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知道眼前的状况。四十分钟前，一名司法部官员来到他的囚室，对他宣读一份正式判决令。这是他首次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此时两名制服警察带着他缓缓走上行刑台的阶梯，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他抬起脸对着太阳，试图挺起肩膀。我很确定，他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听说他们的父亲不勇敢。
同时，在滨海大道上，众多驾驶人在车阵里塞得动弹不得，他们嫌恶又羡慕地看着那辆越野摩托车飞驰而过，把工地当成私人道路。该死的小鬼！
那男孩骑着摩托车经过盘绕的消防水管——专门用来为那些过劳的孟加拉籍建筑工人洒水的，以防他们因中暑而晕倒——然后迂回穿过一座座高耸的水泥塔。他必须在七分钟之内抵达广场才行。
我认为，即使他日后回想起来，也无法解释那天骑车为什么要那么冒险。他赶去那里要做什么？我相信，他在恐惧又生气的状况下，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父亲不但赐给他肉身，也赐给他灵魂，这样深厚的父子关系，让他非得赶到现场不可。他把车子往左急转，驶过一片堆着垃圾的荒地，更加快速度，冲向一条通往广场的道路。那条路被一道铁丝网篱笆挡住了，篱笆的这一头有一捆捆钢筋，他看到篱笆间有个开口，宽度刚好够他钻过去。安拉与他同在！
他的摩托车往更左边转，迂回穿过那些钢筋，掀起一阵阵尘沙，迅速逼近那道窄窄的开口。他就要穿过去了！
此时，被蒙住眼睛的动物学家来到行刑台上，感觉一只手放在他脖子上，把他往下压。那是刽子手要他跪下的意思。他缓缓低下身子，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显示他正对着四十英里外的圣城麦加。在这条直线路径上，会经过他的房子，而想到他的妻子和小孩正坐在那栋屋子里，让他觉得好失落，不禁打了个寒战。
刽子手抓住那男子的一边肩膀——他之前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很清楚囚犯什么时候必须稳住身子不能动。清真寺的广播系统里传来一个声音，叫唤大家礼拜。
整个广场上，从简朴的外交部大楼到清真寺前的绿地，几千人都面对着麦加的方向跪下礼拜。跟其他虔诚的信徒一样，动物学家对于那些经文倒背如流，此时他跟着群众齐声诵念。而且他也知道这些经文要念多久：合理估计的话，他在人世的时间只剩四分钟了。
而不远处，那男孩被自己忽然转弯的摩托车所激起的尘沙弄得半盲，一开始没看到前头有一捆钢筋。其中一根比其他的突出至少一英尺，滑进了他摩托车前轮的轮辐间，等他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他反应快得难以置信，赶紧把车子往旁边转，但还是不够快。随着前轮旋转，那根钢筋把一根根轮辐弄断，形成一堆乱糟糟的金属棒。其中一根划破了摩托车的油箱和汽缸盖，轮子掉出来，车子的前叉便插进泥土里，摩托车立刻完全停下。但男孩和他的朋友继续往前——直接飞过摩托车把手，挥舞着四肢落地，一阵尘埃扬起。他们吓坏了，摩托车成了一堆残骸，而他们差点摔得失去意识。
滨海大道上的开车族看到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等到有人赶过去察看时，停车场上的礼拜时间结束了，人群纷纷站起来。行刑官走近跪下的囚犯，整个广场安静下来。那刽子手稍微调整了一下动物学家脖子的角度，几个离得比较近的观众看到他们彼此交谈了几句。
多年以后，我跟一些当天在广场上的人谈了话。其中之一就是负责行刑的扎伊尔德·比希。我在他家的客厅喝茶，问他当时动物学家说了什么。
“在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说得出话来，”扎伊尔德·比希告诉我，“所以我当然记得。”他深深吸了口气，“他讲得很简短，但是很坚定。他告诉我：‘唯一重要的，就是安拉和沙特阿拉伯人民原谅我的罪。’”
然后比希陷入沉默，朝麦加的方向看去，显然是说完话了，我恭敬点头，以阿拉伯语说了句祷语。
他又喝了口茶，看着不远处，出神思索着一个人临死的遗言。我只是一直看着他，洞悉一切地点着头。在任何阿拉伯国家，你绝对不能指控别人撒谎，无论多么婉转都不行。
于是，我只能盯着他看，而他只是望向别处思索着。我听得到屋外美丽庭院中一座喷泉传来的哗啦水声，听得到仆人在女人区奔忙的声音。身为国家行刑官的收入一定非常丰厚。
最后，他开始不安地在座位上移动，然后认真看了我一眼，看我只是生性沉默，或者其实是在默默恳求他。
我没有移开目光，他笑了起来。“以一个西方人来说，你非常聪明，”他说，“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他当时真正说的是什么。好吗？
