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到县城工作以后，我的外事活动骤然多起来。概言之，我的这些外事活动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为工作的事吃吃喝喝，宣传干事嘛，隔三岔五总免不了接待别人或被别人接待的。另一类则是为家事，因为在老家人眼里，我由乡下调到城里已是高升一步，况且还是公家的咽喉要地，于是遇到什么难办的事便来找我，这似乎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了。前一类事情好说，毕竟是为单位为工作嘛，但后一类事情就有些城门失火的味道了。因为老家来的人总要到家里坐坐的，一进家门，他们便毫不客气地用沾了泥土的双脚将我家的地板踩个乱七八糟，临走时还丢下一地的烟屁股和一屋子的闷烟味，这碎房房子，能把人捂死。所以，每当老家的人走后，妻子总是一边收拾屋子一边警告我，你再不要把你的那些烂杆子亲戚往家里领，下次要是这样，我可就不客气了。
但妻子只是说说而已，并不当真的，于是我的那些“烂杆子”亲戚们总还是常常来，来了之后总还是要乱踩地板和乱扔一地烟头的。
一天中午，我正在休息，我的一个数年不见的堂姐夫忽然找上门来。堂姐夫比我大二十多岁，跟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因而一见面总要像训儿子一样训我两句，青天大白日把个门关得紧紧的，啥子毛气嘛。一边训一边佝着腰往里走。走到地中间，回过头招呼身后的一个年轻人说，顺心，把拿来的东西放到灶房里，等一阵儿你舅母回来给咱们揪面片。声音未落，那壮实的年轻人已麻利得店小二一样将手里提的和肩上背的轻车熟路送进了灶房：是一塑料桶清油和一袋子白面。
我忙说，姐夫，你这是弄啥哩嘛。
堂姐夫说，咋，看不上？
我说，不是。
解释未完，堂姐夫已像受了莫大侮辱似地说，他舅，你把姐夫也太小看了，姐夫再穷，一桶清油一袋子白面总能拿得起吧。说时，就呸一声将一团烟灰肆意地吹到地上。
落座以后，堂姐夫的表情才慢慢和蔼起来。跟每次见面的程序一样，他先是问我，然后问妻子儿子，最后就将话题杂七杂八扯到农事和近年来的一些人情世故上。在这个过程中，堂姐夫才漫不经心地给我介绍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这是我的大女婿，名叫王顺心，人孽障得很。这么一说，那被叫做顺心的年轻人立即羞红了脸。
我说，是玉秀女婿吧。年轻人忙说，就是就是。
我的眼前立即现出了玉秀小时候的样子和昔日的一些陈年旧事。确切地说，我和堂姐的大女儿玉秀同岁，她因为比我大几个月而常常直呼我老五。喂，屁蛋老五。她喊道。听她这么一喊，我的堂姐就慌得立即颠儿颠儿地跑过来说，你个瞎熊，屁蛋老五得是你叫的，你不要看他年龄小，那骨头可硬着呢。然后，她总要强逼着玉秀当面喊我一声五舅。屁蛋五舅。玉秀这样喊道，喊时眼睛里充满了蔑视和鄙夷。在我的印象中，玉秀永远是顽皮和快乐的。
真快哪，我大概有十多年没见玉秀了。我说。
没见了好，见了面还不把你活活烦死。堂姐夫说，说时又拉呱起了玉秀婆家的一些情况。据堂姐夫讲，玉秀婆家并不是本地人，许多年前，北方大旱，玉秀公公因为逃荒而挑着货郎担离开了老家秦安，走到西海固腹地一个名叫红城子的庄上时，玉秀公公不走了。玉秀公公想，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于是，玉秀公公便疲惫地将货郎担扔到庄头上的一个柴窑里，并很快找了一家独女户当了倒插门。他先是在街上摆摊卖零碎，后来货郎担子被人没收了又到生产队里劳动，没日没夜地干，可日子总还是过不到人前头，说来说去，总还是外地人嘛。
我的这个亲家，人是个孽障人，还啬皮，“秦州呆”，舍命不舍财嘛。堂姐夫说，说时就咧着下嘴唇嘲讽地笑了。
接着他又对自己的女婿毫不客气地做出了刻薄的评价，你不要看他人高马大的，那其实和他老子一样，还是个胆小鬼，人骑到脖子上拉屎都不敢言喘嘛。
话说至此，堂姐夫才谈到了此次来县城的真正目的。原来，堂姐夫来县城并不是专门来看我的，而是为一场官司而来。这场官司自然和他的那个“秦州呆”亲家有关。十多年前，玉秀公公因为要做生意的缘故而和邻村的刘家拉起了关系。刘家在邻村刘家磨是个大户，掌柜的刘志雄人称二杆子，是个爱钱又不要命的角色。他因为要在街上开粉坊而看中了玉秀家的三分地，那块地皮临街，偏僻而狭长，是一块典型的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的肋骨地皮。于是玉秀公公就显得毫不在乎。他们最初达成的协议是，玉秀公公出地皮，刘家出钱盖房，房盖成之后两家联手磨粉。但不幸的是，那一年北方又旱，不仅豆麦颗粒无收，而且连人们赖以糊口的洋芋糜谷之类都所剩无几。于是他们的合作只好不了了之。又过数年，当玉秀公公再想起那块地皮时，才发现刘家将那块地皮上的房子早已租给别人去做生意了。况且自那年后，红城子街上大兴土木，不仅旧屋旧院全部拆除，而且连最繁华的农贸市场也迁到包括玉秀公公家那块地皮在内的街道以南了。玉秀公公气不过，于是找刘家。刘志雄说，你个“秦州呆”，你把东西给人家了还想要，真不是个东西。就这样，玉秀公公只好一纸诉状将刘家告上了法庭。
这就对了。我说。
对个屁。堂姐夫说，说时愤怒地将烟头砸到地上，并且用脚碾了碾。地上立即现出一团脏黑的污迹。
堂姐夫说，玉秀公公将状纸递到法庭上后，就再没管过，而刘家却三天两头地往法庭上跑，结果就让法庭把地断给人家刘家了。
我说你给人家也花两个，可那老东西就是不听，秦州呆，舍命不舍财嘛。堂姐夫说，又对亲家以及亲家的为人大大评说了一番。
我有些疑惑地说，不可能吧。
堂姐夫说，白纸黑字的，这还有假。说着，堂姐夫就从怀里抖抖索索掏出一张白纸，却是县法院送达的一份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行文生硬，措辞模糊，但判决文字中的两个结果却是极为清晰也毋庸置疑的，其一是，因原告（即玉秀公公）以联手做生意的形式将三分自留地赠予被告（即刘家），且已过了诉讼期（诉讼期为两年），故判定房屋为被告所有；其二是本案所涉及的625元钱诉讼费由原告全部承担。也就是说，玉秀公公在这场小小官司中的惨状，完全可以用鸡飞蛋打四个字来形容了。
这个“秦州呆”，屁事都弄不成。堂姐夫说，说时又给我陈述了与这场官司有牵连的另一件事情。据堂姐夫说，判决书送达的那天，玉秀公公在街上碰见了刘志雄，一言不和，就举起手中的拐杖敲了刘志雄一下。没想刘志雄摸着额头上的那个小包说，“秦州呆”，你他妈的等着，老子非叫你狗日的倒霉不可。三天以后，玉秀公公就收到了法院送给他的一纸诉状。诉状自然为刘志雄所写。内容除大肆渲染了玉秀公公打人的经过外，还不轻不重附带了几项赔偿的款项，如住院费，医药费，误工费等等，杂七杂八加起来也要1000多元。
