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富有世界主义的性质。”[1]萧乾是时代的产儿，他没有辜负时代的厚望。二十刚出头，还在大学念书，他就和一个叫安澜的美国人合编英文《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这份八开张的《中国简报》创刊于1936年6月1日，副题为“关于文学、社会、艺术动向的文摘周刊”。它意在向西方读者“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之情势及社会大众之趋向与背景”。萧乾主编的文艺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图景。虽然报纸的生命并不长，然而，这种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却值得人们称赞和历史记颂。从此，萧乾爱上了这种文化交流和“输出”的工作，他热情而又持久地向外国读者介绍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1932年，他在英文《辅仁杂志》上发表的译作有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汉的《湖上的悲剧》、熊佛西的《艺术家》等。1933到1935年，他参与协助斯诺编译了《活的中国》（Living China）。1939年，他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在英国连续出版的五本英文著作中，有三本是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在担任《大公报》驻英国记者的同时，他还以笔会会员身份在英国报刊、电台、集会上广泛介绍过中国现代文学。1949年以后，他担任英文《人民中国》副主编，继续热衷于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工作。
萧乾“希望世界了解我们”，更“渴望了解世界”。他很早就和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26年到北新书局当学徒，他接触到了“五四”后出现的各种思潮和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潘家洵译的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曾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徐志摩译的《曼殊斐尔小说集》就是萧乾替书局从《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一篇篇抄下来收集出版的。40年代，萧乾在英国结识了英国名作家爱·摩·福斯特和阿瑟·魏礼等人，和他们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同时，他开始对意识流小说进行研究，并向中国进行介绍。有人已经指出，萧乾是第一个把意识流介绍到中国的人。1949年以后，萧乾以其娴熟精深的英文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近年来，他多次出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仍在不懈地努力。
萧乾从事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学传播工作也对他自己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曾谈到《曼殊斐尔小说集》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对我来说，最早的一项副食品就是那位新西兰女作家笔下的那些小故事。画面小，人物小，情节平凡。但它们曾使我时而感到无限欣悦，时而又感到深切的悲怆。”萧乾最初的创作留有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痕迹，有些小说（如《蚕》、《栗子》）文字欧化现象也较明显。读他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许多带有象征主义倾向。萧乾自己也说：“我从来没有提倡过象征主义，但我从一开始写东西就有这种倾向。不单是我的一些小说，……我的特写有几篇也是用了象征主义手法的，如《叹息的船》、《破车上》。”
萧乾的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显然受了当时文坛象征主义的文学气氛的影响。象征主义传入我国是在“五四”前后。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他发表于《青年杂志》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就笼统地介绍过象征主义。此后，当时几个有影响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等，都曾译介过象征主义的文学作品。茅盾在1920年连续写了几篇介绍象征主义的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在创作上都有所尝试，写了一些带有象征主义倾向的较为成功的作品。有意识仿效象征主义写诗的有著名的“诗怪”李金发。李金发于1925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微雨》，着力表现“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2]。后期创造社的三位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3]。此外，还有戴望舒和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人，他们的作品都表现了明显的象征主义倾向。30年代初，施蛰存等办起了《现代》杂志，遂形成所谓“现代派”，他们的许多作品带有象征主义色彩。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张天翼的《鬼上日记》（1931）、老舍的《猫城记》（1932）等也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来讽喻现实社会。在这样的创作氛围和文学时尚之中，萧乾步入文坛，接受了象征主义影响，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品。
象征主义作为舶来品，为什么能在现代中国产生这么广泛的影响呢？在这样广阔的文学背景之下，萧乾受象征主义影响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具有象征主义倾向的作品在内容和艺术上有哪些特色呢？
二
