楼——破旧的窗帘，廉价的家具，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派对药物。床边散置着一个手提包、一条细得像牙线的内裤、一双六英寸[1]高的周仰杰高跟鞋。这些东西就像它们的主人一般，并不属于这里。主人在浴室里，全身赤裸。她喉咙被割开，面朝下漂浮在充满硫酸的浴缸里，这种含硫酸的水管疏通剂，在任何超市都买得到。
十二个水管疏通剂空罐散落在地板上，都是同一个牌子的。我不动声色地开始翻看那些瓶子。上头的价格卷标都还在，于是我发现，凶手为了避免形迹可疑，跑去十二家不同的商店里买来这些水管疏通剂。我总是说，碰到良好的规划，你很难不佩服。
此时这个地方一片混乱，各种噪音震耳欲聋——警方的无线电很大声，法医处的助理喊着要支援，一个拉丁美洲裔的女人在哭。在这种现场，即使被害人在这世上半个人都不认识，也似乎总有一个人在哭。
浴缸里的那名年轻女子无法辨识，因为泡在强酸中三天，已经毁掉了她整张脸。我猜想这就是凶手的用意。杀她的不管是谁，都还刻意用几本电话簿压住她。强酸不仅溶解了她的手，也几乎腐蚀了掌骨结构。除非纽约市警局那些鉴识的家伙走运，比对出相符的牙医记录，否则恐怕很难查出这个人的身份。
在这种地方，会让你觉得罪恶依然徘徊不去，你的脑子可能会忽然冒出一些奇怪的事情。一名没有脸的年轻女子，这个念头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一首披头士的歌，是讲埃莉诺·瑞格比（Eleanor Rigby）[2]的，歌词里说她戴着一张存放在门边罐中的脸，于是我脑子里便开始称被害人为“埃莉诺”。犯罪现场小组还有事情要处理，但在场没有人不认为“埃莉诺”是在性交半途死亡：床垫半脱离床座，床单纠结，床头桌上有一道喷出来的动脉血已经转为褐色。几个很病态的家伙猜想他是还在她体内时割断她喉咙的。糟糕的是，他们可能还没猜错。无论她是怎么死的，想要寻求恩典的人可能会觉得安慰，因为她不会晓得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最后的那一瞬间。
有些药物就会造成这种效果。当它到达你的脑部，会搞得你极度性饥渴，又极度愉快，因而不可能有任何不祥的预感。服用这些药物后，大部分人唯一清楚的想法，就是赶紧找个对象上床，搞他个天翻地覆。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在场没有人认识我，我只是个陌生人，昂贵的西装外套脱下来甩在肩后，太多的往事沉重不堪。停在床边，我关掉周遭的声音，在脑海中，我看到她在上方的性交位置，全身赤裸，像个女牛仔般骑着他。她二十出头，身材不错，我猜想她正来劲，几种药物的混合带领着她疾速旋转，冲向极度震撼的性高潮。她的体温因为药物而上升，肿胀的胸部往下压，心跳和呼吸频率被热情和化学药物刺激得突然飙高。她急促地大口呼吸，湿湿的舌头活跃起来，努力寻找着下头的那张嘴。今天的性爱可不适合胆小鬼。
窗外一排酒吧的霓虹灯招牌会透进来，照在她时髦发型的金色挑染上，也照得一支沛纳海潜水表闪闪发光。没错，这个表是仿冒品，不过仿冒得很好。我认识这个女人，我们全都认识，总之是这种类型。她们会出现在米兰新开的普拉达大型专卖店里，或是在苏荷区[3]夜店外头排队，或是在巴黎蒙田大街的热门咖啡店里啜饮低脂拿铁。这类年轻女子误以为《人物杂志》是新闻杂志，背部的日文刺青是她们反叛的象征。
我想象着凶手一只手放在她的乳房上，触摸一个镶了宝石的乳环，然后手指夹着乳环用力拉近。她大叫，可能更加兴奋了？现在她全身都超级敏感，尤其是乳头。但她不在乎，如果有人想玩粗暴的，那只表示对方真的很喜欢她。她坐在他上方，床头板重重敲击着墙壁，她会一直看着前门，当然了，门锁住又上了门链。因为这一带治安不太好。
后方墙上有一张逃生示意图，这里是一家旅馆，但是跟五星级饭店是天差地远。这个旅馆名叫东城旅店，住着四处漂泊打零工的人、背包客、精神失常者，以及任何肯付一夜二十元住宿费的人。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一天、一个月，或是住到死。只要你拿得出两个身份证件，其中一个有照片。