说到这里，堂姐夫的脸上就露出了怜悯的神色，不管怎么说，亲家总还是亲家嘛。
叹息了一会儿，然后就说出了此次来县城找我的真正目的：他希望利用我在县上的关系，看能否将那1000多块钱免掉，将原本属于玉秀公公家的那三分地皮再弄回来。
我说，这怕不容易吧。
堂姐夫说，怎么不容易，我在法院打听过了，有人说这个判决是有些问题的，只要咱县上有人，完全可以扳回来的，至于他刘家告状要钱要医药费的事，那纯粹是在欺负人，只要咱把地皮能弄回来，医药费的事情自然就会不了了之。
停了一会儿，堂姐夫继续诡秘地说，他舅你不知道，自从街道改建以后，那红城子街面上的地皮可是一个劲儿地飞涨啊，现如今都涨到５万元一亩了。你想想，咱只要把那块地皮弄回来，那不是等于弄回来了一两万块钱嘛。
我笑笑说，好是好，不过这事恐怕不好办。
堂姐夫这时就笑眯眯地说，是钱的事儿吧他舅，你放心，只要你给咱们在前头拉关系走门子，钱的事儿你不要愁，我这一次哪怕砸锅卖铁呢也要把官司打赢。说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脏旧的布包，展开看时，却是厚厚一沓十元五元不等的票子。
堂姐夫说，这是1200，如果不够的话，你再言喘。
我有些犹豫，但还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说，话我可以问，但钱我是绝对不要的。
这时堂姐夫显然有些生气了，隔一会儿他就带着激将的意味说，他舅，我都在旁人面前夸下海口了，我说我有个娃他舅在县上干事着呢，这一回我不扳倒他刘家我就不信韩。说时，将那个装有一沓票子的布包啪地拍到茶几上，然后不问青红皂白就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有啥事你就叫顺心，保证随叫随到。之后，拉起他的女婿连客气的话都不说一句就匆匆走了。
当天晚上，我一直处在兴奋与不安之中。因为我那时正是喜欢替人办事以显示自己能力的年龄，故而辗转反侧，设计谋划，一夜之间竟上床下床达七八次。
半夜时分，被响声惊醒的妻子责怪我，你是不是病了？
我笑眯眯地对她说，病是没有，就是有点儿兴奋。
犹豫片刻，我就把堂姐夫以及堂姐夫亲家打官司的事告诉了她。在这个过程中，我心里很忐忑，因为妻子一贯反对我的家人和亲戚因为琐事与经济而纠缠我。没想她听了这件事后却很高兴，之后还耐心十足地询问了一些有关官司中的细枝末节。
我颇感意外，刚想问问，却见妻子已笑嘻嘻溜下了床，然后异常兴奋地抓过堂姐夫留下的那个布包，将里面所装的钞票翻来覆去数了不下三遍。
我看她爱不释手的样子，忙说，这是人家留下走门子的钱，咱可万万不能动。
妻子说，我知道，笨蛋。
之后，又语重心长地给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她们单位的事。说她们单位有个姓王的，伶牙俐齿，能言善说，除了在单位正常上班以外，便是替人办事打官司。在替人办事之前，他总是把要办的这件事说得很难很难，然后便慨叹如今的世风日下走门子，于是，要办事的人便一个劲儿给他送钱。他总是给要办事的人说，现在的这个钱真是不经花，昨天晚上请人吃饭又花了1500，这样，事儿办成了，他的钱也就挣得差不多了。
妻子感叹说，人家老婆光戒指就戴了三四个。
我说，人家是人家，咱们是咱们，咱们可不能过后教人指脊背。
妻子说，得，天下人就你最正经。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心情却是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
第二天早上，在匆匆办完了公事之后，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话找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天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建东。杨建东原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由于不安分的天性所致，他总是不停地折腾来折腾去。他那时常跟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活就活得潇洒一点，不要整天窝窝囊囊地尽受人气。说过这话不久，他就毅然辞职下海跟人去学做生意了。他先是卖鞋卖袜子，后来卖领带卖手机，再后来就杂七杂八的什么都卖了。发了点小财不久，城里忽地兴起传销热，杨建东于是又放弃了原先的生意转而搞传销。那时，杨建东总是一手拿皮包，一手提纸箱，表情和蔼地在亲朋好友之间走来走去。不久，也就在人们还没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杨建东已大大地赚了亲朋好友们一把之后继而去读书。在我的印象中，杨建东总是领风气之先，别人用呼机之前他用传呼，别人用手机之前他又用手机，即使律师资格证的取得，他也只用了仅仅三个月零十天。
这个杨建东，天下的先机都让他一个人占了。
这么说过不久，人们才发现杨建东的律师也当得像模像样的。人们常见杨建东西装革履，头发打摩丝，胸脯高挺着在街面上款款走过。不久就有他替人如何如何打官司的小道消息由天龙律师事务所不断传出。如此看来，杨建东在律师界的出名也不是什么年深月久的事了。
当天下午，我和杨建东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见了面。那时大约四五点钟光景，杨建东正伏在案上给人写状子，写一句，问一下来人，斯文庄重的样子让人见了心里不禁犯迷糊。大约一个小时后，他才打发走了来人和我见面。他先是让烟让茶，客套寒暄，然后就蜻蜓点水式地评价了一下他刚才所接的那个案子，他妈的，全都是些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事儿。之后，他才与我谈起了我在电话里给他谈的那件事。
根据杨建东的分析，红城子法庭的法官显然是把概念弄混淆了，物品可以赠予，土地怎么能够随便送人呢？
这些个土霸王，简直是在拿国家的法律当儿戏。
怒斥了一句之后，杨建东开始给我讲条文。他所讲的条文全都是成款成项的，什么《土地法》，什么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总之一句话，红城子法庭的法官简直是把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狗屁不通。
这样讲了半天后，杨建东才开始询问我和当事人的关系。
我说是我外甥。
杨建东说，亲嘛不亲？
我说，还亲。
