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
尽管徽商很少过问政治，但是他们大多能够心系国家社会，心怀天下苍生。最突出的就是徽商大量捐资报效政府，佐解国家之急。明代休宁汪新，挟资游淮扬，应诏输粟，被授南昌卫指挥佥事。万历年间，因国家兴作，鸠工征材，赍用不足，歙县吴时佐捐资30万报国。入清以后，商人尤其是盐商报效则已成了通例。“乾隆嘉庆间，王师征大小金川，荡平台湾，勘定川楚教匪，淮商踊跃输将，称为极盛。”徽商为两淮、两浙盐商之中坚，故淮商报效大多出自徽商。“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其中，淮商、浙商自乾隆至嘉庆，单军需一项，共捐输银2640万两。可见徽州盐商对政府报效之巨。而徽州其他商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康熙十三年（1674年），“额驸石大将军建营房千间于京口，当事仓皇无措”，后全部委于婺源木商黄世权，他竭尽全力。咸丰年间，太平军转战皖南，婺源朱有升策划并参与对太平军的围追堵截，他“购捷足，昼夜轮探，逆至则沿村驰报，使老弱预避，集壮丁截堵，多赖保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军攻陷庐州、六安、无为、巢湖、庐江、含山诸州县，南京震惊，贫苦百姓欢欣鼓舞，而徽商章韬却“特往金陵陈方略，出家资助饷。事闻，朝廷嘉之。以将才召用逾年”。
【原文】
贼至，身且不保，遑他顾耶！
【译注】
遑：不必论及，谈不上。他顾：眼睛望着别处。
寇贼烧杀抢掠，老百姓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了，我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钱财呢？
徽商程开纯做生意赚钱不多，但是遇到别人需要帮助时，却总是能够倾囊相助。他经常周济别人，但从不夸耀自己对别人有恩德。咸丰年间，寇贼盘踞金陵一带，程开纯一家避难吴门（今苏州）。其间遇到所认识的贫穷之人，他都要真诚挽留，早晨做饭，经常需要几斗米之多。有人问他说：“你就不为自己考虑吗？”程开纯笑着作如上回答。
辑自《婺源县志》卷34《人物·义行》。
【感悟】
大多数徽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徽商的义举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只是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寻找政治保护伞而采取的手段。徽商的爱国义举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助于徽商商业活动的顺利展开，扩大影响，提高声望和竞争力，促进徽商的崛起。
【故事链接】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徐海、陈东、叶麻派兵重重包围浙江桐乡，并猛烈攻打城池。当时歙县人程次公正在桐乡经商，眼见城中粮绝，寇贼攻破城池只是迟早的事，程次公当即拿出千金，帮助守军购买军需用品，并一马当先带领民众抵御寇贼，终于成功保护了桐乡的安全。人们都说，城池完好是程次公的功劳。（《太函集》卷17《寿草市程次公六十寿序》）
【延伸阅读】
说到徽商，不得不提明代影响很大的商人——汪直。汪直的一生既具有传奇色彩，又具有悲剧色彩。
关于汪直的身份，争议性很大。有人说他是“倭寇王”；有人说他是一个勾结倭寇的中国海盗，因此既是海盗又是汉奸；也有人说他是个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近期有学者为其正名，认为汪直实际上只是“当时从事海外贸易谋求商业利润的商人集团代表”。汪直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
汪直，又名王直，徽州歙县人，出身穷苦，少有侠气。《筹海图编》说他“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做过盐贩，后来因“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南下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绵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海商生涯。
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起自于元朝。为了对付倭寇，元朝曾经于大德七年（1303年）规定“禁商下海”。明王朝则采取了一项重大的海禁政策，开始全面地绝对禁止民间海上贸易，强制执行“片板不许入海”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濒海之民以海为生，海禁断绝了他们的衣食之本，必然引起他们的反抗。海禁政策在朝廷一直存在着严禁和弛禁两派，而在民间则出现了诸多的反抗大集团，如许栋、徐海、汪直等大集团竞相兴起。当时，在江浙东南沿海从事民间贸易的主体是徽州府歙县商人，其代表是许栋集团。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在反抗海禁的斗争中，许栋集团遭到力行海禁的朱纨进剿，遭受重创，其残部推汪直为首，重建贸易基地，组成新的海商集团。为了维护海上贸易秩序，对抗官军围剿，汪直建立起强大的武装，逐步取得江浙东南沿海的控制权。
