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二十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当了总统，他忽然想起我来了。要不是他因为发现并追查那个“说谎作伪证”的莱兰·克留斯而成了全国著名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他后来是不会当总统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派出的手下发现我在帮我妻子做室内装饰生意。她用我们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砖砌的单层宅院做店面。
他通过他们赏了我一个差使。
我觉得怎么样？当然又得意，又高兴。毕竟，理查德·尼克松不仅仅是理查德·尼克松而已，他还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而这个国家是我梦寐以求能为其效力的国家。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婉辞——理由是当时的美国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美国？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待在契维蔡斯郡，宁可默默无闻，沉沦一世？
不应该。
如今，我坐在床边上等了这么久的看守克莱德·卡特终于来叫我了。这时爱弥尔·拉金已放弃了希望，一跛一瘸地走了。
“对不起，瓦尔特。”克莱德说。
“一点也没事，”我对他说，“我并不急着想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且每隔三十分钟就有一班车。”既然不会有人来接我，我就得搭空军的班车去亚特兰大。我想，班车到监狱那一站前就已经挤满了人，我得一路站着去了。克莱德知道我儿子不关心我的疾苦。监牢里人人都知道。他们还知道他是个书评家，看来似乎有一半的囚犯都在写回忆录、间谍小说、纪实小说……因此经常谈论书评，特别是关于《纽约时报》上的书评。
克莱德对我说：“也许这话我不该说，你那不孝的儿子不来接老子，该枪毙才是。”
“没关系。”我说。
“你对什么事情都这么说，”克莱德抱怨道，“不管是什么事，你总说，‘没关系’。”
“一般情况下是那样。”我说。
“卡里尔·却斯曼[1]临死前也这么说，”他说，“我想这大概也是你临死前的话。”
卡里尔·却斯曼是个绑匪和强奸犯，不过没有杀人。他被判了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死牢里关了十二年，他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多次上诉，要求缓期执行死刑。他学会了四种外语，写了两本畅销书，最后被放在一只有窗户但不透气的铁箱里，吸氰气而死。
而他临死前的话确如克莱德所说：“没关系。”
“好吧，你听好，”克莱德说，“只要你在纽约找到一份酒保的工作，我相信你可以在两年内就能当上这酒吧的老板。”这是他心肠好的地方，不是单纯的乐观。克莱德这么说，是要帮我打起精神来。“要是你搞到纽约生意最好的酒吧，我只希望你记得克莱德，把他也叫去，我不但会照应酒吧，而且也能修理空调。到那时，我也能修理你的锁了。”
我以前知道他一直在考虑报名参加伊利诺伊州函授学院的制锁课程。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显然已经报了名。“原来你已经报了名。”我说。
“我报了名，”他说，“今天上了第一课。”
监牢是个四合院，四面都是常规的二层楼营房。克莱德正和我穿过中间大操场。我的怀里抱着床单毯子。这个操场以前是我国的优秀男儿——年轻的步兵——操练的地方，表现他们的决死精神。我想，我也穿制服为我祖国服务过了，可以说这两年之中无时无刻不是在做国家要我做的事。它叫我受苦，但没有叫我捐躯。
有些窗户里有人在张望——都是些心脏不好，肺部不好，肝不好，什么都不好的老弱犯人。操场上除我们两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他一手拖着一大袋垃圾，一手用套在棍子头上的尖铁从地上把废纸戳起来。他像我一样，矮小年老。他站在我们去行政管理楼的道上，瞧见我们走近时，用棍子指指我，表示有重要的话要同我说。他是卡洛·迪桑柴博士，得过那不勒斯大学法学博士的文凭。他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因通过信件策划庞氏骗局[2]而被判入狱，如今已是第二次服刑了。他极其爱国。
