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这个词儿已很陌生了，许多人都不再提起它，问一问现在上学的孩子，他们甚至搞不清“地主”这个词儿究竟是什么意思。这真应了“时间能够改变一切”这句话。但对于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地主”这个词儿还是明白的，它至少使我们能够产生一些诸如历史或风雨沧桑之类的感觉。
确切地说，我家是地主，爷爷是地主，父亲是地主，我自然就是一个地主崽子了。小时候上学报名，我最怕也最躲避不开的一件事情就是填表，填到“家庭成分”那一栏，别人都是“下中农”“贫农”“贫雇农”，而我却偏偏就是一个雷打不动的“地主”。“地主”这个词儿害得我填表的时候总能出一身细汗或遭到一两声呵斥。填罢表往外走时，我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我的后背上印满了无数双大大小小的眼睛，那些眼睛充满着蔑视、鄙夷，甚至还有一些说道不明的唾弃和厌恶。
我的老师常对我说：“你回去吧，你念书干啥，上大学没你的份，招工招干没你的份，你上学干啥，还不如早早回去务农。”
当时，我痛苦得几乎要死，幸好我的父亲在一旁劝诫：“咱念书不为做官，咱为的是明理。”
我13岁，正读初二，9月初入学在报名处填写一个表格时老师说：“现在不写地主了，要写社员。”
家庭成分：社员。这是我在1979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情之一，而在我当时报完名往回走的时候，仍颇为忐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偷偷地问跟自己同样出身的同学，才知道“摘帽”了，“地主”这个成分没有了。当我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竟高兴得一个人跑到村后的黄土山峁上，静静地在坡上默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19岁那年，当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本省的一所师范院校时，我所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快步走进学校的报刊阅览室，翻阅当时的那些合订本。我在众多的报纸中终于查到了1979年1月28日的那张《人民日报》，那张报纸微黄，有一股纸张受潮的霉味儿。但这张报纸上由新华社向全国人民发出的重大消息仍使我耳目一新：《中共中央最近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问题的决定》。也就是说，由于几十年的劳动改造，地主富农业已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已经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了。
我将这张报纸默读了不下十遍，每读一遍，我都有种解脱束缚卸下包袱的感觉。我感到，我从此以后没有烙印了，我总算跟村里所有的孩子一样了。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老家所在地，先是在一个小镇上教书，后来调动进城在机关当干部，常常写点东西，竟也混得小小一点名气，如今娶妻生子也算有种安身立命的感觉了。
掐指算来，我远离父母兄弟已有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我默默工作，默默生活，从不敢因为自己小有作为而沾沾自喜。而与此同时当年因为出身问题所受的种种委屈也烟消云散了，我甚至从未想到过再提起诸如“家庭成分”或“地主”之类的词儿。直到最近，因为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才使我想到了这些东西。
其实这件事情的根源还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1983年5月，由于当时政策的缘故，村里终于退还了我家原来居住的一座旧院。这座院子在村子北边，傍山临河，前面一条土路，一片茂密的柳林将它紧紧围在中间，远远看去颇有些大户人家的威严气象。院子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自我家迁出去后，这座院子曾更换过好多家住户，先是住家，后来就作了村里大队部的办公场所，里面曾安置过包括大队部在内的所有村级机构：会议室、合作社、卫生所，还有一间住过4位孤寡老人的敬老院等等。
确切地说，1983年以前我从未走进过这座院子一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出身不好，不敢进去，其次就是一种怪诞的东西在我身上时时作祟。我那时认为，爷爷是有罪的，父亲是有罪的，而作为地主后代的我自然就有一种罪孽深重的心理。一看见大院，我总是头皮发麻，心悸不已，同时一种做过坏事将要受到惩罚的感觉迅速弥漫全身。
这种感觉后来自然是消失了。1983年5月，当我第一次走近这座外形很像一座堡子的院落时，心里很有种初见先祖的感觉。整整一天，我像一个不谙世故的孩子一样将这座院子从里到外看了个遍。
最先看到的自然是门，大门。像乡下所有显阔摆富的地主一样，这座院子的大门也是造型精巧，别有一番韵致：松木板，双扇门，门板中间各有一个铁环，而在门板的两边则是两排如纽扣一样整齐排列的铁钉。门的周围有一圈花案砖雕，砖雕上方赫然镌刻着八字家训：永鉴二心，铭怀四字。从这里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家昔年旧有的富贵和荣华。
