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滑的背后
我曾经到陕西旅游，自然也去了陕北的延安。当地导游一路上说过无数介绍的话，我真的都模糊淡忘了，就一句在枣园里无意而言的话至今记得很清楚。
那句简单的话稍后再说，先把镜头拉到最近的新闻：延安城管暴力执法，双脚跳起爆踩男子头部——一段现场实拍的视频，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产生了国际影响，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英国媒体的评述和谴责，直指该事件引起了公愤。
那是2013年5月31日，在延安的杨家岭，有一家自行车行，店里五辆自行车被城管扣拿，一群城管要拉走自行车，对方不让，双方产生冲突。冲突中，城管将对方一男子打倒在地，有个城管并未罢休，双腿跳起重重地踩向男子头部……视频里的这一幕，怵目惊心。
位于延安城西北2公里处的杨家岭，历史上曾是什么地方？是中共中央驻地旧址，在中共七大会址后面的小山坡上，散落着一排窑洞，那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当年的住所。毛泽东在延安十年，先后搬了四次家，其中一半时间住在杨家岭，从1938年11月到1943年10月，差一个月就满五年。当时是因为日军飞机轰炸，才从凤凰山下搬到偏僻山沟杨家岭的，目的是为了安全。毛泽东曾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39年7月，周恩来由杨家岭驻地出发，骑马前往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匹受惊，他摔落造成右臂骨折，导致终生残疾。杨家岭时代的延安，生活无疑是非常艰苦的。
离开延安，经历西柏坡，最后进京，“宝塔山”变成“中南海”，山海巨变，世事沧桑，后来毛泽东再也没有回过延安。而今的延安，以及他住过多年的城郊杨家岭，当然是大不一样了。
从历史跳回现实：在杨家岭发生“城管踩头”这样的事情之后，不出所料，延安城管回应暴力执法，称涉事人为临时工。“临时工”似乎真是“提供临时性攻击”的人。而类似事情发生后，通常都会看到回应说干违法坏事的是“临时工”。刁滑，真是刁滑。如今的官场确实越来越刁滑，不仅仅是事后对公众、对媒体回应很刁滑，平常就刁滑得可以——大量使用“临时工”名头的“合同工”、“聘用人员”、“编外人员”，最苦最累的活儿让他们去干，恶人让他们出面去当，出了事儿让他们去扛。
有关报道说，正式工与临时工双轨制用人模式，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数量膨胀，违规事件高发。延安“临时工城管”打人事件，已不是今年媒体曝光的首起“编外人员”违规事件。编外人员也得忍受着“同工不同酬”等等不公平的待遇。编制内与编制外，不仅仅是工资、福利、退休金等方面有差距，有的单位还对编外人员设置了很多发展限制，比如不考虑提职普升、职称评定。真是“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啊！
用上世纪的编制，干新世纪的活，就是一种歧视；用临时工的名义去“顶罪”，为自己开脱责任，就是一种刁滑。
延安城管因“暴跳踩头”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后，有市民反映，延安市城管局长张建朝豪华座驾是一辆丰田霸道VX型越野车，超过部级领导配车标准。媒体调查证实，张局的座驾市场报价达到40多万元。
为此，延安市城管局纪委书记王成章回应说，丰田霸道车是长庆油田公司“奖励”的：“2007年，长庆油田给城管局奖励了一笔钱，具体钱数说不准。延安市城管局自来水公司属市城管局下属单位，他们考虑到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经常走山路，没有越野车，就用长庆油田的奖金买了丰田霸道车，借给市城管局使用。”
城管人员“经常走山路”，所以要买豪华越野车，这个理由让人笑掉大牙。你以为你是山城重庆啊。山城的路如果需要步行，那也开不了越野车啊。一个城市里，开得了越野车的地方，普通车也能开啊。
这位被城管局管着的城管局纪委书记，所作的这个回应，真是刁滑得可以。他反正就是说，城管局长如何霸道地乘坐“丰田霸道”，都是正常的、正确的、没有问题的。霸道的官场，官员们为了享受豪华座驾，很多其实都采用这种刁滑的变通方式：找一个名头，让企业出一笔钱，然后以政府职能部门下属单位的名义买豪车，“借给”部门领导使用。至于有钱的企业给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发奖金”是不是太过好笑、可笑，那就不管了。
质朴很容易流失，刁滑很容易成长。豪华座驾“丰田霸道”与把领导人摔下致伤的马匹是不好比的，豪华大厦与艰苦窑洞也不好比。“趁热打铁”的网友还爆出高达30层的延安城管大厦豪华超标，该局纪委书记王成章的回应同样刁滑，说城管大厦是2004年立项，建成后于2010年投入使用，“纪检部门对城管大厦招标、建设情况进行过监督，不存在违规、违纪问题”。对“招标”、“建设”的监督，“不存在违规、违纪问题”，给人印象却是整个大厦“不存在违规、违纪问题”，这样偷换概念，真是比“刁德一”还聪明。延安市城管局党委书记侯世怀倒是说“办公面积稍有超标”，但他强调延安市城管局办公楼在整个延安其“豪华程度”只属于中等，“只是办公环境稍微好一些，办公面积稍有超标”。6月5日，这座大厦楼顶写着“城管大厦”四个霸气大字的牌子已迅速被拆除，这个行为也够刁滑的，但网友照样不客气地称之为“做贼心虚”。
