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柯和樊才蒂从来没有失掉尊严，从来没有屈服。而瓦尔特·F·斯代布克最后却屈服了。
我在美国竖琴公司的陈列室中遭到逮捕时态度似乎很从容。台尔马·皮尔老头把那张有关单簧管部件失窃的告示给两个警察看，说明要逮捕我的理由，这时我甚至一笑置之。毕竟，我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过去两年里我一直被关在监牢里。
不过我把这话告诉他们时，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减轻他们对我的怀疑。他们反而认为我也许比他们当初所料的更是个亡命之徒。
我们到警察局时，里面正闹翻了天。电视拍摄人员和报纸记者都想凑近那些在联合国花园里闹事的年轻人，他们把斯里兰卡的财政部部长扔到东河里。那个斯里兰卡人还没有捞到，因此这些闹事者大概要被控谋杀。
事实上，那个斯里兰卡人在两小时后被警察局的一艘巡逻艇救起，他们发现他紧紧抱在总督岛边一只海标上。第二天报纸上说他讲话“语无伦次”，我是相信这个报道的。
并没有人马上来审讯我。他们先要把我关一阵子。警察局很忙，甚至找不到一个正式的拘留室给我。他们只给我一把椅子，坐在拘留室外面的走廊里。就是在这里，铁栏杆后面的闹事者辱弄我，以为我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同他们睡觉。
我终于被带到了地下室的一间墙上装有软垫的拘留室里。这是专门为拘留疯子设计的，等候救护车来把他或她带走。里面没有马桶，因为疯子可能朝马桶边上撞脑袋找死。里面也没有床或椅子。我只好坐在或躺在铺了软垫的地板上。奇怪的是，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座滚球[1]大奖杯，不知是谁放在这里的。我同它交了朋友。
这样，我就又回到了安静的地下室。
而且，我又被遗忘了，就像我在担任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时一样。
我被丢在一旁，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八点，没有吃的和喝的，没有马桶，外面也传不进一点声音来——这就发生在我重获自由的第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对我一度失败的品格的再一次考验。
我想到玛丽·凯塞琳和她的遭遇。我当时仍不知道她就是杰克·格拉汉姆的夫人，不过她告诉了我其他一些很有趣的关于她自己的情况。在我离开了哈佛以后，在我不再回她的信，甚至不怎么想她以后，她搭便车去了肯塔基州，当时肯尼思·惠斯勒仍在那里当煤矿工人和工会组织者。她在日落时分到了他单身住的小屋，屋子没有锁门，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值得一偷的东西。惠斯勒还没有下工。玛丽·凯塞琳带着吃的来的，因此惠斯勒回家时，烟囱在冒烟，屋里有一顿热饭在等他。
这就是她怎么到矿上去，怎么在肯尼思·惠斯勒夜半酗酒撒野时吓得跑出来，在月光笼罩的破烂小镇的街道上，投入一个年轻采矿工程师的怀抱的。这个工程师就是杰克·格拉汉姆。
于是我又想起了我的狱友鲍伯·范德博士写的一篇小说，那是他用“基尔戈·屈鲁特”的笔名发表的小说《“扳道旁边睡大觉”》[2]，说的是天堂的珍珠门[3]外巨大的接待中心里，尽是电脑和原来在地球上拥有资格证的会计师、投资顾问和经理人员。
不经他们全面检查你在地球上如何充分利用那些上帝通过他的天使提供给你的买卖机会的报告，你是不能进天堂的。
一天到晚，在每一小间里，你可以听到那里的专家们极其疲倦地一次次对错过了这个或那个机会的人说：“你瞧，你又在扳道旁边睡大觉。”
我在隔离禁闭中过了多久了？让我猜一下：五分钟。
“扳道旁边睡大觉”是个亵渎神明的故事。主人公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的鬼魂，他对发财致富一无兴趣，很少去注意他的审计师对他说的话，那些话可以说是胡说八道，说什么要是他在一千九百零五年先别忙着告诉全世界E=Mc2，而是把他在瑞士伯尔尼的房子作第二次抵押，然后把钱投资在已知的铀矿上，他就早已发财做亿万富翁了。
“可是你呢，又在扳道旁边睡大觉。”审计师说。
“是啊，”爱因斯坦客气地说，“看来很典型。”
“所以你瞧，”审计师说，“人生是很公平的。你的机会真不少，不管你抓不抓。”
“是啊，我现在明白了。”爱因斯坦说。
“你愿不愿意把这话照样说一遍？”审计师问。
“说什么？”爱因斯坦问。
