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梦想的家是住在乡下农家似的小院，背山面水，左右或是草地斜坡，或是一带疏林。房子不要多，一小厅，一卧室，一书房。两边厢房可以招待朋友。院子要宽敞，种花，栽树，养一条看门狗，养一池野鱼。地面宁可是土，或铺一层青砖，走道则用卵石点缀，免得下雨的时候泥泞难走。地面不抹水泥，让细小的野草能从砖缝里探出头来。靠墙跟的地方，不妨留着些原来自生的青蒿、老鸹眼、狗尾草，甚至气味顶不好、带刺的果实还爱沾衣服的苍耳子之类，夏天或许能引来几只土蜂和一种瘦得像头发似的小蜻蜓。
为了遮阴纳凉，院子里不能缺少棚子。可是，是葡萄好呢，还是紫藤好？紫藤当然更漂亮，可葡萄能吃啊。搭丝瓜架子也是不坏的选择，艳阳下叶绿花黄，垂着细长的果实，随时可摘下做一碗丝瓜蛋花汤。丝瓜架子上还能放养两只蝈蝈，入夜听它们清远的仿佛来自“豳风”的鸣唱。如果记得那个坏脾气的艾讷居士，豆棚下正是读书谈古的好地方。事实上，有一种开深紫红色花，结深紫红色豆角的眉豆，整个植株都美，而色彩之明快，怕要胜过紫荆很多。
院墙用砖砌，顶上围成小槽子，浅浅的一点土，种大花马齿苋。只要有土，风一定会吹来一些野草的种子，一阵雨水后长起来。那些细小的不知名的草，看上去只是一点姿态，一点绿色，影响不到马齿苋。而且马齿苋凋谢之后，还得靠它们保持墙头的生机。即使到了冬天，彻底枯干了，形体不变，零乱的一小丛，也比光秃秃的墙头悦目。
过去的村庄，门前一定是一道河，一池湖水，至少是一个小水塘，否则洗衣洗菜和牲口饮水都不方便。有水，也许可以养几只鹅或几只鸭子，数目不要多，添些热闹就成。鹅的无来由的傲慢，鸭的仅仅是外表的笨拙，不妨当作人间喜剧看。鸡鸭都是自己养的，不忍食其肉，三只两只，权当宠物，实际比养宠物简单，还更实惠，起码可以拣几只新鲜蛋吃。
坐在土场上和坐在铺了大理石的门厅、坐在铺了厚厚地毯的房间的最大不同，是土场上的无穷生机，透过井水泼上去之后泥土散发出的气味，透过踩来踩去总也踩不死的小草，透过飘过的落叶和落花，透过匆匆赶路的蚂蚁，以及无数次的鸟鸣和虫吟，将你包围其中。我相信地气的说法，喜欢这个说法，我的命属土，赤脚或穿着软底鞋踏在土地上，我觉得舒适、快乐，而且自信。
有个朋友自小喜欢养花，做生意不久，积攒了一些钱，开始谈他的理想：在郊区买一块地，自己设计造房子，院子里假山流水，莳花饲鸟。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并没花费太多钱。也许要买一些瘦漏透的怪石，也许自己带人去山里就能找到。我们曾经结伴去山里寻找过老树桩子做盆景，不难找，就是侍弄起来耗工夫。他爱好，自然有耐性，相信他能整出个模样，但后来始终没机会去看一看。
江南的庭院不是大盐商就是退休的官僚或乡绅世家修建的，寻常百姓哪里办得起。亭池楼阁，依次布置，我自然也喜欢，但知道此生无望。那么，我的院子里有两棵老树也就将就。我不喜欢那些高大挺拔、笔直得令人绝望的树，宁可它爱怎么分叉就怎么分叉，矮矮的，歪歪斜斜的，枝繁叶茂，易于攀爬。树下如能请人搬来一块大石头，光滑的那种，青白色的麻石，小孩子可以爬上爬下的，那就更完美了。
倪云林的平远山水，居的意味浓，所以亲切。石涛的山水，尤其是他的册页，比如《东坡时序诗意图》，比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的《山水蔬果花卉图》，也是一样。看他们的画，你巴望自己就是画中人。可是有的画家，他们的画也真的好，不过那山水不是让你玩的，是让你敬仰的，因为那样的险怪、幽僻，还有高寒，了无尘俗气，只有得道者如高僧、隐士、老道，才经受得起。这样的画我也喜欢，同时佩服，但绝不敢动“假如有一天……”的念头，不过以此作为参照，知道人是有局限的，知道世上总有仰之弥高的东西，就算你所有的梦想皆已成真，前方永远有什么值得你盼望。
奢侈的家，假如允许幻想一番，而且不算矫情，我很羡慕刘松年《四景山水图卷》中的一段。那是一个大宅院，临水而建于高台上，背后山石荦确，奇峰突起。一道小桥通外，桥边一带围栏。院中大树参天，遮蔽了高台的一角。房屋半藏于树下，半露在日光和月光里。看到此图，每每想起苏东坡，觉得是他诗中的意思。其实苏轼恐怕从未如此豪阔过，刘松年似乎在无意中把他的精神写了出来，让我们今天还能对图感叹。
元人刘贯道著名的《消夏图卷》，最迷人的是画上的一片疏懒情调，尽管画中高士的姿态有些拿腔拿调。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夏天的味道不是别的，正是这样一种弥漫天地之间的疏懒：坐在门楼子里，爬在树上，坐在高坡的大树下，坐水边阴凉处的大青石上，在看瓜的棚子里，以及，最最随便的，任意一片草坡上，蝉声和阳光下不知疲倦地飞个不停的蜻蜓的翅膀一样明亮鲜艳，你在偶尔一阵轻风中暂入梦乡，醒来时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仿佛未曾移动，你难免惊讶夏日之长，如古经一样耐读，所谓日长似小年。
