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父亲很早就在敲门。打开房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情绪非常糟糕。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又缩进了被子里。我将头蒙在被子里。
父亲在我的床边坐下。“你不想安慰我一下吗？！”他说着，在我的被子上轻轻拍了几下。
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身体语言，但是我并没有表示自己的反感。我什么都不想说。
“昨天又输了，”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输惨了。”
我什么都不想说。
“不知道今年又要倒什么霉了。”父亲接着说。
他说“又”是因为他去年已经倒过霉了。他去年接受了整整十个月的调查，最后在十一月底被开除了公职。他的“历史问题”出在十多年前的那场被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中。他个人的历史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知道“组织”做出的决定对父亲这种一生都依赖“组织”和信任“组织”的人意味着什么。他从此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开始出入地下的赌场，靠赌博来打发时间。
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不想说。我蔑视父亲。这是一种天然的蔑视。也就是说，我蔑视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而是所有的父亲：亲生的、继养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我蔑视象征着权威的“父亲”这种身份，这个词。
“不知道这些天的手气为什么会这么差？！”父亲说着，又在我的被子上拍了一下。
他的动作突然让我失去了控制。“不要说了！”我突然隔着被子对他大叫着说，“不要把你的晦气传给了我。”
一阵沉默之后，我听见了父亲的脚步声以及他开门和关门的声音。我掀开被子，想透透气，却发现父亲并没有离开我的房间。他站在门边，好像知道我会将被子掀开。“我怎么会把晦气传给你呢？！”他不安地说。
我没有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说。我甚至根本就不想再见到他。我决定整天都不出门，甚至整天都不下床。将近中午的时候，来自身体内部的一阵阵燥热让我怀疑自己生病了，但是很快我又闻到了从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这给了我一点安慰。我知道，如果真的病得很重，我不会对气味有那样清晰的感觉。不过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起来吃了一片退烧药，接着又躺回到了床上。
1.2
上午来了好几批客人。他们都主动跟我说了很多话。我直到最后才清楚了他们的动机。他们都是母亲请来劝说我的。他们劝说我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外公，去向他说“新年好”。
这些年来，母亲与我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她总是要通过朋友或者亲戚来向我转达自己的意愿。其实我更讨厌这些亲戚或者朋友，因为他们居然会接受母亲的驱使，就像牲口一样。也许他们会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可是我憎恶这种受人指使的关心。我憎恶。
我向最后那两位客人解释了自己昨天为什么没有随家人一起去医院。“我发烧了，”我冷冷地说，“一整天都没有下床。”
我的解释表明了我的退让。我看到外婆欣慰地笑了一下。她刚才一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在看电视。
“那就今天去吧。”那两位客人说，“今天还可以说‘新年好’啊。”
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医院看望已经在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公。不大的病房里摆着五张病床，显得非常拥挤。只有一盏瓦数很低的灯悬挂在很高的天花板上。每张病床上都好像覆盖着一层阴影。
外公面无表情。许多年以来，他一直就好像是这种样子。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想说话。我的目光在床头柜上的闹钟和外公干瘪的下巴之间来回移动。我在想象这样躺在病床上让病魔一点点将生命吞噬的感觉。
我不会有这样的时候，我肯定。我肯定我会死于旅途。那种无人问津的死亡很了不起。哪怕我有这样的时候，我也不会希望有人坐在我的床边。我相信，外公其实也根本就没有希望我来看他，他甚至可能还讨厌我来看他。病人需要探望大概只是健康人的幻觉，就像死人需要葬礼一样。
我最后又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钟。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站起来。外公仍然面无表情。我走出了病房。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是不是对外公说了“新年好”。我点了点头。
