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宁一生崇尚节俭，他在反腐倡廉方面堪称帝王楷模。他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是反腐败、比节俭。绵宁惩办贪污、整顿吏治、治河通海运、允许开矿、增加税收……为了他的国家，他的王朝，绵宁一直在努力。
他是封建王朝里教育出来的传统皇帝，却面临了近代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冲击。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
皇子绵宁的恩师
清朝的皇帝们都非常重视皇子教育，看着渐渐长大的儿子孙子们，在位的皇帝时刻斟酌哪一位将来可能就是继承人。他们不放松孩子的学习，有时候会突然袭击到尚书房来抽查，生怕师傅们要求不严格。
就在皇长孙绵宁七岁的时候，乾隆皇帝弘历渐渐地发现有的师傅居然找理由擅自停课，他就将这些重臣分别处以降职、革职等处分，特别是对满族师傅更加不客气，每人又被重打四十大板。这件事儿轰动了北京城。皇子们在深宫尚书房之中刻苦学习，长成青年、中年……
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赵翼曾在军机处值夜班，他经常看到皇子们披星戴月、秉烛夜读的一幕，他毫不夸张地记录下他的见闻。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靠读书挣饭吃的人尚且起不了这么早，何况人家天生富贵的皇子日日如此！怪不得人家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认为：“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秋，绵宁初次随祖父乾隆皇帝扈行围威逊格尔，十岁的绵宁居然射得小鹿一只，围场之上欢声雷动。八十岁高龄的乾隆兴高采烈：他自己在十二岁时曾经射杀过一头熊，现在十岁的孙子绵宁也能射死一头鹿，江山后继有人了。
乾隆说要赐绵宁黄马褂一袭、翠翎一支。但是没有十岁孩子可以穿的黄马褂，绵宁就跪在地上不起来，怕他爷爷赖账。乾隆就让人拿来了成年人的黄马褂给他穿上，但裾长拂地，不能走路了，顿时笑声一片。乾隆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有“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之句。
为绵宁授读的是翰林院编修秦承业和检讨万承风，当然还有其他的大学士。
成年以后，绵宁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院侍讲学士徐廷页“朝夕讲论”。汪廷珍为嘉、道年间名臣，史传称其风裁严峻，立朝无所亲附，学问渊博。绵宁对汪廷珍十分敬重，称其讲学“非法不道，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于师道、臣道可谓兼备”。
绵宁所受的传统教育是十分严格而系统的，而且似乎也颇以此自诩。他当上皇帝之后，常常在文华殿的经筵上侃侃而论儒家经典。
嘉庆给太子绵宁请的另一位老师祝庆藩，博学多才，清正廉明，德高望重。他一生把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这六部门工作干了个遍，经验丰富。他勤劳肯干，在每个职务上都有建树，在同僚间口碑极好，朝野敬仰，也深得嘉庆皇帝的赞赏。
祝庆藩留下了关于太子教育的一些逸闻。
话说有一天，皇后钮祜禄氏来尚书房，正巧遇见绵宁被罚跪，上首书案旁正襟危坐着祝太傅。
只听见老头在十分严厉地教训绵宁：“白屋出公卿，富贵出饿殍！古圣贤身居陋巷，箪食瓢饮，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身处逆境，发愤读书，逆流而上……”
绵宁回说：“老生常谈。”
老头说：“你身处富贵，处境与其相比是天壤之别，读书学习也是天壤之别！”
皇后很生气，对祝庆藩说“吾儿学亦为君，不学亦为君”。
祝太傅掷地有声，朗声说道：“学则为尧舜之君，不学则为桀纣之君。”
皇后无语，心里对老头的话很赞成。不读书，不知立身；不读史，不知兴衰。皇后哪里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还是很心疼孩子：“皇子年幼，怎么受得了？”
祝太傅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少！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春色宜人，正宜记书。娘娘千岁心疼太子，怕其发闷，放纵他戏嬉，与其说是爱他，倒不如说是害他！”……
