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是他的发行部主任，”玛丽·凯塞琳大声对莱兰·克留斯说，“我发行部主任干得不错吧，瓦尔特？”
“是的，你当然干得不错。”我说。我们就是那样认识的：她在我大四开始的时候找上门来，到剑桥市的《海湾州进步报》的小办公室，对我说，只要能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我要她干什么她二话不说就干什么。我让她担任发行部主任，负责在工厂大门口、施粥站等地方散发报纸。她当时身材瘦小，但是精神倔强，性格开朗，一头红发更是十分引人注目。她痛恨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她母亲就是为威亚特制钟公司做工中镭毒致死的许多女工之一。她的父亲在一家鞋油工厂当守夜的，因为酒精中毒而瞎了眼。
如今形同残骸的玛丽·凯塞琳谦虚地低下了头，因为我说了她当我的发行部主任干得不错的话。她又向我和莱兰·克留斯伸过头来。她的头顶上有一块光秃，大小像银圆，四周是稀疏的白发。
莱兰·克留斯后来告诉我，他几乎晕了过去，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女人的秃顶。
他看不下去，闭上了蓝色的眼睛，掉过头去。他后来鼓起勇气转过头来时，总是尽量避免正视玛丽·凯塞琳——正如希腊神话里的柏修斯不看蛇发女怪[1]的脑袋一样。
“我们一定要聚一聚。”他说。
“是啊。”我说。
“我过几天给你去信。”他说。
“我等着。”我说。
“得赶紧走了。”他说。
“我知道。”我说。
“保重自己。”他说。
“我会保重的。”我说。
他走了。
玛丽·凯塞琳的购物袋仍靠在我的腿上。我就像被绑在木桩上的圣女贞德一样动弹不得，招人注目。玛丽·凯塞琳仍抓住我的手腕，而且她也不想放低声音。
“我终于找到了你，瓦尔特，”她叫道，“我绝不让你再走了！”
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地方演出过这样的话剧了。对于现代戏剧家来说，也许值得一提的是我可以根据切身经验作证，演出话剧的确能招来看热闹的人群，只要剧中的女主人公说话大声，吐字清晰。
“你以前老是告诉我，你多么爱我，瓦尔特，”她叫道，“可是你后来却走了，我再也得不到你的消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说谎？”
我大概支吾其词地“嗯”“啊”了一下作为回答。
“你好好地瞧着我，瓦尔特。”她说。
从社会学上来说，这场闹剧就像内战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2]一样动人心弦。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并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唯一一个提购物袋的无家可归的叫花婆，在全国的大城市里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那个庞大的经济机器毫无目的地在制造这种褴褛的大军。这个机器的另外一部分又在制造一些死不改悔却只有十岁的凶手，还有吸毒犯和虐童犯等许许多多的坏东西。据说有人在调查这些情况，将来会做出某些补救，具体如何，不得而知。
而一些好心肠的人，对经济制度的这些悲惨的“副产品”感到痛心、厌恶，就像对一百多年以前的奴隶制度[3]一样。玛丽·凯塞琳和我一定成了我们的观众一再祈祷出现的奇迹——至少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婆得到了她的老相好的援救。
有人在饮泣。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搂着她。”看热闹的人中一个女人说。
我照她说的搂着她。
我觉得搂的是一捆破布包的干柴，这使我禁不住哭了起来。这是那天早上——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砖砌的单层宅院里——我发现我妻子死在床上以来第一次流泪。
注释：
[1]蛇发女怪（Gorgons）：在希腊神话中，有三个长有尖牙，头生毒蛇的恐怖女妖，她们当中的代表是最小的那个美杜莎。
[2]《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于1852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小说。
[3]奴隶制度（slavery）：这里指的是美国的黑奴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