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王朝的末期，官场越来越黑暗，朝廷昏庸、官员腐败，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
但是，曾国藩为官期间，却从未受政治斗争影响，一直稳步上升，那么，他究竟有什么为官诀窍呢？
1.为官三不
人在官场，自然免不了众多的人情世故和诱惑，而为官之道又有许多禁忌，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临头大祸。曾国藩能在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屹立不倒，自然是有其独特的为官之道，比如他的“为官三不”：
（1）不事事参与
曾国藩认为，很多身处高位的人喜欢事事参与，处处要显示自己的权威，生怕自己的才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他们似乎无所不能，每一工种，每一行当，都要出面讲讲话，做做文章。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多了，别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
做领导的不是他处处和他人比试，而是要让他人充分发挥才能。曾国藩引用《论语》的话：“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2）不终
古人说：“日慎一日，而恐高位不终”。曾国藩也感叹过：“居高履危而能善终者鲜矣”。
通常一般人只看到身居高位的人每天处于花团锦簇之中的满足感，而不会看到他们处在陷阱和泥淖之中的苦恼。做官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枕无忧，官做的越久，他的弱点就会暴露的越充分，一不留神就会被天下人耻笑。
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谨慎，不就是怕不得善终吗？
（3）不胜
曾国藩身居高位总是自我感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总是得意不起来，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他说：“越一步一步的走向高位，困难就会迎头而来，失败的机率就越大，而与之相伴而来的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
在曾国藩看来，越是居于高位，失败的可能性便会越大，惨败的结局也会越多，高处不胜寒，在低处的人们仰视高处时，总是认为越往高处越会舒服，事实上，每一次的升迁都意味着：如果摔下来的话，便会比从前更惨。只有时时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才可以使自己所驾驭的烈马不会有翻车的可能性。
所以，面对每一次的升迁，都要以较以前十倍以上的谨慎来对待。
做官就要有居安思危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曾国藩虽然身居高位，但也时时如履薄冰一般，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更是如同踏上了危局，而这种时时有着危机感、时时审视自己处境的心态反而使曾国藩得到了该得到的，保住了该保住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战战兢兢、时刻处于危机之中的心态，曾国藩最后才得以善终。
2.以贪为耻
为官不贪是对为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在官场中，曾国藩一直坚持“当官以发财为耻”的信念，所以每年除了俸禄，几乎没有什么额外收入。
曾国藩中进士时，祖父对他说：“你点翰林，为官不要贪，我家今后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你吃饭。”
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因为处理满族秀才闹事的案子，遭到了满族大臣的弹劾。为了平息众怒，道光皇帝对曾国藩进行了惩罚，将其由二品官员降为四品。官位虽然不及以前，但是曾国藩的实权却大了起来。当时，曾国藩的名声很响，京城之中，没有人不知道他，所以前来拜访的人越来越多，求字求文的人也不少，但是他却从不收钱。
有一天，唐轩拿账本给曾国藩过目。唐轩说：“大人，您上个月光给人写字用的纸墨钱就有20两银子，可是给出去的字却分文未收，这就是白扔钱啊。咱们的账上现在只有12两银子了。”
曾国藩笑着抚慰唐轩说：“没关系，咱们省着点用，够撑到下个月发俸禄的时候了。以后每顿饭可以只吃素菜，这样可以节省一些钱。”
唐轩说：“大人，同样是为官，恐怕只有您的收入最少了。”
曾国藩点了点头：“我要是想挣更多的钱，就不会做官了，像左宗棠那样开几个店铺，哪年不赚几万两银子啊？当官要的就是名声，如果为了钱而毁了自己的名声，那还不如不做了。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所以不能做一个廉明的好官。其实廉和贪就好像是一对兄弟一样，一不小心就可能将自己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啊。”
曾国藩在京做官十四年，俸银极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乡。
官至大学士后，曾国藩仍清廉如故。三十岁生日时，曾国藩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有在庆典之日或是过新年时才穿，这件衣服到他死后，依然像新的一般。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不仅一生坚守清廉，对儿女也同样要求他们俭朴度日，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嫁女如此，娶媳也同样如此。
曾国藩一生“不要钱”，实指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不贪财，不苟取”，就是曾国藩的为官信条。
自古以来，为官者无数，可是为官不贪者又有几人呢？贪官自然不会有好名声，不被人们所信服。如果因为贪婪而毁了自己的好形象，那么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这就等于是堵住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3.廉俭处世