89号房的这名男子已经住了好一阵子了。一张书桌上放着半打啤酒、四瓶半空的烈酒，以及两盒早餐谷物片。床头桌上有一台立体音响和几张CD，我浏览了一下。至少可以说，他的音乐品味还不错。不过衣橱是空的，好像他离开时只带走了衣服，把尸体留在浴缸里融化。衣橱后头有一堆垃圾：几张不要的旧报纸、一个杀蟑剂空罐、沾了咖啡渍的挂墙式月历。我拿起月历，每一页的主要画面，都是古代建筑遗迹的黑白照片：罗马城的古竞技场、一座希腊神庙、塞尔苏斯图书馆。非常附庸风雅。可是月历上的记事栏是空白的，看起来好像从没用过，于是我又丢了回去。
我转身走开，然后没有多想，纯粹出于习惯，伸出一只手抚过床头桌。这就怪了：没有灰尘。我又摸过书桌、床头板、立体音响，结果都是一样。显然凶手擦过了所有东西，好去除指纹。这并不稀奇，但当我闻到了某个气味，于是把手指凑到鼻子底下，一切都改变了。我闻到的残余气味，是加护病房为了避免感染所使用的杀菌喷雾剂。这种杀菌剂不但会杀死细菌，也会摧毁所有DNA物质——汗水、皮肤、毛发。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凶手都用这种杀菌剂喷洒过，而且大量喷在地毯和墙壁上，以确保纽约市警局不必动用他们收集证物的吸尘器。
我忽然明白，眼前绝对不是一般肇因于金钱或毒品或性满足的凶杀案。这是一宗非比寻常的谋杀案。
02
有件事不是人人都知道，大概也不会关心，但鉴识科学的第一条法则，就是“罗卡德交换原则”。这个原则是：“行凶者和犯罪现场的每一次接触，都必然会留下痕迹。”当我站在这个房间，周围环绕着几十种声音，我真想知道罗卡德教授是否碰到过89号房这种状况：凶手碰触过的一切，现在都泡在一个充满强酸的浴缸里，或是擦掉，或是洒满了医疗杀菌剂。我很确定，凶手连一个细胞或毛囊都没留下。
一年前，我曾针对现代调查技术写过一本很冷门的书。我在其中标题为“新视界”的一章里提到，行凶者使用杀菌喷雾剂的状况，我这辈子只碰到过一次，发生在捷克共和国，一名情报人员被人以高明的手法杀害。那个案子不是个好兆头，直到今天，案子都没破。无论之前住在89号房的是谁，他显然都非常内行，我也因此开始带着应有的敬意，检查这个房间。
他不是个爱整洁的人，我看到房里有不少垃圾，一个空的比萨盒就放在床旁的地上。我正要略过不管时，才想到那应该就是他放刀子的地方：就在伸手可及的比萨盒上头，再自然不过了，因而“埃莉诺”很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那把刀。
我想着他双手抓住她，把她翻身成仰躺姿势，他两边膝盖夹住她胸部两侧。她以为他正在调整姿势，要把自己放进她口中，此时他右手若无其事地垂下床侧，手指摸到比萨盒盖，然后找到他要找的：又冷又便宜，但因为是新的，所以绝对锋利得足以完成任务。
任何从后方看的人，都会看到她的背部拱起，唇间冒出某种呻吟，于是以为他一定是把自己放进她嘴里。但其实没有。他嗑了药的双眼发亮，充满泪水。他的左手紧紧压住她的嘴，逼她往后仰起头，露出喉咙。她挣扎又扭动，想伸手反抗，但他已经料到了。他跨坐在她胸部，膝盖用力往下压，钉住她的二头肌（浴缸里的那具尸体上，还依稀可以看到那两块瘀血）。她无可奈何。他的右手举起来，此时“埃莉诺”看到了，想要尖叫，全身剧烈抽动，努力想脱身。那把锯齿刀口的钢制比萨刀闪闪发亮，挥向她苍白的喉咙，用力一划……
血迹喷在床头桌上。由于供应脑部的动脉之一被完全割断，应该是瞬间就结束了。“埃莉诺”瘫软下来，发出咕噜声，流血致死。她残余的意识告诉自己，她刚刚见证了自己的谋杀；她过往的一切和未来的期盼，全都完了。他真正做的是这个：他根本没有进入她。或许这一点，也该感谢上帝的小小慈悲吧。
凶手到浴室准备好那一缸强酸，同时脱下血淋淋的白衬衫——他们在浴缸里“埃莉诺”的尸体底下发现了一些衬衫碎片，还有那把刀：四英寸长，黑色塑料刀柄，某家血汗工厂制造过几百万把。
