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除去工人，铁路员工，多数人都失业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有伪字当头，也等待接收，“教育馆”自然没人来抢，也没有人来管，当然也就没有了工资。不只教育馆，所有业余剧团的艺友们都遭了霜打，郑哀伶更是惶惶然，因为他本是调来专门搞业余剧团的。现在韩秘书已不在，据说日本投降前就在抓他，国军来了也抓他。郑哀伶也不敢再找他。但郑有三个孩子，都不过十岁，嗷嗷待哺，他不得不聚集“旧部”，成立了一个职业剧团（我记得好像叫“醒民”）。只不过《雷雨》的老班底多数不在了，又有铁路上的几位业余爱好者参加。他们都受过郑的“训练”，特别是有一位吴大哥，演反派角色，不输于郑哀伶演鲁贵。不管怎么说，这新剧团是演不出《雷雨》了。何况为了挣钱糊口，老郑也不得不顺应那时候的“口味”，搞到了一个歌颂国民党间谍以色相深入敌人内部牺牲报国的剧本（忘记是谁写的了），叫《天字第一号》。“女特务”是外请的一位女士扮演的，不知什么来路，但演技却相当熟练。那位吴大哥演那敌伪首脑人物。这种情节戏挺热闹。头几天，大家看着新鲜，上座率还好，只不过，这时在当地“国军”已经把自己搞臭了街，美化他们的“文艺”，似乎也不能吸引观众，演过了10场，就不到半场人了，哪养得起剧团20多口子。我忘了每天补贴多少钱，给我的，只够吃四个烧饼、两碗馄饨的。“大被窝票”已一钱不值，石家庄人谁手里有这种纸币谁倒霉。我们这些外乡人也无破烂儿可卖。国军来了一个月，大家手里没有法币，都只好靠劳力了。而这些肩不能挑又没手艺的人，能干什么呢？现在能解穷的，只有靠剧团这点收入了。郑哀伶急了，三日夜不睡，赶写了一个按照现在说法叫做“娱乐性”的剧本《红粉骷髅盗》，是三幕带武打的“闹剧”，这虽非郑哀伶本色，但他毕竟有几十年的戏剧修养，善于结构矛盾冲突。总之，这个戏写得很刺激，也有点惊险，但对郑哀伶来说，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
我一生，有32年是在做文艺编辑，后来又作了1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行政，工作需要，三四十年，可说是古今中外的各种戏剧形式，只要在北京演出，我差不多都看过，特别是当文艺编辑时，每逢调演或会演，都是要赶场的。在我的心目中，从导演艺术上讲，焦菊隐和他的北京人艺的弟子们，自然是第一位的，他导演的老舍先生的《茶馆》，可说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他也导演过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他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运用到中国话剧舞台的第一人，但是，他还继承发扬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优秀传统，他不是照搬斯氏的体系，而是融中外艺术为一体，再加上他的个性化的创造。虽然和他同时的名导演，还有上海的黄佐临先生，他有不同于焦先生的导演风格，只不过我自己则更喜欢那时的北京人艺的演剧学派。这是由郑哀伶而想起的一些后话。
留在我记忆里的郑哀伶，确实是一位难得的戏剧人才，可惜他生不逢时。他本是一位进步的艺人，导演《雷雨》时，何等精神焕发；现在为了“求生”，竟走到了这一步，就是如此，也还是养不活剧团，恰好上海影剧名演员吕玉坤也领了一个剧团到石家庄来跑码头。吕玉坤演过不少电影，在上海“孤岛”前后，他似是没有到大后方去。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影片是他和周曼华主演的《晓风残月》。情节是一位富家小姐，在逃难中与一穷书生相遇相恋，以致怀孕。难产后，男主角送女回家，求婚不成，终成悲剧。男女主角的表演，都还相当感人。抗战胜利，吕玉坤似不大得意，“才跑起码头来”。他们一来，就抢了我们剧团的饭碗，“占领”了小剧场，吕玉坤毕竟是红影星，演的又是国民政府“陪都”的故事《重庆24小时》，引起轰动。不过，石家庄只是一座新兴的小城市，什么好戏演过十场，也就少人问津了。就算是吕玉坤，石家庄也养不活他，换了两出戏，也只得离去了。
郑哀伶挽留了吕团中正在恋爱中的男女二位，当然是想给剧团输入点新鲜血液。这两位男的是副导演，女的是演配角的。其实，外来的和尚未必能念好经。老郑为了表明诚意，把导演的位子让给了这位副导演，也为了重振剧团的“声威”，他又“回归”曹禺了。请这位导演排演《原野》，自己出演仇虎，女主角金子就由那位女演员扮演。演过鲁妈的傅大姐演焦母，演过周冲的小王出演焦大星。我“旁听”了彩排。我觉得，这位副导演并没有读懂《原野》，比如焦母和仇虎的几节对话，都内涵丰富，隐寓着两代人的血泪仇。郑演仇虎，自然用不着他说戏，演得很出色。仇虎野性十足，但内心又充满着人性善恶的交战，他全家都被焦阎王陷害，他自己也被诬陷入狱成了死囚，他半路逃脱，满腔愤怒，来找焦阎王复仇。可傅大姐演阴狠焦母，非其表演本色，而导演的说戏又不到位，就无法与老郑的仇虎形成对垒。这位导演的“艺术思维”很浅薄。倒是那位女演员演的金子，虽不够漂亮，却能把握角色的内蕴，金子那野、那泼、那敢作敢为，用现在的时髦话说，都是表演得很“刺激”。只不过，《原野》也没有给剧团找到出路。这时，石家庄已不只有一个话剧团，另外一拨戏剧人比我们有气魄，他们占领了石门剧场，并唱开了对台戏。首场就是曹禺的《日出》，还从我们这里挖走了一些“角色”。《日出》的主角陈白露，就是丁伶（墨农的爱人）扮演，我的二姐也参加了这个剧团。争演曹禺剧，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生存竞争十分尖锐，小小石家庄哪里养得起两个话剧团，何况国军来了两个月，石家庄已开始物价飞涨了，最后两个剧团都难以维持。
