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无论雷总编如何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劝我，我还是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之所以如此坚决，因为同时，兼任《商界名家》执行总编的关前（也是我在国内版时的老上司）和与我同时应聘进《知音》的同事韩可弟都在《商界名家》向我发出“召唤”，极力邀我加盟。那时候，《商界名家》正准备进驻北京，和某著名期刊携手打造中国财经界新奇葩，它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
最终，我还是在雷总编的惋惜中离开了国内版，进入《商界名家》。可事后的事实证明，我这次选择确实不明智。
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商界名家》的命运不如预期的那么顺畅美好，仅仅半年后，关总、韩可弟和我及另几位同事离开了命运叵测的《商界名家》，我应《知音》子刊《打工》执行总编钱钧（曾为我写简历的总编室主任）之邀，来到《打工》编辑部，任《打工》下半月刊副主任。韩可弟则跟随关总去了《知音·海外版》，关总时任海外版执行总编，韩可弟任编辑部主任。而我在两年后，又兜兜转转，来到《知音·海外版》，和过去的老同事、老上司并肩作战。这也是后话。
2002年，是我的工作和精神状态都动荡不安的一年。那年年初，我将妹妹接到武汉，帮助她在我们单位附近开了一个小小的饰品店。那时期的妹妹在家没有工作，全靠妹夫一人做电工养家糊口，经济拮据，妹妹很想外出打工，但我舍不得她去其他地方，干脆让她来到武汉。那时外甥已经7岁，由我妈妈照应。
妹妹将小店照料得井井有条，每周去汉正街进一次货，虽然辛苦，但她很喜欢自己做小老板的感觉。下午我下班后，会在小店里陪妹妹，到9点左右一起回我的宿舍。和妹妹在一起的日子，恍然又回到了从前我俩相依为命的时光。世界上没有一种感情比血亲更浓。我甚至自私地希望，妹妹一直和我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2002年唯一让我振奋的事情，是单位分给我一套住房。这年4月，单位在武昌区洪山广场附近建了一个知音花园小区，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留做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进入杂志社的员工都在此次分房之列（在1996年之前进社的老员工都已分房）。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三居两卫的大房子。这是我在武汉奋斗四年后，获得的最大“酬劳”。
我终于在武汉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终于可以结束住单身宿舍的日子了。自然，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知了川，他立即开心地憧憬起来：“那我以后就可以跟你去武汉生活了。”我说：“那你来装修房子吧，我还要上班，根本没时间买材料和监工。”他有些犹豫：“我请假也请不了太久，万一单位辞掉我怎么办？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工作……”我又无话可说了。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能在我身边。也许，在他看来，没有他的帮忙，我照样可以做得很好。这对我来说，该喜，还是该悲？
接下来，我开始了独自装修。在装修之前，我就亲自操刀，为自己的新房设计出了与众不同的装修草图——我要从门口到客厅的台阶之间铺上一条蜿蜒曲折的鹅卵石小路，既曲径通幽，又能在餐后散步，按摩足底，促进血液循环；我要在餐厅和客厅之间的错层处种上翠绿婆娑的竹子，既雅致脱俗，又能起到美观作用；我要用原木做栏杆，用粗麻绳做绳链；地板要用原色的竹地板……点睛之笔当然是阳台，不仅要有和门厅呼应的鹅卵石小路，还要有一座可以栽花种草甚至养鱼的花池；阳台的墙上应该嵌进三四个小小的花架，那是吊兰和太阳花们摇曳生姿的舞台；阳台和客厅之间，还要有一架可以折叠的屏风，正好可以展示我孤芳自赏的照片；阳台的另一头，必不可少一只可以摇晃着让我入梦的藤制吊椅……
我的设计让专业的设计师都赞不绝口，说这是一个纯田园简约风格的家，让人一回家就想到融入了大自然，全身心放松，是个理想的休憩之所。我更是对自己的新家充满期待。