“说人生是公平的。”
“人生是公平的。”爱因斯坦说。
“要是你不信，”审计师说，“我可以给你举出更多的例子来。例如，先把原子能撇开不说，你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时候，你把存在储蓄银行的钱拿出来，投资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4]，或者拍立得照相机公司，或者施乐复印机公司，那么从一千九百五十年起，即使你只有五年的寿命了——”审计师抬起眉毛，暗示爱因斯坦接着说下去。
“我就会发财了？”爱因斯坦说。
“小康，至少可以这样说。”审计师得意地说，“可是你又——”他的眉毛又抬了起来。
“在扳道旁边睡大觉？”爱因斯坦抢先地问。
审计师站了起来，伸出了手，爱因斯坦毫无热情地握了一下。“所以你瞧，爱因斯坦博士，”他说，“我们不能把什么都怪上帝不好，是不是？”他把爱因斯坦进珍珠门的通行证交给爱因斯坦。“欢迎来到天堂。”他说。
爱因斯坦于是进了天堂，带着他心爱的提琴。他把审计账目的事已置之脑后不去再想它了。他进出国境无数次，这时已是个老手了。总是有许多无聊的问题要回答，空头的诺言要作出，没有内容的文件要签字。
但是刚进天堂，爱因斯坦就遇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他们的审计结果感到难过的鬼魂。有一对夫妻在新罕布什尔州因养鸡失败双双自杀，却不知他们一直住的地方下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镍矿。
一名十四岁的哈莱姆[5]少年因械斗致死，却不知他每天经过的一个阴沟滤污器下面有一只两克拉钻石戒指躺在那里几个星期了。钻石没有毛病，也没有人报失。他的审计师说，他要是能够哪怕一折出售，比方说，四百元，然后做期货买卖，特别是当时的可可期货，他就可以买下派克大道的公寓，把母亲，姐妹都接去住了，自己再上安多佛中学和哈佛大学。
又是哈佛大学。
爱因斯坦听到的审计故事都是美国人说的。他在天堂里选了美国人住的那一部分。可以理解，他对欧洲人有点厌憎，因为他是犹太人。不过需要算审计帐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巴基斯坦人，菲律宾群岛上的矮人，甚至还有共产党员也得经过这一关。
爱因斯坦这个人物的设定从一开始就对那些审计师所采用的计算原理感到生气，这是不足为奇的。他计算了一下，如果地球上人人都充分利用了一切机会，成了百万富翁，又升为亿万富翁，这样下去，这个小小星球的纸上财富就会在三四个月之内超过宇宙中所有矿藏的总值。而且，也没有人再去做任何有益的工作了。
因此他假定上帝全然不知他的审计师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就向上帝写了一封信，责备审计师（不是上帝）狠心地欺骗新来的人错过了地球上的机会。他想摸清楚他们的动机，不知他们是不是患有虐待狂症。
故事至此突然结束。爱因斯坦没有见到上帝，可是上帝却派了一个气冲冲的大天使来。那个大天使对爱因斯坦说，如果他继续破坏鬼魂们对审计工作的尊重，他就要把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取走，永远不给他了。因此爱因斯坦从此就不再同别人谈审计的事儿了。他把小提琴看得比什么都重。
这个故事当然是打上帝的耳光，说他居然用审计那样的卑劣遁词来逃避人世间经济状况困苦的责任。
我试图放空自己。
但接着我的心中又唱起了“莎莉在花园里”的歌。
与此同时，玛丽·凯塞琳·奥朗尼运用她杰克·格拉汉姆夫人的神通广大的权力，打电话给拉姆杰克集团最高的头头阿尔巴德·李恩，叫他查清楚警察把我弄到哪儿去了，同时派纽约市最能干的律师把我救出来，不计任何代价。
在这以后她还要任命我做拉姆杰克集团的副总裁。她说她还一不做二不休，开了一张名单，要他去搜罗别的一些好人，也委任他们做副总裁。当然这些人就是我向她提起的人——待我不错的陌生人。
她也叫他告诉美国竖琴公司的老秘书桃丽斯·克拉姆，不管她的年纪有多大，都不用退休。
在我关在有软垫的牢房里的时候，我想起了大学一年级时从《哈佛讽刺》上读到的一个笑话。当时这个笑话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听起来很下流。我后来担任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后，因为要了解大学生的幽默，所以发现这个笑话——虽然翻印多次——只字未改。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女：你怎么敢这么吻我？