“我对着犯人弯腰，告诉他尽量把脖子伸长，而且不要动——这样对他或对我都会比较容易。他好像不在乎，只是示意我凑近一点。他的嘴巴里一定是受伤了——或许是电击造成的——因为他讲话很困难。‘你认识国王吗？’他低声说。
“我吓了一跳，但我说，我有幸见过陛下几次。
“他点点头，好像他早就料到了。‘下回你见到他，跟他说有个美国人说过这句话——你可以杀掉一个思想家，但你杀不掉他的思想。’他说。”那行刑官看着我耸耸肩。
“那你跟他说了吗？”我问，“我指的是国王。”
那行刑官大笑。“没有，”他回答，“我见过太多人脑袋落地，宁可保住自己这颗。”
我不必问接下来发生的事——其他几个当天在场的人已经告诉我了。比希跟犯人简短谈过之后，一阵强风从红海吹来——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这件事，因为柏油路上好热。行刑官直起身子，动作流畅地抽出他的长刀。他后退一步，熟练地打量一下距离，然后站稳双脚。
此时唯一的声音，就是清真寺广播系统传来的静电杂音。比希横举着长刀，挺直背脊，昂起下巴，使得他的轮廓更显著（我初见他时，就无可避免地注意到他的虚荣）。他一手持刀，往上挥到了最高点，广场上的每一只眼睛都跟着那把刀，因而被正上方的白色太阳照得几乎目盲。
他暂停，那把刀明亮炫目，仿佛要吸取这个场面的戏剧性——然后他另一只手也握住刀柄，以惊人的速度挥下刀。刀口呈直角击中动物学家的颈背。依照行刑官之前的要求，犯人一动也不动。
每个人都会跟你说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声音——响亮而湿润，就像劈开西瓜似的。刀子切穿动物学家的脊髓、颈动脉、喉部，直到整个脑袋完全脱离。
那颗人头滚过大理石地板，眼皮迅速掀动着，一道弧形的血柱旋即从切穿的动脉喷出来。动物学家的无头身躯似乎漂浮了一会儿，仿佛还在震惊中，然后往前跌入一片血泊。
行刑官穿着他毫无污渍的白色大袍，往下看着自己的工作成果，广播系统的静电杂音转为一段祈祷文，一群苍蝇开始聚拢过来，广场上的群众爆出掌声。
死者的儿子——因为试图奔跑而呼吸沉重，身体左侧严重擦伤，一只血淋淋的手包着手帕——一拐一拐走进停车场，此时他父亲的尸体刚被搬上那辆冷气十足的白色厢型车中。原来这辆车开着冷气的原因是这个：不是为了活人的舒适，而是为了降低死人的臭味。
大部分观众都走了，只剩下拆除路障的警察，还有两个孟加拉国工人在清洗大理石行刑台。
那男孩四下张望，希望能找到认识的人，问一下那个被处决的犯人是谁。但大家都被大风吹得快步离开，像贝都因人般拉下格子纹头巾遮住脸。在绿地另一头的清真寺，唤拜人正把木制护窗板一一关上，以提防看似愈来愈可能出现的一场大型沙尘暴。
在强风吹袭之下，那男孩跑过去，隔着铁栏杆朝唤拜人大喊，问那个犯人的名字，或是职业。唤拜人转身，一手遮脸以抵挡沙尘，也大喊回去。强风掩盖了他所说的话，所以男孩只听到一个字眼：“动物学家”。
当时对着这个广场拍摄的监控录像画面——是我们很久以后找出来的——显示这位唤拜人回去工作，没看到那个男孩转身瞪着大理石行刑台，焚风猛烈扑打着他的身体，他的心显然满怀哀伤。他站着不动好几分钟，决心像个男子汉不要哭，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座大风中的雕像。
其实，我想他当时大概很快就离开了：就像大部分遭受巨大惊骇的人，他被困在时间和空间里，完全失灵。他本来大概还会站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但一个警察走向他，凶恶地挥着竹杖朝他大吼，要他赶紧离开，于是他就踉跄逃走了。
当他穿过回旋的风沙，眼泪终于打破他钢铁般的决心。独自走在这个他如今痛恨的城市里，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喊。后来人们告诉我，那是悲痛的哀号，但我知道不是。那是出生时的本能哭喊。
就像实际出生的过程一般血淋淋又充满痛苦，在吉达市中心一个狂风大作的停车场，撒拉森降生在恐怖的世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出于对父亲始终不渝的爱，他将会成长为一个笃信传统的狂热分子，与一切西方价值为敌，公然宣称要摧毁法赫德国王政权。
谢了，沙特阿拉伯，真是谢了。
03
尽管沙特阿拉伯拥有巨额财富和丰富的石油矿藏，又热爱高科技的美制军事武器，但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能真正有效运作。吉达的巴士系统就是一个例子。
动物学家的儿子撞毁了摩托车，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此时由于巴士时刻表不准时，再加上愈加恶化的沙尘暴，于是处决的消息比他早二十分钟抵达家中。