进到院子里面，眼前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一条铺砖的甬道将院子一隔为二，左边是一排厢房，而在正对着大门的上院，则是一间颇有些气势的上房。上房前面有柱，柱子上方有匾，匾上依稀可见当年的笔痕墨迹：积善人家。无论厢房上房，其建筑风格俱呈富贵典雅之气，即使是很小的部分都显示着一个大户人家的丰润和殷实。
住进大院的当晚，父亲仍旧喝了半瓶白酒。不过这次他用的不是老碗，而是一只上面有些许花纹图案的细瓷酒杯。他一边喝酒，一边慢慢地呵气，其举止神情依然保留着当年地主少爷的某种脾性和习气。喝罢酒后，他招一招手，语气温存地将我们兄弟姊妹们叫到膝前。
“这就是咱家的院子，以后咱们家就住到这里了。”父亲说。然后就极有情调地对我们讲述了这座院子的历史和往昔。据父亲讲，这座院子始建于民国年间，当时爷爷不但是地主，而且在政府任着一个小小的闲职。院子建成以后，爷爷大摆宴席，邀请了城里几乎所有的雅士名流，赋诗作画，纵论世事，除此之外还让当时在县城红极一时的常山戏班唱了三天三夜秦腔。这一切自然在我老家那样的乡下掀起了层层波澜。饮宴完毕，我爷爷磨墨展纸，让当时名噪一时的县长赵怀玺挥笔写下几幅大字。这就是如今留在我家大门和上房前面的八字家训与四字匾额。新中国成立后，我爷爷被以“勾结官府，罪大恶极”之名处死于村后的烧人沟，而他所苦心经营的家业与声誉也随之而去了。
后来，我父亲被勒令去县城的东门监狱服刑，其余家人则像丧家之犬一样被人赶出大院，搬迁至村北一间无人居住的土窑里。
说罢这些，父亲意犹未尽，接着他又告诉了我们以下一些事实。他说政府之所以让他去东门监狱服刑，主要罪行有二：一是他那时已长大成人，已很熟练地参与了家庭的管理和经营，比如收租、放租，以及吩咐雇来的佣人们去东洼坡上犁地等等；二是他曾经在离家五十多里地的县城做过生意。据父亲讲，他那时已掌握了许多经商的诀窍，而他在县城西市所开的杂货铺，完全能同当时有名的“裕泰”“永康”等商行相与比肩了。
“要是再迟解放几年，说不定我就是一个小资本家了呢。”父亲说。
之后就醉眼朦胧地到上房睡觉去了。
此后的日子，我们一家就心安理得住进了这座院子。院子的布局是这样安排的，父亲母亲住上房，大哥大嫂一家住南房，剩下北边一溜三间房子，除我和三弟一人一间外，剩下的一间就作了我两个已出嫁多年的姐姐回娘家的客房了。
自从住进这座院子以后，我家的日子可谓蒸蒸日上，一年比一年好。三年五载后，我弟兄三人所干的行当基本就确定下来了。我大哥自然在家务农，侍奉二老，我大学毕业后便吃上了“皇粮”，剩下我三弟高中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就走上了经商赚钱的道路。
看到这种情形，父亲自然是欢喜不尽。他常常当着我们弟兄的面说：“要把一个家治好，里里外外都得有人，七手八脚的都能上，这个家自然就兴旺发达了。”
这句话后来成为我父亲始终如一的治家格言。
在乡下，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格局，按说再没有什么了。可后来竟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确切地说，正是这件令人伤心又让人猝不及防的事情，才构成了我写作这篇小说的契因。
我的看法是，一个家庭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浓缩，而在这个浓缩的小社会里，历史与现实同样有着交割不清的纠缠与盘根错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从住进这座院子的第二年开始，我父亲便连连做噩梦，梦中的情景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总是梦见爷爷穿着毡衣，浑身血污，他还梦见自己在东门监狱服刑的一些事情，有时梦着梦着，会突然大叫一声惊醒，然后虚汗淋漓地在炕席上愣愣地呆坐半夜。除此之外，父亲说他还听见房前屋后有一种嘎嘎的怪叫声，有时短促，有时悠长，有时还像一个年老的妇人一样在低声啜泣。就这样，我父亲不得不怀疑家宅不宁而想到了要讲讲迷信这样的办法。
父亲请来的阴阳仍是王家疙瘩的张师，他到我家院子前后巡视了一圈儿后，就坐在上房里烟熏火燎地捣起了罐罐茶。喝罢茶后，他让我父亲坐在他的对面，先是看脸，继而看手，最后就将他的十根手指和十根脚趾齐齐地捏摸了一遍。之后叹息道：“真玄啊。”接着就说出了一个让我父亲伤心而且沉重的玄机来。
张师说：“你家先前是个大户，曾经有过一个镇家的宝贝的，可你家的这个宝贝几十年前就失了。如果能想办法把这个宝贝找回来，你家往后的日子自然就安宁了。”
这话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父亲埋藏在心底的又一桩心事来。
可以说，正是这桩心事使父亲伤心至极，也使我在步入成人之列不久便对人生有了另一侧面的了解和理解。
此事发生在1957年。
那年6月，村里开批斗会，批斗的对象主要就是我父亲和另外的几个地主。批斗会开了三天两夜。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父亲只吃过一个洋芋，喝过一碗小米稀饭，除此之外就什么吃食也没有见到过。批斗会结束不久，我父亲就饿得一头栽倒在批斗会的土台子上，幸好被一根木桩挡住才不致被摔下来。
当天夜里，我父亲被人用木板抬回家里。当他睁开双眼，意识恢复到基本能够看清周围一切的时候，他立即一跃而起，当即从院墙根下挖出了那包凝聚着他所有心血的家私来。那包家私包括若干金条，若干银锭，以及一些玛瑙首饰和一块用来作镇家之用的雕龙石砚等等。