祝太傅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句句中肯，皇后甚是感动：“绵宁，愿为尧舜之君呢？还是愿为桀纣之君呢？”
绵宁表示悔改：“儿臣知错。”
皇后默默地离开了。
绵宁还有一位启蒙恩师刘奕煜，他通览古典，博学多才，书法译文颇有造诣，是当时翰林院出类拔萃的名流学士，参朝议政。
刘奕煜的才华深受嘉庆皇帝赏识，他二十多岁时就成为绵宁的侍读，成为他的老师。
刘奕煜在毓庆宫书房侍读的日子里，以培育治理天下的明君为己任，他精心备课，认真讲解，全力伴读。教授的课程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还有《四书》《书经》《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等皇家家训。
绵宁继位以后，成为了高高在上的道光皇帝，他对刘奕煜十分器重，不仅任他为河南、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又提升他为户科掌印给事中、兵科给事中，成为当朝显赫的治国要员。
刘奕煜刚正不阿，清正廉明。任职期间，他一连收到两封家书，得知庆阳各州、县发生罕见的灾荒，田禾无收，饥民载道，逃荒乞讨者不计其数。他不敢怠慢，便将实情上疏皇上。
道光下旨，命户部发放数万银两救济灾民。然而，救灾银两却被级级折扣，层层贪污，到民间已不足半数，仍不能解决百姓的困难。
家乡的百姓又报告给刘奕煜，刘奕煜的眼睛容不得沙子，他立即奏明皇上。道光很生气，命都察院调查，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弹劾处理了贪官污吏，追回了银两，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
但刘奕煜却因此得罪了人，成为众矢之的，他被那些贪官恨之入骨。终于有一天，他被一奸佞之臣请去赴宴，被下了药慢性中毒，百余天后暴病身亡。道光帝听到噩耗，痛哭失声，下旨厚葬表彰，并在其故居宁县早胜镇历时三年修府、造祠。堂墓建成，隆重安葬。
道光为了安抚恩师的在天之灵，豁免了宁州自嘉庆末年至道光五年所欠的全部钱粮税款。
道光还有一位死谏的老师王鼎。
王鼎数次奉命出使各省巡视办案，被称为“王青天”，深受道光器重。王鼎做官以廉洁著称，为整饬吏治，他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他在刑部任职，先后深入九省审理过三十余起重大疑案，使贪赃枉法者均被惩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
1842年，林则徐因抗战获罪而被遣戌伊犁。王鼎回到北京后，向道光皇帝痛陈签订割让香港岛协议对国家民族的长久危害，王鼎置生死于度外，多次怒斥穆彰阿“妨贤”，琦善“误国”，军机大臣穆彰阿为当代秦桧、严嵩。然而，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甩袍下殿不再理睬他。
遭到拒绝后，在一个深夜，王鼎决心以“尸谏回天听”，效法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他怀惴“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于圆明园，享年七十四岁。
王鼎死后不久，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岛离开祖国，一去就是一百五十五年。
韬光养晦得储位
嘉庆皇帝即位时，绵宁已十四岁。1799年（嘉庆四年），绵宁正式被立为皇储。
绵宁成为皇储之时，正值少年，所以嘉庆皇帝屡屡教授他韬光养晦，言行举止要非常小心。他也这样做了。他在嘉庆帝赐名的园居“养正书屋”，悬挂着自己亲笔书写的“至敬，存诚，勤学，改过”四款条幅勉励自己。当了皇帝之后，他把这四款条幅还挂在自己的寝殿。
在这里，他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不随意结交官员，每天与诗书相砥砺，著有《养正书屋诗文》四十卷。
1813年（嘉庆十八年）九月，秋雨连绵天气转凉，嘉庆的秋迩巡狩木兰围场结束了，三十二岁的绵宁打前站，先回到了北京。
嘉道年间，北方地区的白莲教诸门派兴起，京畿重地的百姓信教很多。有个直隶大兴人，他是京郊的天理教坎卦教主林清，想当皇帝，但自觉实力不足，害怕朝廷镇压，就联合河南等地秘密结社。
经推算，他们确定农历九月十五为起事吉日。恰巧此时出现彗星，而嘉庆皇帝又去了承德，京城人心浮动，防守空虚。林清错误判断形势，以为皇帝们都在承德，不在皇宫，就策动了起事政变。