他们全家族的亲戚都聚集在那栋房子里简朴的起居室，他母亲搞得亲戚们愈来愈惊恐。她在一波波痛苦和不愿相信的情绪中，大骂这个国家，大骂沙特阿拉伯的司法系统，还大骂王室。尽管没有任何沙特阿拉伯的男人——更别说整个社会了——承认过，但她几乎向来就是全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她狠毒地一直骂个不停，直到某个人朝窗外瞧，看到她的儿子正走过来。她到门厅接他，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担心会有另一个悲剧发生——他目睹了父亲的处决。
当他摇摇头，说起摩托车撞毁在工地的片段，她身子一垮，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跪在地上，为了他身上的每一个伤口感谢上天。男孩弯腰拉起母亲，隔着她的肩膀，他看到两个妹妹独自站在那里，像是困在绝望的孤岛上。
他把两个妹妹也叫过来，双手抱住一家人，说出他最后的悲痛——回家的一路上，他都在烦心这事情，但其他人都还没想到——被处决的囚犯不会有葬礼，也不能下葬。所以不会有人遵照仪式，帮他父亲阖上眼皮，不会有人帮他清洗身体，用布包裹起来。他的遗体会被扔到公有地掩埋，不会有墓碑。如果运气好，某个负责埋葬的工人或许会让他往右侧躺，面对着圣城麦加，那就算他们很走运了。
根据他母亲在迟来许久的审讯中所说的，接下来的几个月，失去父亲的沉重乌云始终笼罩着这栋房子。除了少数近亲，没有人来他们家，也没有人打电话。因为他父亲罪行的性质，使得他们一家人遭受朋友和整个小区排挤。在某种意义上，这家人也被扔到一个没有标示的墓地里掩埋掉了。即使如此，随着一天天过去，他们悲痛的锐利棱角终于逐渐磨平。而这个向来成绩优秀的男孩，也终于重拾书本，继续在家上学。这是稳定全家最重要的力量。毕竟，受教育才有机会争取更好的未来，无论当时看起来有多么无望。
然后，那场处决的八个月后，东边的天空忽然破晓——之前祖父瞒着这家人，持续不懈地帮他们努力。透过他很有限的人脉，以及他其实负担不太起的贿赂，设法帮儿媳妇和三个孙子女取得护照、出境许可、签证。这当然证明了他有多么爱他们，但其实也是这家人已经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大概也很乐意放他们离开。无论背后原因是什么，有天祖父很晚来到他们家，带来这个惊人的消息，说明天一早他们就得离开，免得他收买的那些人有机会改变心意。
他们忙了一整夜，把少数想带的东西整理打包，回顾最后一次，然后，没有人想告别，就在黎明前上路了。四辆载满行李的家庭用车开了十二个小时，穿越整个国家，经过永恒的沙漠和无尽的油田，最后在薄暮时分，他们看到了阿拉伯湾粉蓝色的海水。
像一条项链般穿越海面的，是一条闪闪发亮的跨海大桥，从沙特阿拉伯连到独立的岛国巴林。这条全长十六英里的法赫德国王大桥，由数座桥梁和高架道路连接而成，是荷兰营造工程的一大成就。桥上每一英里都有巨大的广告广告牌，上头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法赫德国王微笑的照片，往下看着这一家人穿越海洋。那个男孩觉得好讽刺：就是这个微笑的国王，签下了他父亲的处决令。法赫德讨厌的脸，是他所看到家乡的最后一景。
在边境又付了一次贿赂后，祖父和三个堂哥在没有入境文件的状况下，获准短暂进入巴林，好帮这家人运送行李到新租的房子去，那是祖父通过一个邻居的朋友租下的。看到那栋房子时，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心里一沉。
这个破烂的家屋位于巴林首都麦纳麦一个半工业区内。前门半开，污水管几乎不通，只有两个房间有供电。但现在已经无法回头，怎么样的生活都好过住在吉达。
这一家人简陋而稀少的行李终于卸下，男孩的母亲站在破烂的厨房里看着老祖父，低声想谢谢他所做的一切。他摇摇头，把一小卷钞票塞在她手里，说他以后每个月还会继续寄来，钱不多，但是够用。她咬住嘴唇，努力不要被他的慷慨感动得哭出来，他缓缓走向两个站在前院泥土地上的孙女，把她们拥入怀中。
然后他转身，犹豫了——他把最艰难的部分留到最后。他的孙子知道接下来就要告别，于是就在后门廊上忙着拆箱子。他的祖父走过来，等着他抬头。两个人都不太确定男人该显露出多少情感，直到祖父伸出手，紧紧抱住那男孩。这不是计较自尊的时候，他老了，只有老天爷才晓得他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这个孙子。
他后退，看着这个男孩——每一天他都想着，这孩子真像自己的儿子，已经被处决的那个。然而，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依然继续活着，代代相传，就连国王也不能夺走。他突然转身，走向车子，喊着其他孙子们发动引擎。他没回头，免得被这家人看到他的泪水滑下脸颊。
男孩和母亲、两个妹妹聚集在一起，直到暮色四合后许久，看着他们过往人生的车尾灯消失在夜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