在中国，政治家一直把个人修养和政治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结出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有一类专论为官规范的著作，也就是为官之道，称为“官箴”。官箴中包括的内容很多，但“清”“慎”“勤”三字被公推为做官第一箴言。
古代读书人要想成为好官，三者缺一不可，而在三箴中，“清廉”又均被列于首位。“清廉”不仅是儒家最重视的官吏德行，也是儒家十分强调的重要政治道德，尤其是对官吏的道德要求。
曾国藩自然对清廉为官之道深有了解，因此自始至终都谨守“清廉”。虽然他是清朝的中兴名臣，他在世之时曾是汉人在清廷地位最高、权力最重的人，但他在职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座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清廉之名，可谓货真价实。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不贪财，而且处处都“俭”。虽位居高官，权倾一时，但生活却始终很简朴。他出门轻车简从，在京城和长沙，曾国藩的家门外从不挂“相府”“侯府”的牌匾。
事实上，曾国藩做得很好。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句堪称清朝中后期官场的真实写照。中国进入封建王朝的末期，官场越来越黑暗，朝廷昏聩、官员腐败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然而，在这种丑恶的环境中，曾国藩却能够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殊为不易。
由于为官清廉，曾国藩甚至很少回乡。他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关于不能归省，曾国藩认为有“三难”：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当时，曾国藩已经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之后又升为礼部侍郎。这已经是很大的官员了。然而，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就做官来说，曾国藩首先就主张要在“廉”字上下工夫，他曾说：“清字改廉，俭以养廉，以做官发财而可耻。”这里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
（1）以做官发财而可耻
一个廉洁的政府官员与贪财、好色、沽名、损公肥私是无缘的。对那些利用权力妄取他人钱财的官员，曾国藩是痛心疾首的，他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而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2）爱惜物力，用度宜俭，俭以养廉
曾国藩认为为官者不仅自身要廉洁奉公，而且对国家钱物应用度宜俭，做到俭以养廉。同治三年，曾氏家人准备修建祠堂，大搞歌功颂德，他写信给其弟曾国潢要求不修祠堂：“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为官清廉节俭，曾国藩至死不忘。临终前，他曾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曾国藩一生廉洁，生活俭朴，除了让世人知晓其品格高尚，更是为他赢得了好名声，赢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提拔。
4.革除陋习
在官场上，有很多“潜规则”。比如官员迎来送往大肆铺张，又比如对自家亲属的照顾，等等。
对官场上的那些陋习，曾国藩很看不惯，他曾经针对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上奏云：“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今日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好官应该摒弃官场陋习，以廉洁奉公为官箴。针对官场上的“潜规则”，曾国藩特别提出了革除官场陋习的做官要求：
（1）不凌辱州县
他说：“人无贵贱贤愚，皆宜以礼相待。凡简慢傲惰，人施于己而不能堪者，己施于人，亦不能堪也。往常见督抚过境，其巡捕、门印、签押即委员等，见州县官，皆有倨侮之色、严厉之声，实可痛恨。今当痛改恶习。”
（2）不收受银礼
他说：“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其初不过投赠之情，渐而笑索授意，渐而诛求逼勒，贿赂公行，皆始于此。嗣后我巡捕、门印、签押，务各自爱，不准收受丝毫礼物。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
（3）不荐引私人
他指出：“凡巡捕、门印、签押，势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荐至营盘，或荐人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概不准荐人人将领之营，人州县之署，亦不准各营各署收受。”
对这几点要求，曾国藩不仅仅是嘴上说说，他还实实在在地这样做了。
江苏阳湖人赵烈文到曾国藩大营，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闻营弁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曾国藩）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此情此景，让赵烈文十分感动，他在日记中企盼上天垂鉴这样的大臣，停止战乱，则老百姓实受其福。他又说：“像曾公这样的人即使没能成功，其人也可以千古不朽。”
像曾国藩这样踏踏实实做官的人，历史上很少见，虽然看上去有些呆板，但他做官很认真、很用心。正因为他的认真、用心，所以他才能革除官场陋习，把握好做官的尺度，成就清官之名。
5.谨言慎行
为官，谨慎是良药。无论任何事情，都要谨慎对待，鲁莽行事是大忌。俗话说：“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
曾国藩说话就很谨慎。人们常说曾国藩说话语迟，他坐在那里常常不发一言，但是不露自威。
