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慕容雪村有个说法叫“多数人死于贪婪”，很有警示意义。只是“贪婪”的程度有差异而已。相比于陆俊的81万元“小巫”，原深圳龙岗区常务副区长钟新明就是“大巫”了，他受贿近4000万元，一审判处死缓，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钟新明在台上很有官相，到了狱中则忏悔感叹：“回乡下种地都幸福”。这让我想到了对“人模狗样”的新解释：台上是人模，下台是狗样。
那个丁书苗倒是来自乡下，从一个农妇发展到身家几十亿，但她主要是通过依附垄断权力来获取利益的。同村的村民说，丁书苗“丁大字不识一个，一斤鸡蛋2元，一斤半就算不出多少钱”，但她“很会做人，比如去贷款，你贷给她10块，她能拿出8块搞关系”——这说出了权力能被依附的关键点。
腐败中人，并无“治外法权”；有了腐败，必得惩治。“治外法权”指的是免除本地法律司法权的情形，即一国国民在国外不受所在国管辖，即使涉嫌犯罪，所在国的法院也不能进行审判。根据国际法和外交惯例，此种特权通常只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代表等等才能享有。可在一国之内，如今多少权力中的腐败者，梦想着永远享有不被揪出来的“治外法权”啊！
要彻底打破这种“梦想”，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就不能缓行。有些人老是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即便真的如此，那么要改的是国情而不是民主——这是真理性的常识。
背离总是容易的
你本来要的是1、2、3，结果得来的却是-1、-2、-3，这“1、2、3”前头附加了一个“负”，鬼都知道那已不是你想要的“1、2、3”，却还是要继续下去，这是哪里病着了？
2月25日发布的2013年《法治蓝皮书》讲道：政府采购有高达八成的商品高于市场平均价，价格虚高十分突出，资金浪费严重，“背离制度设计初衷”。呵呵，政府集中采购，原先构想的是集中管理、集中监督、集中省钱，结果在实际操作中，被轻而易举地变成了“集中腐败”，省钱的“1、2、3”被弄成了费钱的“-1、-2、-3”，而这都是纳税人的钱，这显然是在造福官员、造福供应商。政府集中采购，既是一个腐败主体，也是一个腐败平台，可上上下下还是这么心照不宣地操作下去。
背离总是容易的，“对策”总是会有的——权力中人在这方面的智商那可是绰绰有余的。有关领导说，“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很好，可事实上，下面对付这几个“决不允许”的“允许”之对策，早已心中有数。
不少局部的改革，很容易被背离改革的初衷。刚看到《财经》杂志报道说，新“大部制”改革方案提交讨论，其中之一是铁道部与交通部有望整合。我当然是赞成“大部制”改革的，期待政府运行体制经过实质性改革，能够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避免机构重叠和人浮于事，真正向着“小政府、大社会”迈进。可问题是，历史上几次机构改革，都是改过一阵之后，迅速反弹，机构膨胀，人员猛增。在整个制度内核与制度环境没有变革的境况下，政府机构的改革同样可能背离它的初衷——如果“大部制”只是“集中办公”，那与政府“集中采购”的“集中”不是很神似吗？
一切的背离，首先是人的背离，人对自己的背离。日前出版的《中国周刊》杂志，采访报道了央视原副台长洪民生，其中有个细节强烈冲击了我的视觉：几年前，央视组织干部去五台山旅游，到了庙里无论老少扑通跪倒一片，虔诚地叩拜，嘴里还念念有词。只有洪民生成了唯一站着的一个人，一时间他愣住了！“跪在佛前的都是党员，节目里歌颂完伟大的祖国，然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信仰”——洪民生的揭示极为深刻到位。信仰的背离、背离的信仰，最鲜明的意象就是跪拜，而且是“集中”跪拜，不仅跪拜在庙宇里，更是跪拜在权力之下、金钱之前。
防止权力扑满化
2012年3月11日，人大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曹建明检察长在报告中说，2011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王胜俊院长在报告中说，2011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2.7万件，判处罪犯2.9万人，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新华社的电讯说：“去年涉足球系列刑事案件相继开庭，足球领域反腐败取得重要进展。此外，张家盟、宋晨光、许迈永、姜人杰等一批腐败分子也受到法律惩处。司法机关惩治贪腐，彰显了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
我国惩处腐败，继续保持高压。从具象角度看，腐败现状如何？腐败因何而生？前提基础是什么？今后应如何反腐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此前在浙江代表团有个精彩的发言，涉及方方面面，讲了足足44分钟，被媒体广泛报道，受到网友、读者的大赞——他讲到“官满为患”，一些乡镇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讲到四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讲到去年全国3.1万亿土地出让收入没有纳入预算，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就像一块豆腐，政府说用就用了；讲到拍脑袋安排资金的情况太多，分配随意、各地“跑部钱进”，要钱时财政部附近宾馆都住不下；他建议将审计署划归人大直管与中纪委合署办公……