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象征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影响广泛，声势颇大。“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在老大中国的文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浪潮，汹涌向前，势不可挡，冲击着禁锢人们自由思想的封建宗法制，波及社会各个角落。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吸收异域营养，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和可供点燃国民心中灯火的火种。他们不抱偏见，不守陈规戒律，广收博取，对西方众多文艺流派、思潮实行“拿来主义”。虽说创造新文学的热情和改造国人灵魂的热望，使他们在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异域物事面前难以驻足三思，作出有距离的考察和审视，因而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然而，这却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首先，象征主义是时代悲观主义思潮的产物。它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反映了巴黎公社失败后笼罩着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象征主义者认为人的内心世界与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契合对应关系，现实世界是“虚幻而痛苦的”，人的内心的“另一世界”才是真实的、美的。诗人要通过直感去把握这个世界，以艺术的象征、暗示、烘托、对比和联想等手法来再现这个世界，通过象征这个媒介，把两个感应契合的世界沟通起来。在本世纪初叶的中国，黑暗现实在作家身上的投影，导致他们精神的苦闷和悲观的绝叫：沉沉黑夜何时到天明，茫茫苦海何时是涯际？他们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秩序由怀疑、失望以至绝望，思想状况正和认为现实世界“虚幻而痛苦”的象征主义者具有相似之处，因而易于发生共鸣。另一方面，阴险狠毒的话语权势禁锢和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些患“时代病”的民主主义青年只能借较为隐晦曲折的象征主义手法来表达自己怀疑、激愤的情绪。
其次，象征主义是吸收外来影响的结果。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各国之间发生影响、相互借鉴是必然的。尤其是在“五四”这样的非常时期，人们接受了众多的文学思潮和流派。“拿来”正视人生的现实主义和反抗叛逆的浪漫主义，介绍“摩罗”诗人和一些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自不必说，即使那些带有“‘世纪末’果汁”的各派现代主义思潮也流涌了进来。对于一些喜尚新奇、思想苦闷的青年人，象征主义等派似更符合他们的口味。在向外摄取异域营养时，拉起自己与之发生共鸣的派别，使用象征主义的手法，是很自然的。
再次，象征主义在某些方面适合了我国传统的艺术、美学趣味和审美习惯。我国传统诗学和美学是忌直露，讲究艺术的含蓄之美。诗论要求诗作“思浑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4]，“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5]。这种审美特点，与象征主义正好相通，它尤为明显地表现在象征主义诗歌上。李金发、戴望舒等人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写的诗，表现了这一审美观念的不同层次的把握：含蓄、朦胧、晦涩、神秘……这些人可能走极端，有偏颇，但却与传统美学观念有密切关系。
卢卡契认为：“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6]潜在的现实原因和文学、美学观念，决定了象征主义在现代中国风靡文坛，影响众多的作家、诗人。
萧乾是一个敏感、好动、自尊心强而又不愿恪守章法、墨守成规的人。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时，他就受到强大的时代风潮和种种文艺思潮的有力影响。在大学，他读的是英国文学系，披阅纵览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流派，后来他自己也说脑子里装过“大杂烩”。同时，世态炎凉冷暖，别人横眉冷眼，外国传教士的欺压，残酷现实的丑恶，他身受甚深，感触良多。他对黑暗社会是有股愤激情绪的，但因为手中没有“地图”，故又感到迷惘和感伤。他的性格和特殊情境，使他采用象征主义作为创作的一种手段。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萧乾虽不乏正义感和爱国情怀，但与革命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既具有爱国主义民族激情，却又缺乏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的勇气。30年代和40年代，他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大公报》连在一起的。萧乾为之编副刊，虽然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和灵活性，但他的工作和报纸性质决定了他的作品不能明白直露地表达他对当时社会秩序和黑暗现实的疑虑、不满和愤恨，而只能借助象征主义手法，曲折地反映现实情况，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物质、哲学和心理的感受。可见，他的生活阅历、工作环境和思想矛盾状况，决定了他与象征主义结下因缘。
三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象征主义影响的作家诗人很多，但有的成功了，有的败北，其中有些什么原因和教训呢？笔者认为，扬弃象征主义的文学观念，联系社会现实，融会民族传统，采用象征主义富有表现力的手法，则可能获致成功，反之，如果孤立地脱离现实和传统，不加去取地全盘接受则势必失败。
萧乾之运用象征主义艺术手段进行创作，是在有了前人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之后，那么，他的探索和实践效果如何，有哪些可资借鉴的呢？我们先从作品反映出的内容入手，寻找作家对象征主义的改造和把握的特点。
萧乾是一个较具民族意识和情感的爱国主义作家。他早年的一些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入的小说，大量的特写和散文，都充溢着强烈的爱国感情。他的带有象征主义倾向的作品也一无例外地显现出真挚的爱国主义色彩。《栗子》是萧乾的短篇力作。它反映的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抗日积极分子遭当局迫害的故事。手无寸铁的学生们举行爱国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军警的水龙、刺刀和机关枪的残酷镇压。爱国女学生于若菁惨遭毒手，身负重创。她的男友孙家麒的父亲是警察署长，是那些刽子手——“一群不可理解的动物”的元凶魁首。于若菁在病床上愤怒地与前来看望她的这对父子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作品题名为“栗子”，暗指于若菁像栗子一样虽然可能被强力所捏碎，但她的精神却是坚贞不屈的。小说开头详细描写孙家麒满怀仇恨地捏碎手中的栗子，象征性地展示了他与于若菁的爱情历程及其终结，揭露了当权者镇压抗日爱国青年的罪行。这种象征主义手法，在散文《小树叶》、《叹息的船》、《破车上》、《链》、《古城》等作品中，也都有所表现。《小树叶》立意取材与《栗子》相近。作者把几名女学生比为“长在一个枝桠上的几片小树叶”，“为了爱国，棒子棍子挨个通身”，但还是要坚持到底，“在暴风雨中挣扎”。整个作品透示出浓烈的抗日民族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