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笑盈盈地接过衣服，起身去里屋找线盆儿去了。我在外面缓了一小会儿起身进屋，走到门口时又停了下来。我看见大姑抿细线头，对着针眼小心翼翼地穿引子，但是穿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慢慢地，有汗从她头上冒出来，晶莹地闪耀着莫名的紧张，好像是怕被发现什么。她越是穿不进，就越着急。
我在门口小心地瞧着，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姑妈你别着急，谁都不能急，我们都得退到后面去。
可是，大姑手中的针却掉了，一个闪影遁在地面上不见了踪影。大姑急忙跪在地上，靠着感觉在针掉落的区域里胡乱地抓摸着。直到她轻轻地“呀”了一声，我快步进去跪在地上，看见银针扎在她掌心的老茧中，安安静静地沉着，好像失去了所有的锐气。
我扶大姑起来，她一边看着我穿针，一边问：“我是不是老了，不中用了？”
我声音高了几倍地答道：“啊呀，不是，是线太粗，针眼太小。”我当着她的面又穿了几次针，也都没有成功。并不是为了刻意安慰她，而是我自己一直在抖。
后来，听爸爸说大姑真实地感觉到自己有些老了。她甚至实地考察了几家养老院，有的脏乱不堪，老人的颓态恐吓着她仅有的一丝憧憬。也有环境清幽、干净舒适的，她又舍不得那点积蓄，总想着一个垂暮之人花这么多钱不值得。
我想象着一个花甲老人背着小布包，骑着三轮车，穿着有些泛旧却熨烫得很整齐的的确良衬衫，干净而庄重地去试探那个未知的世界，带着孤独、好奇、不安和莫名的勇敢。一路上遇见琳琅满目的生活，她慢慢悠悠地穿越街道，穿过我们，穿过自己和别人的人生。没人知道她要去到哪儿，又要回哪儿去。你想走过去问问她，却又被她抢着答：“你们谁也别管我，我谁家也不拖累。”
拆迁队具体施工后，整个胡同就剩下大姑家孤零零的一个院子守在那里。经常有脸生的农民工跑到院子里来偷果子，有几次还差点被家里的狗咬了。大姑给工人们送了点苹果，告诉他们想吃不要翻墙进来偷，尽管来要就是，她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可那些工人还是改不了毛病，总是翻墙进来，再翻着出去。
有一次，大姑在院里拿着菜刀，默默地削一只苹果。一个工人翻进院子来正好看见手里拿着刀的大姑，吓得那工人往回翻时，又从墙上摔回到院子里来。大姑削下一半苹果递给他，工人也不敢接，踉踉跄跄地从正门跑了，留下大姑一个人在原地举着刀，还有苹果。
那天，她打电话和我说：“以牙还牙的年代过去了，以德报怨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房子拆到最后，大姑却意外地妥协了。我爸爸和负责拆迁的包工头沟通，他们总是在院子里算着院里的果树和旧房能得到多少拆迁款，原地给大姑要个多大的房子合适。大姑每天就在院子里挠狗、喂鸽子，数着这院子还剩多少日子。
搬走的那一天，大姑蹬着三轮车，把家里的鸽子送到市场卖了。家里的老狗陪着她一路慢悠悠地溜到市场，晚上又慢悠悠地回来。家具一件件地搬，院子一点点地空。大姑说，她是最后一个物件，她要最后一个走。
所有的东西都搬完了，大姑砍了果树的一根粗枝，说要留着做拐杖，还说砍了的果树她也要，留着以后做寿材。爸爸没多说，一切都依着她的意思。大姑又零零碎碎地收拾了一些破烂，好像她要把整个院子都搬走才满意。大门插上那一刻，她狠狠地摸了摸生了锈的铜锁，这个大门里过去的几十年，好像在那一刻全都涌向了大姑。她颤颤巍巍地远远看着，绕着院子走，小心翼翼地交付着。
住到伯伯、叔叔家的第三天，大姑就吵着要回去看看院子拆成什么样了。我爸爸没办法，就陪着她回去看了看。漫天尘土的工地里早已看不见任何建筑，他们只能凭着记忆和稍微残存的一点痕迹，勉强找到了院子的所在。拆得太快，大姑一时接受不了，她坐到坍塌的房砖上，俯视着破败的荒芜。这里曾经是她修建的院子，她在这里支撑过一个家庭。