九月十四，林清教徒两百余人潜入京城，第二天，在内应的引导下，他们分为两路，由西华门、东华门，攻入紫禁城。混乱中，东路军有五名天理教信徒冲了进去，立即被禁军擒杀。
西路军有五十多名教徒冲进了西华门，跑上城头，还插上了“大明天顺”的旗帜。但是，旗帜仅仅飘扬了十几分钟就被清军拔掉。那些冲上城头的教徒下了城就迷路了。
当时，绵宁正在尚书房读书，听得有御林军报急，即命侍者携鸟枪跟随，同时下令看好四门，号令御林军入内剿捕。
宫内一片混乱，后妃哭号无处躲藏，太监抱头鼠窜，集合起来的侍卫还不足百人，闻讯赶来的王公大臣惊慌失措。
在此关头，绵宁沉着冷静，下令各门戒严，又派人去调集援军，自己带着腰刀、鸟枪、撒袋，迅速披挂停当，站在养心殿的台阶上，紧张地观察着。攻入西华门的一支林清军，已杀到了隆宗门，翻墙进入皇城。绵宁立于养心殿阶下看见有人已经上了养心殿对面御膳房的房顶，举起鸟枪，啪啪，两枪击中两名教众。
此时，增援的禁军赶到，在隆宗门外向叛逆之贼万箭齐发，逃跑不及的天理教徒被射杀在纷飞的箭雨之中，其中一箭还射中了隆宗门的匾额。林清军乃乌合之众，顷刻间被全歼，起事终于失败。
绵宁令禁军在大内搜杀残余天理教徒，再到储秀宫安慰皇后母后，又命三弟在皇后身边时刻保护，不许片刻离开，同时在西长街布置警戒，以确保皇后安全。
然后，他八百里加急上奏，向嘉庆皇帝报告这次事变的经过。次日，才彻底肃清宫内教徒。
这个事件，使得勇武果敢的绵宁在内廷上下人等心目中威望大增。
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报，大吃一惊，心中觉得绵宁作为未来的皇帝，非常合适。他马上即封绵宁为智亲王，增俸银一万两千两，命名绵宁所使用的那支枪名“威烈”。
九月十七，还在家中翘首企盼的林清被擒获归案，而这就是“禁门之变”。
“禁门之变”平息后，已经建功立业的绵宁在老师智囊团的策划下，借机装模作样地上奏自谦，声称当时事情紧急“事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所以一切奖励均不敢当等等，显示他的高贵帝王气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十八，嘉庆从圆明园起銮，要经承德避暑山庄到木兰围场去秋狝，绵宁和弟弟绵忻，同行的还有大学士、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跟随嘉庆到热河避暑山庄。
路上走了七天，终于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沿途疲劳，天气暑热，不料嘉庆帝突然发病，病势迅疾，治疗不及，第二天猝死在烟波致爽殿。
嘉庆帝病危时，御前大臣赛冲阿、索将纳木多布齐，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受命公启鐍匣，宣示御书朱谕一纸。绵宁改名为旻宁，恭视小殓毕，扈从诸臣遵奉殊笔遗旨，请上即正尊位。
一个月后，就是八月二十七日，四十三岁的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改次年为道光元年，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任皇帝。
这时，他亲身经历了乾隆朝的升平盛世和嘉庆朝的战乱动荡，对他说来，守住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家业”比什么都重要。
“力崇节俭”形同丐帮帮主
自乾隆后期国库空虚以来，嘉庆的日子不好过，也影响到道光。经济的拮据，使道光皇帝一直提倡节俭。作为一代帝王，道光的反腐倡廉的品德，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节俭方面率先垂范，古今少有。翻检《清宣宗实录》的记载，他倡导节俭的言行几乎随处可见。
他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停止进贡荔枝、扬州玉，减各省方物例贡，发给朱圈贡目，毋得任意加增。此后，贡目中的陕甘口外梨贡、两淮盐政进贡的烟盒花爆等亦相继停办。
他恪守祖制，连热河避暑、木兰秋弥等清朝皇室相沿成习的活动，均因耗费过大、扰及地方也很少举行了。除了每年祭扫祖陵，他也很少离开京师。
他停兴筑、罢南府、撤三山及各园苑陈设等，尽量压缩官室的排场，内廷重要节日的进献、筵宴亦时常传谕停办。
他对于国用开支似乎也常常掂量算计，鸦片战争时期他调兵撤军，也与节省军费开支的主导思想有关；发兵征讨张格尔时坚持制定军需则例；多次谕令整顿河工费用，甚至命吏部制订议处河工赔项银久不交纳的章程，纂入例册，永远遵行等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1821年（道光元年），道光帝御乾清门听政，颁《御制声色货利谕》。这是他崇俭黜华的上谕，其中不乏警句、至理名言：
