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廉洁也透明起来
光风霁月有多难？雨过天晴、万物明净，在自然界是常见的；胸襟开阔、心地坦荡的人当然也不少。可是，这人一旦变成权力在握的那部分群体，形势就大不一样了。你要他根据权力监督的惯例公开财产与收入，那是老大不愿意的。
出了一个意外，在湖南常德市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应网友之邀”，在网上通过微博公布了自己和家人的收入与财产。这当然是他的“个人行为”，也只是“一个人的公开”。张天成说得很清楚明白：公开个人财产的行为不代表组织，不代表领导，只代表他自己。
对于一个只拿正常的工资的官员来说，公布财产确实并不算一个很难的事，因为不会有巨大的财产吓人一跳。张天成是一位工作了近30年的基层干部，从1983年开始就在乡镇工作，现在才是一个县里的政法委副书记，你说他会有多少财产和收入呢？这基本上是可想而知的。
其中，张天成所公布的家庭财产是：2007年在县城置坯房一套，花费22万元；2008年7月开始装修，包括家具电器等，共花费18万元；老家有祖传砖土木结构瓦房共7间，计值5万元。此外没有存款，而且欠债4万。我看了这些个数字，觉得基本正常，只是在一个县城里装修房子置办家电耗费18万元偏多了一点，可以继续探究一下。而无论如何，张天成公开自己的收入、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是在一个不太正常的环境中做一件比较正常的事，这也是不容易的。
现在的制度环境下，1个“擅自公开”，会让另外的99个不爽。这里并没有倒逼的意味，也算不上第一个吃螃蟹，可是，比较的含义毕竟还是有的，相比之下，他人恐怕就更不愿意接着公开财产了。所以，张天成不太可能成为带动后面一串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牌。
但无论如何，张天成的行动是可贵的。作为一个廉洁的干部，廉洁也需要公开与透明，否则会很容易被抹进一锅黑；你不公开，你的廉洁别人也不相信。所以，极为重要的就是，让廉洁也公开、透明起来！张天成在公开自己“记三等功四次、评为先进个人受到嘉奖若干”的同时，也公开了“因套取国家项目资金用于镇政府保运转，受严重警告处分一次”，这是没有把树干上砍去树枝所留下的“疖”给包裹起来，非常难得。
公开难，公开政府的花销开支更难，公开官员的收入财产难上难。这是一个基本现实。公众当然会期待，张天成的举动能够助推官员向公众公开财产，实现制度化——个人化与制度化，两者毕竟是大不一样的。
君子坦荡荡。“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去奉献。”我愿意把张天成公开财产的行动看成是一种“奉献”。张天成的行动也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网络时代被新媒体所催生的。记得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是在2010年底首次发布的，其中，网络监督被认可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还提出要使各种舆论监督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本来期望“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在只能依靠“头上三尺有监控”，而互联网就是最重要的“监控器”之一，同时也是公开、公示的重要路径与管道。
一些官员，倒是喜欢“公开”自己戴的名表，“表哥”、“表叔”之类的，无意中就把手腕上几万几十万的名表“公开”展示给公众了。面对名表，那手腕还真是最没有“手腕”。而恰恰是网络让几个“戴表者”的“代表”无处遁形。
廉洁千般好，最坏是腐败。其实，所有的官员都在廉洁的平台上、公开的环境中运行，大家都一样是快乐幸福的，而且又安稳又自在。那一种最好的形态与状态，如何铸就？何时会来？
用力度反腐，用制度防腐
腐败是最严重的政治雾霾。这样的“雾霾”确实是很难清扫、很难扫清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届中央领导强力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反腐的力度在政坛内外都能深切感受到。
2014年，截止到5月份，被查的“老虎”——省部级官员，达到了10人。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哐当一声落马了。申维辰的被查尤其引人关注，这老兄还有一个身份是中纪委委员。
中纪委“自家人”也是陆续被查：5月9日晚，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说，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魏健是十八大以来，首个任内落马的厅级中纪委官员。过了10天，中纪委内部又一名官员被查，他是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此可谓“反腐不避亲”。
腐败渗透所有的含有权力的领域。国企的一些高官高管，政商通吃，腐败严重。4月份，被媒体人士举报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并免职。
看看文化教育领域，同样斯文扫地，照样深陷腐败。进入5月，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涉嫌受贿被查，而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原处长蔡荣生受贿千万被捕——虽然他们都够不上“老虎”的级别，但不一般的知识分子身份，还真是引人关注、引发众议。
最富戏剧性的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查，在他家中发现了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竟然当场烧坏了4台！哈哈，这个场面很有喜感，简直是太夸张了！那些贪腐所得的金钱，是见不得阳光的，都不敢搁银行里，藏钱也是个沉重负担。后来有报道说，这个魏鹏远平时衣着简朴，还经常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丝毫看不出“家藏亿贯”。
魏鹏远长期在发改委煤炭处工作，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他由煤炭处处长升任为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属于正处级副司长。
紧跟着，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双双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这能源局差不多是一锅端的味道了。此前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曾牛皮哄哄、得意洋洋地说：“人家请咱们，咱们不要出去吃喝，副省长请我，我根本不理他们，如果是书记省长请我吃饭，我觉得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有业内消息人士透露，魏鹏远副司长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有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出了问题。