据我父亲讲，这方石砚出自一位名匠之手，上盘两条小龙，旁刻八字小语：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其价值之高和造型之美在我们那个地方实属罕见。这方石砚自县长赵怀玺蘸墨题字后，就再也没有动过，一直供奉在上房的八仙桌上，与我家列祖列宗同享一炉香火。即使土改小组大张旗鼓进村时，我爷爷也没忘了将其交付儿子，告诫千万莫落入外人之手。
那天夜里，当我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受到某种惩处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安置那方砚台。他觉得只有安顿好砚台才是对我爷爷最好的追念和报答。于是，他就在那天晚上夜静无人之时步行数里交给我已出嫁数年的姑姑王玉芝。
走笔至此，我不免有些忐忑。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姑姑王玉芝一直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太太，面目和善，乐于助人，即便是在缺吃少穿的年月她仍是对我们姊妹照顾有加，情同手足。我并不想将她描写成一个负义小人或六亲不认的恶婆。
但后来发展的事实是，我姑姑竟然否认了父亲曾给过她一包家私这样的事情，并极为生气地骂我父亲是晕头转向，无中生有。
当时的情景我没有亲见，不敢妄说，但根据父亲后来的叙述大致如此：
父亲说：“他姑，我有一件事情想对你说，但想来想去不好开口。”
姑姑说：“你说。”
父亲说：“咱父亲死了几十年了，父亲死时曾对我说，他这一生就养了你和我两个，他死后，他要我好好地照看你。”
姑姑说：“都过去几十年了，说那些干啥。”
父亲说：“可我总觉着这心里有愧，我年轻时劳改了近十年，劳改后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这一辈子真是没照顾好你呀。”
我姑姑就不由自主感伤起来。她坐在炕上，一边听我父亲倾诉，一边就拾起搭在窗台上的毛巾擦眼泪。
趁这当口，父亲就极为策略地对姑姑讲述了他住进大院以后的情形，说他的做梦，说他听见的响声，后来就提到阴阳所说的那件镇家之宝雕龙石砚。父亲之所以如此做，目的是想让姑姑主动地说出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
但姑姑听了后颇不以为然，她撇一撇嘴，一边抹泪一边冷冷地说：“照你这样说，好像那砚台是我拿了似的。”
这就使得父亲一时哑口无言了。
顿了顿，父亲就极为温和地帮助姑姑回忆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父亲说得很仔细，也很伤心，当他说到他在世上就只姑姑这样一个亲人时，竟情不自禁号啕大哭起来。哭过之后，就极为诚恳也极为尴尬地对姑姑说：“玉芝，那包里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要了，我只求你把父亲的那块砚台给我，没有这砚台，我无论如何在那个院里住不下去。”
这时姑姑就一下子止住了流泪。她陌生而机警地盯了我父亲一眼后，就口气有些生硬地说：“你真是老糊涂了，我哪里见过什么砚台，当初我嫁给北窑的张家时，父亲连个手镯子都没给。我哪里见过什么砚台。”
就这样，我父亲不得不像当年送完那包家私一样又悄悄地离开了姑姑家。
回到家里以后，父亲一病不起，他满脸蜡黄地仰面躺在炕上，忽而长吁短叹，忽而沉思默想，之后就紧闭双目任谁也问不响了。
看到这种情形，母亲支撑不住了，她赶忙叫来了大哥、三弟，又托人带话把我从城里急急地召了来。按照我现在的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大概是这样的，他一定觉得在这个世上只有他和姑姑是相依为命的，而姑姑那天的态度一下子就将他从满怀热望打入了心灵的冷宫。于是，他便再一次深切地感受了发生在身边的“人情如纸”和“世态炎凉”。
当天夜里，我们弟兄三人很快就聚在了一起。听完父亲的叙述后，头一个暴跳起来的是我三弟钱多。他双眼圆睁，气喘如牛，手叉腰眼在地上走了一圈后咚地一拳砸在小炕桌上。
“这太不像话了，这简直是耍赖。”三弟说。
接着就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姑姑家近几年的一些显著变化。
根据三弟的分析，我忽然发现姑姑家这几年确实是阔了。别的不说，就她的四个儿子个个都翻修了上房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感到蹊跷。此外，她的小儿子张鹏还在县城开了一家百货商店，商店临街，门面堂皇，每到夜里，门前“萧关商场”的门牌灯饰在百米之外都熠熠闪光。
说到此处，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变得激动起来。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而愤慨地声讨了我几个姑舅近几年诸多的轻狂和不尽如人意。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一定要讨回个说法，不讨回个说法显然是没办法活人了。
就这样，我家追回镇家之宝的行动便悄悄拉开了帷幕。
当然，对这次行动表现热情最高的当属我三弟钱多。三弟的看法是，既然那些金条银锭都是爷爷留下的，就应该一起追回来。“不追回来还显得我们软弱。”三弟说。说着就表现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决和自信。
关于我三弟钱多的故事，我已在我的小说《家事》之一《唢呐声声》中讲过了。在写那篇小说之前，三弟刚在乡上办了一间小卖铺，针头线脑，小打小闹，不几年时间，他已经将自己的那点资本滚雪球一样滚成了能经营几十万元商品的大商店了。他雇着一个店员，一个会计，自己则像大老板一样在南方与北方之间跑来跑去，像他这样的人，我想他一定不会读书读报或读杂志，但没想小说发表不久，他就满脸怒容地找上门来，见面后声音很大地将那期杂志摔到我面前，冷淡而略显嘲讽地说：“二哥，看来我不得不和你打官司了。”