“你回家去了？”他问。
“是的。”我说。
“有一件事可别忘记，”他说，“不论咱们的国家让你受了什么罪，它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你能记住吗？”
“是的，先生——我想能记住。”我说。
“你真傻，去当了共产党。”他说。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说。
“在共产党国家里没有出头的机会，”他说，“你为什么会想要生活在一个没有出头机会的国家里？”
“这是年幼无知所犯的错误，先生。”我说。
“在美国，我做过两次百万富翁，”他说，“以后还会做百万富翁。”
“我敢肯定。”我说，而且我确实很肯定。他肯定会第三次行骗——同以前一样，愿意出很高利率向一些傻瓜借钱，把钱骗到手后，把大部分钱为自己买宅院、高级轿车、游艇等等，留下一小部分当利息还给人家，利率按他原来答应的那么高。收到利息的人很满意，消息慢慢传播出去，就会有更多的人借钱给他，他就用这些钱开利息支票，如此循环不已。
我如今深信，迪桑柴博士之所以不死心就在于他愚蠢之极。因为他尝到了诈骗成功的甜头，所以即使蹲了两次监牢，也无法了解这种行骗办法最后必然是要被人拆穿的。
“我使许多人快活，发财，”他说，“你做到过吗？”
“没有，先生，还没有，”我说，“不过为时未晚。”
我如今开始相信，根据我对经济学的一些最粗浅的了解，不论哪一届政府都是采用这个方法的。它接受着永远无法偿还的巨额的款项。要不然，我怎么能向我的混血种的孙儿们解释美国在三十年代是怎么一个状态？那时美国的主子和政客找不到办法让他们的人民得到最基本的必需品，例如食物、衣着、燃料。要搞到一双鞋也很困难！
可是接着，军官俱乐部里出现了一些原来很贫穷，如今却衣着入时，吃牛肉卷，喝香槟的人。士兵俱乐部里也出现了原来贫困，如今衣着也马马虎虎可以过去，吃着汉堡包，在喝啤酒的人。两年前皮鞋磨穿了底的人，忽然有了一辆吉普车，或者卡车、飞机、游艇，燃料供应源源不绝。他要配眼镜就有眼镜，要镶牙就镶牙，什么疾病都免了疫。不论他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每逢感恩节或圣诞节，他总能吃到热火鸡和红果酱。
这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上述那个办法以外还可能是什么？
卡洛·迪桑柴退开让我和克莱德过去，克莱德开始骂自己缺乏远大目标。“酒吧侍者、修空调的、修锁的、看守犯人的，”他说，“我怎么这么目光短浅，胸无大志？”
他说起他长期来同白领犯人的交往历史，他告诉我他得出一个结论：“咱们国家事业成功的人从来不从小处着眼。”
“事业成功？”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天，你说的是判了罪的诈骗犯呀！”
“那当然，”他说，“但他们大多数人仍有许多钱被偷偷地藏在什么地方。即使没有藏，他们也知道以后怎样再骗许多钱。谁出去都混得不错。”
“请记住我可是个例外，”我说，“我结婚以后大部分时间需要我老婆养活。”
“你曾经有过一百万，”他说，“我就是活到一百万岁也看不到一万元钱。”他指的是我在“水门事件”中的罪证，那是一只老式的乘船箱，里面装了一百万元钱，都是用过的二十元钞票，上面没有特殊标记。这是非法的竞选捐款。联邦调查局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员来检查白宫所有保险柜的内容，因此必须把这箱子藏起来。地下二层我那不起眼的办公室就被选为最理想的窝赃地点。我默许了。
就在这个当儿，我的妻子去世了。
接着箱子被发现。警察逮捕了我。我认识把箱子送到我办公室的人，也知道他们奉谁之命行事。他们都是高级人物，可是却像普通搬运夫一样搬着箱子。我不肯告诉法院，也不肯告诉自己的律师或者任何人他们是谁，因此我去蹲了一阵子监狱。
我从莱兰·克留斯的倒霉事件中学到了这个教训：把另外一个可怜的傻瓜送到监牢，会叫你一生内疚。没有比所谓的“宣誓证词”更叫你觉得今后残生了无意义的了。