语迟，就是说话慢。很多人说话很快，有时候可能话没有经过大脑就直接说出来了，而这样往往会说错话。有道是：“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并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十句话能说对九句也未必有人称赞你，但是假如你说错了一句话就会遭受人的指责。
所以，曾国藩嘱咐他的儿子：“说话不要太快，与人答话的时候要沉吟片刻再说出下一句话，不要抢话说，这样，你说的每一句话会很中规中矩，掷地有声。”
所以，会做官的人宁肯沉默寡言，也不会随便乱说，宁可显得笨拙一些，也绝对不自作聪明。
其实，无论是行为，还是言语，都应该谨慎。
谈吐必须要谨慎，言语不谨慎者，难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喋喋不休、大谈空话者为人所讨厌，直言乱语、失口伤人者则为人所恨。如果说话没有深思熟虑，总以快人快语为能事，只怕惹祸上身还尚不自知。
行为举止更要谨慎，慎行是一个人成就功业必经的人生历程，做任何事都要宁可谨慎万分以求稳赢，决不为求快速而打没把握的仗，欲速而不达是人生战场上的大忌。而做到慎行需要以耐烦为阶梯，才能到达慎行的天堂。
曾国藩年少的时候就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等到他出人头地时，对自己的行为与言谈就更加严格要求了。由于处于比较高的地位，自然会遇到很多人来找他帮忙，这些人大多是遇到了一些危急的事情，而且比较棘手，这才找到曾国藩。对这样的情况，曾国藩从来不会贸然行事。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谨言慎行”不仅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方式，更是一种睿智的处世方式，若能谨言慎行，遇事常能深思熟虑，这对为官是大有好处的。
以谨慎为怀，也许不是曾国藩成功的原因，但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6.埋头苦干
一个人能否成功，固然要靠聪明才智，但更重要的是埋头苦干，勤劳努力。常言道：“唯有埋头，才能出头。”有的人失败并不是因为上天没有给他理想或志愿，而是他一心只等待大丰收，却忽略了一点一滴地劳作。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有多少付出，就会得到多少回报。无论在什么岗位，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有脚踏实地、本本分分地做人做事，才能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迈向人生的顶点，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定理。
整天幻想一步登天是不现实的，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天摇”。如果基础不牢，即便登上高位，获得了大利益，往往也保不住。
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做什么事都要脚踏实地。要知道，“跷着脚走路”的人，不管怎么坚持也不会走长远，只有四平八稳地迈步，才能走得更远。
曾国藩不仅清廉、节俭，而且勤于政务。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途很少休息。所有的公文，他都要亲自过目。
任直隶总督时，到任第二天开始，就接见了直隶地方官、直隶各州县，每十人为一班，共计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见完毕。第三天，他又接见提镇等武职官员，前日未能接见的州县以及教职官员也都安排在这一天。稍晚时分，他又接见佐杂十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至午正方毕，殊以为苦”。
随后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对要参劾的劣员，他研讨再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由于当地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他上任十个月，直隶审结登出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宗，积案基本得以澄清。其勤劳可见一斑。
晚年，他右眼不幸失明，但仍坚持工作。在任直隶总督期间，凡重大案件均亲自审理，半年结案41000余件，其工作量之大，令人闻之咂舌。
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他的功业得来非常不容易，几乎没有任何侥幸之处，完全是凭靠一步一步地努力打拼建立起来的。在官场上，他曾遭到朝廷的雪藏；在战场上，他曾屡战屡败。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持着稳扎稳打、埋头苦干的精神，一步步走向胜利。
在这个世界上，迅速冒尖、达到目标的人是天才，可惜天才并不多，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楚庄王一鸣惊人也需要三年不鸣不叫地等待。由此可见，埋头做事、勤奋工作对成功的重要性。
为官之人都应该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最终的目标决不是转眼之间就可以实现的，空望遥远的目标怒吼、感叹、着急、许愿都是没用的，只有从基本做起，从一个个小目标开始，才能慢慢地接近、达到最终的目标。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用大脑来走路，用脚板来思索。”因此，一个人应该放低姿态，埋下头来，踏实苦干，勤奋务实，这样才能行得稳、走得远、爬的高。
7.体恤爱民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把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比做水和舟的关系。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以决定一个朝代统治集团的兴亡更迭。
为官期间，曾国藩体恤爱民，亲自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他认为：国家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民心涣散，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提不起放不下，那就会任人欺凌摆布。