“这个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呢？无非是权力设租寻租的过程。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半管制半市场是中国各级领导们最高兴最喜欢的了。因为管制可以设租，市场可以变现。全管制无法变现，全市场没法设租，都不爽。”是的，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权贵”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而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状态是最理想不过的了——通过管制和审批设租，然后去寻租并套现。“审批门槛出腐败”，就是这么回事。权力中人普遍不愿意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化改革，因为那样会限制“设租”的能力；当然也不愿意完全取消市场，如果没有了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儿套现。我们说，“改革改革，不能改而不革”，而握有大权的权贵利益集团，一定是“表面装着改”、“实质不去革”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已有的腐败可以用力度去反，潜在的腐败怎么去预防？政治雾霾不仅要清扫，还要预防其产生。反腐与防腐，这是两大领域的事，不是简单的一回事。
一次次具体的反腐是治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治本。如果说反腐靠力度，那么防腐就要靠制度——民主法治的制度。没有民主法治的反腐防腐制度，最终必然是反不胜反、防不胜防。这背后，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制衡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套上制度的辔头；关键是将“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变成现实，从而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从制度架构看，权力是需要权利来制约制衡的。这个权利就是公民的民主权利。是让权力管住权利，还是须由权利管住权力？是“权利把权力关进笼子”，还是“权利被权力关进笼子”？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权力的本质，决定了权力只尊重权力的来源，不会尊重权力所管治的对象，更不尊重权力本身。当权力的来源与权力的管护对象是一个统一体——每位公民，那么权力就不得不变得柔软，为了实现赋权而使行权小心翼翼；当权力的来源与权力管护对象是分离的，不是一个统一体，那么权力必然就对权力的来源俯首帖耳，而对其管治的对象恣意妄为。
同是“权为民所赋”这句话，在民主体制中，必然是权力由公民民众赋予；而在集权体制中，它可以解释为自我赋权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
在好的制度环境中，权力与权利是一对和谐体，权力中人由权利中人选举产生，由此走向民主；在坏的制度环境中，权力与权利是一对矛盾体，权力中人由权力中人选择产生，由此走向专权。权为民所赋，那是明争；权为权所赋，那就是暗斗。权为民所赋，权力就可以分享，可以轮流掌权执政；权为权所赋，权力就不可分享，不容他人通过竞选掌权执政。
人类世界就是这样，专权的结果，必然是腐败，而且越腐越贪，越败越坏。瞧瞧那“家藏上亿现金”的腐败，一切了然。用制度防腐，本质核心在哪儿，现在应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反腐可从个体入手，防腐要从制度入手
官员，纪委，约喝茶，上厕所，逃逸，小偷，痛打……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故事三部曲，越到后头越离谱，不说具体的故事，还真让人看不懂。
广东佛山明城镇原党委书记伍志强，因违纪被纪委约到一宾馆“喝茶”——这颇像香港廉政公署约去“喝咖啡”，被约者自个心里大抵有数了。在心理攻势下，伍志强主动交代了部分问题，其间他突然提出上厕所，纪委人员紧跟其后。出厕所后，伍志强突然夺路狂奔，纪委人员大呼“抓小偷”，宾馆3名保安奋力追上，将其按在地上当做小偷痛打一顿……
哈，这是反腐败的一个小小成果。我对纪委办案人员大呼“抓小偷”的聪敏睿智大为赞赏，忍不住直笑。官场上有些“好汉”，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监狱里待着去了。可这个勇猛的伍志强，其腐败之志、逃逸之志，看来还真是强的。
反腐防腐正在进行中。2010年8月26日至27日，由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主办的“财政预算公开与防治腐败”三地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代表，有关专家学者及香港、澳门代表80余人参加了会议（新华社8月26日电）。“财政预算公开”与“防治腐败”确实有密切的相关性，香港、澳门的经验也值得借鉴。当一个制度很成熟之后，其效用之巨大，外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廉政公署约你去“喝咖啡”，那是很表面的工作举动，背后有着深刻的机制制度原因。如今台湾也要学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建立类似机构，我觉得不错，但不能只学皮毛，不学内里。
一个官员用不对，一地腐败就滋生。所以，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组织系统如何选好用好真正优秀的好干部，就显得十分重要。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日前说，要使用那些想干事、会干事、干好事、不出事的干部。这“四事”的概括相当到位，只是最后那个“事”有点困难——“会干事”容易，“不出事”很难啊！组织系统如果只看见“会干事”，那么纪检系统就会忙于“查出事”。所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好人、用好人、培养好人，就显得十分重要。
有意思的是，“会干事”的腐败小官伍志强，从镇委书记位上被调到政协机关后，他很想“官复原职”，于是专门找了人，支付100多万元，以求帮他官复原职。这百万巨资若是运作成功，那不是对“组织”的巨大讽刺么？此伍志强是运作失败了，彼“伍志强”有没有成功的？
制度性的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反腐可从个体入手，防腐要从制度入手。其实，“制度防腐”在我写此文之前早就成为共识了，问题只在制度的选择和落实。
权力清单与权力边界
你有什么权，你干什么事，你负什么责，自己清楚，公众也要清楚。权力越明晰、权力的边界越清楚，那么行使执政的权力就越轻松、越到位。
从2014年起，浙江省将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并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一批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行政权力，将被取消。2014年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省级部门将不再直接与企业发生拨付资金、收费等“经济往来”。
这是浙江省省长李强在向省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表示的（新华社杭州2014年1月16日专电）。这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地方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具体落实。浙江省去年已经着手全面清理省级各部门行政权力。
权力清单，就是明晰每个不同单位、每个不同职位的权责，给权力划定边界，并向权力的服务对象公开公布，从而使每项权力的运作既符合实体正义，又符合程序正义。通过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规范和明确权力运行的程序、环节、过程、责任，从而做到可执行、可考核、可问责。做好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离不开对权力运行流程的公开。明确了权力清单，也就明确了权力在什么样的边界之内活动，越界便是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