声色之为害大矣。
为人君者，尤当以礼自防，无为所惑。
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
人君不可有私财，有私财必有私事，有私事必有私人，有私人则不为其所愚者鲜矣。
要在为人上者，知稼穑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
省一分，天下阴受一分之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补也。
至于亭台苑囿，他认为，如今已有规模，不需要继续经营，大吹兴工营作者，“乃我大清万世之罪人，即应立正典刑，暴白天下”。
道光皇帝除龙袍外，上朝的时候还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他的嫔妃平时不得穿锦绣的衣服。结果，满朝文武都是破衣烂衫，朝廷之上差不多就像丐帮集会。
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平日花一文钱都要打算盘。天性爱节俭，他和道光正好算得上天生的一对宝贝。皇帝自然和他十分投机，每天这位曹学士都被召进宫长谈。太监们还以为皇帝和大学士商量国家大事，谁知留心听时，每天谈的都是家庭琐事。
一日，道光召见军机大臣，当时曹振镛跪近御座，道光见他裤子膝盖处有补丁痕迹，就问他：“你的套裤也打掌吗？”
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
道光又问：“你的裤子打掌要多少钱？”
曹回答：“三钱银子。”
道光感叹：“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还要五两银子。”
道光帝叹了一口气，从此他逼着宫里的皇后妃嫔都学着做针线，皇帝身上衣服有破绽的地方，都交给后妃们修补，内务府一文钱也不得沾光。
因为道光皇帝倡导节俭，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旧衣服卖得比新的还贵。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旧衣服，就只好自己做旧，把好端端的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官场风气有所转变了，作秀的风气又兴起来了。
道光皇帝带头节俭的程度让人难以想象。他使用的文房四宝，就是普通的毛笔、砚台。力崇节俭为道光帝赢得了声誉。他身体力行，希望通过自己“节俭”的言行，臣民能够上行下效煞住侈靡风习，希望人人安贫乐道。
道光要求提倡节俭从我做起。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
为了省钱，道光帝曾明确规定：皇帝生日的万寿节、皇后生日的千秋节及除夕、元旦、上元、冬至等庆贺礼仪筵宴都停止举行。
道光皇帝对皇后非常敬重，有一次，皇后生日，他破例为皇后祝寿。于是，满朝亲贵重臣献上寿礼。拜完寿，大家自然留下赴宴。开宴后，众人发现每人面前只有一碗打卤面，后来听说，为此次寿筵，道光帝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
然而，在满朝上下在齐声称赞大行皇帝俭朴崇实的圣德时，王公贵族如穆彰阿们照样奢侈，照样腐败。社会的风气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
关于建设陵墓，这位节俭的皇帝也不走寻常路。或许对于道光自己，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奢侈；或许，是对用人问题上的成败。
据说，在道光登基伊始，按成例营建“万年吉地”，墓地经勘察风水，选在东陵的宝华峪。
1825年（道光五年）二月，道光皇帝来到自己的墓地，看了以后，表示满意。英和是很推崇节俭的大臣，他曾对道光帝谈及汉文帝薄葬之事，很符合道光的心思。从1821年（道光元年）起，英和受命在遵化东陵宝华峪万年吉地为旻宁监修陵寝。
1827年（道光七年），工程告竣。陵寝本着道光追求节俭的精神，取消了二柱门、地宫瓦顶、内刻经文、佛像等部分，大殿碑亭、石像生的体量也小了。九月二十二日，道光皇帝旻宁亲自护送他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入寝，见陵寝坚固整齐，非常高兴。
没想到，一年后的1828年（道光八年）九月，旻宁获悉地宫渗水，孝穆皇后的梓宫被浸湿，顿时震怒，连发十余道谕旨，大骂办工大臣丧尽天良，斥责英和承办万年吉地工程始终其事，其罪尤重。刑部拟议英和处斩，但查明此案确无赃私之事，于是道光下旨：英和“著加恩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其子奎照、奎耀“随侍前往黑龙江”。。