杨建东沉吟了一下后说，要是不亲的话就算了，我这几天确实有个大案子呢，忙得很。
我赶忙不迭声地说，亲着呢，亲着呢。
杨建东这才把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下，说，要是你亲外甥的话，看来我这回是推脱不过去了。
我觉得我有些感动，忙把装在口袋里的一盒好烟掏出来递过去一根。杨建东吸了一口烟说，像你外甥的这个案子不大，但挺复杂的。这样吧老同学，我让所里尽量给你优惠一下。说着便喊过来靠窗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小冯，这是我老同学。
那被喊作小冯的青年立即心领神会拿出一本票据，开出的却是160元律师费。
谝了几句吸完烟后，杨建东才开始与我商量写上诉状的事。这时杨建东看了看办公室的周围说，这里永远是乱糟糟的，这样吧，晚上你找个清静的地方咱们坐一坐，有些情况我还得细致地了解一下。
我非常明白“坐一坐”是什么意思，便赶忙问他道，你大概能叫几个人？
他说，三个。
我们便约好了“坐”的时间和地点。时间自然是在晚上，大约六点半，当大家陆陆续续来到位于小城中心的原州大酒店时，说说笑笑和猜拳行令的声音已是不绝于耳。落座以后，开始互相介绍，杨建东叫了三个人，我也叫了三个，我叫的三个人中自然包括我们单位最能喝酒的老李和小李。接下来是点菜，点酒，之后大家共同传递一些本地政坛上的最新信息。由于这里既是县城，又是地区所在地，大家的信息便格外丰富而且准确，说来说去，便说出了许多头头脑脑之间微妙的个人关系。于是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发展关系是多么急迫与重要，于是又互道故里，互换名片，然后又扯七扯八地扯上了一些私人关系，其中两位还很快成为“姑舅”。这样乱谝了一阵儿，酒菜已上齐，杨建东端起一只酒杯道，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缘分，这样吧，我提议大家首先为缘分干一杯。没有人会不识相地反对。干了一杯后，杨建东又提议“打擂台”，这个提议又立即获得一致通过，并且马上有人跃跃欲试说要当“先锋”。
一切都在按照这个小城里饮宴的程序进行。酒至半酣时，我们单位的老李说，这样吧，咱们现在开始说“段子”，谁要是说不上来的话就喝一大杯。说着就在玻璃杯里倒了大约三分之一。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喝一大杯酒的，于是人们开始搜肠刮肚回忆那些听来的故事，以期能在故事的新与巧上战胜对手。
这样说笑了一会儿，大家又开始分成两派划拳喝酒。在这个过程中，杨建东始终只字未提他要“仔细了解”的事。我有些着急，便带着暗示的意味对杨建东说，时间不早了，咱们改日再喝吧。
没想杨建东眼一睁说，咋，不给酒了？
我忙说，不是，我是说天晚了，咱们还有正事儿呢。
杨建东说，难道这不是正事吗？快不要多说，今天我是不醉不归。
对，不醉不归。
其余的人这样应和着，展开指头又进入了下一轮搏杀。我怕事后担个啬皮的罪名，忙喊来服务小姐又拿了两瓶，这时大家卷着舌头说我真够哥们。
酒一直喝到午夜一时许。
临到散场的时候，我已经头重脚轻，神志恍惚，隐约听得有人说还要唱歌子找小姐，便佯装大醉没再理睬。
大家便只好各回各家。
第二天早上，当我还在醉梦中酣睡的时候，枕边的电话忽然铃声大响。我以为单位又有什么急事了，便赶忙一边穿衣一边拿起听筒，电话里传来的却是杨建东爽朗而清晰的笑声，哈哈，数年不见，没想到你还是那么脆弱那么不经折腾。说笑了几句，回忆了一下昨晚酒场上的情景，然后就一本正经地给我交代了一些有关诉讼方面的事情。杨建东说，上诉状他已经写好了，他打算今天中午就按照程序寄给红城子法庭，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待中级法院的开庭审理了。
我忙问道，那你把官司里的情况写清楚了没有。杨建东哈哈一笑道，操，写不清楚我怎么当律师。
回到客厅，我的脑子里还在回想着杨建东的声音和昨晚他在酒场上的表现，心想杨建东这小子也真是厉害，喝醉酒了也照样替人打官司。这么一边想，一边就摸出口袋里的钱悄悄点数，一点却吃了一惊，堂姐夫留给我的那些活动经费，仅昨天一天就花了635元整。
心情于是就格外的糟。
过了数日，堂姐夫又忽然找上门来。堂姐夫仍然拿的是一壶清油和一袋子白面。一进门，堂姐夫立即就大会发言似的向我叙述起了他亲家那边的情况，他说刘家这几天格外嚣张，他们拿着红城子法庭的那个判决到处散布谣言，说法院已经把房子和地全判给了他，他不但要继续租房收钱，而且还打算秋后消停了再把那些旧房子重新翻修一遍。堂姐夫说着，就在我家的客厅里又扔下了三个烟头和半地烟灰，末了留下一句话说，这场官司只能赢不能输，要是输了的话，那他在亲家面前的威信和我在老家的影响就都不太好了。
送走了堂姐夫以后，我的心情又无端地恶劣了起来，我想我实在是无事找事，咎由自取地将自己送进了一个不能挣脱的泥坑。
又过数日，杨建东打来电话说，诉状已经到达中级人民法院了，接手这个案件的法官名叫李明，是他拐了好几个弯子才认下的一个老乡。除此之外，他还安排好了我与李法官接触见面的方式与地点：晚上去明秀茶楼喝茶。
我担心地问，那么你去不去？
杨建东说，我不去谁给你们牵线搭桥？
我说，你们一个是律师，一个是法官，坐在一起说话恐怕不太方便。
杨建东淡淡一笑道，操，亏你还是国家公务员，连这点社会经验都没有，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嘛。
我于是就不再多言。到了晚上，照例是杨建东约人，我约人，然后大家按照指定的地点来到位于城南角子上的明秀茶楼。这是一座带着浓郁南方色彩的日式茶楼，楼前挂着一溜艳红的宫灯，灯旁斜缀着一行行五彩的小旗，在迷离灯光中，整个楼体又弥漫着一层浅浅的豆绿色。进到里面，地毯猩红，盆树翠绿，一群木屐和服的小姑娘像一些彩塑的蜡人一样侍立两旁。老李悄悄地说，这该不是真正的日本娘们儿吧。杨建东说，你只要问他一句话就知道了。这时老李果真走到一位年龄较大一点的姑娘面前。老李随便问，一枝梅在哪里。小姑娘轻轻说，在二楼。话虽是普通话，语调中却夹杂了浓重的本地口音。老李于是就感叹不已。
到了一个名叫“一枝梅”的包厢前时，又有一位小姑娘轻声说，先生请换鞋。低头看时，见门前放一溜摆地道的厚底日本木屐。老李就有些犹豫，我的脚实在臭得很。杨建东说，臭也得换，这是规矩。
在一阵悉悉索索的换鞋声后，大家猫着腰钻进旁边一个狭窄的小门里，里边却是一面形似大炕的地板。地板中间一个方坑，方坑里面支着一张高出地板许多的方桌，这便是有些换相变种的日式茶楼了。
大家纷纷把脚伸进中间凹下去的那个方坑里。
于是就有一缕隐隐约约的臭味飘上来。
老李难为情地说，要是你们提前说要来这里的话，我无论如何也得把脚洗一下。
大家调侃地说没关系，这样味道更丰富。