男：我只不过要弄清楚谁把马卡龙都吃了。
因此我在单独拘禁中笑了个痛快。但接着我就支持不下去了，我不断地对自己说：“马卡龙，马卡龙，马卡龙……”
后来情况更糟。我哭泣起来。我跳起来撞墙。我在墙角里拉了一泡屎。我把奖杯扔在屎上。
我大声背诵了在小学里学的一首诗：
我不在乎一死，
不在乎，不在乎！
就像射精一样，
射精一样！
我甚至还可能手淫。为什么不？我们年纪大的人的性欲不是大多数年轻人所能想象的。
最终我精疲力竭，身体垮了下来。
那天晚上七点钟，纽约市最厉害的律师到了警察局的楼上。他到处找我，找到了我所在的那个警察局。他是个有名的人，不论起诉谁或为谁辩护，都以极其得力的无情著称。这样一个可怕的名人的到来使警方大吃一惊。他要求知道我的下落。
没有人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把我释放或转移的记录。我的律师知道我没有回家去，因为他已到那里去打听过了。是玛丽·凯塞琳告诉阿尔巴德·李恩，又由李恩告诉律师，我住在阿拉巴霍酒店的。
他们甚至查不出逮捕我的原因。
他们检查了所有的牢房，当然我都不在。把我带去关起来的人都已下班了。谁的家里都找不到。这时那个竭力想使律师息怒的警探忽然想起了楼下的那间牢房，决定去看一看，以防万一。
他们开锁的时候，我平俯在地板上，像狗笼里的一条狗似的面对着门，我只穿着袜子的脚朝着奖杯和那堆屎。我不知为什么脱掉了鞋。
警探开门时，看见我那副模样不禁大吃一惊，这才明白我关在里面已经很久了。纽约市无意中对我犯了一桩非常严重的罪行。
“斯代布克先生？”他焦急地问道。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我坐了起来，我已不在乎身在何处或者会碰到什么了。我就像一条上钩的鱼，已经尽一切努力挣扎过了。钓鱼竿的那一头，不论是谁，把我捉过去，我都不在乎。
警探说：“你的律师来了。”我甚至在心中也没有表示异议。谁也不知道我被关了起来，我没有律师，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无所谓了——我的律师来了。
这时律师走了过来。要是他是独角兽，我也不会吃惊。实际上，他的确有那么奇特——二十六岁就已经担任参议员常设调查委员会的首席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追查不忠诚的美国人的人。
这时他已四十多岁了，但面无笑容，显得老奸巨猾。麦卡锡时代出现在我和莱兰·克留斯丑闻之后，在那个时代中，我对此人一直又恨又怕。如今他到了我的身边。
“斯代布克先生，”他说，“我是您的代理律师，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是由拉姆杰克集团聘请来做您的代理律师的。我的名字叫罗埃·M·康恩。”
他真是神通广大！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人权保障法[6]”，就已经被带出了警察局，进了一辆等着的汽车。
康恩把我送上豪华轿车，自己却没有上车。他祝我一切顺利，没有握手就走了。他没有碰我一下，也从来没有显示他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我也曾经扮演过一个非常公开的角色。
我又一次坐在豪华轿车里。为什么不呢？在梦中什么都是可能的。罗埃·M·康恩不是把我从牢里给弄了出来，我不是把鞋子忘掉了吗？因此，这梦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呢？让莱兰·克留斯和以色列·埃德尔——阿拉巴霍酒店的那个夜班职员坐在轿车后座，与我只有一座之隔？梦就是这样。
他们神情不安地向我点点头。他们也觉得稀里糊涂，不可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辆豪华轿车在曼哈顿转来转去，就像一辆校车似的，接上了玛丽·凯塞琳叫阿尔巴德·李恩去聘请做拉姆杰克集团副总裁的那些人。这辆车是李恩的私人汽车。我从这次起才知道这种汽车叫“加长”车。美国竖琴公司满可以把这汽车的后座改装成陈列室。
克留斯、埃德尔和我们下一个去接的人都由李恩亲自打电话通知他们的，当然先由他的助手查清楚他们是谁，住在哪里之后。莱兰·克留斯是在电话本中找到的。埃德尔是在阿拉巴霍酒店前台后找到的。有一个助手到罗耶尔顿旅馆的咖啡馆中去打听一个在那里工作，一只手被油炸坏了的人。
