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忍耐。
几千名接站者忍耐着透骨的寒冷和近乎绝望的期待在他们心中造成的愤怒。
火车站忍耐着愤怒的人们。
种种不安在车站广场上空的宁寂中悄悄流动着……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镇定地俯视着万头攒动的人群……
“站长，要不要开探照灯？”
“暂时不要……”
“治安警察可以出动了吗？”
站长思忖片刻，尽量从容地回答：“不必……”随即补充了一句，“站内的可以出动了……”
他放下听筒，缓缓坐到椅子上，翻开值班日记，匆匆写了一行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还想写什么，却难以组织准确的词汇。
广播开始了：
“站台工作人员注意，站台工作人员注意，113次列车就要进站了，请做好接站准备，请做好接站准备，请……”
站长立刻放下笔，起身大步跨到窗前，凝望广场。他心中对广播员充满了感激。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火车站，广播员的声音都永远是那么一种职业性的，那么一种缓而慢之的，那么一种能够安定人心的语调和节奏。
每一个国家的国徽和国旗是不同的，但所有国家所有火车站的广播员，却仿佛就是同一位可敬的女性，一位熟谙世界各国语言的女性。
感激她们那种至亲至爱的声音！
我们的地球上没有一个火车站的广播员是男性，正说明在火车站这种地方，人类的心理是多么需要那种温良的、至亲至爱的、女性的声音来安抚。
火车站是人性的磁场。
A市火车站女广播员的声调是优雅沉着的。然而全体站台工作人员一听到，还是紧张地从各处迅速跑到站台上，肃立在安全线以内，如同组成“散兵线”的士兵。
出站口预先得到站长的命令，绝不放入一个接站者。站台上除了那道蓝色的“散兵线”，再无他人，呈现着一种类似戒严的空寂情形和防备状态。
113次列车并非什么极端重要的军列，亦非中央高级领导人或秘密来访的某外国元首的专列，车上更没有足以危害一座城市的可怕的瘟疫传染者。
它是历史的债车。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四十余万知识青年，东北广大地域内近百个农场的知识青年，分散在无法计数的东北各农村的插队知识青年，所有这些在十年动乱中被城市抛弃或抛弃了城市的知识青年，这些当年“堂吉诃德”式的或被哄上被骗上被硬推上历史“游艺车”的“红卫兵”，开始了如钱塘江潮般迅猛的大返城！
113次列车，是为他们临时增加的车次。可以认为它是返城知识青年们的专列。他们的人数加在一起，少说也有八九十万。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迁移。它首次运行即将抵达A市。它已晚点十三小时，毫无疑问还将继续晚点下去。鬼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站上海！
A市是它运行中的第一大站。在此站，它将撇下两千多名知识青年。另有一千七百多名几天前乘其他车次抵达A市的知识青年，正如丧失了编制和纪律的溃军败旅，蚁群似的拥在车站大楼内，期待着转乘知青“专列”兼程南下。他们早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各自朝思暮想的城市。他们由于不情愿而没办法的滞留，耐性崩溃瓦解，盲目的怨气和怒气达到顶点，随时欲寻找机会发泄。这种怨气和怒气，已不复是千百少男少女缺乏磨炼的急躁情绪，而是成熟了的一代人长久积压的委屈和愤懑。
从哪一天起他们开始产生了这种心理？
这个研究兴趣留给社会心理学家们吧！
可以认为是他们当年或自愿或被迫地离开城市那一天，也可以认为是他们或留恋或诅咒着离开东北广大土地那一天。
谁也无法在历史的某一页上准确记载下这一天的日期，只有他们每个人自己心中清楚。
蚁聚在车站大楼内的一千七百多名知识青年，使每一个车站工作人员都切身感受到了威胁的存在。车站大楼内仿佛四处堆集着易燃物和爆炸品。
车站工作人员对返城知识青年们畏而避之，唯恐与他们发生摩擦。一次微小的摩擦，也可能导致一场难以平息的骚乱，使这北方铁路线上的大枢纽站瘫痪掉！
