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上帝，我的鼻子那时正好给堵住了。这是天大的幸事。鼻子闻到了恶臭是会告诉你的，但是如果鼻子主人还是不走，那么鼻子就会觉得，这气味并不十分难闻，它就闭上不闻，遵从它主人聪明的意见。这样你就可以吃林伯格干酪，或者在第五大道和四十二号街交叉口拥抱老相好形同残骸的发臭的躯体。
我甚至觉得好像玛丽·凯塞琳已死在我的怀抱中似的。说老实话，这样对我也无妨。因为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带她去呢？还有什么比她在年轻漂亮时认识的一个男人拥抱了她以后就马上魂归天堂更理想的结局呢？
那当然好了。不过那样的话，我就当不了拉姆杰克集团家乡唱片部的执行副总裁了。我可能此刻就会躺在包里街的一家小旅馆外面，让一个少年恶作剧地浇上汽油，一把火把我烧了。
玛丽·凯塞琳如今轻声地对我说：“这一定是上帝把你送来的。”
“好了，好了。”我说，一边仍搂着她。
“我再也没有人能信赖了。”她说。
“好了，好了。”我说。
“大家都要害我，”她说，“他们要割掉我的手。”
“好了，好了。”我说。
“我以为你已死了。”她说。
“没有死，没有死。”我说。
“我以为大家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她说。
“好了，好了。”我说。
“我仍相信革命，瓦尔特。”她说。
“我很高兴。”我说。
“大家都丧了气，”她说，“我从来没有丧气。”
“你是好样的。”我说。
“我每天都在为革命奋斗。”她说。
“我相信。”我说。
“你会大吃一惊的。”她说。
“带她去洗一个热水澡。”人群中有人说。
“带她去好好吃一顿。”又有人说。
“革命就要发生了，瓦尔特，快得你想不到。”玛丽·凯塞琳说。
“我有个旅馆房间你可以去休息一下，”我说，“我还有一点钱，不多，但有一些。”
“钱。”她笑了。她对钱不放在心上，这点没有丝毫改变，同四十年前完全一样。
“我们去吧？”我说，“我的房间离这儿不远。”
“我知道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她说。
“给她吃一天一粒效力无穷的维生素胶囊。”人群中有人说。
“跟我来，瓦尔特。”玛丽·凯塞琳说。她又坚强起来了。如今是玛丽·凯塞琳挣脱了我，而不是倒过来我摆脱了她。她又粗声粗气起来。我捡起了她的三只口袋，她捡起另外三只。我们的最终目的地竟是克莱斯勒大楼的顶层，美国竖琴公司设在上面的安静的陈列室。不过首先我们得叫看热闹的人给我们让开，她又开始把挡道的人叫作“资本家的屁”“虚肿的寡头”“吸血鬼”等等。
她穿着大而无当的篮球鞋怎么走呢？她的鞋很少离开地面，是一前一后地拖着走的，就像越野滑雪板一样，她的上身和购物袋就左右一摇一摆地前进。这个一摇一摆的老太婆走起来还飞快！我们一离开看热闹的人群，我就得气喘喘地跟着她。我们当然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谁也没有见到过一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婆还带着一个助手的。
我们走到中央大火车站时，玛丽·凯塞琳说，我们得弄清楚有没有人盯我们的梢。她带着我上下各种楼梯，看背后有没有人尾随我们。我们穿过牡蛎酒吧三次，她终于把我带到了一条灯光幽暗的过道尽头的一扇铁门前。当然没有别人在场。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
我们喘过气来以后，她对我说：“我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可绝对不能告诉别人。”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我说。
“这是咱俩的秘密。”她说。
“好吧。”我说。
我原来以为我们是在车站最深的地方。我完全错了！玛丽·凯塞琳打开了铁门，里面有条铁梯能够往下走，越走越深。下面有个像卡斯巴德洞穴一样大的秘密世界。现在不再作什么用途了，可以当作恐龙的躲藏处。事实上它以前是另一件现已绝迹的“巨兽”——蒸汽机车——的修理车间。
我们顺着铁梯下去。我的天，以前这里放的机器一定很大！在这里做工的人的手艺一定很巧！我想大概是为了遵照防火规定，到处亮着电灯泡。还有灭鼠药。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东西能说明多年以来有人迹到此了。
“这就是我的家，瓦尔特。”她说。
“你的什么？”我问。
“你难道要我露天过夜吗？”她说。
“当然不。”我说。
