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链接】
嘉靖年间,倭寇蜂起,大股流寇侵犯安徽地界。当时各地纷纷筑城御倭时,歙县却不做任何防备。鉴于此,许谷拜谒守令,提出13条建议,其中有应急三策:一、筑歙城;二、置监司;三、练材官。这3条建议确是抗倭寇、保家乡的当务之急。然而“守令心壮之”,却不予采纳。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潜入歙县界内,守令惊慌失措。竟然下令“亟夷版屋,毋延火攻”,要求百姓一把火烧掉家园,然后撤退。许谷和众百姓坚决反对,他自告奋勇要求坚守城门。
这时,守令丢下战败的官兵,携带老母亲狼狈不堪地逃到城门下,让许谷等人放他们进城。许谷闭门不让,说战事危殆,虽君命亦有所不受。守令急得捶胸顿足。许谷质问他:“当初不肯修筑护城的工事,事到如今,有多少民众的母亲无处逃生?早先修筑好抵御工事,也不至于现在带着老母亲一起逃命。”守令羞愧难当,答应进城后筑城,许谷于是开门让他们进来。
许谷率领民众守城,倭寇久攻不下,只好撤退。守令全权委托许谷主持修筑防御工事。修筑完毕后,严阵以待倭寇来犯。倭寇自知无法得逞,只得败逃。
在守歙期间,许谷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最终击退了倭寇。人们都说:“城议兴,始谷策,终谷功也。”
【延伸阅读】
徽商与粤商和晋商不同,徽商“出仕”情结很重。民间有个说法,一流的徽商做官,二三流才做生意。根据统计,清代乾嘉70年徽商当中总共有260多人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相比之下,晋商就只有20多人,而粤商就更少了。徽商的兴趣和志向在于读书做官成名、光宗耀祖,而晋商和粤商的兴趣是单一的,主要在于商场,而不在读书做官。因此,徽商历来都十分重视培养后代考取功名,而有功名之人则不愿经商。这与当时社会的体制有关,也与徽州的社会习俗和文化教育有关。在徽商的子孙中形成了读书、做官、经商“三位一体”的局面,仅黟县西递村胡氏一族,明清以来实授官职者就有115人,贡生、廪生、监生多至近300人。徽商依靠读书为中心,或由儒入商,或由商入儒,或由儒而官,或由商而官,或亦商亦儒,商、儒、官互济,可进可退,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商帮。
【原文】
古人云:“非关因果方为善,不为科名始读书。”吾家世明经,苟不能上承家学,虽得科名不贵也。
【译注】
“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为清梁章钜之父资政公(梁赞图)所书。明经: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它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渠道。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谓之“进士”,以经义取士谓之“明经”。到明清,明经便作为贡生的别称。清代贡生别称“明经”。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苟:如果,假使。家学:包括以血缘家庭为单位的全部文化、技能及价值体系。
古人说:“非关因果方为善,不为科名始读书。”我们家贡生出生,如果不能师承家学,秉持这种不计功名的信念,即使考取功名也不值得崇尚。
清代黟县胡际瑶平生以不读书习儒为终身遗憾。他有三子,业商有成后,就命长子和三子习儒,令次子随他习商。这是他告诫儿子们的话。
辑自同治《黟县三志》卷15《艺文·人物·胡君春帆传》。
【感悟】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但是为善应该是出于善念不图报偿的自觉举动。做学问与做善事的道理是相通的,不能掺杂功利性。古代读书人多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始终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修养身心成为君子作为学习的动机,而不是单纯地为入仕做官而读书。
【故事链接】
一次,胡雪岩到苏州办事,拿着阜康银票临时到永兴盛钱庄兑换20个元宝急用,谁知这家钱庄不仅不给他及时兑换,还平白无故地指责他手里的阜康银票没有信用。胡雪岩在这家钱庄无端受气,自然想狠狠整它一下。
胡雪岩完全有这样的机会,他发现永兴盛在经营上有问题。永兴盛钱庄贪图重利,它虽然只有10万银子的本钱,可是却放出20多万的银票,这导致它在经营上存在很大的隐患。浙江与江苏有公款往来,胡雪岩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影响,将海运局分摊的公款、湖州联防的军需款项、浙江解缴江苏的协饷等几笔款子合起来,换成永兴盛的银票,直接交江苏藩司和粮台,由官府直接找永兴盛兑现,这样一来,永兴盛不倒也得倒了,而且一点痕迹都不留。
不过,胡雪岩最终还是决定放了永兴盛一马,没有去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他之所以放弃报复,主要有两个考虑:一个考虑是这一手实在过于决绝,一招既出,永兴盛绝对没有一点生路;另一个考虑则是这样做很可能只是徒然搞垮永兴盛,自己却劳而无功。这样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胡雪岩也不愿意做。
胡雪岩下不得手,足见他所说的“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下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并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确确实实是这样去做的。
【延伸阅读】
明清徽州商人,有文化素养,有经济基础。他们能够认识到文化资源的价值,能够自觉用文化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品位和素养。在对待子弟门人方面,他们的文化意识更为强烈。在徽商看来,无论是儒是贾,学问都是不能够废弃的。黟县名医李声远,其家世代业商百年有余,他秉承先业昌明所学为义务终竟,名噪一时,尝训子培芳云:“医之精义尽在书,不达书理而欲成名医未之有也。”其子培芳于是发愤力学。黟县胡在乾教其子说:“读书非徒以取科名,当知作人为本。”这些文化观念无论对自身发展还是对后人的培养,无疑起了极其积极的作用。更为可贵的是,不少徽商开始自觉地对后辈进行实学(如数学、医学、天文、地理等)教育,这些都有利于多方面人才的培养,在理学教育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些教育无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原文】
丈夫生而志四方,若终其身为田舍翁,将何日出人头地耶!