等了一会儿，李法官来了。李法官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年轻人，个子高高，面皮白净，一进来就显出一副有涵养的样子和大家一一握手，寒暄之后，大家按宾主的位置分坐四周。这时一位发髻高挽的小姑娘拿着两本单子跪在门前说，先生请点茶，点菜。大家你推我，我让你，单子最终落到了我手里，是一本名目繁多的茶谱和一本菜单。茶谱上的品种很多，价格也贵得惊人，一壶茶少说也得数十元甚至上百元，而菜单上的名称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且不明就里，如花生米它不叫花生米，叫夜光宝石，青椒肉丝不叫青椒肉丝，叫英雄救美，另外它还将小葱拌豆腐叫雪野绿踪，把锅仔肚丝叫浪里白条，总之一句话，它总是费尽心机地让人动脑筋和极尽猜疑。
费了好大劲儿，茶和菜终于点齐了。这时杨建东提议道，虽然是喝茶，但酒还是一点儿也不能少的。于是众口一词又要了几瓶西夏宴。
开喝之前，大家照例是谈天，扯关系，扯来扯去就扯到了官司上头。这时李法官说，你外甥的案子我已经仔细看了，估计问题不大。
我忙问，那么你看问题主要在哪儿？
李法官说，他的那块地皮是自留地，这就必须要有村上的证明和证人。
我说，村上的证明有，证人也多着呢，是他家的自留地嘛，这谁还不知道。
李法官说，那就好办了，回头让你外甥把这些材料都补齐，不然到判决的时候又要打麻烦。
我没想到事情竟办得这样容易，便有些感激地说，不愧是中院的，办案就是利索，这样吧，今天咱们一定要耍好，争取一醉方休。
对，一醉方休。
大家一边这样应和着，一边摩拳擦掌做好了大战的准备。这时门边站着的小姐跪进来说，大家喝酒可以，但请不要高声喧哗，这样吧，我给大家免费教一种文明饮酒的方法。说时，拿起旁边的一副扑克牌，挨个儿在每人的面前发了三张。
杨建东便哧哧笑道，这算什么高妙方法，扎金花嘛，谁不会。说时就从小姐手里拿过扑克，自作主张地宣布了饮酒规则：谁不押喝一杯过，押的人就按数喝。然后自己首先饮了三杯酒令酒。
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的。
于是大家便押牌喝酒。
酒至半酣时，照例有人划拳，有人说段子，末了大家挤一挤眼，竟把酒量过人的李法官灌得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回到家里，我要干的头一件事便是点数口袋里的钞票，一数，心里又是一惊，原来堂姐夫给我的那点活动经费，已赫然超支了数十元。也就是说，除去堂姐夫给我的那1200元，我自己已经垫进去了近100元。
妻子冷嘲热讽地讥笑了我一个晚上。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在寻找了半天那本脏兮兮的通讯录后，便拨通了堂姐夫留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那个电话原来是街上一个小卖部的。大约是堂姐夫安顿了的缘故吧，那店主人一听是我便热情地“噢”了一下，然后说他马上给我叫人。我只好在通着的电话旁边等着。这时候小卖部里七嘴八舌，人声嘈杂，店主人通过大约是一个高音喇叭之类的东西向外喊道，王顺心，王顺心，请马上过来接电话，接电话。
约摸过了五分钟左右，听得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闯进来问道，谁打的电话？
店主人说，县上。
于是我就听到了我那个所谓的外甥笨拙地喊我“舅”的声音。
没有什么可以拐弯抹角的。在互相问候了几句之后，我便直截了当告诉他官司进展的情况和需要补做的一些事情，末了又对他说，你给你丈人捎个话，你就说他拿给我的那些钱已经花完了，以后花钱让他自己到城里来。
这样说了之后，我忽然想起妻子说过的她们单位那个专门替人打官司敛钱的人，心里不觉七上八下。
此后的一段日子，我基本上是在心安理得中度过的。因为无论怎么说，官司总还是有点眉目了嘛，况且据我所知，原来李法官的儿子竟和我的儿子是同班，都是一年级三班。当我得知了这一情况后，便立即改变了一直由妻子接送儿子上学的习惯，改由自己亲自出马去送了。这时我就会常常碰到也来接送儿子上学的李法官。李法官的儿子名叫李同，圆圆脸，小小个子，一放学立即就会像胖鸟一样从校门里飞出来，爸爸，爸爸。这时就见李法官冷峻着脸幸福地张开双臂。
我恭维道，将门虎子，不愧是法官的儿子。
李法官谦虚地说，不听话，也匪得很。
之后我们就会以闲聊的方式谈许多事情，包括官司。这时李法官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表情格外和善，他慢慢地点燃烟，慢慢地把双臂抱起来，然后像熟识了二十年一样给我分析案情的要点并讲解与之有关的一些法律。不仅如此，李法官还会开诚布公地为我假设解决问题的种种途径，如硬判，软判，或者通过调解的办法让两家人都能够心理平衡等等，总之一句话，李法官正在为堂姐夫的这场官司绞尽脑汁，殚精竭虑。碰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格外感动，一边听任他因激动而喷溅出来的唾沫微雨一样落在我的脸上，一边就暗自庆幸自己多亏遇到了一位好法官。
回到家里以后，我立即叫来儿子询问一些有关李同的学习情况，并谆谆教诲儿子，要帮助李同，要和李同搞好私人关系等等。尽管儿子老大不情愿，但当着我的面还没有表示出明显的反对。
这样过了半月，忽一日李法官打来电话说，让王顺心赶快到法院来一下，最好带上村干部和组干部。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他准备对此进行调解的办法：地归王家，因为地皮本来就是王家的嘛，但刘家为盖房也花了不少的钱，所以王家在收回自己土地的同时应该给刘家以适当的经济补偿。
我想了想，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于是便赶快拨通了红城子街上的那个电话。
接电话的自然是我的那个“外甥”王顺心。
王顺心说，这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主，他还得叫上他的丈人我的堂姐夫，另外，他还问刘家同时去不去人。
我说，你走你的，你问人刘家干什么？
王顺心说，要是刘家去的话，那我得至少带一把菜刀，因为刘志雄的那四个儿子实在是野得出了名的。
我沉吟道，他有四个儿子？
对。
我于是就告诉他，防身是必要的，但请不要过于紧张，因为那毕竟不是红城子菜市场，而是堂堂正正的执法部门地区法院。