还有电话打到佐治亚州去——一个是打到拉姆杰克集团设在那里的分公司，问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克利夫兰·劳伊斯的司机；另一个打到芬莱特空军基地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问他们那里是不是有个叫克莱德·卡特的看守和一个叫鲍伯·范德医生的囚犯。
克留斯问我是不是明白这一切。
“不，”我说，“这只不过是个囚犯的梦而已，是没有道理的。”
克留斯问我的鞋子到哪儿去了。
“我忘在装了软垫的牢房里了。”我说。
“你被关在装了软垫的牢房里？”他问。
“不错，”我说，“你撞不坏自己。”
一个坐在前座司机身旁的人这时转过头来。我也认识他，他是头一天早上陪维吉尔·格雷特豪斯进监牢的律师之一。他也是阿尔巴德·李恩的律师。他对我丢了鞋子感到不放心，他说我们可以回警察局去捡回来。
“死也不去！”我说，“他们如今一定已经发现我把滚球奖杯扔在屎堆上了，他们会又把我关起来的。”
埃德尔和克留斯听到这话连忙从我身边缩回去一点儿。
“这完全是做梦。”克留斯说。
“请做我的客人，”我说，“越多越好玩。”
“各位先生，各位先生，”那位律师客气地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将会得到一生中最好的机会。”
“她什么时候见到我的？”埃德尔说，“她见我做什么好事啦？”
“我们也许永远弄不清楚，”律师说，“她很少解释她的行动，她不露真面目，谁都可能就是她。”
“也许她就是昨天夜里在你以后来的那个拉皮条的高个子黑人，”埃德尔对我说，“我对他态度很好。他足足有八英尺高。”
“我没有见到他。”我说。
“那是你运气好。”埃德尔说。
“你们俩认识？”克留斯问。
“从小就认识！”我说。我说这话是想用这种完全荒谬的态度来把这梦吹成泡影。我是一心做好准备不是回到阿拉巴霍酒店去，就是回到牢房里去。不管哪里，我都不在乎。
也许我还可以在我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单层宅院的卧室里醒来，我的妻子仍活着。
“我可以向诸位保证，她不是那个高个子拉皮条的，”律师说，“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她的外表如何，她不是高个子。”
“你说谁不是高个子？”我问。
“杰克·格拉汉姆夫人。”律师说。
“对不起，我不该提这个问题。”我说。
“您一定也对她做过什么好事，”律师对我说，“或者做了什么事被她看到了，令她敬佩。”
“那是因为我受过童子军日行一善的训练。”我说。
说话之间我们就到了上西城一所破旧的公寓大楼前面，车子停了下来。咖啡馆老板弗兰克·乌布里阿科从楼里出来。他为这场梦穿了一套淡蓝的平绒西服，脚上蹬着一双绿白两色的牛仔靴，后跟很高很高。他那被油炸坏的手上戴着一只很精致的白色小山羊皮手套。克留斯拉下一个弹簧座给他。
我向他打了招呼。
“您是谁？”他问。
“我今天早上在你那儿吃了早饭。”我说。
“今天早晨在我那儿吃早饭的主顾可多着呢。”他说。
“你也认识他？”克留斯问。
“这个城市是我的老家，”我说。我这时更加相信这是一场梦了，便对律师说，“好吧，下一个让我们去接我母亲。”
他不是很有把握地问：“您母亲？”
“是啊。为什么不？谁都在这里。”我说。
他想尽量顺着我：“李恩先生倒并没有具体关照过您不能带别的人。您想接您母亲吗？”
“很想。”我说。
“她老人家在哪里？”他问。
“在克利夫兰市的一所公墓里，”我说，“但你不要因此有所迟疑。”
他从此避免同我交谈了。
车子再开以后，乌布里阿科问我们坐在后座的是些什么人。
克留斯和埃德尔作了自我介绍，我没有。
“他们都是被格拉汉姆夫人看中了的人，就像你一样。”律师说。
“你们认识她吗？”乌布里阿科问克留斯、埃德尔和我。
我们都耸耸肩。
“耶稣·基督啊！”乌布里阿科说，“您给我的差使得是个很好的差使，我很喜欢目前的工作。”
“你瞧着吧。”律师说。
“为了你们诸位，我还辞了一个约会。”乌布里阿科说。
“是啊，李恩先生也为你辞了一个约会，”律师说，“他的女儿今晚在华道夫酒店举行进入社交界的首次舞会，他没法去主持。为了同诸位先生见面。”
“真是发疯了。”乌布里阿科说。别人都无话可说。我们的汽车开过中央公园到了东城时，乌布里阿科又开腔了。“操他的首次舞会。”他说。
克留斯对我说：“你是唯一认识这里全部的人的。这事你一定知情。”
“为什么？”我说，“我是在做梦。”
我们没有再说话就到了阿尔巴德·李恩的屋顶寓所。律师叫我们把鞋脱在进门的门厅里。这是这里的规矩，我反正已只穿着袜子了。
乌布里阿科问，李恩是不是日本人，因为只有日本人一进门就要脱鞋子。律师告诉他，李恩是白种人，不过他是在斐济长大的，他的父亲在那里开杂货店。我后来弄清楚，李恩的父亲是个匈籍犹太人，他的母亲是希籍塞浦路斯人。他的父母是二十年代末期在一艘瑞典大游览轮船上做工时认识的，到了斐济上岸开起杂货铺来。
