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排行第七，傅士奎第八、宋桂英第九，王文蒨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小妹妹。实际上她是和小傅一起受教于会英文的贵宪尧，也被北生排行入列。这本是少年人的习性和行为（现在只有文蒨还经常通信，其他小友多数已去世，有两三位下落不明）。如果讲个人相处时间长，彼此相知，应当说是我和北生、小傅。其实，北生和我同岁，只是他生日大，我生日小而已。小傅还小我一岁。我本名李锡范，由于小友们经常拿我这名字开玩笑，北生建议我改名李希凡，谐音字不同，内涵也有点意味。就从那时开始，我上大学、写文章、在工作单位，都用了这个名字。北生很聪明，他也17岁，不过，他可能有过比我更多的阅历，文笔又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和他关东大汉的身材正成反比。这个我称之为“兄弟姐妹小团体”中，有几位消息灵通人士，如小一哥、老贵，包括北生，和京、津、沪有很多联系，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时事新闻，什么太平洋战事，什么八路军游击队，以及毛泽东、朱德、蒋介石、汪精卫等名人，对我这毫无当代政治常识的糊涂人来说，都是新观念、新的名号，那新闻往往是歧义的。有的说，汪精卫被日本鬼子害死了；有的说，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的。有的说，日本在太平洋被美国打得无还手之力。总之，在我听来，这都是期待着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我也听出了在传播消息中的不大相同的观点和立场。比如在小一哥的分析里，国军有美国的后台，太平洋的战局，会影响到中国战局，国军会打回来的。北生总要跟小一哥唱点对台戏，我听得出，他对小一哥那位“蒋委员长”，颇为蔑视，说他已经败到重庆去了，靠他中国还有什么指望。我和小傅自然插不上嘴，老贵和家屏对这些问题从不表态。萧园与北生一致，有时还会说出惊人的“新闻”，他有一次就说过，八路军游击队就在附近，其实日本鬼子只占着火车站，火车站20里以外，就不是他们的地盘了……好在大家都盼着日本鬼子快滚蛋，这是一致的。我记得，大概在1945年三四月间，飞机光临石家庄火车站进行了扫射，虽是不过10分钟的事，却大大地震动了石家庄人。普通老百姓都很高兴，但也只能窃喜，我们虽狂喜，却也只是悄悄奔走相告，以为鬼子就要垮台了。还是小一哥老练，向大家发出警告，说战争要结束了。我们不要再相聚了，防止鬼子、汉奸寻隙生事，谨慎一点好。
业余话剧团，本来就是在那位韩秘书的“关怀”下，经常要催郑哀伶排演新戏。这时连郑哀伶也闲下来了，说韩不再找他，韩也不怎么上班，深居简出，也不知他住在哪里。石家庄商家也“敏感”起来，本来就物资缺乏，这时则天一黑就关门谢客了。教育馆又回归静寂了。哈馆长新婚燕尔，不大上班。二姐忧心忡忡，觉得“国军”能打回来，自然不受这亡国奴气了，可职业又会成问题，这“教育馆”本来就有名无实，人家还会要它吗？失业了，一家五口人怎么办？父母、小弟又会挨饿……7月间突然接到小弟来信，说父亲已于7月8日去世，并因夏天炎热，没有告诉我们，就安葬了。叫我们不必回去，欠了一些债，只寄钱就是了。
我和二姐都很悲痛。想到父亲诚实为人，幼时坎坷，一生奋斗，晚年又挨饿受冻，却如此结局！生了这么多子女，都无能为力，实在凄惨。这时，京太路——北平至太原经石家庄，已有时不通，我还是执意要回去一次。二姐本来说，钱不大够还债的，你就省了这份路费吧！我没听她的话，还是回家了。日本鬼子把通州人已折磨得没有一点生气。从火车站进新城南门，到街口，看到那些小商店，不只顾客稀少，而且伙计们也无精打采。回到家中，难免哭了一场，母亲更见老了，小弟很瘦弱，破衣烂鞋，一副可怜样儿，明显的吃不饱、穿不暖，从他生下来，家里就没有过过好日子，但最后给父亲送终的，披麻、戴孝、摔盆，都是他，他是孝子。我不用问也知道，埋葬父亲的不过一副薄棺、几串纸钱，四个人一抬，就入土为安了。我叫小弟带我去坟地看望父亲，其实，我刚才从车站回家，已在祖坟转了一下。我果然没有猜错，在爷爷坟旁边的那个小土堆，就是父亲的坟。这坟离墓穴正道的排列很远。那正道上排列着七座坟墓。中间最大的坟，是从绍兴北来的始祖李应彪的墓；分列在两旁的稍小于祖坟的，是他的两个儿子，第二代的李若梅、李若海，下面的四座，是他们的下一代。据说是李若梅的一个儿子和李若海的三个儿子。三代以下，似已不讲墓道，几十口人，星罗密布，各占一块地方，大都是比祖坟小得多的坟头了。我不知曾祖父的名字，我家的家谱，由于宗祠被烧，早已失传。