英和没有把道光的陵墓做好，道光就换了一位大员，这个人，就是穆彰阿。
1831年（道光十一年）二月，道光帝亲至西陵，重新选定龙泉峪为“万年吉地”，命“一切俱从简约，以剐朕之素志”。
该陵设计上更加刻意求简，仅有建筑二十七座，占地四十五亩，方城、明楼、穿堂诸、琉璃花门等撤去，隆恩殿面阔由五间改为三间，殿内装饰不施彩画，月台的规制也比前代简单。地宫之上只有石圈，甬路不必接至大红门，太监营房也不建造。这项工程历时四年七个月完成。
然而，这个小巧的陵墓，其实外“俭”内“奢”，其用料材质异常精美坚固。穆彰阿改变了传统的上身糙砌灰砖、刷红浆，下肩干摆的做法，围墙采用磨砖对缝、干摆灌浆工艺到顶，不涂红挂灰。这样的构建方式无形中就远远增加了经费和人力所需，加之两建一拆的经历，道光建陵的耗资超过了清西陵任何一座陵墓。
穷皇帝打吝啬仗
旻宁在位三十年，社会弊端积重难返，又赶上了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他勤政图治，克勤克俭。他曾戡定西陲，严禁鸦片。但鸦片战争失败，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他性格多疑且反复无常，禁烟时，他的态度在禁烟与销烟之间摇摆不定；开战时，他在主战与主和之间徘徊；用人时，他在任贤与任奸功罪倒衡。战争失败后，他苟安姑息，得过且过。
鸦片问题由来已久，雍正的时候就禁烟，雍正的儿子乾隆的时候又禁烟，乾隆的儿子嘉庆还禁烟，但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就鸦片问题当时朝廷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驰禁，就是以许乃济为首的“驰禁派”，另一派是以钦差大臣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
1839年，林则徐受命到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说：“若鸦片一日不禁，本大臣一日不回”。这个时候道光支持禁烟，林则徐逼迫英国领事义律交出鸦片，承诺一箱鸦片可以给英商五斤茶叶补偿，结果最终收缴鸦片两万多箱，价值八百万两白银，道光皇帝心疼银子不答复。林则徐只好联合邓廷桢等大臣上奏说：“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道光这才批复：“照所议办理！”夸奖他：“卿等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所办可嘉之至！”
当时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拒不上缴鸦片，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义律这才交出。林则徐将缴获的鸦片共19179箱，2119袋，总计2376254斤，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在虎门销毁，并责令义律永远不准贩运鸦片入境。“虎门销烟”震动天下，国人拍手称快。
此后，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急于妥协，与其节俭的意识不无关系。虎门销烟触犯了一些国人和英国殖民者的不法利益，他们内外勾结，进行反抗。英国殖民者用坚船利炮叩打中国的大门，发动了鸦片战争。
在英国海军的炮轰下，道光不主张抵抗了。因为朝廷没有钱，所以穆彰阿赞和议。道光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主战派查办，改派钦差大臣属两广总督，大学士、钦差大臣、封疆大吏琦善代替了林则徐，到广东与英国谈判，要求琦善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意思是既不要给英国割地赔款，又不跟英国发生军事冲突。
琦善私自允许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道光帝将琦善锁拿，并先后派杨芳、奕山对英作战。但杨芳没能阻止住英军向广州城前进，道光只好命伊里布、耆英、牛鉴与英军议和，广州重新开放了。
然而，英军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军攻占吴淞。这年八月，英舰开到南京下关江面。
在签订《南京条约》的前一天晚上，道光彻夜不眠，绕殿逡巡，不停地拍案叹息。等上谕发下后，他痛哭对不起祖宗。