李恩本人在我看来是个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他满可以做电影明星。他出来到门厅时身穿一件斜条纹绸袍，脚上是一双黑色短袜。他仍希望来得及去参加女儿的舞会。
他在向我们自我介绍之前，得把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告诉律师。“你知道那个狗娘养的为什么进牢吗？”他说，“叛国！这种人我们得把他弄出来，给他一个工作。叛国！一个叛国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出监牢来？我们哪怕只给他一个最起码的差使也会叫全国的爱国人士闹开了锅，你说怎么办？”
律师也不知道怎么办。
“真是，”李恩说，“倒霉透了。把罗埃·康恩再给我叫来。我真希望仍待在纳什维尔。”
这最后一句话指的是李恩在他的小企业被拉姆杰克并吞之前曾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个著名乡村音乐出版商。他的公司现在成了拉姆杰克集团南方家乡唱片部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时他才一一打量了我们一番，大惑不解地摇起头来。我们这一批人三教九流都有。“各位先生，”他说，“你们都得到了杰克·格拉汉姆夫人的青睐。她没有告诉我是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见到过你们的。她只说你们都是诚实和善的人。”
“我可不。”乌布里阿科说。
“你完全有自由去质疑她的判断，”李恩说，“我可不行。我奉命给你们安排待遇优厚的差使。而且，我不介意这样做的，让我告诉你们原因，她从来没有让我做过什么结果不利于公司的事情。我以前常常说，我不愿为别人工作，但是给格拉汉姆夫人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他说这话是有诚意的。
他不在乎让我们都当副总裁。反正公司单单最高一级已有七百名副总裁了。要是下去再到子公司一级，又是大批的总裁和副总裁。
“你知道她的外表吗？”乌布里阿科想知道。
“我最近没有见到她。”李恩说。这是变相地说谎，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是公开的记录。他后来向我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得到格拉汉姆夫人的看重的。他认为她很可能在大来信用卡公司[7]的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那篇文章刊登在“实干家”一栏里。
反正，他对她是奴颜婢膝、肝脑涂地。他对格拉汉姆夫人又敬又畏，就像爱弥尔·拉金对耶稣·基督又敬又畏一样。当然，在这种崇拜中，他比拉金幸运，因为他的那位见不到的上级经常打电话、写信给他，命他做这做那。
他有一次甚至说：“给格拉汉姆夫人工作在我来说有一种宗教式的体验。我本来不管挣多少钱，都是漂泊不定的。在没有担任拉姆杰克集团总裁，听她差遣之前，我的生活是没有目标的。”
我有时不得不想，一切幸福都是宗教式的。
李恩说他要在书房里同我们一一谈话。
“格拉汉姆夫人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你们的特殊兴趣是什么，因此你们得向我说说你们自己。”他请乌布里阿科先到书房里去，要我们其余的人在客厅里等。“你们想喝什么，让管家去端。”他说。
克留斯不想喝什么。埃德尔要一杯啤酒。我仍想把梦吹破，要了一杯Pousse-café，这是一种彩虹颜色的鸡尾酒，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但在学调酒学时学过。先把一种浓度高的酒倒在玻璃杯底，然后再把颜色不同而又浓度稍低的另一种酒小心地用酒匙倒在上面，这样浓度一次比一次低，每一层酒都不与上下渗和。
李恩对我要的酒很有印象，他重复一遍，看是不是听错了。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我说。跟在酒瓶里造一只帆桅齐全的船相比，当然不是太麻烦。
“没有问题！”李恩说。我后来知道，这是他的口头禅。他二话不说叫管家给我一杯彩虹鸡尾酒。
他和乌布里阿科一起进了书房，我们其余的人进了客厅，里面还有一个游泳池。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客厅里有游泳池的。当然，我听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听到同实际看到客厅里放这么多水是完全不同的事。