我当时心里一紧，接着就镇静下来。
我说：“三弟，你坐。”
三弟就坐下来。之后极为委屈又极为愤慨地历数了我小说中几处对他的不恭。
“你光想着自己出名，也不想想我还活人不活人。”三弟说。
随后就振振有词地发出警告：“既然你已经侵犯了我的权利，毁坏了我的名誉，那么你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你得赔偿我一定数目的精神损失费。”
说完就用盖子将茶杯里的茶叶刮了刮。
看着他那种显然是模仿来的派头和老到，我突然就感觉非常滑稽又非常可笑。客观地讲，三弟算不得一个坏人，但他也绝非正人君子，像现在所有闯荡江湖的乡下青年一样，他活泼、善变、敏锐、多思，还有一种时时都为钱着想的思想和意识。他常常变着戏法向我父亲打听那些早年留下来的金货和银贷。他还怀疑我父亲已经将一部分分给我和大哥了。
五年前的一天，三弟突然提出来要为父亲过寿，他买了一箱好酒，一条好烟，还学省城里人的样子定做了一个做有“祝您长寿”字样的生日蛋糕。家宴开始不久，三弟就向父亲提出了要给他一些资助的要求。
三弟说：“我的生意今年亏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父亲说：“做生意好像打仗，亏了就亏了嘛。”接着就像往常一样给三弟讲他自己当年在县城做生意的情景，讲他如何经营，如何管账，还讲他因为自己恪守信义而感动得一个外乡的客人如何哭鼻子流泪的事情。讲了一会儿，三弟就显得不耐烦了。
三弟说：“这些我都懂，我目前最主要的是缺钱，别人都说你有金有银，你多多少少给我一点嘛。”
这时父亲就显出一种非常难堪的样子来，他煞白着脸，语气显得有气无力地说：“我是有些金子和银子的，可那已经失了，不在了。你知道，我一辈子都重的是义，不是钱财，如果我还有那些金子银子的话，我不给我的儿子再给谁。我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着就落下一串滚豆一样的泪珠来。
就这样，我们为父亲所办的第一次寿宴因此不欢而散了。
此后发生的事实是：三弟因为在祝寿时花了些钱，就不顾母亲的劝阻而将家里的一头牛犊卖了，之后还带有威胁性质地扬言：“如果不给我金货，我迟早要把这个家掏空……”
之所以想起这些，乃是因为三弟在这件棘手的家务中，仍是一个主要角色。他的不留情面和见钱眼开一直是我在内心深处都极为感叹也极为佩服的。
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到村里散步。那时候正是早晨，空气清爽阳光和煦，村里到处都散发着一种闲适的田园气息。我走着，看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慨与叹惋。与十多年前相比，村里的变化确实是够大的了，别的不说，单就家家都修了院子盖了门楼这一点就让人惊讶万分。十多年前我所熟悉的那些旧屋旧窑业已消失了，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连一座颇为讲究的青堂瓦舍，有几家甚至还仿照旧时的式样在门楼上刻了门额和砖花。与整个儿村子的气象相比，我家那座高墙大院整个儿有些空旷有些寂寥，一下子就显出了它的古旧和沉闷来。
村里还有一家亚麻厂，一家砖瓦厂，以及四五家门面整洁的小卖部等等。这一切，如果不是我亲自出来看看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走进村子深处的时候，我还碰到了几位小时候跟我一同上过学的同学。这些同学的变化都很大，总体的感觉是，他们都成熟了，老成了，胡子巴茬，儿女成堆，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在多次的浮想中预料到的。令我深感意外也十分欣慰的是，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已然不是十多年前了，他们不再称我“狗东西”“地主崽子”，他们称我“主任”（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当副主任）。
其中一个名叫周天佑的跟我过去是同桌，他曾经不止一次将我按倒在地当马骑，并且边骑边吆喝：“你这个地主儿子，你他妈真是一匹乏马。”而现在他却拉住我的手，一边不停地摇一边寒暄：“好久不见，你看上去发福多了。”接着就询问我的家庭情况和我在县城工作的情况。听着他的语气，看着他的神色，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确实是在悄悄发生着一些细致而又深刻的变化。
晚上的时候，我们家里又开了次会。此次开会的目的主要是关于讨论如何索要砚台的问题。会议仍然由我父亲主持。父亲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说着就表现出极度的忧虑与无奈来。
按照父亲的意思，砚台是要要的，情分也不能失去，如果因为砚台而使他兄妹反目，他宁可舍弃砚台而留住情义。
话说至此，我已明白地看出了埋藏在父亲内心深处的矛盾和痛苦。但我三弟钱多听了后却不以为然。三弟说：“东西本来是咱们的，咱们不要等着谁要。”
接着他就说出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策略来：“先要砚台，要来砚台之后再要金银，至于那些金呀银呀的，谁要回来就归谁。”
他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个自以为非常公平的索要办法：先让大哥去要，大哥要不回来我要，如果我俩都要不回来的话，他再出面，到那时也就没有什么弟兄之间的情分可讲了。