【译注】
志:志向。田舍翁:年老的庄稼汉。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形容德才超众或成就突出。
男子汉大丈夫生就应当志在四方,如果一辈子只甘心做个庄稼汉,那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呢!
清初歙县程胜恩祖上终日辛勤耕作,省吃俭用。一次,遇上连年灾荒,家里一贫如洗。程胜恩发此感言,决定弃农就商。
辑自歙县《褒嘉里程氏世谱·歙邑恒之程公传赞》。
【感悟】
从平凡到平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心中懈怠,就滑向了平庸的边缘。人的能力有高低差别,平凡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人尽其才,发挥自己的才能,人生价值一样可以得到体现。而平庸的人,没有远大志向,整日碌碌无为,毫无主动精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马马虎虎、懒懒散散,让青春美好的时光在蹉跎岁月中流过,在消极等待和徘徊观望中失去了很多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故事链接】
李嘉诚早年跟随父亲逃亡到香港。14岁那年,父亲病倒了,李嘉诚作为长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被迫辍学后,李嘉诚进了一间茶楼做事。一年后,他进入舅舅的钟表公司。几年后,又跑到一家很小的五金公司当推销员,不久再次跳槽到一家塑料制品公司。频繁的跳槽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
李嘉诚没有安全感,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压力和无奈。一无所有的他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他认为,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具备相当的实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种自立精神,为他日后创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发挥了关键作用。和许多创业者的经历类似,李嘉诚的从商动力首先来自于现实的生活压力。因为贫困,所以渴望财富;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希望做生意改变命运。这种纯粹的想法,让他从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依附于他人。
有了自己创业的志向,李嘉诚就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从商的知识,积累从商的经验。无论是与人打交道,还是学习书本知识,李嘉诚横下一条心,把心中远大的理想化为实际的行动,一步步接近成功。
后来,谈到自己从商的经历,李嘉诚深有感触地说:“创业之初,你是否有资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有梦想,并且不会轻易改变这种创业的信念,它是你迎战艰难、屡败屡战的精神动力。而后在实践中学习知识、总结经验,并把这种热情持续下去,离成功就不远了。”
【延伸阅读】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河流交叉,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这里根本不宜耕种,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大批中原人口迁入,使地少人多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徽州人意识到:“上天关闭了农耕之门,却打开了经商的大门。”
徽州并非没有优势。这里水上交通极为便利,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徽州的茶叶、木材、山货、野味和土特产品也极为丰富。聪明的徽州人很快发现了一条商业规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各省的物产是此歉彼丰,各省的物价也是此贵彼贱。根据这一规律,徽州人作出了“从事长途贩运”的经营定位。他们把苏浙的棉布、丝绸和徽州的茶叶、竹木运销到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运至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至江南,再把江南的特产运往北方。徽商崛起的初期,他们就是在这种从东到西、由南至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交流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徽州人经商,一般先是经营本地出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而后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再往后是“奇货无所不居”,也就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原文】
大丈夫即不扬镳皇路,一展生平之志,胡郁郁久居田舍为?
【译注】
扬镳:提起马嚼子驱马奔跑,比喻显扬才华。皇路:君道,国运,比喻仕途。生平:人的整个生活过程或者是有生以来的意思。胡:通“何”,文言疑问词,为什么,何故。郁郁:郁闷,不高兴。
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不能显扬才华跻身仕途,实现平生的远大抱负,还神情颓丧地守在乡间蹉跎岁月干什么?
清代婺源洪友云年轻时在家辛勤耕种,过着贫穷的生活。后来他发此感慨,并外出经商。不几年,家境开始宽裕。
辑自婺源《碴煌洪氏统宗谱》卷59《福溪雅轩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