之后的两个月，是我的“装修苦旅”生涯。虽然将工程半包给了装修公司，但所有材料必须亲自采购。因此，我每天中午11：40分一下班，在小吃摊上胡乱吃点东西，赶紧打车赶回家查看装修工程进度，或去采购材料，下午两点半则准时赶回单位上班。下午5：30分一下班，又赶紧回家“监工”或去材料市场。妹妹因要守着小店，她也根本没时间帮我做“监工”。为了使装修工人尽心尽力地干活儿，我还经常买西瓜、啤酒或香烟贿赂他们，希望他们将心比心，不要玩那些装修常见的“偷工减料、偷梁换柱”的伎俩。谁知，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被无良工人算计。
有一天，我偶尔发现，我家没用完的两大卷电线被人打包藏在一个角落里，看样子准备随时“顺手牵羊”带走。因为此前我就听装修的同事们说过，有些装修工人十分黑心，经常偷工减料、顺手牵羊拿走房主的装饰材料，再去变卖。这次，幸亏被我及时发现，我立即将此事告知了装修队长。队长称其毫不知情，但他保证这两卷电线不会让工人拿走。可我哪里想到，就因为这次“电线事件”得罪了那个电工，他在我家的整个电路工程里玩了手段——所有电路都没有接零线，火线直接进开关。略懂电路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而这一切我并不知情，直到搬家入住后才发现，由此也引发了一场我和装修公司之间的“战争”。这也是后话。
那一时期，整个知音花园一片繁忙景象，众多同事家都在赶工装修。其他同事家装修都有家人监工或帮忙，唯有我和同事韩可弟两人单打独斗。他是因为妻子回老家生孩子，父母年迈体弱，难施援手，所以我们经常搭伴去购买建材。我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姐妹王佳丽，她的老公经常义务帮我和韩可弟家做“监工”，三家人经常互相帮忙。在那段焦头烂额的日子里，幸亏有同事们的互相关照帮助，才使我没有倒下。期间，我还出了一趟差，全靠佳丽两口子帮我监督现场。
有时，碰到其他正在装修的同事，他们也觉得奇怪，装修这种大事，为何我老公不来帮忙。我只能说，他工作很忙，走不开。同事同情地对我说：“装修哪是女人干的活儿啊？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唯有报以苦笑。
这套房子几乎倾注了我的所有心血。两个月后，艰苦卓绝的装修工程终于完成。一切如我所愿。鹅卵石是我从小东门装饰材料市场买来的；原木和麻绳是装修队长从他的黄梅县老家寻觅来的；至于竹子，则费了一番老劲，是我出差广州时千里迢迢扛回来的；而竹子根部那十来颗大小不一的粗粝的圆石头，是我花10元一块从咸宁请人带来的……
为了寻觅和家中田园风格相配的窗帘，我和妹妹从汉正街扛回一块四米多长的风景画布，画面上是远山隐现的江南水乡，一位戴着草帽的老农牵着一条老黄牛从一座拱桥上回家，远处的山坳里正炊烟袅袅。这样的画面，可以让任何一个浮躁的心情立刻宁静如水。
客厅里的沙发和阳台上的吊椅我选择了来自香港的翡翠藤艺。虽然价格不菲，但只有它们最为适合。书房里的木书架也令我十分满意，是我从一本时尚杂志上得到的灵感，椭圆形井格状，靠墙而立，中间的格子放书，四周的格子可以摆放各种饰品，十分有个性。
当装修工程全部结束后，我和妹妹趴在地上，用抹布一寸寸地擦地板，擦完后，我俩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快乐地打滚。“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仰躺在地板上，我像躺在云端一样舒畅。忽然想起多年前听过的一首潘美辰的老歌《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才不会害怕……眼泪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是的，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此后，无论快乐与悲伤，终于有了一个包容和宣泄的地方；无论害怕和勇敢，终于有了一个躲藏和栖息的地方……
79
直到“十一”国庆节放假，川才来到武汉新家。看到我亲手布置的房子，他抑制不住的惊喜和愧疚。惊喜之情是不必说的，愧疚的是他没有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一天，也许是职业习惯，他拿出螺丝刀，打开一个个插座查看，这一看吓一跳：所有插座里居然都没有接零线，都是火线直接进了开关。如果家中电器外壳漏电，后果将不堪设想！我马上明白：这是那个无良电工的报复！因为我发现了他欲“顺手牵线”而及时阻挡了他的“财路”。
川目睹这一切，又愤怒又自责。他一遍遍地说：“如果我能来参与装修，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个电工就是欺负你不懂……唉……”可他此时的叹息根本于事无补，我反而安慰他：“等我有时间了，会去和装修公司扯皮的。”
“十一”一过，川就回了上海。在临走前，他认真地说：“萍，我希望能来武汉和你团聚。”