说罢，三弟仍像往常一样搓搓手，紧紧脸，随后就吹着口哨打着响指回到自己的那间房里去了。
此后数日，我们弟兄三人像朝廷使者一样往来于我家和姑姑家之间。先是我大哥去，后是我去，再后是我三弟去。每去一次，回来后都要向父亲汇报一下真实的情况。
我不知道大哥和三弟是怎样交涉的，总之我去的时候姑姑已然是一脸冰霜。或许是大哥已经说明了情况的缘故吧，姑姑显得气愤而胸有成竹。她左手拿着一根线杆，右手握一把羊毛，一边两手不停地捻线一边就极无热情地问了我几句淡而无味的客套话。我本来还想跟姑姑叙叙旧，或者借此问问她近来生活起居方面的情况的，但坐了不久姑姑就显得不耐烦了。她缠着毛线，皱着眉，之后就单刀直入地说到了那个砚台和那包金银的问题。
姑姑说：“我知道，你不是来看我的，你是来要你家的那些宝贝来的。”
我说：“姑姑，那个砚台确实是我父亲的一块心病，你如果能帮忙找一下，我们一家都会感激你的。”
姑姑说：“我没见过什么砚台，也没见你家的金银。说个心里话，你们一家都没有良心。你老子没良心，你弟兄几个也没良心。”说着，就提起了前些年挨饿时她如何照顾我们兄弟姊妹的事情。
姑姑说：“那时候你家成分高，是我一把米一个洋芋地把你们拉扯到世上。如今日子好过了，你们除对过去的事只字不提外，还口口声声追着我要金要银。我连个手镯子都没见，我哪里见过你家的金银。”
说到这里，姑姑已是泣不成声。她放下线杆摇着头，一边声讨我家的不仁不义，一边就捶着炕头撕心扯肺地大哭起来。我本来还想告诉姑姑，在我们的心中，她永远是一个好姑姑之类的话，但姑姑显然已经没有了听话的兴致。她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赶着我说：“你快回去吧，我看见你们弟兄几个就有气。”
就这样，我像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样怀着一腔委屈又从姑姑家回来了。
之后发生的事实是：自从我们公开地向姑姑要了砚台之后，姑姑的几个儿子突然就恼怒起来。先是老大寻上门来，声称要问问我父亲，他母亲是不是我父亲的亲妹妹。接着老二老三也相继而来，他们除说了些”不要欺人太甚”之类的话外，还肆无忌惮地称我父亲是“地主恶少”“恶棍”，有一个还把过去他们在批斗会上听到的事情搬出来，将我父亲说成是“妄想变天”的黄世仁，“卷土重来”的南霸天。
看到这种情形，我突然就想起了小时候在村里受过的种种欺侮，一股无名之火腾地蹿上来。我劝他们说：“这是我家的院子，不是大街，你们要是再不收敛的话，我叫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我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是想吓唬吓唬他们，叫他们不要胡闹。没想三弟见我如此说，就霍地从屋里跳将出来，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杆猎枪，不容分说朝那弟兄几个的脚下“嗵”地放了一枪。
一声号叫，立即就有一个抱住脚背满地满院打起滚来。
三弟说：“你们听着，你们谁要是在这里撒野，我叫他一个个脑门上开天窗。”说时，又朝旁边的柳树上放了一枪，一只鹁鸽立即应声落地……
此后两天相安无事。
这期间，父亲像一个垂危的病人一样躺在炕上，脸面灰青，双目呆滞，嘴里翻来覆去就只念叨着两句话：“我只是想要那个砚台，我其他什么都不要。”之后就抬起青筋暴露的双手紧紧抓住被子的一角。而至于我们从姑姑家带来的消息，则更加使他难过，他往往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有一次甚至还失去控制似的大哭了一场。
我对父亲说：“你不要过分伤心，我姑姑不体谅你，你管那么多干啥。”
父亲说：“不是你姑姑不体谅我，是她自己心里有委屈啊。”接着就说出一个我至今才弄清楚的早年故事来。
据父亲说，我姑姑本来是要嫁给县城南关的王家的，王家是一家富商，家大业大，权势也大，我爷爷实是想借此来壮大一下自己的门庭。但没想到问我姑姑时，姑姑却义正词严拒绝了。姑姑说：“我已经有了人家了，你们再不要操心。”我爷爷听了后自然就震惊，就恼怒。他拿了块青砖，强令我姑姑在砖上跪了一天一夜，直到将姑姑跪得两膝肿烂才善罢甘休。
原来，我姑姑在紧闭四门的高墙里，早已和一个从北窑雇来的伙计好上了。伙计姓张，叫张旺来，人长得倒不怎么魁梧，却是伶牙俐齿，生就一张会讨好人的嘴巴。自从他进了我家的院子以后，很快就博得了我家上上下下的好感。本来爷爷雇他只是为了干干家里的一些零碎活计，喂牛喂马，担水扫院，没想不多时他就将看仓护院之类的差事都揽过去了。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出入我家的各个角落，并很快得到了我姑姑王玉芝的青睐。现在想来，这期间肯定发生过一些很美也很有趣的故事，但父亲没有讲到，父亲讲到的一个唯一结果是，我姑姑不久就怀上了这个北窑小伙计的孩子，并藏藏掖掖直到事情败露。
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像所有那个时候颐指气使的地主一样，我爷爷立即下令将姑姑和那个小伙计逐出家门，发誓永不再见，并在姑姑离开家门时毫不犹豫地摘下了她套在手腕上的一对镯子。
那年正好是1949年。
此后不久，爷爷即被五花大绑枪决于村后的烧人沟，而姑姑因为婆家的阻拦连爷爷的尸骨都未再看一眼。
这是个多少带有些传奇色彩的早年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爷爷显得盛气凌人，面目可憎，而姑姑却不折不扣地扮演了一个向往自由向往爱情的反叛角色。