汪直虽然拥有武装力量，但是他却一直与明政府接触谈判乃至合作，试图说服明政府开放海禁，从而取得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身份，而不是一味地和明政府进行敌对行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海盗卢七集团抢劫战船，在杭州一带劫掠妇女、财货。浙江的海道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要汪直前去剿灭卢七集团。结果双方一战下来，汪直缴获船只13艘，消灭千余人、俘虏7人，并将他们解送至定海卫交由明军处理，还解救出被掳去的两名妇女。嘉靖三十年（1551年），另一大海商陈思盼将海商王丹杀死，吞并了其船队。因陈思盼集团势力相当大，当地明军不能与其相抗。海道副使李文进命人前去和汪直商议，希望能合力消灭陈思盼这一沦为海盗的海商集团。汪直遂与海道官兵里应外合发动攻击，烧毁大船7艘、小船20艘，俘虏164人，解救被掳妇女12名，全部押解至海道副使丁湛处。同年，汪直再应宁波府通判之请，消灭了盗贼陈四集团。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大约万余名福建漳、泉海盗联合倭寇再进犯舟山群岛。海道副使李文进再次要求与汪直采取联合行动剿灭倭寇，双方一拍即合，最后击破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直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再次向朝廷提出了要求开放海禁允许互市的要求。通过一系列和明政府合作的大规模打击海盗、倭寇的行动，汪直船队的互市开始为沿海的部分明政府地方官员所默许。但是汪直的互市要求并非为明中央政府允许，而只是获得了部分地方官员的认可，在明中央政府以及另外一些反对开放海禁的官员眼里，这依然是严重犯罪行为。在一些史料中，类似汪直的海上势力被视为“倭寇、海盗、海贼”。官方认为汪直集团与倭寇相勾结、无恶不作，对沿海地区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多次派重兵严厉镇压，把汪直集团笼统地称之为倭寇。但是汪直是中国人，不是倭寇，其集团成员也基本上是中国人。归有光曾感叹：“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只有一二为真贼者。”据《明书·汪直传》记载，汪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米酒，或献子女”。就连抗倭名将朱纨也说：“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这表明，沿海百姓并不把汪直集团视为“倭寇”或“海盗”，汪直集团并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海盗”。
汪直靖海有功，一直希望明王朝能够开放海禁，他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祈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但是朝廷不仅未答应通商互市的要求，反而派总兵俞大猷突然袭击，“驱舟师数千围之”，于是汪直去了日本。并不是汪直投靠了日本人，而是日本人投靠了他，或者说他实际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地区和居民，并在日本萨摩州建立贸易集散地，自称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为了迫使明王朝解除海禁、自由通商，嘉靖三十一年，汪直招募沿海破产农民和部分日本浪人、武士对明朝政府发起了武装进攻，接连攻击江苏、浙江等沿海城镇，“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就是影响很大的“壬子之变”。但是，“壬子战争”期间汪直所部并没有入侵内地，入侵内地的乃是福建万余漳、泉海盗和倭寇，与汪直集团并非一路人马。但明王朝认为汪直为报复被明军袭击而发动入侵，引发“壬子战争”。
明朝廷武力征剿失败，就改换手法，一方面逮捕了汪直徽州老家的妻儿老母作为人质，一方面利用汪直本不想对抗朝廷而只求开禁互市的心理，采取了诱降策略，欺骗注直说同意解除海禁开市通商，设计诱捕汪直。