安顿停当以后，我就在家里静等李法官调解的结果。等到中午，李法官终于打来电话说，所有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和笔录都已做全，下一步就该到实地取证阶段了。我说，刘家来人了没有？李法官淡淡一笑道，这个你就不用管。我又问，那么律师什么时候介入最好？李法官说，屁大的一点案子还用什么律师。我觉得我有点气愤了，便说，那么杨建东还来不来？李法官说，他想来就来，不来也没太大关系。我这时只有很响地喘喘粗气而已。
说话间，堂姐夫已带着村干部们进门来了，坐定之后，大家便众口一词骂了一会儿刘家和刘家的四个儿子，末了又大致预测了一番官司的最终走向。这时堂姐夫便欣然要请李法官吃饭。我说，算了吧，等调解结果出来以后咱们再请。堂姐夫却执拗地说，等结果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于是就去请。
于是就又有了一场执杯把盏的搏杀和拳术的较量。
大约一月以后，堂姐夫从红城子打来电话说，判决书已经下来了，结果极不理想。我问怎么不理想。堂姐夫有些气呼呼地说，两不管嘛。我问究竟怎么个两不管。堂姐夫说，反正电话上也说不清，等一阵儿我到城里来给你说。
正午时分，我终于看到了堂姐夫拿来的那个盖有地区法院大红印章的判决书。判决书共有两页，第一页除公文固有的程式外，内容大致罗列清楚了案情的来龙去脉和调查的结果，中间附有若干村组的证明和其他人的证人证言。第二页则是判决书最关键的部分，即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共有两条：其一，撤销红城子法庭对该案的一审判决，交由当地行政机关处理；其二，本案所需的265元诉讼费由原告被告各承担一半。
看罢判决书之后，我立即拨通了李法官办公室里的电话。电话在一阵舒缓的“嘟嘟”声之后通了。李法官年轻而干练的声音舞蹈一样远远飘来。
判决书你看到了吗？
看是看到了，可有许多事情我还不明白。
哪些不明白你说。
你不是说要调解的吗？
本来是要调解的，可一到合议时，大家又认为关于土地方面的案子后遗症太多，不好处理，最后就直接下放到乡上去了。
我有些激动地说，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判了嘛。
李法官颇感为难，其实你不知道，案子虽然是我接的，可事实上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说，那究竟谁说了才算呢？
李法官笑笑说，你不要跟我抬杠，你还是早早到乡上去看一看吧。
我本来还想说一些很过激的话，可想想于事无补，也就算了。放下电话，堂姐夫的愤怒已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了。堂姐夫说，其实咱们在找人说情的时节，人家刘家早就跑到前头了。据我所知，这个李法官最少吃过刘家的三顿请。
我说，李法官可能也有自己的难处。咱们没有根据的话最好先不说。
堂姐夫猛地将烟头砸在地上说，我怎么没根据？我如果胡说一句的话，叫恶鬼把我的舌头拔了去。说罢，又回过头来教训儿子一样教训我说，他舅，不是我说你，你也实在是太老实了点。接着他就用实际事例批评了一番我的诸多老实和不懂世故，末了又下命令一样给我分配任务道，这事还得你接着找人，不管怎么说，你总还是国家的一名干部嘛。
我说，我是啥干部，其实我狗屁都不是。
堂姐夫看我有些生气，就又反过来安慰我说，刚才我说话是有点过头了，不过他舅呀，以后在社会上混还是多一点心眼的好。
这样说了半天后，堂姐夫又开始谋划下一步该走的路子了。据堂姐夫分析，这场官司并没有就此结束，不管怎么说，它还是达到了最初设想中的第一个目标，即：否定了红城子法庭开始时的那个判决。也就是说，无论对于玉秀公公还是刘家，官司并没有彻底输或彻底赢，它只是像陀螺一样在原地打了个转之后又返回到了从前。
堂姐夫说，人还得你继续找，要不是你，我们提上猪头还找不到庙门呢。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多少还是受用了一些，因为与我而言，这场官司毕竟会在亲戚朋友中间产生一定的影响与说法。
送走了堂姐夫之后，我便立即着人打听红城子乡的领导班子成员，得知书记姓顾，叫顾勇，原先是县司法局一名普通干部，因为工作出色而被派到本县西部穷乡红城子。这顾勇也真能干，到红城子不几年，他竟给上上下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和一个好口碑。据说在红城子，顾勇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只要在本乡本土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换句话说，只要获得顾书记的帮助或支持，那么这场官司无疑会有一个好的归宿或者结局。
也真是凑巧，正当我处心积虑筹划如何接近这位乡党委书记时，一年一度的下乡扶贫工作开始了，而我们单位包扶的地方恰巧就是红城子乡的红城子村。包扶队员老李临出发前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你的那两顿饭我也不能白吃，我这次扶贫的第一步就是帮你把这位顾勇书记搞定。
下乡进村的第一天，乡上设席款待包扶队员。席间老李与书记觥筹交错，主宾互敬，在进行了一番人人“打关”的较量后，书记对老李“每人面前二十四杯过”的好酒量顿生爱慕之心，当即表示，只要是老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给予支持或解决的。
老李于是就趁机向书记陈述了那场官司的来来去去和最终结果。
老李说，这地皮的主人就是我们小韩的亲戚，小韩可是我们单位的笔杆子，只要你把这个忙帮了，过后我让他好好把你在咱县报上吹捧吹捧。
书记自然喜笑颜开，当即拍板，只要情况属实，过几天他会立马让乡上协助村上把事情给办了。
得到书记“口谕”的第二天，我便立即打电话给红城子，让玉秀女婿赶快去找书记。此话说过不久，玉秀女婿却哭丧着脸又来找我，说，舅呀，话还得你亲自去说，我们平头百姓光是个挨骂，人家书记连判决书上的字腿腿都不看。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问怎么骂时，玉秀女婿已把鼻涕涎水抹了一手背：我进去时，人家正在沙发上抽烟，我刚一开口，人家就一拍茶几说，你这个囊怂，连自己的一点自留地都看不住，还找这找那的，滚出去。
我赶紧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转达给了老李，老李却淡淡一笑道，你放心，天塌不下来。之后又有些倚老卖老地教训我说，小韩呀，看来你对乡上的干部确实有些不熟，你想想，在乡上干事如果嘴上不凶的话，那心里可是要吃大亏的。
我就赶忙向他讨教下一步该走的路子。这时老李慢悠悠地说，你先不要急，现在的乡长书记都在城里有窝，过几天我打听一下，只要他一回城，咱们找个地方立马把他放翻。