她的故事后来被人们交口传诵，而她的命运则因此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新中国成立后，姑姑即被政府作为一个“叛逆者”的典型四处宣扬，而她的那些掺了许多水分的爱情故事也被一个小文人编了一幕小戏，名为《夜逃》。这个小戏当时在我们那里几乎尽人皆知。时至今日，父亲仍能记得其中的两句唱词：
鸡娃儿叫鸣天大亮
我二人赶路急惶惶
在那幕戏中，爷爷被理所当然地描写成一个恶魔，不但想尽一切办法迫害可怜的小长工，还对自己怀有正义感的女儿进行了残酷折磨，直到女儿和那小长工夜逃私奔。
所幸的是，父亲没有被写进那本戏里，也因此没有被政府过多地为难，不然他作为地主的恶少怎么说也得砍头吃枪子儿。
1953年，姑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姑姑当选为北窑村妇救会主任。
1969年，姑姑作为北窑所在的原州县唯一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见到了人人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综观姑姑的一生，是历史这个谁也阻挡不了的东西拯救了她，成全了她，而其间一些偶然因素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姑姑一直在北窑大队任职，直到1980年包产到户。这期间，姑姑曾多次照顾过我家，她虽然从未踏进过我家门槛一步，但她仍然叫人送吃的、用的，并且在我大哥偷了生产队里的一筐玉米棒后还让人暗地里放了他。这一切，无不显示了我姑姑的有情有义和人情味。
父亲说：“要不是你姑姑在村上当官，咱们家说不定要遭多么大的罪呢。”
由此我想：父亲当年之所以把那包东西交给姑姑，除开一些无奈和已走投无路的因素不说，原因之一是姑姑在历次批斗中袒护了他，帮助了他，至于他后来到东门监狱服刑，那实在是非我姑姑的力量所能阻挡得了的。
想到这些，我不觉对姑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解和尊敬。抛开历史的原因不说，单就她作为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敢跟一个小伙计偷情，而且在事情败露后敢于拒绝富贵追求幸福这一点，就足以让人佩服且刮目相看了。至于她后来让人写戏编派我爷爷，依我看已是毫无办法的事情。
这天夜里，我和父亲谈了许久许久。从父亲的语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于亲生妹妹的依恋之情，并因此而看到了他对于索要砚台的矛盾和痛苦。
后来，他拍着膝盖摇着头说：“我只是想要那个砚台，其他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说着就又唉声叹气流下泪来。
这期间，我三弟钱多一刻也没有停止索要砚台和金银的活动。他背着父亲千方百计寻找能够突破的缺口。后来他果真就把这个缺口找到了。或许是分金不匀的缘故吧，我姑姑的小儿子张鹏对姑姑的意见极大，主要原因是他的几个哥哥除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金银外，还给自己的女人各自讨了一对镯子，一副耳环，而这些张鹏却一点没有得到。张鹏去问姑姑时，姑姑说：“人家几个的女人娶的早，你的女人娶的迟嘛。满共只有三副，你说我该给你们谁。”就这样，张鹏在心里从此就有了不平和委屈。
他本来对几个哥哥有气，对他的母亲也有气，没想这时候却东窗事发了。
当他弄清楚了那些金银的来历，并得知家里正为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便很快同我三弟钱多连到了一起。他一点不剩地向我三弟交代了他们弟兄姊妹所得金银的份额，并且相约，只要三弟能将他几个哥哥的那些金银搞到手，并同他一半分成的话，他一定将那个雕龙石砚原物奉还。接着，他们在城里吃喝了三天，密谋了三天，之后就各自按照密谋的计划分头去行动了。
我三弟钱多的行动自然石破天惊。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副手铐，两支手枪，还有在市面上购得的几套足可乱真的警服等等。他自己不出面，而是找了几个跟他很要好的哥们儿，装束停当后，就于一日深夜挨门挨户将我那几个姑舅全部走访了一遍。他们模仿派出所里的做法，先是吓唬，后是质问，再之后就让其一个个在纸上签供画押。这自然就吓坏了我那几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姑舅。他们稀里糊涂，晕头转向，加之那几个小青年搬出来我在县委机关的一些关系，不久他们就土崩瓦解了。
三天后，他们战战兢兢将所得至少一半交了出来，还哭哭啼啼说先前的金银都已卖掉，如今只有这些临时凑齐的现金和一些用以抵押的物品了。
至此，我三弟钱多从我几个姑舅那里诈得财物共计十余万元。为示庆贺，他们还于当日夜驱车至县城，在城外有名的开发试验区通宵达旦狂欢一夜。
当我知道了以上的一些事实，并见到那个造型确实很精美的雕龙石砚时，这事儿已过去大约半年之久了。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我一边读报一边喝着一种很廉价的茉莉花茶。我当时的境况是，由于上司（即办公室主任）的升迁，我正在面临扶正或调动的两难抉择。无论哪种情况，都将使我万分焦虑惶惶不安。因为在我面临这种抉择的同时，其他的几个人已不遗余力地开始活动了。他们白天蛰伏在办公室里，一到晚上就一个个幽灵一样往来于领导与各大酒店之间，不久就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自内而外传出。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整理自己的思绪，一边就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是否也采取些必要的行动。至于家里发生的那些琐事，要不是三弟那天来访，我几乎已置之脑后或无暇顾及了。