这些想象中的逼真画面让我一时头昏脑涨，所以我几乎没意识到一只手粗暴地抓住我的肩膀。等到我一发现，立刻甩开，几乎当场打断他的手臂，这恐怕是以前留下的老毛病。结果那个家伙咕哝着简短的道歉，怪异地看着我，想把我推开。他是一个刑事鉴识小组的组长，带着另外两男一女，准备了紫外线灯和几碟快蓝B试剂，要检查床垫上的精液痕迹。他们还没发现杀菌剂，我也没告诉他们，因为凶手有可能漏掉床上某个地方没喷到。但如果真是如此，以东城旅店的性质来看，我猜想床上会有几千个精液痕迹，而且早在妓女开始穿长筒袜的年代，就一直累积到今天。
我让开路，免得挡住他们，但完全心不在焉：我正试图摒除一切杂念，因为这个房间和整个状况，让我觉得很不对劲，但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我刚刚想象的行凶过程错了，却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四下看着，逐一清点眼前的事物，但是找不出是哪里。我有个感觉，是源自更早一点的事情。我回头，在心里倒带，把时间往回推到我刚进门时。
那是什么？我深入自己的潜意识，试图找回当初的第一印象——那是一件跟暴力无关的小事，但是非常重要。
但愿我能回想起来……一个感觉……就像……那是某个字眼，躺在我记忆的另一头。我开始回想起自己在那本书里写过的：每回害你出错的，就是那些不假思索便认定的假设——然后我想到了。
我刚进门时，看到书桌上有半打装的啤酒，冰箱里有一盒牛奶。我注意到电视旁几张DVD的片名，还有垃圾桶里面放了垃圾袋。我脑袋里浮现、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字眼——就是“女性”。对于89号房里所发生的事，我几乎样样都想对了，偏偏最重要的一件想错了。之前住在这里的不是年轻男子，跟“埃莉诺”性交并割断她喉咙的不是一名赤裸男子。用强酸毁掉她五官、用杀菌喷雾彻底喷洒过这个房间的，不是个聪明的烂男人。
而是个女人。
03
我的职业生涯中认识很多有权势的人物，但其中唯一真正具有天生权威感的，只有一个——他只要轻声说句话，就可以把其他人压下去。现在他就在走廊上，朝我走来，跟旁边的刑事鉴识小组说他们得等一下：消防局想先把那些强酸抽出来，免得有人被化学物灼伤。
“不过呢，你们的塑料手套先别脱下来，”他建议道，“你们可以在走廊这里，互相做个免费的前列腺检查。”每个人都大笑起来，只有那些刑事鉴识小组的人没笑。
那个有权威声音的人，就是负责这个犯罪现场的凶案组队长班·布瑞德利。他刚刚一直在楼下的经理办公室，想找到经营这个旅店的混球。布瑞德利是个高大的黑人，五十出头，双手很大，身上穿了件裤脚反折的迪赛牛仔裤。他老婆最近说服他买了这件牛仔裤，指望他的形象更年轻一点，但结果希望落空。他自己说，这件裤子让他看起来像是史坦贝克小说里的角色——来自尘暴灾害地带的现代流民。
一如其他常出现在这类谋杀现场的警察，布瑞德利对于刑事鉴识专家没什么好感。首先，纽约市警局的刑事鉴识工作几年前已经外包出去，于是这类索价昂贵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出现在现场，身穿笔挺白色连身工作服、背后印着比方“刑事鉴识生物服务公司”的字样。其次——而且令他忍无可忍的——是两部以刑事鉴识工作为主题的电视节目爆红，搞得这类鉴识人员全都自以为是名人。
“耶稣啊，”他最近曾抱怨，“这个国家还有哪个人不梦想要上真人秀的吗？”
他看着这些想当名人的人员收拾起公文包型的迷你实验室时，也刚好看到了我——默默靠墙站着，只是观察，我好像有半辈子都是这样。他没理会那些找他的人，径直朝我走过来。我们没握手，不晓得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来这一套。我甚至不确定我们算不算朋友——我向来都是局外人，几乎任何你能想到的阵营，我都不在其中，所以我大概也没资格评断什么。不过硬要说的话，我们都很尊重对方。
“谢谢你过来。”他说。
我点头，看着他裤脚反折的牛仔裤和黑色工作靴，很适合充满血和粪便的犯罪现场。
“你是搭什么车过来的？牵引机吗？”我问。他没笑；班很少笑，他大概是你见过最扑克脸的人。但这不表示他没有幽默感。
“你四处看过了吧，拉蒙？”他低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