我这一辈子似乎与家无缘。念大学那几年，八个人挤一间屋，实在挤怕了。到熄灯时间，想多看几分钟书，想在日记上记下两句话，都不行。一切统一，否则影响别人。一个鬼精灵的同学，视力好得不得了，他的上铺靠窗户，熄灯后，他居然能够借着窗外路灯昏黄的一点光，看书，写日记，更多的时候，写诗。
那时想，毕业就好了，有工资，有自己的房间，可以尽情买书。一个人，看书看到天亮也没人管，没看完的书用不着合上，随手扔到哪里都行。
但毕业后的情形并不如设想的那么好。北京住房拥挤，独自拥有一个房间已经很难，何况一套，还要分什么卧室、客厅和书房？
慢慢地熬下来，一次次搬迁，四个人的宿舍变成两个人的，当然小多了。两个人中的一个，因为结婚而另筑“爱的小屋”（这是他的原话），我竟然独自占了整个一间房子，我一生中空前绝后的一次！虽然那房间不过七八平米，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差不多就满了。然而确实有了家的意思，主要的，就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放松，无论做什么，不必给别人看。可以让朋友留宿，可以接待远客（自己到别人那里蹭一晚上）。
那么小而简陋的房间，很多人羡慕不已。女朋友来过周末的，嬉皮笑脸地求借一晚；教过的学生，蜜月旅游到北京，权把它当洞房；因为一个人住，相熟的朋友可以百无禁忌，半夜三更来敲门，只因为开夜车饿得发慌，来寻一包方便面（有鸡蛋更好）。
到纽约这么多年，租房子，不断地搬迁，一切从头来。起初是几个人合租，厨房公用，成了俱乐部，一块儿吃饭，聊天，过节也喝喝酒。后来自己租，一家子人，房间可以按功能分类了，还是太逼仄。又因是租的，始终感觉不安定，不知能住到什么时候，因此无心布置。心里说，暂时的，这一暂时，忽忽十几年过去，儿子就在这暂时中成长起来。小孩子，他想着放学回家，外出玩累了回家，家里有他的书，他的玩具，他的电脑。在家里，他自在，开心，放开胆子做他喜欢的事，夏天光着膀子、两脚搁在沙发背上姿态极为不雅地看书，冬天则缩在被子里。可我不应该却总是情不自禁地告诉自己，这是借居之地，随时不得不搬离的。真正的家的感觉，那种安全、舒适、自在、从容、温暖的感觉，始终没有。
如此求田问舍的计较，真可以让有志者嗤笑，所谓“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么。可我不在乎。刘郎何人？刘禹锡说得好：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至于他本人，何曾有过一天光明磊落的日子，又死得那么窝囊。
酒过三巡，人生的又一张牌翻过。酒有优劣，菜有精粗，是旷野秋虫唧唧，还是华堂琴声如诉；是衣香鬓影，还是冷月孤灯；是众口喧争，还是相对无言，到此季节，无论如何，都该有些微醺之意了。微醺中的念想，纵是在大哲人的脑海里，也不免带些孩子气吧。杜甫在成都，他是把万里桥西的草堂当作平生一大功业来经营的，看他不厌其烦地一封封写信（多半以诗代函），索取树苗，索取花卉，索取建筑材料、各项杂物，乃至于直接索钱，都是为了一个家。读他那些诗，说实话，我挺为他难过。但到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你才发现，杜甫，终于还是写《秋兴八首》的老杜，他的胸襟，断非常人能及。有时起床后，睡意未退，在屋子里走动，听一段曲子，翻翻画册上的画，总是想起在夔州的杜甫，想起他的“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纽约和夔州，冥冥中有什么天意不成，为什么总是摆脱不开？
前些天，读邓云乡写北京民俗的书，有一段写鲁迅买下、后来被周作人独占的八道湾四合院。提周氏兄弟是个引子，邓老先生的会心之处，只在四合院本身。他写书房糊窗纸的明净，窗下书桌的简洁，那种“斜阳却照深深院”的情调，令人悠然神往。要说对四合院我并没太多感觉，谈不上喜欢，而且它和我想象中的居处有很大距离，但邓云乡的描写仍然打动了我。一个人带着感情写其所爱，不可能不打动人心。四合院，也是很乡土的家啊。
在曼哈顿，走过帕克大道，走过中央公园西，走过上东城的第五大道，抬头瞥一眼那些美轮美奂的高楼，好气派的公寓，连看门人都仪态不凡。可是，这样天价的金屋，在我眼里，与其说是用来住的，不如说是给人看的。至于我，我想到的是九岁或十岁那年，床头墙上新贴上的一套年画，当时心中无限神往。那是一套印刷得很粗糙的四扇屏，或许是今人模仿的界画，画面颜色老旧，山水楼阁俨然，其中一幅上面，用赵字题了一首绝句，末二句是：
山中满地白云湿，
不是楼台不可居。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