汪直于1557年9月下旬率数千骁勇由日本驾舰回国，于11月份抵达籍贯为徽州的浙江总督胡宗宪总督府。胡宗宪本人待汪直既有同乡之谊，又有收归己用之心，对汪直非常优待，并上疏请求赦免。但此时朝中一些重臣如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对胡宗宪进行激烈的弹劾，指控胡宗宪受汪直贿赂而徇私，使胡宗宪处于两难境地，陷入危境。胡宗宪被迫交出汪直，于是汪直被捕入狱。在狱中汪直曾有一份上疏：“戴罪犯人汪直，即汪五峰……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贼党侵扰情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遭籍没家产，举家监禁之厄，臣心实有不甘。”但最后，汪直仍然被判死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汪直内心悲苦，直呼冤枉，坚决不认为自己犯有罪行，高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仍然以沿海居民的保护神自居。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称雄海上的汪直被斩于杭州官巷口，行刑时，“伸颈受刃，至死不挠”。
经过汪直被诱杀的教训，海商们谓明廷“不足信，抚之不复来矣”，并与明王朝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嘉靖后期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所谓“抗倭”，多是由此而起。在这场旷日持久、越剿越盛的“抗倭”战争中，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终于越来越力不从心，最终不得不走向开放。
在汪直死后，明朝著名的科技领军人物徐光启也说汪直从没有入侵内地，并为他的死鸣不平道：“汪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汪直的不幸是时代的悲剧，是明王朝极力压制民间海上贸易的结局，是沿海民众求生存、海商集团图贸易之利与海禁政策激烈冲突的结果，应该反省的恰恰是昏庸短视和背信弃义的明王朝政府。
【原文】
非重赏无以得死力者以保危城。
【译注】
非：没有。死力者：以死来效忠、完成任务的人。
如果不实行重赏就不能让人们拼死抵抗倭寇，保卫城池。
这是明嘉隆年间徽商凌仲玉在瓜洲经商期间率众帮助守军抵御倭寇入侵时说的话。
辑自《沙溪集略》卷4《义行》。
【感悟】
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瓜洲城危在旦夕之时，凌仲玉没有因为自己仅仅只是客居瓜洲的一介商人而置身事外，他不仅临危不惧，而且能够解囊相救。凌仲玉的这种率众抗倭、保卫瓜洲城的义举体现了徽商同舟共济、心怀苍生的可贵品质。
【故事链接】
凌仲玉，早年丧父，弃儒从商。嘉靖庚戌年间，倭寇猖獗，在江南江北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凌仲玉所在的瓜洲城即处在层层包围之中，随时都可能被攻破，守城将士无计可施。正值情况万分危急之时，凌仲玉挺身而出说：“如果不实行重赏就不能让人们拼死抵抗倭寇，保卫城池。”当即带头慷慨解囊，“解千金装，散诸少年以为倡”，带领民众齐心协力一起守护城池。在凌仲玉的感召下，人们纷纷响应义举，许多青年男子纷纷赶来守城。晚上，倭寇怀疑城中守军有所防备，乘夜黑逃之夭夭。天亮以后，官府来访凌仲玉，想见见这位英雄，可是凌仲玉已经走了。
【延伸阅读】
明代，徽商作为一支重要商帮已经崛起并活跃在东南地区。徽商在明代的抗倭斗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传统的观点认为徽商通倭，一些人甚至认为徽州海商是倭寇海盗的中坚力量，他们与徽州坐贾、行商结成走私贸易的三个层次。其实，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大量事实表明，徽商非但没有通倭，更没有与倭寇海盗“连成一体”。相反，在倭患当头之际，徽州行商与坐贾却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抗倭。为了抵抗倭寇侵袭，活跃在东南诸郡的徽商曾经慷慨解囊，缮兵筑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以说，在明代的抗倭斗争中，也有徽商的一份功劳。尤其在嘉靖倭寇侵扰之际，很多徽商都能尽其所能，采取各种方式参加到当时抗倭斗争中。
【原文】
儿出当为国，吾为家以庇焉，欲令内顾分其心邪？
【译注】
庇：荫庇，旧时常指子孙凭借先辈的功勋而得到封赏。内顾：指对家事、国事或其他内部事务的顾念。邪（yé）：同“耶”，疑问词。
男儿出仕做官是为国家效力，我希望我的儿子尽心尽力地做官，将来成为国家的功臣，享受封妻荫子的巨大荣耀，我怎么能叫他为家里的事情分心呢？
明许伯容从事经商活动，可是内心却崇尚儒家之道，他聘请了有名望的老师教育儿子，希望儿子能够尽快取得功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儿子果然不负众望，金榜题名。有人问他：“你儿子做官，你将来也可以得到朝廷封官，你现在何必还要经商呢？”许伯容作如上回答。
辑自歙县《许氏世谱·明故乡士良源许公行状》。
【感悟】
徽商的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是徽商对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内化和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