我知道他所说的“放翻”是什么意思，便忙说，看能不能再换个方式，比如说我给他写个宣传稿稿什么的。
老李说，稿稿要写，酒也要喝，你让人办事总得有个感情交流的过程吧。
我便只好等待着和书记进行一番“感情交流”。
大礼拜的一天，我正在家里闲坐，忽然桌边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拿起一听，却是老李那被酒精浸泡得有些嘶哑了的声音。
老李说，他刚刚打听到顾书记已来县城，如果可能的话，今天晚上他就替我把书记约妥了。
我说，你赶快约。
老李又说，我想来想去还是人多一点好，这样吧，我把那些扶贫队员们都叫上。
我说，反正请一个是请，请十个也是请，无所谓。
老李便显得非常满意地说，那好，今天晚上不让他书记现场办公我就不姓李。
我笑笑说，还是适度一点为好。
老李说，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放下电话，我的大脑里立即出现了今天晚上将要出现的场面，我想，今天晚上看来躲也躲不过去了。这样一边想，一边就迅速拨通了红城子街上那个小卖部里的电话，让他赶快叫来堂姐夫以及堂姐夫的女婿王顺心。我之所以叫上堂姐夫，一是要显示显示我的能力，让堂姐夫知道我并非他常常说的太老实或太没有经验；另一便是为饭后付款的经济问题。因为堂姐夫曾不止一次怀疑过我两顿饭就花掉1000多元的事实，常跟我掰着指头计算饭菜的品种和价格。
下午的时候，堂姐夫如期而至，这时老李约妥书记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到来。我对堂姐夫说，如果你想吃饭咱们一块儿去。堂姐夫手摇得蒲扇一样说，我不去，我一见那个小白脸书记腿肚子就打转。临了又惴惴地说，你们耍你们的，我到门厅里等着，今天晚上跑腿结账的事你就不要管。
听他如此说，便知道他对上次所花的钱仍心有疑虑，于是暗想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点几个让他几天几夜睡不着的菜。
到了晚上，大家便像候鸟一样从四面八方来到食苑楼。食苑楼在这座小城的靠南边。两年前，我曾在我的另一篇小说中描述过这家酒楼的情景，我当时的文字是这样表述的，“一般而言，这个酒店接纳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当地有些政府部门的达官要人，再一就是腰缠万贯的富家商贾……菜谱上的菜肴也都是本城最稀有的昂贵名菜：甲鱼、乳鸽、烤鸭、对虾、非洲鲍鱼、腰果贝串，还有道大家秘而不宣的‘洞里春花’……”仅仅事过两年，小城的饮食格局已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变化。不要说遍地开花的各式酒楼、茶楼，就是食苑楼本身，也在变着花样地让人们叫绝。楼外彩灯高悬，楼内花团锦簇，一队队玉人一样的服务小姐一律制服小帽，而迎门直立的玻璃水缸则全部是各种各样的浮游水族和鱼类。客人进门以后，不是拿着菜谱左看右看，而是直接走到那些正在欢游的生物面前点将下锅。
人齐之后，作为贵宾的顾书记很快就点齐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这时老李就颇有感慨地说，我计算过，咱们这个地方大大小小有数百家饭馆和酒店，天天客人爆满，这不知道谁在这儿吃着呢。
顾书记开玩笑说，你是县上领导，你不知道谁知道。
老李就带着揶揄的味道掐数自己吃过的馆子，一数，却着实吓了一跳，别的不说，仅他这几年陪客吃过的馆子就有上百家之多。
老李继续感叹着说，这现在的人除过驴肉不吃，再啥都吃呢。
这时顾书记就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说，驴肉也能吃，不瞒你们说，这儿就有这么一道菜，不过它的名字不叫别的，叫钱钱肉。
老李说，怎么叫钱钱肉。
顾书记说，切成一片一片的像个麻钱，所以就叫钱钱肉。
老李立即兴趣大增，嚷着叫着要吃这钱钱肉。我见大家一直期待地看我，便咬咬牙说，那就点一个吧。
于是就点了一个。
凉菜上齐之后，顾书记对大家说，今天我叫你们喝个绝的。说时对旁边的一个服务小姐挤挤眼。小姐立即心领神会，出去不大工夫就端进满满两碟倒满酒的酒杯，大家一看，一边是红色，一边是绿色。顾书记告诉大家说，这便是此店有名的鲜蛇酒，红为蛇肝，绿为蛇胆，凑在一起名曰“肝胆相照”。喝了此酒，一为滋阴壮阳，明心润目，再一就是取友情长存之意。说时便端起两杯扬手干了。
大家也都纷纷端起酒杯，梁山好汉一样皱着眉头把酒干了。
这时大家直咂着舌头嚷，腥，腥。
顾书记就笑呵呵地说，这是刚从蛇笼里提出来的蛇，怎么能不腥呢。
于是大家就又感到了一种像生铁一样的鲜蛇气息。
喝了蛇酒尝了腥后，大家的情绪变得骤然高涨起来。这时老李捋了捋袖子说，每次都是我姓李的打头阵，我想这回也不会例外吧。左右看看，见无人应对，便酒坛领袖一般拿过一个盛有十二只酒杯的瓷碟子说，我还是老政策，每人跟前二十四杯过，宝五不要，成拳带好。这时有几个人说太多了，还是少一点为好。但红城子来的顾书记却为老李大加喝彩，二十四就二十四，喝酒为醉来，娶老婆为睡来嘛。说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得了鼓励，老李的神情就格外地爽，他一手划拳，一手数数，一关未满竟将几个人灌得脸红脖子粗了。
接着是顾书记打关。
再接着其他人一一打关。
关打圆后，有几个就开始说段子或讲笑话，内容自然都是关于乡干部的。说着说着，就说到了那场难缠的官司上头。这时顾书记的神态骤然严肃起来，他一边询问官司的前前后后，一边就做出深思熟虑状。末了就格外慎重地说，这是土地方面的事情，有可能不归乡上管，这样吧，我找个人一问就知道了。说着就掏出手机给人打电话。
他打电话叫来的是土地局的一个小秘书。
小秘书一落座就干了三大杯，说，现在你说，只要是我职权范围内的，咱们酒喝完立马就办。
我于是又把官司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
小秘书听完后皱着眉头问，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没听清，你说地皮原先是你的还是人家的？
我说，地皮是我们的，房子是人家的。
也就是说，人家在你们的地皮上盖了两间房子？
我说，是的。
小秘书就偷偷笑了一下。
这时顾书记也暧昧地笑着捣了捣小秘书的腰说，你笑什么，赶快给老兄出个主意，这方面的问题究竟是该你们管还是该我们管。
小秘书立马就拿捏起来，他点上烟，长长地吸了一口又从鼻孔里吐出来说，按道理说这事该我们管，可我们因为人手少对这些事从来没管过。
顾书记说，那你说该怎么办？
小秘书说，还能怎么办，请局长呗。只要我们局长点了头，他就是天王老子也得把你的地皮让出来。