1851年12月28日，曾国藩对人民的疾苦向咸丰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提到了三个造成人民疾苦的主要原因：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以安生。三是冤案太多，百姓申冤难。
曾国藩认为，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情。为民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而是要全身心的投入，真心实意的去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曾国藩的家书中也屡次提及“爱民”，他曾语重一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要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还提到：“无论是与士兵还是与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民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至于说到曾国藩爱民的原因，有为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一面，更有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的原因。理所当然，他的体恤爱民为他换来了“好官”的称号和更高的“位子”。
8.巧于应变
作为清朝的重臣的曾国藩，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平日里只面对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要日里万机的处理政务，常常涉及国家外交等大事。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曾国藩表现出自己巧遇应变的为官术。
曾国藩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主张“大事苦争，小事放松”。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持力争。若小事处处竞争，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总的来说，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问，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这就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另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太平军还没有镇压下去，这时的清政府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渐渐形成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曾国藩开始思考“御外”的问题。他的基本设想是：如果要抵抗外国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否则很难奏效。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把这个问题放起来等后人解决，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原则，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
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就表现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861年8月，在曾国藩向朝廷上的一个奏疏上。明确提出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有的船只“可以酌留外洋三四人，领其习枪司火”。
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
闻知此事，曾国藩勃然大怒。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
上策是给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
下策是于所购七船只“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领，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统领，配用华兵”。
在曾国藩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也没能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而告结束。在维护主权的方面，曾国藩打了一个胜仗，这让满朝文武都钦佩不已，连皇上也亲自到曾府嘉奖他。
9.刚柔相济
刚柔并济，是曾国藩为官成功的一个法宝。
曾国藩认为：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其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为官一定要刚柔相济。过柔很容易被人欺负，过刚又很容易折断。
说起“刚与柔”，并不难理解，但将“二者”相济就比较难了。因为男性做事往往是“刚”有余，而“柔”不足，而女性更偏乎于“柔”，所以，刚柔相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但刚柔并济又是做官必须具备的。
在为官做事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只要关系到位，“刚与柔”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其实这些都是片面的。
诸葛亮指出：“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这句话就说得特别准确。在为官时，该刚的时候一定要坚强无比；该柔的时候，可以委曲求全。要依据需要，该刚则刚，该柔则柔，应付自如。诸葛亮的结论是：“不柔不刚，合道之常”就是最好的答案。