“那么，”她说，“我有这样一个安静的家，你就应该感到高兴。”
“我是感到高兴的。”我说。
“你不但同我说了话——还搂了我，”她说，“因此我知道我能信赖你。”
“嗯。”我说。
“你没有要我的手。”她说。
“没有。”我说。
“你知道有好几千万穷人流落在街头，找不到给他们用的厕所？”她说。
“我想是吧。”我说。
“瞧这里。”她说。她把我带到一间一排排尽是马桶的房间。
“这里有马桶，真叫人放心。”我说。
“你不会告诉别人吧。”她说。
“不会。”我说。
“我把这样的秘密告诉你，也就把命交在你的手中了。”她说。
“我感到很荣幸。”我说。
接着我们就离开那个地下室往上爬。她带我穿过列星敦大道下面的一条隧道，爬了一段楼梯，就到了克莱斯勒大楼的大厅。她滑雪似地走过大厅，到一部等着的电梯中，我在后面踉跄地跟着。一个看门的向我们吆喝，但已来不及了，我们已进了电梯，玛丽·凯塞琳按了顶层的电钮，电梯门把他气呼呼的脸关在外面。
电梯里没有旁人，我们一直往上升。不一会儿，电梯门就无声地滑开了，我们到了这座大楼的不锈钢顶层一个人间无处寻觅的、美丽的、安静的地方。我以前常常在纳闷，这高楼顶上是什么，如今我知道了。尖顶在我们头上约有七十英尺高。我敬畏地抬头望去，在我们与尖顶之间，除了铁架以外，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空气。
“真是浪费地方！”我心里想。但是接着我发现还是有住户的。好多好多淡黄色的小鸟栖居在铁架上，或者在怪诞的窗户中透过来的各色光线中，在屋顶大三角形玻璃中透过来的各色光线中，扑翅飞来飞去。
我们脚下的地板边上铺上了绿色的地毯，中间是个喷水的喷泉。到处放着公园里的长凳和塑像，中间穿插着竖琴。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是美国竖琴公司的商品陈列室。这家公司不久前已成为拉姆杰克集团的一个附属公司。自从该大楼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落成以来，该公司就占用了这地方。我所看到的鸟（一种金黄色的啭鸟），都是当时放生的一对鸟的后代。
在电梯旁有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小间，里面是销售人员和他秘书的办公桌。一个女人在里面哭泣。这个早上流的眼泪可真不少！这本书里写的眼泪也真不少！
小间里走出来一个我所见到过的年纪最老的老头儿。他身穿燕尾大礼服、条纹裤、鞋罩。他是唯一的销售人员，自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以来就在那里工作。他就是那个亲手把两只啭鸟从笼中放出来在这里翱翔的人。他年已九十二岁！他看上去像已入暮年的约翰·洛克菲勒，或者说，像具僵尸。他身上唯一滋润的地方似乎就只有他眼睛里的一点点水汽了。不过，他不是毫无防御能力的。他是一家手枪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每周末都用人形的靶子练习射击。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把像猎狗一般大的用来自卫的手枪，他一直在等候抢劫案的出现。
“哦——是您啊。”他对玛丽·凯塞琳说。她的回答则是：“对的，是我。”
她已习惯于每天到这里来坐上几小时了。他们的要求是，一有顾客出现，她就带着购物袋销声匿迹。还有一个要求，如今玛丽·凯塞琳却违反了。
“我想我告诉过你，”他对她说，“你不能带任何人来，也不能告诉别人，上面这儿有多好。”
由于我提着三只购物袋，因此他以为我是另一个流浪汉，提着购物袋的老叫花子。
“他不是瘪三，”玛丽·凯塞琳说，“他是哈佛大学出身的。”
他一点也不相信。“原来如此。”他说，上下打量我一眼。附带说一句，他本人连小学也没有毕业。他小的时候，没有禁止童工的法律，他十岁就到美国竖琴公司芝加哥厂去做工了。“我听人家说，一个哈佛大学出身的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说，“可是在这位身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从来不知道哈佛出身的人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咱俩有一样的看法。”他说。他态度恶劣，存心要我走开。“我们可不是救世军，”他说。这位是在格罗佛·克利夫兰当总统的时候出生的人。真想不到！他对玛丽·凯塞琳说：“说真的我对你把闲人带来感到很失望。明天是不是有三个，后天二十个？基督精神也是有限度的，你知道。”