顾书记扭过头来说，那就只有找局长了，只要局长一答应，我这边的事咋么都好说。说时就悄悄地在小秘书的腿上拧了一把。
可以说，这个暧昧的动作显然激怒了我，也使我在刹那之间有了一种入人圈套的屈辱感。我说，地皮的事咱们先不说，咱们先喝酒。说完就端过酒杯自告奋勇打了一个关。
之后就醉了。
之后就自然摔了碟子也骂了娘。
回到家里以后，我仍然余怒未息，一边把桌子拍得啪啪响，一边就大骂顾书记耍滑头，而堂姐夫则因为一桌饭花了1000多元而伤心不已。堂姐夫说，到底吃的啥嘛，就是一桌老虎肉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嘛。骂了一会儿，就又凑过来打听酒桌上的情形，这时我就将这场官司的最终走势给堂姐夫以及他的女婿作了如下一些分析：首先，如果这场官司按照这个方法打下去，我们还要找无数次人，请无数次客；另外，即就是我们把该找的人都找到，把该请的客都请完，官司未必就一定能赢。
堂姐夫说，为啥？
我说，也不为啥，就是因为我们他妈的太软弱，自己家的地被别人占了还到处请人喝酒遭人笑。
堂姐夫惴惴地说，那你说咋办？
我说，官司是没办法打下去了，如果说你们还要继续打官司求人的话，这事以后跟我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堂姐夫说，说时气得衣服襟子都抖了两抖，停停，就带着迁就的意味低声对我说，他舅，你也不要说气话，到如今碌碡都拽到半山上了怎好撒手。再说，你把事办到这个程度不管的话，亲戚邻人还不笑你？
我说，既然如此，那么我说的话你们还听不听？
堂姐夫和他的女婿头点得拨浪鼓一样说，听，听。
于是我就用十足拿捏的口气对他们说，据我今天晚上的思考，这场官司我们从开始就弄反了，如果按常规，应该是他们告我们，而不是我们告人家。
堂姐夫就显得很疑惑地说，他舅你也真会说笑话，咱们告人家都告不过，人家告咱们咱们还能应付得了？
我说，咱们不聪明之处就在这里。你想想，地本来就是你的，你还到处告人家，人家怎不笑话你。
那么依你说呢？
依我说，现在咱们应该把事情倒过来，想办法让他告咱们。
那有啥办法呢？
我说，拆房，先把房子拆倒咱们再说。
堂姐夫和他的女婿这时都伸长了脖子看我。我说，据我所知，就是现在法院把房子判给你，到时候拆房的工作还得你自己来。我见堂姐夫面露难色，便进一步激他道，如果你现在不敢拆，那么法院判下来你还是不敢拆。
堂姐夫犹犹豫豫地说，拆是敢拆，就怕拆了以后麻烦更大。
我顺势拍了一下腔子说，只要你敢拆房，剩下打官司的事我打官司你看。
得了鼓励，堂姐夫的女婿王顺心胆子格外大起来，他一边红着脸嘿嘿傻笑，一边就将一双木碗一样的拳头捏得格吧格吧响，舅你不知，我小时候在我们红城子打架是出了名的。说着就讲起了他一次打倒五个牛贩子的经历，讲到兴奋处，竟一拳将我家的沙发扶手打得塌下去了许多。
堂姐夫笑呵呵地说，人说秦安的鸡娃都会捣脚步呢（言会武术之意），我的这个女婿你不要看长得粗鲁，手脚可麻利着呢。
夸赞了一番，接着大家就商量如何拆房的事情，这时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絮絮叨叨一直密谈到深夜一时许。
此后多日，我一直处在平静而安恬的心境中，因为据我分析，玉秀女婿是绝对不会去拆房的，原因很简单：势单力薄。这当然不仅仅因为玉秀女婿好汉难敌众手，更重要的是，人一旦处于下势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石头大了绕着走”的心理。
但这种想法过后不久，那种真正让我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玉秀女婿于一日清晨竟真的把刘家盖的房子给拆倒了。
拆倒房子的第二天，玉秀来到城里找我。玉秀提着半篮苹果，半篮鸡蛋，一进门就声泪俱下地号开了，舅呀，你这回可要给我做主呀。说着顺势将一把鼻涕毫不客气地抹在我家沙发的前腿上。
原来，就在我和堂姐夫密谈后的第二天，玉秀女婿便动员租房的客人们搬了家。玉秀女婿说，你们交给刘家的房租我负责给你们退，只要你们赶快从这儿搬出去。本来，租房的人还想再缠磨一会儿的，但一看玉秀女婿那一副凶恶样子，心里立时就软了。不消半日，两间屋子客走房空。玉秀女婿于是就开始实施自己的拆房计划。玉秀女婿提一柄八磅大锤，跃上房脊，嘭嘭只几下，两间房子的屋顶便像放大了的积木一样哗哗倒地。
街上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圈。
一个年轻人说，就是嘛，自己的地皮让别人占了还到处告状，告的个啥状，两锤子就解决问题了嘛。
这天下午，刘志雄闻讯赶到街上，一进街口就放出风声：后天他将亲率四个儿子到玉秀家来拆房，且扬言谁挡就打断谁的狗腿。
玉秀说，房拆了我们娘儿们往哪里住呀，再者说了，刘家那四个愣儿没一个好货，要是真来的话，我们娃他大肯定要吃冷亏。舅呀，话头是你提起的，你这回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呀。说时就又往手心里一下一下捋鼻涕。
我忙安慰她道，你先不要急，咱们慢慢说嘛。
心里却是惶急得不能再惶急了。
稍过片刻，我就赶忙打电话叫过来老李，一说原委，老李却是淡淡一笑道，这点小事慌乱个啥，看我的。说着就顺手拨通一个电话，却是打给红城子街上那个小卖部的。
喂，魏支书吗？
那边含含糊糊应答了一声。
老李说，我是李东舟，我这几天在县上开个会，暂时还脱不开身下来，这样吧，救济款的事过几天我就会搞定，等我把钱弄到手咱们再开会研究。不管怎么说，你和村长每人都有一份的。停停，就又把语气略微加重了一下说，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你们村王顺心拆房的事，你知道吗？
那边忙说，知道李主任。
老李说，我和你们顾书记碰了一下头，觉得这个事非你解决不可。
那边说，李主任你说，是弄王家还是弄刘家？
老李笑了一下说，你这个老魏呀，不是弄谁不弄谁的问题，是要你把问题处理好。这样吧，还是我给你具体布置一下，明天早上，对，明天早上你哪里也不要去，就带上七八个壮实小伙子，不要动手，也不要帮王顺心拆房，你带上你的人在那一带转悠着就行了。记住，要带上家伙，要把脸弄得凶一点。
交代完这些以后，老李又转过身来问玉秀，那两间房你们全拆倒了没有？
玉秀说，拆倒了。
老李又问，拆到啥程度了？
玉秀说，房顶揭了，前墙推了。
这时老李便暗授机密一般低声说，我算了一下，明天红城子恰巧逢集。这样吧，今天晚上你们两口子安心睡觉，等明天早上赶集的人多了你们就拆房，前墙要拆，后墙也要拆，你们最好给它连坐地基的那一层砖也全部拆掉。
玉秀便有些担心地说，那刘家要是来人打架咋办？