三弟西装革履，头发上打着摩丝，那笔挺的西装和艳红领带给人以富足而浅薄的感觉。像所有这个地方喜欢耍派的商人—样，他腋下挟着一个皮包，手指上戴满戒指，进门以后，就顺势大大咧咧坐到我的对面。
或许是多日不见的缘故吧，三弟显得很亲热，也很随便，他抓过我已喝残的那些茶水，咕咚咕咚灌了一气说：“哎呀，乏死个我了。”之后就海阔天空闲聊起来。
根据三弟的谈话，我简略地知道了以下两点事实：
一、三弟与张鹏之间的交易暂时告一段落，他已毫不费力地拿到了那个父亲日思夜想的雕龙石砚；
二、张鹏是如何搞到那个砚台的，他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个细节他还依稀记得，那就是，姑姑曾经将那个砚台十分珍爱地收藏在一个木匣子里，匣子外面裹着一层红绸，绸子外面扎了一条布带，每逢年头节下，姑姑就将那砚台连同匣子搬出来，小心翼翼供在上房的香案前，作揖磕头，焚香祷告……姑姑年年如此。
除此之外，三弟还说此次行动多亏了我，虽然我没怎么出头露面，但只我在机关单位的一些影响就使他的行动成功了一大半。为示感谢，他打算将所得的至少百分之十作为提成送给我。
说罢这些，三弟就非常骄傲地将一条腿翘起来，轻轻一挪搭在沙发扶手上。沙发发出一阵吱吱扭扭的乱响，我的心也就禁不住一阵一阵抽搐。不管怎么说，三弟还是精明的，强悍的，他不但借此发了一笔大财，也为我家在众多的亲戚朋友面前挽回了一点小小面子。
这天晚上，我应邀同三弟一起到饭馆就餐。三弟选的是本城最豪华也最有档次的饭店食苑楼。据我所知，这个饭店一般情况下接纳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政府部门的达官要人，再一种就是腰缠万贯的富家商贾。而三弟敢于在这样的场合随便出入，无疑证明了他在这城里的交往和经济地位。
我对三弟说：“咱们随便吃点，你不要过于花费。”
三弟说：“又不要你掏腰包，你怕啥。”随后就带我到—个装饰得华贵的雅座包间。
刚刚落座，就有一个着装艳丽的小姐自门外袅袅婷婷进来。小姐是个很富有情调的小姐，她一见我三弟马上就糖似的黏了上来。
“多日不见，怪想你的。”小姐说。
三弟就附在小姐的耳边悄悄说了一句什么。
这时小姐就吃吃地笑起来，并且边笑边将饱满的胸脯在三弟的肩上轻轻蹭了一下。这个轻佻的动作一下子就使我感觉如坐针毡，浑身很快不自在起来。
稍坐片刻，三弟开始点菜。三弟点的都是些本城最稀有的昂贵名菜：甲鱼、乳鸽、烤鸭、对虾、非洲鲍鱼、腰果贝串……还有道大家都秘而不宣的“洞里春花”（牛鞭）。三弟边点边对小姐说：“就按我点的顺序上，顺序乱了我可不给钱。”其语调神色完全是一副暴发户财大气粗的样子。
我说：“三弟，你不要乱来。我今天出来主要是散散心。”
三弟说：“你怕什么，又不是叫你掏腰包。”
我说：“掏不掏腰包是小事，主要是咱们吃不完。”
三弟哧地一笑说：“你大小也是个官，你出去到处看一看，现在哪个宴席上有吃得一干二净的。”
我说：“人家是人家，咱们可要节俭。”
三弟说：“节俭什么？我是自己吃自己，又不是死乞白赖吃别人。”
说到这里，三弟就朝我调皮地眨眨眼，同时脸上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色。这种神色无疑刺激了我也激怒了我。我想，三弟今天之所以如此铺张，一定是另有所图，不然他决不会拿着一千多块一桌的饭菜打水漂。这样想着，我就将放在眼前的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同时将那个黑色甲鱼的硬壳用筷子掀了掀。
果然，菜上到中间的时候，三弟就理直气壮提出一个要求来。他说他想借我之手给他在报上写篇文章。“人留名，树留影嘛。”三弟说。说着就又为写他的那篇文章出谋划策。他说他想好了，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如果需要，不妨在文字旁边配一张小照，最好是生活小照。而至于文章的内容和发家致富的事迹，写他如何苦心孤诣搞经营也行，写他如何长途跋涉搞贩运也行，总之一句话，文章内容要充实，观点要鲜明，情节要曲折，文笔要生动，最好是报纸一出就能立即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最后，三弟便正经八百地提到了他所说的百分之十提成的事，他说，那篇文章见报后，他马上会将一张两万元的存折转到我手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三弟说。说着就绿林好汉似的将酒饮了满满一大杯。
这中间自然出现过一些短暂的沉默和冷场。
顿了顿，我对三弟说：“三弟，你还年轻，你想叫人写好，就得自己先做好。”
这时三弟就哧地一声笑了，说：“二哥，不是小弟贬低你，你多多少少有点像当年的咱姑姑，姑姑为了能有好日子过，就不顾羞丑让人写戏编派咱爷爷，你也是为了自己出点小名就不顾手足之情。你没想想，你我是一奶同胞，我臭了你能香到哪里去。”
我就赶忙对三弟解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年姑姑被人写戏那是历史的原因，不是姑姑的错。至于我在小说里写了你，批评了你，那实在是出于我自己的良心和道义。”
三弟就哧地又一笑：“别说得那么好听，也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高，不是吹牛，像你这种档次的小文人，我一笔钱就能买三四个。”说着就将一杯酒一仰脖子又灌了下去。
三弟醉得一塌糊涂。