当然，真正的刚柔并济是需要刚柔适度，恰当应对的。作为一个官场中人，要立于不败之地，又一定要学会刚柔相济，而且还要刚柔适度。刚柔相济是刚和柔之间的结合，是刚中含柔，柔中见刚。这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翁，他在家里请了贵客，要留贵客在家午餐。于是一早吩咐儿子到集市上购买一些办肴的蔬果品。
过了中午，依然没见儿子归来。老翁心慌意乱，于是亲自到村口看望。
在离家不远处，他看到了儿子正挑着蔬菜果品与一个京货担子的人对着，谁都不肯让。
老翁上前劝说：“这位兄弟，我家中有客，等着这箱蔬果做饭呢！麻烦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也就可以过了，这不是两便吗？”
那个人说：“他下不得吗？为何叫我下水？”
老翁说：“他的个子较矮，站在水田里会把担子浸湿，坏了食物；而兄弟你身子高些，就算下田也不会沾水，因此才请你避让的。”
那个人说：“你的担内只是一些疏菜水果，就算浸湿，也可以将就用的；我的担中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
老翁见多说无益，便挺身靠近说：“这么办吧，我老头儿下田，你把货交付于我，我顶在头顶，请你空身从我儿身边岔过，再将担子还你，可好？”
说完便俯身解袜脱履。
那个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说：“既然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你先过去。”当即下田避让。
一场争执就此消解。
故事中的老人就采用了刚柔并济的方法，所以，那个人才会下田让道。若一味地“刚”下去，那人也只会更加地不服气。
其实，“刚”的意思是说，只要选定一个目标，就要咬牙做下去，坚忍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失败、打击、耻辱，都“打脱牙和血吞”，默默忍受，埋头苦干。
而“柔”则体现于在“刚”没有效用的时候，不妨采用“柔”的手段，否则的话会适得其反。有时候，柔也可克刚，可见“柔”是一种比“刚”更为强硬的手段。
这就是所谓的“刚柔并济”。
曾国藩作为一名汉人，横扫太平军，忍受着朝廷的不信任和地方官员的倾轧。若曾国藩一味地“刚”下去，恐怕也不会有他后来的成就。在我们这个年代，不管是大领导，还是“小虾米”，在为官方面一定要懂得刚柔并济之法，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加成功，步步高升。
10.带棺出征
曾国藩一生极为好强，他认为，男儿立身，便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对自己认定的事情，即使失败了，也绝不能灰心丧气，而是在持之以恒中追求成功。
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军的时候，他曾经亲自率领自己在衡州组建的水师向太平军进发，想要将当地的太平军一举消灭干净。
不久后，湘军水师作战不利，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吃了好几次的败仗。而且每一次败仗都损失极重。后来，曾国藩又率领了全部兵力去对长沙地区的太平军大营进行偷袭，却没有想到又吃了败仗，几乎无法全身而退。
在此之前，曾国藩曾经多次嘲笑清廷绿营军次次出击失败，没有想到这次竟然轮到了自己，他无法想象日后要受他人嘲笑的景象，更无法相信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湘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越想越想不开，情急之下，曾国藩便跳入了湘江。幸好身边有人，将他从江中打捞了出来。
回到长沙的曾国藩整日唉声叹气，不敢出门，几天不吃不喝。而他战场惨败一事被传得满城风雨，官场上一些素来看不惯曾国藩作为的人便连忙趁机向朝廷呈上奏折，声称要将曾国藩治罪。更有人声称，湘军根本就是毫无战斗力的所在，建立这支军队简直就是在浪费国家的财力，主张将其解散。
听了这些闲言碎语后，曾国藩更是既不服气、又深为不安，同时还伴有几分羞愧，自觉无颜面见他人。
此时，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来信，信中，老父教导儿子应做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而不退。”
在父亲的勉励之下，曾国藩重新打起勇气，他令幕僚向朝廷请命，要求再战。
朝廷同意再战的谕旨下达后，曾国藩率领湘军奔赴前线，临走之前，他发下誓言，要与太平军拼死一战，并嘱咐弟弟：如若无法得胜归来，请弟为兄准备一口棺材，不获全胜，誓不归还。
深受主帅举动感动的湘军兵士此时也感觉到，自己从前在战场上一路溃败的样子实在有些拿不上台面，再加上主帅如此重誓，再不拼命，情何以堪？
在这样的氛围下，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等地连续与太平军开战，并获全胜。
此时，主帅拼命于战场之上，曾国藩手下的幕僚也并未闲着，他们写好奏折，将曾国藩在家准备好棺材、决心与敌一决死战的情况也写成了奏折，准备递上。
大获全胜而归的曾国藩也写下了奏折，并将“备棺在家”四字改为“带棺出征”，更彰显出了自己不胜不归的决心。
咸丰帝看完此奏折后，对曾国藩的勇气深表赞赏，同时，有志士肯为大清如此卖命，他也颇为感动。于是赏赐下二品顶戴，令其任湖北巡抚。后觉不足，又命飞马追回，改赏为兵部侍郎一职，另催令曾国藩迅速带兵东下，对太平军进行围剿。
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再从“备棺在家”到“带棺出征”，曾国藩的决心与勇气最终成全了他，为他赢得了事业上的辉煌。如果没有了这种勇气与决心的话，从岳州与湘潭战场上退下来后，便再也不会有后来集官位与爵位于一身的曾国藩。
11.曲直伸屈
民间传说曾国藩为“蟒蛇”转世，其实就是要说明曾国藩的不同凡响，让人更加相信曾国藩的传奇人生。事实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那种曲直伸屈的生存之道，还真有几分“蟒蛇”的形象，他既不是诸葛亮的“卧龙”风格，也不是刘备的“潜龙”风格，却能比诸葛亮和刘备更成功。
曾国藩最大的成功不是他的军功，也不是他的声名，而是他为官时的生存求全之道。曾国藩为官之所以能成功，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功不举。