我只知邻里乡亲都称呼爷爷为老六爷，这大概是大排行。到了父亲一辈，该是第六代，只剩下三户。大爷那一户，住在水月院，老二哥据说当过吴佩孚的秘书，他家的房子是两进四合院，比较气派。但他家坟地已另立门户。我家以爷爷为中心，占据祖坟东北的一角，只有三个坟头，爷爷奶奶的坟头大一些，旁边是父亲的坟头，二哥在他旁边，更显得小得可怜了。小弟告诉我，父亲的坟，多拉了好几车土，才显得比二哥的坟大了一点。我看着这两座小坟不禁泪下，我不懂怎样祭奠先人，只买了一瓶二锅头和一些果品，几串纸钱，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我是父亲爱子，他临终还叫着我的名字。父亲认为我读书有点悟性，可我自知毫无巧思，只是记忆力稍好而已。我在父亲坟前默祷，将来一定要上学读书有出息。至于有什么出息，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还是前途茫茫！
我只在家里待了五天，就乘着还能通车赶回了石家庄。一到教育馆，二姐就警告我，少出去，局势很紧张。果然，没有人到教育馆来了，同乐戏园子锣鼓声虽然照旧，观众却稀少了。业余剧团的那些“积极分子”，兄弟姐妹那些“活跃分子”，半个多月都没有露面。忽然有一天，小傅来找我，说小一哥他们实习告一段落，要回北平了，邀请大家聚一聚，就在星期日，但不到他们宿舍去，要去老贵和北生的“合作社”办公室。自然来的都是男性。因为在小一哥眼里，几位女性都是孩子，有些事也不能告诉她们。“聚餐”的实物，都是老贵和萧园准备的，因为他们没有家庭负担。
我一进去，就看到北生和小一哥低声地争论着什么，大家都很兴奋。萧园忙着给每个人面前倒一杯酒，桌上摆着好几个大盘子，有猪头肉、有酱牛肉、酱鸡、花生米、茶鸡蛋之类，小一哥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是8月15日，由日本天皇在日本东京广播宣布的。据说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本土上扔了两颗新炸弹，炸死了好几十万人。北生又说，苏联向日本开战了，已经从东北打进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也被美国军队打垮，没什么兵力了，不得不降。总之，这是使大家欢呼的好消息，尽管小一哥直叫大家噤声，大家还是喊了一嗓子。那时虽然并不详知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的大恶行，我总经历过通州事变，看见过日本鬼子那凶霸的恶相，大家聚在一起，尽吐八年压抑的心声。小一哥寄托在国军的“光复”，北生则谈到了延安和八路军。后来才知道，我在石家庄这一年多，它的周围很多地方，早已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只不过，石家庄地处交通枢纽，日本鬼子龟缩在这里，以求力保铁路运输。实际上也经常受到根据地军民的袭击，铁路被破坏，交通不畅。
这次聚会，大家都喝了酒。我们中间没有高阳酒徒，特别是我，由于父亲醉酒偏瘫，更是对酒深恶痛绝，这次却都喝得有点醉酒，虽是黄酒，却有后劲。我本与酒无缘，还要逞能，喝得大吐……聚会也是诀别，从此，“小团体”星流云散。最先走的，是小一哥和家屏，他们中断了实习赶回北平北洋大学。老贵和萧园没等接收大员来，就一个回了北平，一个去了上海。我无地可去，只是想着大姐大哥何时会有家信，编织着自己可以上学的美梦。
1945年，我已18岁了，在石家庄见到了“国军”。在我记忆里的所谓“国军”，还是七七事变中的29军大刀队，也看到他们在通州新城南门背插红布飘带的大刀站岗。后来听说卢沟桥事变，通州事变中，都曾拿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是何等痛快、解恨。在我的想象中，那是威武之师。可现在想来，这只不过是我和小伙伴们童年时代按照武侠小说模式编造出来的“英雄传奇”，因为现代战场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比大刀厉害得多，日本鬼子的头也没多少被砍掉，但抗战毕竟是他们放出的第一枪，我至今仍尊重他们。
这次看到的“胜利归来”的国军，不管是戴着贝雷帽，还是大檐帽，多数是耀武扬威，以“胜利者”自居，开口闭口“老子抗战八年”，视“沦陷区”人民为贱民，强买强卖，随便打人。日本鬼子投降了，“换防”的，却是“兵匪一家”，石家庄仍继续受难。真是赶跑了狼又来了恶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