我在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在我重获自由的第一天，不到中午就可能因为这个错误又被送回到监狱去。“说实话，”我说，“我到这里来有业务要谈。”
“你要买一架竖琴？”他说，“一架竖琴至少需要七千元，你知道。买支卡祖笛怎么样？”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我说，“什么地方能买到单簧管的零件——不是整支的单簧管，而是零件。”我说这话并不是一本正经的。我是根据我在阿拉巴霍酒店最底下一个抽屉里的东西在推想一桩可能的买卖。
那个老头儿好像触电一样，但没有表露出来。那个小间里的布告板上钉着一张通知，如果有人表示对买进或卖出单簧管有兴趣，要他立即报告警方。据他后来告诉我，这个通知他钉在那里已有几个月了。“像是一时糊涂买来的彩票一样。”他从来没有想中彩。他的名字叫台尔马·柏尔。
台尔马后来不错，把那通知送给我当纪念品，我就挂在拉姆杰克集团办公室的墙上。我在拉姆杰克集团成了他的上级，因为美国竖琴公司是我主管的那个分部的一家附属公司。
不过，在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天，我当然不是他的上级。他在同我玩猫捉耗子的游戏。“许多零件，还是几个零件？”他狡猾地问。
“说实话，不少，”我说，“我知道你本人不做单簧管生意——”
“可你还是找对了地方，”他叫我放心，“做这生意的人我都认识。你和太太稍等一下，我马上去打几个电话。”
“你太客气了。”我说。
“一点也不。”他说。
“太太”就是他用来称呼玛丽·凯塞琳的名字，这是她告诉他的名字。有一天她偶然闯进来，想要逃掉追赶她的人。虽然他对提购物袋的叫花婆不放心，但他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就让她留下来了。
这时，小间里的哭声轻了一些。
台尔马把我们带到离小间很远的长凳上坐下，好让我们听不到他叫警察。我们坐下后，他问：“舒服吗？”
“很舒服，谢谢你。”我说。
他擦一擦双手。“来杯咖啡怎么样？”他说。
“这叫我神经紧张。”玛丽·凯塞琳说。
“加上糖和奶油，要是不太麻烦的话。”我说。
“一点也不麻烦。”他说。
“桃丽斯怎么啦？”玛丽·凯塞琳问。那是在小间里哭泣的女秘书的名字。她的全名叫桃丽斯·克拉姆。她也年已八十有七了。
在我的建议下，《人物》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台尔马和桃丽斯的报道，说他们是世界上，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老的一对上司和秘书。那是一篇很有趣的报道。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台尔马和他的手枪，还引用他的话说：“谁要是想抢美国竖琴公司，谁就会马上悔之莫及。”
如今他告诉玛丽·凯塞琳，桃丽斯是因为接连遭到两个惨重打击而哭的。一是前一天下午她接到通知，马上要她退休，因为公司已归拉姆杰克集团接管。而拉姆杰克集团雇员的退休年龄到处都是六十五岁，管理人员例外。接着是当天早晨，她在清理办公桌的时候，接到一份电报说她的侄曾孙女在佛罗里达州的莎拉索参加高中毕业舞会后遭遇车祸而亡。他解释说，桃丽斯自己没有子女，因此旁系亲属对她来说也和嫡亲一样。
附带说一句，台尔马和桃丽斯在那楼顶上基本没有什么事，而且以后也继续不做什么事。我很高兴在担任了拉姆杰克集团的管理者后，美国竖琴公司生产的竖琴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竖琴。你很可能以为如今最好的竖琴是意大利、日本或者西德生产的，因为美国的手艺几乎已经退化了。但是不然，即使那些国家的音乐家，甚至苏联的音乐家也同意只有美国竖琴公司生产的竖琴才是上乘货。但是竖琴生意从来不是也永远成不了大买卖，也许除非在天堂里。因此利润情况可以说是很荒唐的，荒唐得我在最近进行了一次调查，要弄清楚拉姆杰克集团当初为什么收购美国竖琴公司。我弄清楚的情况是，这是为了要得到克莱斯勒大楼顶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租借权。该租约要到二千零三十一年才到期，每月租金才二百元！阿尔巴德·李恩想在这个地方开饭馆。
竖琴公司在芝加哥有个工厂，雇有六十五名工人，不过这无关紧要。要是在一两年内不能获得相当利润，拉姆杰克集团就会把工厂关了。
要心平气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