1.3
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在新的一年重逢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大家早就习惯了这一年一度的“新年”。像平常一样，大家谈起了这两天的电视节目。“差劲极了。”坐我对面的同事说。“不只是差劲，”年纪最大的那位同事说，“还很恶心。”处长也加入了进来，他说：“我真后悔买了电视机。”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抱怨，不仅因为我几乎不看电视，而且因为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决定“遗弃”。我指的不是又一次调动工作。我指的是彻底的离开。春节之后，也许甚至在春节之前，我将永远走出这间办公室。我决定成为一名“自愿失业者”。第一次从凯恩斯的著作里遇见这个“名”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将是我未来的身份，未来的“实”。
我想彻底摆脱公务的纠缠，体制的约束。我想摆脱身边的一切，熟悉的一切。
一位同事取来了这两天的报纸，厚厚的一叠。其他同事们一哄而上，各抢了几张。他们一边翻读着，一边抱怨没有什么东西可读。
坐我对面的同事将翻完的报纸扔到我的办公桌上，我没有任何兴趣，直接又将它们扔到处长的办公桌上。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决定“遗弃”。
1.4
我估计今天会有Z的信。结果却没有。这很扫兴。我们离得太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让我感觉不到任何的美感，还让我感觉不到她的存在（或者我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信也许是一种提醒，一个路标。可是，我们的信却越来越少了。
我自己现在也很少写信。有一段时间，我同时跟五个女孩通信，而且我的每封信都写得非常认真。我不知道那些女孩还记不记得我，或者还想不想我（她们在信的结尾经常说她们想我）。我肯定她们跟任何人在一起都比跟我在一起要幸福。我是无法给人幸福的人。我有自知之明。因此，在挑选“女朋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应该具备承受灾难的能力。这很苛刻，是的。这很霸道，是的。可是，难道Z具备这种能力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最后挑选了她。
我们对“性”没有任何知识。我们只是对“信”有兴趣。写信和读信曾经是我们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在信中表达自己的想念。我们说的“想”指的是我们想见上一面，想吃上一顿，想说一会儿话，想看一场电影……或者顶多想手拉着手，一起散散步，等等。我们没有其他的杂念。“性”离我们很远……对我来说，“性”甚至非常恐怖，它与我对“父亲”的恐惧和憎恶连在一起，它好像是那个词的同谋。
我今天真的很想收到和读到Z的信。
1.5
快下班的时候，韦之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见他刚结识的一位女画家。
“我不大舒服。”我推脱说。
“又有很久没收到信了吧？”韦之说。他总是能够洞察我的“存在之境”。
我不想让他感觉得意。“不是因为这个。”我说。
“但是你很久没有收到信了。”韦之坚持说。
我用沉默回答了他。
“怎么回事？”韦之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到剧终的时候了。”
“你还想继续吗？”
“不。”
“我同意。”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肯定自己不会后悔吗？”
“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和她都是很好的演员。我们都知道应该在哪里结束。”
“你们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吗？”韦之问。
我告诉韦之我的同事们都提前走了。接着，我继续感叹自己与Z的关系。“人如果总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说。
“但是不结婚，像我这样。”韦之打断了我的话。他显然想将我带出过于严肃的情绪。
“生活将会多么有逻辑。”我严肃地把话说完。
“生活从来就没有逻辑。”韦之说，“所以最好还是像我这样。”
电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断了。我以为韦之还会打过来，但是他没有。
1.6
人们对我刨根问底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尴尬。我觉得，语言只是一种有限的工具。每次将大脑里出现的简明想法诉诸语言，就会变成一连串充满歧义的句子。我的语言从来都是混乱的。这也许正是一个缺乏训练的“业余哲学家”的局限？！但是，混乱的语言中往往又萌动着最生动的思想。混乱可能又是一个“业余哲学家”的优势。语言又会怎样影响行动？犹豫和局促使行动变得混乱。我应该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吗？如果说自由是前提，没有自由就可以不对行动负责，我对一切就都没有责任。不需要负责的行动又有什么意义？照透生命的灵光是不能用语言转述的，因此也就不会陷入混乱。但是，它一闪而过，比语言和行动都要短暂，比一切都短暂。它是真实的存在，还仅仅是虚幻的感觉？也许生命本身就是混乱的。混乱的语言只不过是混乱的生命的镜像……