还有我的妻子刚死，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呆得像只木鸡。
即使现在我也不愿揭发放箱子的那群人。那都无足轻重。
不过，我不能向美国历史隐瞒，当箱子放到我的办公室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曾说道：“把这窝囊废招到白宫来是哪个王八蛋出的馊主意？”
“像你那样的人，”克莱德说，“钞票一把一把地抓，几百万元钱不算稀奇。要是我当初有机会上哈佛，也许也能这样。”
我们又听到音乐了。我们走近了供应科，音乐是从那里的唱机上传出来的。伊迪丝·琵雅芙在唱“Non，je ne regrette rien[3]”。这话的意思当然是，“不，我什么也不后悔”。
我和克莱德一进供应科，这歌正好唱完，因此判处终身监禁的供应科职员鲍伯·范德医生热烈地告诉我们，他多么同意这首歌。“Non！”他说，牙齿露出，目光炯炯，“Je ne regrette rien！Rien！”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是一个兽医，也是朝鲜战争中仅有的一个美国人被判叛国罪的。他罪该枪毙，因为他那时是美国陆军的一名中尉，负责检查运到朝鲜给美军吃的肉类食品。军事法庭为表示宽大为怀，只判了他无期徒刑，但不得假释。
美国的这个卖国贼同美国的一位大英雄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白[4]非常相像。他个子很高，骨骼粗大。他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农家子弟出身，因为听伊迪丝·琵雅芙的歌久了，所以带哭调的法语也说得相当流利。他在进监狱之前，除了爱荷华州的阿美斯老家和日本的大阪驻地之外，几乎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他见到女人很羞怯。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到大阪时还是童身，后来热恋上了夜总会里的一个女歌手。她自称是日本人，逐字逐句地模仿伊迪丝·琵雅芙唱歌，但她其实是一个朝鲜间谍。
“我的好朋友瓦尔特·斯代布克，”他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就把我坐在床边，一首歌曲老是在脑海里盘旋的事告诉了他，就是那首“莎莉在花园里筛炉渣”的歌。
他听了哈哈大笑。后来他把我和这件事写进他的一篇科幻小说里。我很高兴告诉大家，这篇东西就发表在本月这一期的《花花公子》上，这是拉姆杰克集团出版的杂志。作者化名弗兰克·X·巴罗。故事讲的是在离地球两个半星系以外的维库那星球上的一个前法官，他得把躯体留下，让灵魂飞到太空中去寻找一个能住人的星球，借一个新躯体还魂。他发现整个宇宙几乎是没有生命的，最后他飞到了地球，首先着陆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外三十五英里的芬莱特空军基地普通士兵停车场。他可以从一个人的耳朵进入那人躯体，寄居在里面。他要找到一个躯体，过一过社交生活。据小说里讲，没有躯体的灵魂不能过社交生活——因为人家都见不到你，你也不能碰别人，或者发出声来。
法官以为只要他觉得与那个躯体志趣不合，就随时可以从里面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地球上的人和维库那星球上的人化学成分不同，他进去以后就粘在里面，永远出不来了。这篇小说里还有一篇短论文，论述地球上原来使用的几种粘胶，说是黏性最大的是一种能把成熟藤壶黏附在圆石、船底、桩子等上面的粘胶。
“一种叫藤壶的甲壳动物幼时，”范德医生用弗兰克·X·巴罗的名字写道，“能够在海底任何地方和咸水河口随意浮动或爬行，其上身栖于圆锥形贝壳中，须脚外露，宛若铃舌。”
“藤壶在成熟时其圆锥形贝壳会排泄出一种粘胶，能永远黏着于其碰到的任何东西。因此对刚成熟的藤壶或从维库那星球上来的无主灵魂，地球上若有人曰‘阁下请坐，阁下请坐’，一不小心就会惹上大麻烦。”
这篇小说里的法官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星球上也有“哈罗”“再见”“请”“谢谢您”等说法。他们说“叮啊呤”。他说在维库那老家，大家换躯体就像地球上的人换衣服一样。他们离开了躯壳以后是没有重量和形体的，存在无声，但有感觉。他说，在维库那没有乐器，因为他们在体外飞翔时本身就是音乐。什么单簧管，什么竖琴，什么钢琴，都是多余，都是模仿空中游魂制造出的拙劣的赝品。