就在爸爸想要催她走时，天空中忽然一阵鸣响，飘散的灰尘里出现许多剪影。等风刮去尘土，一群白鸽就这样盘旋着落了下来。大姑惊喜地叫喊着，说的是什么爸爸没听清，他只看见大姑挣扎着站起来举起双手迎着自己的鸽子。那些鸽子在她身边一只一只地落下来，有的落在她脚边，有的直接踩在她肩上，把她踩弯了腰。那些鸽子不停地咕咕叫着，大姑揉搓着双手，前后衣兜地蹭着，拿不出半点东西。她前后呼应着，闭着眼睛享受着簇拥，摇摆着尘土中的生活。
爸爸红着眼睛退到后面去远远看着。那天，我听他说，大概有几十年了，没见过大姑那样笑过。
新小区盖成后，大姑分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很大，她自己住有些空。家里人就时常过来住，陪着她聊天、看电视、散步。小区里的居民楼都一个样子，有几次她走丢了，被邻居扶着回来。她都非常不好意思地请求邻居，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
那一年的元旦，我们全家在大姑那里过节。我从南方一路赶回去，最后一个到家。大姑偷偷从家里溜出来赶到小区门口接我。漫天大雪里，我看见她薄薄的一个人飘在那儿，就用大衣罩住她往家走。
我问她：“咱家是哪一栋，怎么走啊？”
大姑被问得一愣，不好意思地说：“多少栋我记着，怎么走，我又给忘了。”
说这话的时候，她像个孩子，还是那种因为过早地懂事，而过分地克制着接受惊喜的孩子。看她这个样子，就好像认识了年轻时的大姑，仿佛瞧见了她一生的颠簸，摸到了她透明的手臂。黄色暖灯落下来，雪花一颗颗缓慢地回家。我们娘俩绕着小区，边走边聊，慢慢地找着路。
那天晚上聚过餐后，亲戚们都走了，我留下来陪大姑。凌晨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些口渴，便起身找水喝，出了客房就听见厨房有动静。我悄悄挪过去，目光穿过饭厅，落在了大姑身上。我看见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挺直身子，用手中的扫把去敲打顶棚的灯泡。一下，一下，她累了就把腰蜷缩回去歇一会儿，然后再努力地直起身体，一下一下地敲起来。过了一会儿，灯泡就缓缓地亮了。
温润柔和的黄光洒下来，大姑站在黄光里退回到原来的身高，紧张的表情慢慢舒缓开，长舒一口气。我在客厅捂着嘴悄悄地蹲下来，周围的黑暗不断地涌向我，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样躲起来。
姑妈（三）
去年夏天，爸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劝一劝大姑。他说大姑老是往养老院跑，谁家都不去，伯伯、叔叔们都爱面子，事情传出去好像兄弟们没人情，不照看她。我尝试打了几次电话，大姑不怎么给我说话的机会，问我天气、日常，问到心满意足就要把电话挂掉。
等我想开口问她时，她又抢着说：“长途贵，留着钱买肉吃，我一切都好。”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
事情往回顺，前年刚入秋时，大姑想买一点秋菜储存起来，便一个人背着布包去了市场。弯弯绕绕的一条小马路，她走得很绕，凭借以往的经验，准确地找到了市场的切入口，径直去向蔬菜市场大棚。在回来的路上，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叫住了她。
“亚芹，亚芹啊。”