“可以啊！反正这里房子也弄好了。”我淡淡地说，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么多年的独自打拼，我已经习惯了独立。齐秦曾在一首歌中唱道——“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对我来说，前一句无所谓，后一句却深入我心。尤其是这次装修，更让我深刻体会到：有他，无他，似乎都可以。
“十一”之后一上班，我就和装修公司开始了“斗智斗勇”的较量。因为除了电路工程上的重大隐患外，我还发现了十多处原则性问题：主浴室冷热水管接反，冷水管出来的是热水，热水管出来的是冷水；浴缸方向装反（那时我正在广州出差，一切由包工头负责）；客厅天花板吊顶裂缝；阳台上的花池没有涂防水层，根本不能养鱼种花，否则楼下住户阳台渗水……
没想到，装修公司对我提出的这些装修问题却推三阻四，迟迟拖着不予解决，甚至还将某些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我一气之下，以读者名义给《武汉晨报》写了一封投诉信，将这些装修问题公之于众，希望装修公司迫于舆论压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谁知，这封投诉信在报纸上刊登之后，我经常接到莫名其妙的恐吓电话，直截了当地威胁我：“做事不要太过，我们知道你家在哪里，你进出小心点……”威胁短信也源源不断。
邪居然压正？天理何在啊？偏偏我服软不服硬。我一边去派出所报了警，将恐吓电话做了备案；一边找到律师，咨询诉讼事宜。朋友洪流是位律师，他得知我的装修遭遇，决定帮助我，他很快给那家装修公司总经理发去了一封律师函，并且和那家装修公司的总经理进行了争锋相对的谈判。也许见我们动了真格的，对方很快作出了回应。最后，按相关法律规定，装修公司双倍赔偿了我家的水电工程款。之后，我另外请电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重修了电路。
虽然获得了赔偿，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通过此事，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在我家，需要男人做的事情，都是我在做。很多时候，我是个女人。更多时候，我是个男人，必须承担一个家庭中本该男人承担的责任。
妹妹在我搬进新家不久便转让了小店，回了芜湖，因为外甥9月要开学读一年级。妹妹走后，我一人独居偌大的房子，感觉十分清冷。每夜的每夜，我除了看书，就是写作，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感到充实，才会觉得黑夜并不太长。
2002年，除了分到新房，我还获得了一个政府荣誉——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政府奖励了我一个武汉市户口。我回家迁户口时，父母十分高兴。对祖祖辈辈的农村人来说，一个城市户口比什么都重要。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在外漂泊多年，户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迁户口时，我顺便把父母接到了武汉居住，他们看着我亲手布置的家，抑制不住的欣喜。每天，爸爸负责扫地擦地，我负责做饭，妈妈负责洗碗。离家十多年，第一次享受到久违的天伦之乐。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新家楼下的办公室。上班下班十分方便。我在上班时，父母经常在楼下的院子里散步，偶尔会趴在我们办公室窗户的外面朝里面看，只要看到我，脸上就会绽开菊花般灿烂的笑容。有一次，他们上楼回家后怎么也打不开防盗门，于是跑到我办公室的窗户外面，扯着脖子喊我的名字，惊动了整个办公室。我又好气又好笑，赶紧跑出去，帮他们回家开门。
可惜，大半辈子走在泥巴路上的父母实在过不惯城里人的日子。他们不习惯用门禁卡，不习惯开关防盗门，不习惯上下楼梯，不习惯听普通话，不习惯城里人的冷漠神情，不习惯没有麻将的日子……在武汉呆不了一个月，他们就闹着要回家，尤其继父，总是惦记着地里的菜，什么时候该播种了，什么时候该施肥了，什么时候该收获了……念叨个不停，一直念到我送他们回家为止。
2002下半年至2004上半年，是我的精神备受煎熬的日子，我和川的感情正在发生巨大的裂变。我们彼此都感觉到了有些珍贵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我们却无能为力去抓住它，或者说，并不想刻意去抓住它。我们彼此都意识到，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我们的故事也许已到该画句号的时候，但谁也不愿意主动去画那个圈。就好像，谁去画那个圈，谁就是无情的刽子手。
直到2002年底的一天晚上，川忽然主动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