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之后，父亲在岸上滞留了三个月，前两个月他住在春风旅社的阁楼上，接受隔离审查。那阁楼与旅社之间隔了一道铁门，铁门上有三道锁，钥匙都掌握在工作组的手里，工作组的干部，两男一女，就驻扎在旅馆的二楼房间里。我父亲的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履历，很多履历无法得到证明。他提供的学生时代的证明人，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男的下落不明，女的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他工作多年的白狐山林场，曾经起过一场山林大火，两个证明人都蹊跷地死于火灾，他的入党介绍人更令人生疑，虽然名声很大，大得不光彩，是省城最臭名昭著的大右派，送到大西北去劳动改造，改造得不三不四，突然神秘失踪了。
父亲的所有履历都有疑点，这是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当工作组这么一遍遍质问他的时候，他崩溃了，诚恳地询问工作组，有没有一种脑科疾病，会导致一个人的记忆全部错误？工作组的人拒绝了这次咨询，他们说，你别把问题推到健康方面，你的问题脑科医生治不了，请他们来了也没用，还是自己好好反省吧。父亲无法得到脑科医生的意见，他在虔敬的反省中渐渐醒悟过来，这不是记忆的问题，是命运的问题，一条黑暗的道路铺在他面前，看不到尽头，他再也无法证明自己了。
油坊镇上关于我父亲伪造身世欺骗组织的传言已经沸沸扬扬，我们家院墙上出现了很多愤怒的涂鸦，骗子，内奸，工贼，跳梁小丑，甚至还有人在墙上指称我父亲是美蒋特务。母亲眼看着要发疯，她去综合大楼找各级领导谈心，谈心对她很有效，领导都安慰她，不会一棍子把她打死，夫妻虽然睡一张床，却可以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从综合大楼回来，母亲就挺住了。她三心二意地料理着我的生活，内心在盘算她的未来，我当时便预感到了她的未来，她的未来，不知道是否与我有关，但与父亲，一定是无关了。
我瞒着母亲，偷偷去看过父亲，走到铁门那里就进不去了。我敲门，一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工作组人员闻讯出来，把我撵出了旅馆，他对旅馆的人大发雷霆，说，什么是隔离审查？这规矩你们到现在还弄不清楚？闲杂人员，严禁进入！旅馆的人说，是库文轩的儿子，他还是个孩子呀。那中年男人仔细地审视了一下我的脸，说，什么孩子，都长了好几根胡须了，算闲杂人员，不准进来！
在阁楼上隔离了两个月后，据说父亲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紊乱的迹象，他天天褪一次裤子，固执地让工作组检查他屁股上的鱼形胎记，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工作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提前结束对他的隔离，通知家属去领人。
我和母亲站在旅馆的三楼走廊上，等着那扇漆成绿色的铁门打开，等了很久，父亲弯着腰出来了，他一只手提着个旅行包，另一只手里拿着象棋盒子。多日不见阳光，使他的脸有点浮肿，有点苍白，乍看白白胖胖的，细看一脸倦色。他看了看我母亲，目光热切，母亲扭过了脸，那目光马上就胆怯地一跳，跳到我身上，霎那间，他看我的眼神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么谦卑，那么无助，我觉得似乎我是他爹，他是我儿子了，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正在讨好我，乞求我的原谅。
我不知道如何原谅父亲，正像我不知道如何惩罚他一样。我跟着他往楼下走，看见父亲弯着腰下楼梯，步履谨慎，像一个老人，这与他两个月来在低矮的阁楼上保持的行走习惯有关，我注意到了他身体的这个变化，我说，爹，你不在阁楼上了，为什么还弯着腰走路？父亲说，是呀，不在阁楼上了，我弯腰了吗？我说，弯了，弯得像一只大虾米。他一惊，突然意识到什么，在春风旅馆的三楼台阶上，我看见父亲紧张地昂起头，挺直腰背，突然啊呀一声，扔下了旅行包，父亲的身体似乎在霎那间折断了，扔掉了旅行包，他又扔掉象棋盒子，一只手慌张地托住了后腰，一种极端痛苦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孔，疼，疼！他瞪着我母亲，惶惑地叫起来，我就挺一下腰，怎么会那么疼？
我母亲俯身去提地上的旅行包，似乎没有听见父亲诉苦的声音，她说，你往包里收拾什么东西了，咣朗咣朗的都是什么呀，都该扔的，还带回家干什么？
我上去扶住父亲，他瞥了母亲一眼，大概是等着母亲去扶，母亲提着旅行包站在走廊里，扭过脸，一动不动，父亲镇定下来，他推开我，说，去，不用你，你去把象棋捡起来。我在楼梯上捡拾散落的棋子，看见父亲缓缓地把腰背弯下来，一点一点地往下弯，他一边往楼下走，一边喃喃自语，没关系，就这样弯着走，不太疼，就弯着走吧。
审查暂时结束了，工作组只获得了一半的结果，我父亲不承认他伪造身世，不承认他欺骗组织，他坚持自己就是邓少香烈士的儿子，但是，对父亲的另外一项调查，事关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进展异常顺利，超出了工作组的预期。也许是出于诚实，也许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心理作祟，抵抗和狡辩没有几个回合，父亲便向工作组坦白了，坊间传说确有其事，他的生活作风是有问题的。
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
听说问题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