这就是今天的、现实的延安。跟今天全国各地不叫延安的地方没啥区别。刁滑的背后，无他，就是权力的失管。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抗战时期，陆续有外国记者前往延安采访，他们常常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所鼓舞。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夫人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积极向上、富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回身，说：如果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那只不过是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多次来华、为中国抗战做出贡献的美国史迪威将军，大约是得不出这样的“美国在华经验”的吧！只有深谙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人，才能有宋美龄那样的感慨。在1935年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常年认真记日记，他的日记很有史料价值，不久前台湾出版了《陈克文日记1937—1952》（陈方正编辑、校订），而此前《万象》杂志也有过连载，陈克文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的8月3日，记载了南京“狂风至夜”，“已成满城风雨之势”，中午到朋友家里吃午饭，互谈对时局所见：“深以为国家正值危难，公务员反见清闲，欲效力而无从为叹。于此可见国家之组织仍深松懈也。”这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宋美龄的感慨之逻辑真实。
延安有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是枣园。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记录了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延安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处也迁到枣园”。那是经过修葺的枣园，位于延安城西8公里处；它原是当地一头面人物的一个大庄园，林木葱茏，环境清幽，风光秀丽，仿佛是“陕北的好江南”。如果说那时的杨家岭是“穷人间”，那么枣园就是“富天堂”。枣园有若干处彼此独立的院落，毛泽东住在上方的院子，左右与下方的窑洞住着周恩来、张闻天、***等。后来国共内战，中共中央书记处从这里撤离，转战陕北。从现实回望历史，延安导游在枣园无意说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说的是：人都是要往好的地方去的，毛泽东也一样。
“小米加步枪”时代已然远去。今人不能不问：今天城管局长的豪华座驾能载得动延安精神吗？30层城管大厦有地方搁放延安精神吗？整个延安除了历史遗址还有什么位置立着延安精神？用权力为自己谋幸福、谋快乐、谋享受、谋好地方，这是一种什么精什么神？
呜呼，大家不难明白：此延安早已不是彼延安，延安名称尚在，延安精神已被现实官场某些官员予以“清零”了。
我国有一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已变成了历史，变成了文化，但愿它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
背书是个啥玩意
贪官有时也是心虚的，特别是在被举报、祸起萧墙、东窗事发的时候。此前曾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此刻刚刚被免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在去年底被媒体人士实名举报之后，就变得“不铁也不男”了。他老兄在工作和生活中明显不愿见人，尤其不愿见记者。报道说，今年上半年，他儿子先于老子被限制自由，妻子也被调查，刘铁男的精神几近崩溃，“曾在办公室中打吊瓶勉强支撑”。
自己心虚的人，最喜欢拉别人来为自己“背书”。“背书”是啥玩意儿？“背书”不是啥玩意儿，“背书”的本义是在票据背面书写签名以担责，引申出来，大抵就是“有的人或组织糊里糊涂为别的人、别的组织开脱并承担责任”的意思。这一词语词义，来源于港台语系。