翻开中国的史册，“天下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例子比比皆是。与领导相处，同患难易，共享乐难。尤其是在拥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你有大的功劳更是很难。还有同仁的眼红嫉妒，从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不多。
在这方面，曾国藩很有见识，而且极为自律。他深知历史上的一等人物、大名人，尽管封侯拜相，但下场都不好。
历代王侯将相的兴衰对曾国藩来说震动很大，因此他一生都在时时警戒自己，尤其是警戒盈与满所带来的灾难问题。
与其让上天来惩罚自己，远不如自己一点一点地警戒自己更好，曾国藩常常就以这样的想法来约束自己。所以，他一生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不会因为宠权恃大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权力过高而骄倚蛮横，他为官做事都很会把握分寸。
当他的人生走向顶峰的时候，能自断羽翼来保全自己，这是曾国藩为官最大的成功。
天京城攻下后，皇帝最大的威胁解除了。朝廷在对曾国藩封赏之余，便对他手下的十几万湘军保持高度警惕。此时，功高震主的英雄如何自保是非常关键的。曾国藩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处于很险恶的政治局面中。
（1）淡化自己头上的光环，尽可能地缩小自己被射中的目标
他将功劳归之于朝廷，归之于友军，而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声称做得不够。曾国藩在上报有功人员名单时，位列第一的不是他弟弟，而是湖广总督官文，这样刻意地淡化自己弟弟的功劳。同时，在呈上他弟弟时也将左宗棠、沈葆桢等名列其中，进而淡化自家的所有功劳。
（2）自减羽翼
当时庞大的湘军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威胁，而此时，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裁掉湘军。结果百分之九十的湘军被裁撤。这样做意味着他没有了后盾，没有了军事依靠，皇帝自然就放心了。
（3）让已经被封为江西巡抚的弟弟回家去休整，不让弟弟去上任巡抚
这样几件事情做完之后，朝野上下都感到来自他的威胁已经淡化了。于是，所有的谴责、批评都没有了。正是这样自屈求全，让曾国藩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家族。
曾国藩能够在一生的官场打拼中躲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急流险滩，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懂得自屈之道。
12.亲历亲为
关于为官，曾国藩说过：“仕途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中所谓“莫谈时事逞英雄”，就是要脚踏实地做实事的意思。
从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道理：空谈是没有用的，躬身力行才是最实在的。
曾国藩很注重实践，对那种只会高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曾国藩是鄙视的。曾国藩指出读书人的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
针对那些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读书人，曾国藩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人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曾国藩之所以能为官成功，和他主张的亲历亲为大有关联。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多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躬身力行，首先就要自己做得正。因此，曾国藩不仅倡导躬身力行，而且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
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他总是亲手制定章程，亲自圈点文书。
回任两江总督时，他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之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
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
为了更好地实践“躬身力行”，曾国藩创立了“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1）身到
要亲身历事，不能只是纸上工夫。以做官为例，就要亲自查验案件，亲自巡查乡里；而带兵则要亲自巡查营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阵，同甘共苦。他认为，当官不亲身历事，是不踏实的。
（2）心到
无论对人还是对事，认识都应该不断深人，不能只看表面，如果不进行深入分析，就无法真正认识事物或了解他人。
（3）眼到
曾国藩看人眼光独到，一眼就能看出人的长处和缺点，这是“眼到”之功。眼力不同，看到的也决不一样。
（4）手到
无论是治学修身，还是为人处世，都应该勤写勤记。比如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点，想到就随手记录，以免遗忘。曾国藩的日记有若干种，有的用来反省自己一天的过错，有的用来记录读书的心得，有的用来品评人物……这其中的勤奋踏实之功自不必说。
（5）口到
对下属，除了用公函书信提醒他们，还要时时用口告诫他们。尤其在军队中，如果只用公文明示，而不用嘴巴鼓励士气，那绝对是一大失误。
细看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其实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地躬身实践。看上去虽不觉是难事，但若没有决心、不踏实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总而言之，“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13.宁静致远