写到此处，我不觉想起了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些旧事。那时候，三弟十一二岁，我为着领他上学曾挨过数不清的拳头和欺侮。后来三弟终于忍受不住了，他拉着我的衣襟悄悄说：“二哥，他们打咱们，咱们也应该整他们。”我说怎么个整法，他说只要我们肯动脑筋，办法有的是。后来他果然就点了一家盖在大门外边的草房，并且把一只剥了皮的死猫扔到了人家的院子里。时隔多年，恍然如昨，当我看着三弟如今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我不禁后悔起自己当年的那些熟视无睹和包庇纵容来。
数日之后，我对父亲讲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父亲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感叹，他既不相信三弟会如此挥霍，如此嚣张，也不相信一桌饭竟能吃一千多元。他说，他年轻时到城里做生意，吃得最体面的一桌饭是在当时的翠云楼，那一桌饭汇聚了当时本城几乎所有的富家商贾、雅士名流。席间菜肴如流水。他记得中间上过的最珍贵的一道菜是本地泾河出产的虹鳟鱼，味道鲜美，令人入口难忘。就是这样一桌饭，据说当年东家也不过花了一锭大银。也就是因为这桌饭，使他在数年之后差一点被划入恶霸的行列而吃了枪子儿。“差一点儿，就差一点儿。”父亲说。说着就又不由自主感伤起来。
当然我没敢对父亲讲述当晚发生的另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很荒唐，很出格了。酒饭饱足之后，三弟便提出来要去歌舞厅玩玩。三弟说：“既然咱们是来玩的，就该玩个痛快。”说着就租车不容分说将我一下子拉到了据说是当时很疯狂的开发试验区。虽然我在城里生活了五六年，但对这些地方还是陌生的，因而来此很有些想看看新鲜的意思。
下车之后，三弟便拉我径直走进一个名叫“回头一望”的歌舞厅。虽说是舞厅，却没有几个是跳舞的，大多人拥着小姐坐在灯光黯淡的沙发上喝酒，说情话。我们进去后，立即就有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跟上来，笑容可掬地问我们要点什么。三弟说：“叫几个小姐过来，每人一杯茶，一碟大大（泡泡糖），一碟瓜子，完了再要。”话音刚落，那边已经有几个浓妆艳抹的小姐扭扭摆摆走过来，似乎非常熟悉地同我和三弟打招呼，“二位先生好。”之后就分成两班众星捧月一般坐在两边的沙发上。
一个小姐很大方地坐在我身边，轻声说：“看得出，先生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我赶忙点头：“是第一次。”
这时小姐就咯咯地笑起来，她一边稔熟地抽着香烟，一边就放肆地把一只手轻轻一搭放在我肩上。我吃了一惊，左右看看，竟发现一个小姐已敏捷地一跃坐到了三弟的腿上。
“让我猜猜你是干什么的。”坐在我身边的小姐拨了一下我的耳朵说。
三弟立即在那边嚷道：“好好猜，猜对了我这里有赏。”
小姐就笑得更加厉害，说：“那我就猜了，猜不对你可别多心。”接着就做游戏一样一唱一和猜起了我的身份。
“局长？”
“不对。”
“乡长？”
“不对。”
“那就是……老师。”
大家立即发出一阵夸张的大笑。
这时候我的脸已经烧得没法再烧。刚想脱身，却被刚才的那个小姐不知怎么就弄到了一个小包间里，包间很小，仅容两人就座，一张沙发，一张茶几。除此之外就只有浅浅的灯光和淡淡的脂粉味了。坐下来之后，小姐立即偎过来，把手勾住我的脖子，把一张软软的似乎只有两个乳房的胸脯送过来。“这里没人管，很安全的。”小姐说。说着就抓过我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这时我的心狂跳不已，同时脑袋像充了气一样莫名其妙地膨胀起来。事后我想，我的意志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要不是那天晚上有三弟在，说不定我就会犯下不该犯的错误了呢。
但事实是，我一把推开了小姐，同时将对面那扇圆洞形的小门哗啦一声拉开：同样的灯光，同样的氛围，所不同的是，三弟已经躺在旁边的沙发上吁吁喘气，而那个衣衫不整的小姐则正在一丝不苟地整理着她裙子的下摆……
三天以后，我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家庭宴会，这次宴会自然是专为那块失而复得的雕龙石砚办的。在这次宴会之前，父亲曾叫人把院子的里里外外都修饰了一遍，把大门漆成黑色，把屋檐廊柱漆成红色，还让人把门前的八字家训和上房的四字匾额漆成了烫金色。除此之外，父亲还邀请了我们家里几乎所有的亲戚，他对每一位前来赴宴的亲朋好友抱拳当胸：“同喜同喜，大家喜。”其语气神态均洋溢着大户人家的长者风范。在这次宴会上，父亲着意穿了一件对门襟子的黑绸罩衣，并且把往日乱糟糟的唇髭剪成了“八”字形。宴会开始不久，父亲即捧出那块被擦洗得乌黑锃亮的雕龙石砚，小心周正地放到香案上，焚香燃表，叩头祷告……
门外一时鞭炮骤鸣，一群小不点儿娃娃则聚在门前的空地上一个劲儿鼓噪。
这天下午，我家始终笼罩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而那些七七八八的划拳声无疑显示了我家的殷实和再度辉煌。
之后，我家重修了院墙和大门楼子。
再之后，我姑姑死于心肌梗塞。
在埋葬完姑姑往回走的路上，我见到了姑姑的那个小儿子张鹏。张鹏此时披麻戴孝，一脸灰青，他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踽踽独行，其悲哀的神色和哭泣程度比哪一个亲人都更惨更甚。
当天下午，我重又回到了我日日呆坐的那个办公室，淡淡的清风不时地吹动窗外不远处的那棵杨树。我的面前照旧放着一杯热茶，茶杯旁边一沓报纸。我的生活跟以往每个时期的内容一样，平静恬淡，波澜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