上面是我在去电信局的路上的一些想法。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总是选择在六号晚上给Z打去长途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只是符号，就像电报文稿一样。人们怎么能够从这种符号里破译出“感情”？这是我一直回答不了的问题。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感情与真实的感情相距多远？技术是否能够缩短我们心理上的距离？这是我一直回答不了的问题。
每次通话之后我都陷入了更深的迷茫。迷茫是生命的本质。只有死亡能够终止迷茫。人是迷茫的动物。语言和行动都在加深我们的迷茫。我一直这么想着。结果，我并没有走到电信局。当我站在十字路口感觉迷茫的时候，身后的那家电影院里正好有一场电影马上就要开映了。从片名就知道那部影片一定非常差劲，这正好符合我迷茫的心情。我买了一张票。我走进了电影院。我不知道在电话那一端等待我的Z会怎样破译我的沉默。
1.7
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打字员站在我前面。她的发型和体型都与Z的非常相像。我很早以前就注意过这一点。不过，她身上的香水气味让我感觉奇怪，不知道是因为香水太好还是因为香水太差。“晚上去跳舞吗？”她挑逗地邀请我。
我摇了摇头说没有时间。事实上，我想起了Z。我想象她此刻也许正向她的一个同事发出了类似的邀请。这种想象让我恐惧。她离我那么远。我们相距那么远。
吃过午饭，办公室里开出了一桌扑克牌和一桌围棋。我对让同事们兴致勃勃的娱乐没有任何兴趣。我躺在沙发上，想睡一下。一位同事在我的脸上盖了一张报纸。
可是，我不可能睡着，因为玩牌的同事们在争吵不休。我记得在大学宿舍里，每次开牌的时候，我都躺在自己的铺位上，通过耳机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我那时候总想着世界很大以及世界的变化很大。可是，我现在对新闻也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我现在觉得世界很小，很无聊。
同事们的争吵几乎要演变成武斗了。坐我对面的同事突然站起来，气急败坏地骂了我们最老的同事一句，用的是最脏的字。
如果还收不到Z的信，我也想大骂一句。可是我骂谁呢？是谁剥夺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机会呢？是谁这样“安排”了我们呢？
同事们的争吵仅仅局限在午休时间里。下午开始上班之后，坐我对面的同事和我们最老的同事马上就和好了。他们一起诅咒物价的飞涨，一起抱怨女人（他们各自的老婆）的难缠……和平将维持到第二天的中午，他们在牌桌上再次进入战争状况的时候。这是没有休止的重复，就像我们每天处理的那些公务。
1.8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重复的。人生是重复的，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甚至时间也只能通过“重复”而被感知和认知。重复赋予时间美感和价值。日历将我们的生活重复地切断，这样，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等等突然变成了能够重返世界的阴魂，都与“今天”发生了联系；这样，人们总是在过同样的节日，并且要过一辈子的“生日”。我憎恶这种对时间的曲解，世俗的曲解。我一直深信，时间是最神圣的流动，向前的流动，永不干涸的流动，永不回头的流动。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曲解，因为历史是重复的，因为一切都是重复的。我不知道究竟是这一切的重复导致了时间的重复，还是时间的重复导致了这一切的重复。
波动是重复的另一种形态：经济的波动（当然我们的物价好像只是不断地高涨）、政治的波动，等等。今天是“左”的对，明天是“右”的对。今天是“公有化”对，明天是“私有制”对。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到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无不处在这种波动之中。可是，哪一天我才是对的？
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一天。绝大多数的“我”都没有“对”的这一天。绝大多数的人都可有可无。他们出生，他们活着，他们死去……他们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有没有走出重复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死去之前“消失”？
我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这些天来，我的思想为什么总是这样乱糟糟地重复？
1.9
今天中午在马路上遇见韦之的时候，他两只手上都提着东西。他将左手提的那只口袋塞到我的手上。“到我那里去吧！”他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聚会。”
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行走在马路上。我没有自己的目的地。好吧，就让我跟着自己这位生活放荡的朋友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