大姑愣在原地，久久不敢回头，时间后退回她熟悉的年代，一切事物都还跟得上。她们穿着深蓝色的厂服在轰鸣的机器前碰碎年轻的汗水，辫子在枕头下面，一个口号就叫起了所有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人这样唤她，就像是唤醒一份期待。大姑眼含着泪回头，身后是她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同事——车间张主任。
空旷的马路上只有两个老人定在那儿，她们相遇在菜市场附近的一个养老院门口。这个养老院现在是张主任的家，她时而从院子里溜出来，挤进外面的世界；时而坐在院门口，搭着这个世界的边儿，跃跃欲试地守着剩下的时间。
张主任比大姑年长几岁，年轻时非常风光，工资高，人好看，嫁了个高中老师。她和大姑同一届下岗后便搬到了城东住，她们的联系也就少了。两个人攀谈几许才知道，张主任的丈夫已去世多年，儿媳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亲家来了，家里的老人变多了。她自己晚上睡觉又偶尔头疼，总是起身，影响家人休息，便主动来了这儿。
刚来的时候，年轻时的心气儿还剩那么一点儿，总是闲不住，每天出去遛弯，到了饭点再回来。有几次出去还想找点活干，可是没有地方愿意雇这个年纪的人，也没有适合她的工作。
有一次，院里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在洗澡时吐了一浴室。张主任有点嫌弃，便到外面的澡堂去换洗，却误打误撞找了个女浴搓澡的活儿。每天干上几个小时，赚一点散钱自己攒着，盼望能给儿子帮上点忙。
有几次节假日，浴池人特别多，她还把大姑叫上了。两个人满头大汗地干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蒸得脸色煞白，赶上关门前坐在休息室里聊天。
张主任说：“这收拾一个人才十块钱，还要被澡堂扣一点，太少了呀。”
大姑歪歪头，满不在乎地说：“嘿，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工厂效益不好，工资少，不够家用，咱俩就结伴去肉类加工厂给鸡拔毛。跟现在这个活差不多，也是过热水，蜕一层皮。”
说完，两个老太太嘿嘿地笑了起来。
大姑又接着说：“但那时候，咱俩干一个晚上就挣八毛钱。偶尔还能分一两个鸡爪子，拿回去剁碎了炒个菜，给弟弟、妹妹们解馋。后来，你不干了，我自己又坚持干了半年。有一天下雨骑车回家，摔倒了，鸡爪子甩了出去，有几个小孩捡起来就跑了。我当时疼得起不来，也追不上，坐在原地哭得哇哇的。”
听到这儿，张主任没那么难过了，反倒心疼起大姑来，她蹭过来捋了捋大姑的白发，问她冷不冷，要不一起早点回去。就这样，两个老人帮彼此穿好衣服，再携手揽腕地从浴池走出来，慢慢溜回院里去。
那一天，她们一共挣了一百五十块钱。中午吃了两份盒饭，花掉十六块钱，晚上回去时，两个人买了一块烤红薯，花了四块钱。晚上的她们还剩一百三十块钱。
看着张主任把零零散散的纸币用皮筋套在一起，放进小盒中，装满被需要的期待，再满心欢喜地放好，大姑心里却装满了难受。从那以后，大姑便成了养老院的常客。她经常来这里陪着张主任聊天、做活，或者出门一起打零工。
有一次，大姑临时有事，没有陪张主任去浴池出工，张主任便自己去了。前一晚，张主任头疼得厉害，没有睡好，当天干活也是力不从心、疲惫不堪，突发状况昏倒在了浴池，被人送去了医院。在医院醒过来后，大夫问她家人的联系方式，张主任死活都不肯开口，最后却把大姑叫了过去。
大姑去医院后，张主任就抱着大姑哭，她说：“想帮孩子忙，不想给他们添麻烦。这要是让孩子知道了，准又得责备我。我老伴儿又不在了，折腾你一回，算姐姐欠你的。”大姑又难过又生气，数落着老朋友，攒钱也得有适合的攒法，没必要为了这点钱，把身体、性命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