第二天，惊慌失措的道光，派耆英和伊里布与英军签订了清朝第一个屈辱条约——《南京条约》，使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后，清政府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一步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穆彰阿对鸦片战争持消极态度，反对自卫反抗，主张求和，后又主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但损害国家尊严，还使国家丧失主权，开启外患，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国人痛骂他为卖国贼。
待到道光驾崩，咸丰继位后，咸丰帝指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将卖国贼革去职务，永不叙用。诏令下达后，天下无不拍手称快。
道光在位时，在国事上有一项重大的历史政绩，就是镇压新疆回部的张格尔叛乱，稳定和巩固了清朝对新疆的管理。
和卓·亚海亚，是尊称“张格尔和卓”，翻译过来就是“世界的和平”的意思。此人生于中亚地区的浩罕王国，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和卓波罗尼是他的爷爷。爷爷的弟弟就是小和卓霍集占。大和卓的儿子、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在大、小和卓灭亡后出逃葱岭西边的浩罕国，清政府每年拿一万两白银，让浩罕国的国王代为监视萨木克。
萨木克逃至浩罕国后生了三个儿子，次子即张格尔。
张格尔继承祖业，在英国控制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留过学，接受英国人的顾问、训练和武器，张格尔野心勃勃，时刻梦想在南疆恢复和卓家族的统治，“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在浩罕支持下，他潜入南疆发动叛乱的圣战，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一直闹到1831年（道光十一年）。
道光六年的一次叛乱规模最大。张格尔率浩罕、布鲁特五百余人，窜回喀什噶尔（今喀什）附近，以礼拜其祖先玛杂（坟墓）为名，利用南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及其宗教影响，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复辟和卓的封建统治。
伊犁将军长龄、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阿隆、甘肃提督杨芳等率领三万多兵马，于1827年(道光七年)，击败张格尔军队，收复了四城，并设计诱执张格尔。1828年(道光八年)，张格尔被俘。
道光平时俭以律己，俭以律臣，即便赏赐有功之臣吃顿饭，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他亲御午门受俘张格尔后，开庆功筵宴。当时除了请伊犁将军长龄，还请了十五位老臣。这些人挤了两桌，桌上摆着几样菜，大臣们却不敢举箸，只怕一动筷，便要吃光。道光坐在那里，既不吃菜，也不喝酒，只和大臣们谈些前朝往事。后来又谈到作诗，君臣即席联起句来，做成一首八十句的七言古诗，记当时君臣之乐。大家在席上谈论了足足两个时辰，菜还不曾吃便散席了。
道光皇帝倡导节俭治国，节俭治军。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只要一有大臣提到拨款，他立即面露不悦之色。
在探讨新疆设防方案时，将军们充分考虑到了道光皇帝的吝啬，上奏仅要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谁成想，道光皇帝给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军留守六千人。将军们愤然回击，提出专守新疆东部，让西部自治，不予设防的方案。道光皇帝又大骂他们放弃新疆防守，指责其居心叵测。经过几年的君臣争执，最后道光决定“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兵饷”。
1850年（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驾崩于圆明园。就在这个月，他在江宁等地遭受水灾情况的奏折后批示：暂停征收灾区赋税。这是他治国三十年，处理的最后一件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