我跪在游泳池边，伸手到水里摸一摸，看看凉不凉。水很温。我把手缩了回来，看着湿漉漉的手，不得不承认我不是在做梦。我的手真的是湿的，如果不擦干就还是湿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站起来时，管家已把我的彩虹酒端来了。
不承认现实不是办法。我以后得开始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谢谢你。”我对管家说。
“不客气，先生。”他答。
克留斯和埃德尔坐在有半条街长的沙发的一头。我坐到他们那里去，要让他们知道我已平静下来了。
他们仍在推测格拉汉姆夫人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他们行善的。
克留斯说他挨家挨户推销火柴盒和日历，没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行善。“我至多只能让一个看房子的把他的战时经历告诉我。”他说。他想起法拉铁隆大楼一个看房子人的自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第一个跨过德国莱茵河上雷马根桥的美国人。攻占此桥是件大事，盟军因此可以全速大举攻入德国。“我有时想那个看房子的很可能就是格拉汉姆夫人。”
以色列·埃德尔认为格拉汉姆夫人可能化装成一个男人。“我有时想，阿拉巴霍酒店一半的主顾都是喜欢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他说。
格拉汉姆夫人可能女扮男装的问题后来又被提出来了，不过令人极为惊奇的是，是由阿尔巴德·李恩提出来的。
不过，在那以前，克留斯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题。他对此动了个人感情。他说他和我在战时都是机关工作人员，自以为对战争的胜败也作了贡献。“但是瓦尔特，战争是战士打赢的。别的都是梦话。”
他认为非军人写的一切关于战争的回忆录都是骗人的，好像战争是讲空话的人，写文章的人，社交明星打赢的似的，其实只能是战士打赢的。
门厅里的电话铃响了。管家进来说是找克留斯的，他可以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接电话。这电话机是黑白两色的塑料做的，形状像连环画中那只出名的叫“花生”的小狗斯诺皮[8]。“花生”的所有权后来也归属将由我领导的拉姆杰克集团的一个分部。我后来发现，在那个电话机上讲话，你得把嘴巴放在小狗的肚皮上，它的鼻子就钻到你的耳朵里。为什么不？
那是克留斯的老婆莎拉，也就是我的老相好从他们家里打来的。她刚为人家做完私人看护回来，看到了他留下的条子，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有事可以打电话找他。
他告诉她我也在那里，她不能相信，她要同我说话。于是克留斯把塑料狗给我。
“喂。”我说。
“这真是疯了，”她说。“你在那里干什么？”
“在游泳池旁边喝彩虹酒。”我说。
“我无法想象你喝彩虹酒。”她说。
“可是我在喝。”我说。
她问我和克留斯是怎样见面的，我告诉了她。“世界真小，瓦尔特。”她说，又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她问我，克留斯有没有告诉我，我出庭对他作证，实际上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我得说这个看法是可以商榷的。”我对她说。
“可以什么？”她问。
“可以商榷。”我说。这个词儿她以前竟没有听到过，我向她作了解释。
“我是这么蠢，”她说，“瓦尔特，我不知道的东西这么多。”她说话听起来就像从前的那个莎拉打电话的声音。时间就像是回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一样，这使她接着说的一句话有了特别的意义：“唉，我的上帝，瓦尔特！我们俩都过了六十了！这怎么可能呢？”
“的确想不到啊，莎拉。”我说。
她要我和克留斯一起回家吃晚饭，我说我能来就来，但我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问她住在哪里。结果她和克留斯住在她外祖母原来住的那座大楼的地下室——都铎城。她问我还记得她外祖母的公寓？当时那些老佣人和家具都挤在四间屋子里。