我很欣赏刘锡荣直面问题的讲话。我不由得联想起“扑满”的形象：扑满是我国古代百姓储钱的一种盛具，类似于现在的储蓄罐。由于2000多年时间通行的是方孔圆钱，先民们为储存之便，在陶罐顶端开出一条能放进铜钱的狭口，有零散铜钱即投入其中。装钱只有入口，没有出口。钱装满后，将其敲碎而取之——“满则扑之”，故名“扑满”。当今不少贪官的情形就是扑满化：全身上下犹如一只“扑满”，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只进不出，最后全身都装满了利益的“铜钱”，只有等到“粉身碎骨”了，那些“进去”的钱才会“吐”出来……是啊，一个贪官，如果“肥”得就像一只“扑满”，那是多可怕、多丑陋的形象！
法国有句戏谑的俗语：“只要挖得深，世界没好人。”这是极而言之，真正的好人看了会嫣然一笑；但是，还没有被“深挖”出来的坏蛋，看了一定很不爽。对一些装模作样的贪腐之官来说，深挖之，狠“扑”之，那里头的世界终是会暴露无遗的。都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其实腐败本身也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以权谋私易、以权谋国难。这背后有个利益格局问题。一旦利益成为既有格局，那么结果必然是：上面，一定罩着他；下面，一定捧着他；周围，一定媚着他。要防止权力中人扑满化，也就是要防止权贵利益化。个中出路，仍在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得好：“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我想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些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改革，正是我们竭力防止权力“扑满化”的不二选择。
反腐需要巧实力
这是“世纪大审”。2009年1月19日，注定要载入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史——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这一天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扁家世纪大案，涉嫌巨额贪腐；海峡两岸关注，世人为之侧目。台湾要惩贪反腐，就必须把陈水扁案审得一清二楚，让公众彻底看明白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是什么样的真面目。
庭审第一阶段属于“准备程序庭”，原定连审三天，审判长蔡守训考虑到被告与律师准备时间不及，将1月21日的准备庭改到2月24日举行。由此可见法官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巧实力。
这里要就巧实力的概念多说两句。巧实力是继硬实力、软实力之后，美国高层智库提出的新概念，已被奥巴马所接纳。凑巧，1月20日就是奥巴马宣誓成为美国新总统的日子。不久前，希拉里在国务卿提名确认程序中，首次全面披露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她称之为“巧实力外交”。巧实力既不是单纯的硬实力，也不是单纯的软实力，不走软硬两者的极端，而是两者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巧实力就是一种更聪明更巧妙的战略战术。
司法实践需要巧实力。在陈水扁被二次声押的攻防拉锯战中，就已体现了巧实力之智慧。原法官周占春两度裁定放了陈水扁，检方则两度提起抗告；台北地方法院漏夜开会，决定扁家所有案件并案办理，也就是并入审判长蔡守训的合议庭，该庭此前是审理扁妻吴淑珍所涉案件的。周占春审判长的合议庭不再承审。正是由蔡守训合议庭承审，才使陈水扁“二进宫”。今后审理阿扁贪腐案，将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否则也不会称为“世纪大审”了。那么，整个过程同样很需要法官的巧实力。
延伸开来看，所有反腐防腐行动都需要巧实力。我以为，“透明国际”每年评定颁布一次“清廉指数”，就是一种“巧实力”的运用，对研究和预防腐败，以及提醒注意反腐败，有着杠杆般的作用。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已在我国台湾设立了分会。作为全球最大的反腐组织，它评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清廉指数”，显示其公务员清廉的程度。它们拟将年内在大陆也设立分会，主体是现在的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
民主是软实力之一种，总体上，在经济发达、法治完备、政治民主的环境中，“清廉指数”相对较好；但民主政治不是腐败的天然绝缘体，腐败在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体制中都发生过。有报道说，海地、孟加拉国等民主的“模范学生”，都实行了多党竞争，但腐败却很猖獗。腐败即“滥用公权谋取私利”，民主是公权力产生的一种手段，并不完全能抵御公权产生后的私用滥用。所以仅凭民主“软实力”反腐防腐，是不够的。
法律本身也是一种软实力，反腐的巧实力，则需借重这一软实力。台湾反腐，法律上就有专门的“贪污治罪条例”，台检方就是依据“贪污治罪条例”等公诉陈水扁的。巧实力并不是对软实力的排斥，而是对软实力的巧妙运用。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有反腐败法；不久前，俄罗斯总统也签署了反腐败法。有专家建议我们也应尽快制定一部反腐败法。反腐败法既属反腐之法，又属防腐之法；立法反腐，就是借用“软实力”的一种“巧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