他说在维库那星球上的人已把时间用完了。那个星球的悲剧就在于：科学家们找到了从表土层、海洋、大气中提取时间的办法。他们用时间来为家庭取暖，发动汽艇，给作物施肥。他们吃的是时间，穿的也是时间，什么都是时间。他们每顿饭都供应时间，用它喂养狗和猫，以此表示他们的富有和聪明。他们听任大量时间丢在堆得满满的垃圾箱里白白腐烂掉。
“在维库那星球上，”法官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仿佛是没有明天一样。”
他说最糟糕的是为了什么特殊时刻举行爱国篝火。当他还是孩提时，他的父母高兴得把他抱在怀里又亲又哼，为了庆祝女王的生日，把将来一百万年的时间放在火炬上烧掉了。到他五十岁时，未来余下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了。现实的大裂缝随处可见。人可以穿墙过去。他自己的游艇只剩下了驾驶盘。孩子们玩耍的空地上也出现了大洞，有的孩子就那样掉了下去。
因此维库那人都不得不脱离躯壳，乖乖地飞向太空。他们对维库那说：“叮啊呤。”
故事接着说：“年代的异常、引力的雷暴、磁性的漩涡，把维库那人的家庭在太空中拆离了，分散到遥远的各处。”法官设法同他美丽女儿一起待了一阵子。不过，她不再美丽了，因为她已没有躯壳。最后她灰了心，因为他们到的行星或月亮上面都没有生命。做父亲的没有办法挽留她，无可奈何地看着她钻进了一块岩石的缝里，成了这块岩石的灵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发生在地球的月亮上，距那人口最稠密的星球只有二十三万九千英里！
他终于在空军基地着陆，但在这之前，他遇上了一群秃鹰，他跟着它们飞了一阵，差点儿钻进其中一只的耳朵里去。他一点不了解地球上的社会情况，以为这种吃腐肉的飞禽很可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他觉得在空军基地中央的生活太忙碌，没有思考的时间，因此他又腾空而起。这次他发现了一处环境比较安静的建筑群，以为这里可能是供哲学家沉思的地方。他无法知道这是一个关着白领罪犯，只有最低限度保安措施的监狱，因为维库星球那儿没有这种设施。
他说，在他的维库那老家，白领罪犯由于辜负了人们的信任，定了罪后就把他们的耳朵塞起来，让他们的灵魂出不来。然后把他们的躯体放在一个人工挖的粪池里，粪尿淹到他们的脖子。警官们驾驶着大马力的快艇在他们头上巡逻。
法官说这样的惩罚他自己就判处过好几百个，被告总是声称他们没有违反法律，只是违反了法律的精神，也许还只是那精神的一小部分。他在判决那些人之前，经常在头上顶着一只夜壶之类的东西，这让他说话的声音更加洪亮，令人生畏。他经常这样千篇一律地宣布：“孩子，这一次不仅给你法律的精神，也要给你法律的肉体和灵魂。”
这时，据这位法官说，你可以听到警官们在法院外面的粪池上启动他们的快艇了：“呼——呼，呼——呼，呼——”
注释：
[1]卡里尔·却斯曼（Caryl Chessman，1921－1960）：1948年被判处死刑的抢劫犯、绑架犯和强奸犯。对他的审判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推动了洛杉矶废除死刑运动。从第一次提起诉讼到被处以极刑中间耗时11年，其间他出版了多本作品，其中回忆录《2455囚室，死刑》（Cell 2455，Death Row）还被搬上大银幕。
[2]庞氏骗局（Ponzi Scheme）：一种诈骗性投资，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1882－1949）的投机商人“发明”的，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3]这是伊迪丝·琵雅芙的代表作《我无怨无悔》（“Non，je ne regrette rien”）。
[4]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现译作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首个进行单人不着陆的跨大西洋飞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