我说我还记得的，我们两人都笑了。我没有告诉她，我的儿子也住在都铎城的什么地方。我后来发现他的确离她很近，还有他那爱音乐的妻子和认养的孩子。《纽约时报》的斯坦凯维奇就住在同一所大楼里，而且因为他的孩子很野而臭名昭著。他住的只比莱兰和莎拉·克留斯高三层楼。
她说我们经过这一番沧桑仍能一起笑笑真是不错。“至少我们仍有幽默感。”她说。这是裘莉·尼克松在她父亲被撵出白宫时说的话：“他仍有他的幽默感。”
“是的，至少还有这个。”我同意。
“服务员，”她说，“那只苍蝇在我汤里干什么？”
“什么？”我问。
“这只苍蝇在我汤里干什么？”她仍问。
这时我才想起来：这句话是我们以前在电话上互相说笑话时的一句开场白。我闭上了眼睛。我把回答的话告诉了她，电话机成了我的时间穿越机了。它让我从一千九百七十七年逃了出来，躲进了第四度空间。
“我想它是在仰泳，夫人。”我说。
“服务员，”她说，“我的汤里还有一枚针（needle）。”
“我很抱歉，夫人，”我说，“这是排字错误。应该是一根面条（noodle）。”
“你家的奶油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她问。
“因为母牛不愿坐在这些小瓶上。”我说。
“我一直以为今天是星期二。”她说。
“今天的确是星期二。”我说。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她说，“告诉我，你们有烤饼吗？”
“今天的菜单上没有。”我说。
“昨天晚上我梦见在吃烤饼。”她说。
“那一定很好。”我说。
“坏透了，”她说，“我醒来时，毯子不见了。”
她也有要躲到四度空间的理由。我后来发现，她的病人那天晚上死了，莎拉很喜欢她。那个病人只有三十六岁，可是心脏有先天缺陷——心脏肥大、虚弱。
你不妨想象这一番谈话对莱兰·克留斯的影响，他就坐在我的身旁。我闭着眼睛，完全耽溺在忘记时间忘记地点的喜悦中，就好像我当着他的面在同他老婆交欢一样。他当然原谅了我，他对什么人都是什么都原谅的。但是他仍旧对莎拉和我在电话上的情话绵绵感到吃惊。
还有什么比通奸更花样翻新的呢？世界上没有别的了。
“我想要节食了。”莎拉说。
“我知道你怎么能够马上减掉二十磅肥肉。”我说。
“怎么？”她问。
“砍掉你的脑袋。”我说。
当然克留斯只能听到我这方面的谈话，因此他只能听到笑话的前一半引子或者后一半的结束，但从来没有两头都听全，有些笑话是很挑逗的。
我记得我问莎拉，她交欢后吸不吸烟。
克留斯没有听到她的答复：“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看。”接着她问我：“你做服务员以前干什么行当？”
“我给杜鹃钟清鸟屎。”我说。
“我常常在纳闷，鸟屎中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她说。
“那也是鸟屎。”我告诉她，“你干的是什么活？”
“我在灯笼裤厂工作。”她说。
“灯笼裤厂工作好吗？”我故意提高嗓门问。
注释：
[1]滚球（bowling）：即保龄球。
[2]“扳道旁边睡大觉”（Asleep at the Switch）：美国谚语，意思是玩忽职守，错失机会。
[3]珍珠门（Pearly Gate）：指通往天堂的大门。这一说法来自于《新约·启示录》第21篇第21节：“十二道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道门都是一颗珍珠。”
[4]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即IBM。
[5]哈莱姆（Harlem）：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社区，曾经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也是犯罪与贫困的主要中心。
[6]“人权保障法”（Habeas Corpus）：现译作“人身保护令”，是在普通法下由法官所签发的手令，命令将被拘押之人交送至法庭，以决定该人的拘押是否合法。人身保护令是以法律程序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起源于中世纪英国，保留了拉丁语的表达。
[7]大来信用卡公司（Diners Club）：于1950年由创业者弗兰克·马马卡（Frank Mamaca）创办，是第一张塑料付款卡，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信用卡公司。
[8]斯诺皮（Snoopy）：现译作史努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