背书，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很长时间来，政府都在为那些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者间接“背书”。这次在国务院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宁可在食品安全方面多花钱，花大钱，也要让老百姓对中国的食品有信心，绝不能再出现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同时要加大处罚力度，让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付出他付不起的代价！”这意思是政府再也不能为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背书”了！
刘铁男从被举报到正式接受调查的五个月时间，一直在工作岗位，并仍掌握实权，重大事项决策一人说了算，他将能源项目审批节奏和步伐明显加快，在卸任局长前三个月，新审批的能源项目达50多个。刘铁男喜欢“看权审批”，看你是不是有背景，至于是不是“看钱审批”、进行权力寻租，那要等待纪检和司法部门给出的结论。这就是刘铁男式的审批，口碑很差。这些年来，发改委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只好为刘铁男式审批间接“背书”了。
至于直接“背书”，最典型的就是，刘铁男就让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来“背书”，来应对实名举报，说什么那些消息“纯属污蔑造谣”，要报案、报警。这一表态现在看来很滑稽，但这个新闻办的负责人其实自己也很无奈。有关报道说，2012年12月6日实名举报出来时，刘铁男身在国外，他通过秘书要求该负责人对外表态。这位负责人倒也听话，在接到媒体电话之后，就立马去“背书”，甚至要记者“快点发”他的“辟谣”讲话。
对于此事，人民日报微博评论道：从被实名举报，到新闻办负责人否认严斥，再到今天证实接受调查，刘铁男的“剧情”跌宕起伏……同时也要警醒：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奴”，为个人背书？
这个对人不对事的“家奴”说，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背后的权力架构。
曾经是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在微博上这样点评：“以刘铁男案为例，值得注意的还有，当刘浮出水面后，媒体和公众又集中火力把板子打到发言人身上，而非打到造谣的始作俑者。警惕啊，善良的人们，防‘民谣’，更要防‘官谣’，防‘官谣’更要问责制造者下令者，而非仅仅谴责发布者。”我很赞同这个观点。相比刘铁男局长，这个“新闻司长”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他基本上就是个“无可奈何要背书”的主儿。
新闻发言人，就是本部门集体意见或领导意志的对外传递者，一般情况下只是喉舌而不是大脑，你要他怎么样？他的本职职能就是这个样子的，他最多也只能学得技巧一点，所谓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或者他把“高射炮”悄悄换成打不远的“手枪”。试想，如果你是顶头上司刘铁男的新闻发言人，面对他的严令，你会怎么办？你的发言回应，还不是大同小异？
若要说“沦为家奴”，那还真不仅仅是这个时候沉沦的，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想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这个“背书”事件的看法竟然是：“能源局第一时间就为刘铁男辩护，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话就有点老奸巨猾的“胡吸进”味道了，还真像是“家奴”的自觉“背书”。
稻草人谬误
刘铁男的新闻一时成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新闻。网友在互联网高速路上奔走相告：这回终于打了一只大老虎，而不是一只小苍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简明的消息背后，事情可复杂了：在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与中国商人倪日涛涉嫌官商结盟骗取巨额贷款等等。
当时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的回应倒是不慢，而且对媒体讲得斩钉截铁，说有关举报“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从“报案报警”的措辞看，被举报的一方很强很大很强大。
可老百姓心中很有数，实名举报一个官员有问题，你说“真有问题”的可能是95%呢还是5%呢？被举报这一方光嘴硬是没有用的。网友说，“谣言要分为官谣和民谣”，事实证明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的回应才是真正的“谣言”；而来自民间的所谓“谣言”，有时候还真是“遥远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