我自然一直跟着郑哀伶，因为他忘词毛病很难治愈，有他的戏，我就得在后台盯着，再帮着搞点“效果”。这时我已身无分文，只靠剧团这点津贴吃两顿饭。混到年底，谭北生突然回来，他在北平没有找到工作，又来石家庄找机会。没有住处，没有饭辙。我这时还住在教育馆图书室的大条桌上，好在我有两床被子，我们就凑乎着挤在一起了。1945年那一年冬天十分寒冷，院里自来水管都已冻住，晚上搞到一盆水，第二天就结冰到底。要洗脸只得用手握化点冰水擦一擦，而我的四个烧饼和两碗馄饨，也只能分成两份，两个人挺过一天去。有时我还得跑到二姐那里蹭一顿中午饭，但我毕竟已经是18岁的大男人，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靠二姐养着，何况她也只有一份剧团补贴，比我多一点收入，也是靠她巧手“缝穷”缝来的，还要给家里妈妈和小弟寄一点。两个大小伙子，一天一顿饭，没过十几天，就挺不住了。北生和我商量，还是回北平想辙吧！我虽留恋石家庄的艺友们，但再继续留下去，已无生存希望。我索性把被褥和身边破烂全部卖掉，向艺友们，特别是郑哀伶、哈墨农告别，老郑自然不舍，但也知道没任何理由留我。就这样，我和北生买了两张火车票回到北平，我即转车回到通州。北生临别时留了我家的地址，叮嘱我在家等他的消息。
回通州不久，就从二姐来信中得知，石家庄的两个剧团，都被驻守该市的“国军”第三军收编了，成了“国军”的剧团，他们又演过什么戏，我就不得而知了。在石家庄这一年多，我虽然还没有脱离幼稚、混沌的思想状态，但总算有机会接触到新文艺，特别是曹禺的戏剧世界，也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多懂了点世态人情。三人行，必有我师。艺友中给我影响最多的，是郑哀伶、哈墨农、谭北生。哈、谭二位，后来还有交往，我也写过纪念文章，老郑却是石家庄一别，终未再见。只在1951年大学寒假，我要去河南新乡，从石家庄转车，夜间10点多，住在车站的小店里，曾打过一个电话，那时他和石家庄几位艺友都已成为专业的话剧工作者。从声音听来，他苍老多了，听说我在上大学，替我高兴，为我祝福。可惜，我是第二天四点半就转车，不能去看他们，就在电话中珍重告别了。后来，在《文艺报》上看到他给铁路文工团导演的话剧《不是蝉》，调演到北京，《文艺报》有评论，有访问记，我没有看过剧本，也没有弄清剧名寓意。依我推想，大概是写铁路工人劳模的故事。既然能调演到北京，自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艺术上我是相信老郑的。这可能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导演的第一个成名作。我虽看不到，却写过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贺。不过，并未得到复信。1953年我分配到北京，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第二年没有毕业就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再也没有看到老郑有新作演出。忘记是1955年，还是1956年，二姐告诉我，郑哀伶已去世。我们都很伤感，难忘石家庄那段“戏剧人生”。郑哀伶，就是一个“戏剧人”，此外，他别无所能。我们作为邻居一年多，他平素精神上很忧郁，又有一个“平庸”的家，妻子是一位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他是二婚。妻子并不难看，结婚不过五六年，就给他连续生了三个儿子，个个眉清目秀，粉捏玉琢，都像爸爸。老郑大我十几岁，那时大概30岁左右，头顶已脱发，中等个儿，肤色很白，一双大眼掩映在近视镜后，不知为什么，我想起来，总觉得他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韵”。大家都认为，这对夫妻很不相配。大家都知道，他曾有过一位前妻，可能也是演话剧的，他们有过一段“神雕侠侣”般的温馨爱情，不知什么原因出了意外，对老郑打击很大，为了纪念她，老郑把自己的艺名改成郑哀伶。总之，在我看来，老郑的二婚是勉强的、不幸福的，但生活的负担却很重，他去世时也不过40多岁，哀哉，哀伶！我每次看《雷雨》，都会想到郑哀伶，这是石家庄一年多生活中留给我最深的印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