曾国藩曾说：“静则生明。”在面对困难时，人们应该有良好的心态，做到不紧张；面对烦恼时，则不可焦躁，而应该保持心平气和，这样才能在为官时掌握主动。在曾国藩的为官诀窍中，“静”很重要。
刚考中进士时，曾国藩踌躇满志，得意非凡。可是，为官之后，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加上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的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当时的曾国藩脾气极其暴躁，动辄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
正是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拜了唐鉴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曾国藩听了这一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由此，他开始在“静”字上下功夫。
唐鉴又推荐曾国藩向倭仁学习。倭仁是晚清时代知名的理学家，他教曾国藩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工夫，戒除私欲。
经过两位师友的教导，曾国藩每天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失。这对年轻好动的曾国藩来说，极为不易。
因为浮躁，曾国藩的情绪反复无常。越是如此，越是浮躁。曾国藩认识到“静”字的作用后，反思自己，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有大的成就，都是心太浮躁所致。
由于生性刚狠，曾国藩的前半生颇多波折，尤其是他担任京官期间以及初为团练大臣时，常常因为冲动而有过激的言行，处事很不冷静，因此官场人缘极差。
等再次出山练兵打仗时，经过一番反省，在与上下级周旋，与敌军对阵，久经磨炼之后，他才对“静”字工夫的体悟更加深刻。
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仅要应付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以及官场上的斗争，更要全力对付太平军。如果不够冷静，等待他的恐怕就是兔死狗烹的悲剧。
在磨炼中，曾国藩逐渐成熟，头脑越来越冷静，为人处世自然也变得圆滑老练起来。尤其是他复出之后的慎言慎行，更是可见其个人修养的提升。
所以，后来大家都向曾国藩“劝进”之时，曾国藩是冷静的，非但没有“起兵举事”，反而做出“急流勇退”的决定，面对高官厚禄，面对更进一步，曾国藩能够把持淡泊宁静之心，不仅难得，更可谓高明。
14.淡泊名利
自古以来，人们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就十分强烈，尤其是居高位者，每每容易在权力欲望中迷失，变得疯狂。
可是，曾国藩确认为：“为官应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其中淡然之心，可见一斑。正是这种淡薄名利的心理，让曾国藩最终得以保身。
虽然曾国藩一生都追逐于官场、战场，但他的言行不乏高雅脱俗的表现：一是追求淡泊的生活状况；二是出仕后平静的内心境界。
淡泊者不求名利，曾国藩就此做出解释：“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名快乐啊！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
曾国藩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人生在乱世，世态发展皆在混乱之中，何谓富，何谓福，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为好。
他不仅自己谨守勤俭之道，他还严格约束家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其淡泊之心境，可谓极矣。
尤其是功成名就之后，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张牙舞爪，反而更加谨慎持家。
同治六年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劝告欧阳夫人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长。”
在家书中，曾国藩十分透彻地看到了为官者所处的位置。他认为一个家族的生存、发展，根本在于勤俭耕读，而在外为官、为将、为相、为圣贤，并不是长久之计。
很显然，自古以来，像曾国藩这样做官做到一等人物的始终都只是极少数。他们的地位也只是一时的，只有劳、谦、廉的居家之本才是永恒的。
正因为曾国藩看清了这些，所以他能够做到居官时不谋私利，治家时常虑忧患。曾国藩属于少年早达的人物，可他却能早早就为一生作打算。
在教育后代时，曾国藩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让儿子投身仕途，事实上，他两个儿子都走了另外的道路。
在儿子曾纪泽二十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要多看西方的数学、物理，更要看西方的天文，所以他的儿子曾纪泽西学知识非常广博。
他的二儿子曾纪鸿更是特立独行。曾纪鸿十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曾纪鸿特别喜欢数学，后来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那个时候，圆周率后面推断的数字大约是四十余位，曾纪鸿反复推算，竟推算到了一百多位。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曾国藩的教子方法可谓超凡脱俗。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儿子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
从曾国藩教育后代来看，他无疑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其做法多少可见他有让家族“上岸的打算”，这和他那种淡泊名利的心境是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