老李便把一只大手摇得蒲扇一般说，你放心拆你的房吧，明天要是刘家敢动你一指头，你姓啥我跟着你姓啥。说得玉秀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从这一声笑中，我又依稀看到了玉秀小时候的影子。
但那影子委实是太虚幻太邈远了。
隔了一天，消息终于从偏远的红城子传到了城里。消息的内容自然是老李接了电话带过来的，说是那一天早上，玉秀和她女婿早早地来到那两间业已拆毁的旧房子跟前。玉秀女婿依然袒胸露膀，提一柄八磅大锤，走到房前，二话没说就是一阵猛砸。不一刻，那剩下来的几堵残墙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哗倒了。与此同时，支书所带的七八个小伙子也陆陆续续出现在塌房子的左右。有几个性急的干脆走过来也帮着玉秀女婿拆房，且边拆边骂，狗日的刘志雄，你那臭手伸的也太长了，还想欺负我们街道里人。
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圈。
拆到中午的时候，刘志雄没有露面，刘志雄的四个儿子也没露面，这时玉秀女婿便大手一挥说，弟兄们，喝酒去。于是七八个人在就近的饭馆里摆了一桌，吆三喝四直喝到太阳滑向西山。
这天晚上，红城子街上的人像庆贺什么一样庆贺了整整半夜。
第二天相安无事。
第三天无事相安。
到第四天早上，刚一上班，老李便兴冲冲来到我的办公室，在陈述完以上发生的所有细节后颇有些自得地说，我说过了，你的那两顿饭我不能白吃，看看怎么样，我没有吹牛吧。
我说，也很一般。
但心里却是佩服得不得了。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还是有点看不起老李的，因为在我们单位，除了那个老实巴交的司机外，混了几十年还没有升官发财的就只有老李了。老李常常蓬乱着头发，穿一件旧西装，浑身上下都是一股子残酒味儿。他逢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只要每天有酒有肉，我这辈子就算永远知足了。因而大家总是把他当作笑料或反面教材来看待的。
但无论如何，老李的机智和与人为善却是与生俱来的。
闲谝几句之后，我就开始向他讨教那天他处理问题的秘诀。这时老李便十二分地拿作起来，他先是弹弹烟灰，掠一掠头发，然后把垂着的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说，这个嘛，也不是你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那还得好好地进行一番艰苦磨炼啊。
原来，老李在下乡扶贫期间，已十分清楚地掌握了刘志雄以及他四个儿子的情况。老李知道，刘志雄的四个儿子虽个个彪悍，但个个贪财，认钱不认人的本性使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况且刘志雄自从把那两间房子租给别人后，就曾经直截了当地告诉过儿子，你们现在都已分家另过，以后就各弄各的光阴去吧，至于这两间房子的租金，你们谁也别想沾上一分钱。这样，那四个儿子在关键时刻谁也不会替他死心塌地地卖命。
分析完刘家，接着他又分析王家。据老李观察，王家虽然势单力薄，但他毕竟是街道里人，街道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他们虽然认为自己不如城里人，但却比乡下人强，他们嫉恨乡下人比自己日子好过的心理并不比城里人嫉恨农民进城的差。这样，他们联手对付刘家的行为就很容易解释了。
老李说，你不要看我整天待在机关里，可乡里的事我照样一清二楚。
我说，佩服佩服，那么依你之见，这官司究竟该如何收场。
老李说，说收场其实已经收场了，要说没收场的话，有一件事确实还得咱们继续做。
我说，哪一件？
老李说，亮相，说白了也就是得咱们到红城子去一趟。你想想，王家在街上搞了这么大的事，人们还不知道谁在后面撑腰着呢。我想过，咱这一去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为你们的亲戚进一步撑腰壮胆，二来嘛，自己顺便也风光风光，不管怎么说，你总得给人家一个报答感谢的机会吧。
我笑笑说，有这个必要吗？
老李说，非常有必要。然后便重重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嘛。
此后不久，老李就邀我和他的扶贫小组一起下乡去了。下乡期间，我和老李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款待，可以说，红城子街上无论男女老幼都对我们报以亲切的微笑与敬意。特别是堂姐夫的亲家老王，一大早就候在支书家的门前，等我们刚一履行完公务就将我们强拉硬拽到他们家里。这个据说是以小气和吝啬出了名的“秦州呆”，为招待好我这个在县上“当官”的亲戚，竟一下子宰了一只羊，数只鸡，把屋里屋外的气氛弄得跟乡里过年差不多。而老李这时也乘机大快朵颐，他除带上自己的三个扶贫队员外，还大方地邀请到了包括顾书记在内的所有乡上的领导班子成员。
这期间，堂姐夫也闻讯赶到了红城子，他对这场官司的结果非常满意，并对我的所作所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堂姐夫说，朝里有人好办事，我这回总算领教过了，这回要不是他舅，我们这场官司还不知道打到猴年马月呢。说得顾书记脸上一抽一抽的。
但不管怎样，酒席上的气氛还是相当热烈的。老李充分发挥了他在酒场上的能力与经验，把红城子乡上的一帮子干部们喝得呕天哇地，叫苦连天。
酒席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
第二天，当我们还在梦乡中头脑昏昏的时候，关于我们的故事已在红城子街上广泛流传开了，尤其是老李，人们不但把他描述成一个“三斤不倒”的酒仙，而且还非常肯定地将他的身世传奇化，并将他的头衔由文明办主任提升为县委副书记。
当然，刘家也非常识相地打消了将这场官司再打下去的念头。
两天以后，我们重又回到了我们每天生活和烦恼着的那个小县城，我们的生活跟以往每个时期的内容一样，上班下班，要么就是找一个什么借口到小饭馆里撮一顿。至于杨建东和李法官，我们也时时碰面。我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觉得尴尬或有失颜面，相反，我们照样有来有往，有说有笑，偶尔地，我们还会同时被人邀请到某一酒店陪人吃肉喝酒说段子。
那场刚刚过去不久的官司渐渐被我们淡忘了。
我也并没有因此感到被亲戚尊抬的窃喜与欣慰。
只是偶然间，妻子就会带着嘲弄的口吻对我说，咱们家的清油白面不多了，咋还不见你家有什么亲戚来打官司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