站前广场的几千名接站者，有返城知识青年们的父母，有他们的兄弟姐妹，有他们各种关系的亲人。有的竟举家而来。十一年前，他们送走的是孩子；十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将迎接的，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是须眉男子和老姑娘。十一年前，他们是在站台上送别，耳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口号歌声此起彼伏；十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却在站前广场上迎接，没有红旗飘舞，没有标语招摇，只有漫天飞雪！
好一场大雪！下了整整一白天，仍在下。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个夜晚，纷纷扬扬普天降落。它仿佛要掩盖住什么！
十一年前历史轰轰烈烈地欠下了债。
十一年后的今天，时代匆匆忙忙地还这笔债！
无数木牌高低参差地举在黑压压的人头上，写着各种各样的字句：
“毛毛，出站后到这里！”
“张晓军，爸爸在此！”
“孟丽芬，二哥接你来了！”
……
天气格外寒冷，零下三十一度。西北风从人们头顶嗖嗖刮过。几千名接站者跺踏双脚，其声犹如百面军鼓乱擂。坚硬的大地震颤着！
接站的几千人，比车站大楼内的知识青年们更焦急，更愤怒。因为他们在风雪之中，严寒之中。车站大楼的各个门都有警察把守，没当日的火车票不许入内。事实上，车站大楼的容人量确已超“饱和”了。
出站口的铁门从里面锁着。铁门内，几名铁路工作人员，袖着双手，泥胎似的僵立不动，对千百人的咒骂声充耳不闻，钢网将他们和接站的人群隔开，使他们多少获得一种安全感。
“接站的同志请注意，请让开出站口前的道路，以免阻挡113次列车的乘客出站……”
广播员至亲至爱的，燕子呢喃般的声音，在广场上空悦耳地回荡着。广播员是很懂得一点心理学的，她不说“返城知识青年们”而说“乘客”，希望不寻常的事情，变成寻常的事情。
但这毕竟是不寻常的事情！十一年来笼罩着千家万户的忧愁，一旦被历史的巨笔果断地画了一个句号，对知识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及亲人们所造成的冲击力，是强大而又猛烈的。他们面对事实，却仍半信半疑，好像错过了今天这个日子，明天事实就会变成梦幻或泡影似的。
接站的人群顿时亢奋起来，反而愈加骚乱。所有的人都企图挤到最前面去，第一个从出站口将他们要迎接的人拽出。那道钢网铁门，在他们看来，仿佛是现实与梦幻的可透视的屏障。他们恨不得推倒它，冲垮它，毁灭它！
人群外围，两个年轻妇女，刚刚把一张大白纸好歹总算贴上出站口对面一家小吃店的泥墙，纸上写着：“王文君，我们实在太冷了，只好回家去。大姐和二姐。”听到广播后，她们毫不犹豫地将它一把扯下，扭身就朝出站口跑，像两只黄鼬似的钻入人群中。
透过铁门钢网，接站的人们看到一队铁路治安警察跑步出现，分列两排，从站台到出站口形成了一道警戒线。
113次列车，终于载着A市千家万户的希望，疲惫地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宛如一条巨大的钢铁爬虫，无精打采地驶入了站台。车头吐出的阵阵蒸雾弥漫了站台，制造了片刻寂然的梦境。但列车带来的一股疾风转眼又将梦境刮散。每一扇车窗都打开了，每一个窗口都探出三四颗戴着皮或棉的帽子的脑袋，伸长着脖颈，热切而惊诧地张望着空荡荡墓地一般宁静的站台。从他们面前闪过的，没有他们的亲人，只有站台清冽的灯辉下，铁路工作人员一张张严峻的面孔，一道蓝色“散兵线”，还有从站台到出站口那两道紧密的白色警戒线。
愤怒！
摆脱了纪律和理智束缚的愤怒爆发了！
“你们他妈的为什么不放人接站？！”
“我们是土匪强盗吗？！”
“存心跟我们知青哥儿们过不去是不是？”
“老子这么多东西怎么带出站呀？”
“不下车了！不放人接站，咱们都他妈的不下车啦！”
“呸！你姥姥的！……”
一口唾沫，吐在一位铁路工作人员脸上。他缓缓地抬手擦去，宽容地苦笑了一下，对身旁的另一位铁路工作人员说：“我女儿也在这趟车上。”
对方低声说：“你留神点，发现了，我帮你先接到咱们休息室去。”
他回答：“别了，有她妈妈和她哥哥在站外接她……”
“今晚可能要出事。”
“但愿别出事。”
几乎每一节车厢都传出怒骂声。“知青专列”是没有卧铺的。他们像塞在罐头里的鱼，一个紧贴一个地塞满每节车厢。大多数人没有座位，互相挤靠着，许多人实际上仅有立足之地。他们重新体验了一次当年“大串联”的旅途滋味。从列车开动起，乘务员们就都像隐身人似的“消失”了，聪明地将自己倒锁在休息室里，不再露面。不能指责他们，列车上没有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余地。烧水炉早就熄灭了，“凉开水”早被喝光了，餐车里也挤满了人，根本无法开饭。列车上的广播员却很忠于职守，准时播音。上午是“二人转”，中午是“二人转”，下午还是“二人转”。“咿呼嗨，呀呼嗨”开始前，她总是像报幕员一样，热情饱满地说上一句：“下面请欣赏……”使人猜想她只有那么一张宝贝唱片可放，而她那句热情饱满的话也是录在唱片上的。“二人转”唱的是知识青年战天斗地的词，对这车听众来说，无异于是一种讽刺。
广播员主观认定，车厢里的每一个返城知识青年，既然在东北各农村生活了整整十一年，必定对这种东北农村曲艺感情深厚，百听不厌。却不知道，有几节车厢的喇叭线，早被扯断了。而许多返城知识青年，为了不辜负广播员兜售艺术的热情和美意，当唱针开始划出第一声“呼嗨”之前，就以更饱满的热情众口喊出“呼嗨”了。
在这中世纪贩奴船般的旅途中，他们的食欲、困意，每一根最微小神经的最末梢，全都麻痹了。许多人的文艺细胞和创造性思维，却变得空前活跃，才华横溢。
这是一种本能，如同被扔进舱底的鱼儿的蹦跳。
“老三听，不但战士要听，干部也要听，哪一级，都要听，听了就要唱，要在‘呼嗨’上狠下功夫……”
他们在“呼嗨”上下的功夫是那么狠！
把“文革”中“副统帅”的语录歌加以篡改，使他们获得极大快感，乐此不疲。每节车厢里失掉了职务的知青“干部”们，耳听“呼嗨”之声唱成一片，则只有默然而已。彼一时，此一时，在这次列车上，没有什么“干部”，也没有什么“战士”了，都是返城知识青年。等待他们的，都将是相同的命运——待业，在城市重新寻找到一个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的点。大返城造成了他们之间地位上的平等，起码在本次列车上，在误点十三小时的旅途中是如此。平等的意识，对大多数人来说，永远是能够获得某种安慰的意识。
他们又疲惫又亢奋的头脑，还来不及预见到，城市将在他们之中，划分出多么细致又多么难以超越的“等级”。划分得很细，很细。
这种互相体验到的平等意识，使熟人或生人之间，极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谁都明白，一回到城市，城市便会将他们隔离开来。他们不再是社会无法忽视的一个庞大集团，而成了单独的、孤立的“个体”。无论他们情愿或不情愿，无论十一年来朝夕相处的或在列车上刚刚互报姓名的，他们将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人数众多地重聚在一起，他们将必须以全副的精力在城市寻找和占据一道起跑线，开始新的冲刺。他们对城市所怀抱的一切希望，都只能从一道新的起跑线上去实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命。
如果说他们，这逝去了青春的，心理和精神上都感到疲惫不堪的一代，这几十万，近百万，数千万知青大军，由于“上山下乡”的使命宣告结束，而产生一种解脱感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他们由于将要离别，将要被城市所分化，心灵中产生了溃疡般的忧郁、迷茫、惆怅、失落状态和彼此依恋的情愫。
当列车进站后，除了那些将头探出车窗的人，更多的人则在互相告别。
那是很动人的场面：久握不放的双手，依依不舍的拥抱，真挚的眼泪，泣不成声的话语……女知青的感情充分体现这一代人珍重友谊的性格色彩，她们两个、几个，甚至十几个抱作一团，不能抑制地放声大哭。哭声在这种时刻是有传染性的。对于不同城市的知识青年们来说，是离别，也可能意味着以后永难相见。谁知生活会不会恩赐给他们重逢的机会呢？而他们目前又是多么需要在一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一起，需要不被分开。
他们不要被分开！他们心里都有些怕……
哭声一片，从车厢内传到站台上。
挤不到一块儿去的男知青，就放开嗓门大喊：“赵东利，我下车了啊！”
“你下车吧，我可没法帮你忙了呀！”
“不用。我的东西都从窗口扔出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没什么说的了，你快下车吧！”
“那我就下车了啊！”
“下吧！”
“到了上海立刻给我写信啊！”
“一定！”
“我下去了！”
“你他妈快下去，还啰唆什么呀！一会儿下不去啦！”
“好，我下！……”
“哎！你小子长点记性，往后别再顶撞当官的！千万记住啊！”
“记住了……”
最后这一句话，已是哭着说出来的了。
肃立在安全线以内的站台工作人员，听到车厢里的哭声和告别的话语，也一个个为之动容。他们对挑衅性质的咒骂，保持着可敬的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