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比如‘像为你的家选择新娘那样，仔细地选择你家园的建筑者’。”
“不错，相当不错，基特里奇。你介意我把它记下来吗？”
“我的名字是吉丁，先生。”吉丁坚定地说，“您这么想太客气了。它能引起您的注意我很高兴。”
“吉丁，噢，当然！唔，当然，吉丁。”弗兰肯换上一种敌意顿消的微笑说，“哎呀！瞧我！一天要见这么多的人！你刚才怎么说来着？挑选建筑者……说得真好！”
他又叫吉丁重复了一遍，从面前如箭矢一般林立的铅笔阵容里挑出一支，把那句标语记在一个便条本上。那一根根崭新的、花色各异的铅笔，很专业地削出细细的尖锋，随时待用，却从未派上过用场。
接着，他把便条本往边上一推，叹了一口气，用手拍一拍他头发上光滑的发卷，疲倦地说：
“那么好吧，我想我还是看看这东西吧。”
吉丁毕恭毕敬地将那幅图递过去。弗兰肯身子向后微仰，伸直胳膊握住那张卡纸端详起来。他先闭上左眼，然后闭上右眼，继而再把那纸板挪开一英寸远。吉丁枉然地期待着他把那拿倒了的图翻转过来，可是弗兰肯就那样拿着。吉丁一下子明白过来——弗兰肯早就不看那个设计方案了。他之所以那样端详着，完全是照顾他吉丁的面子。于是，吉丁便产生了轻飘飘的感觉，轻得如同空气一般，同时，他也看清了自己通向未来的路，是那么的无限开阔，畅通无阻。
“嗯，好，”弗兰肯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白皙柔软的手指抚摩着下巴，“嗯……不错……”
他朝吉丁转过脸来，说：“不错，相当不错……不过……也许……它本来可以更出色些，你瞧，可是，哎呀，制图又这么漂亮……你觉得怎么样，吉丁？”
吉丁想起正对着那四根花岗石圆柱的四扇窗户。但是，看着弗兰肯的手指抚弄着他那暗紫色与红紫色相间的领结，他决心闭口不提此事，于是说：
“先生，恕我冒昧提个建议。我觉得，对于这样一座雄伟的建筑来说，四楼和五楼之间柱头的涡卷装饰似乎过于优雅了。看上去似乎采用带装饰的束带层会比较得体。”
“说得对。我也正想这么说。带装饰的束带层……不过……不过你看，那样做就等于要减少窗户设计，是吧？”
“是的，”吉丁说，他此刻的语气，比他和同学讨论时更为谦虚、恭敬，“可是窗户比起建筑物正面的尊严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你说得对。尊严，我们首先要给予我们的顾客尊严。是啊，的确如此。一个带装饰的束带层……只是……我已经认可了那些初步设计方案，而斯登戈尔又把这张图制得这么漂亮。”
“如果您提出修改意见，斯登戈尔先生会很乐意接受的。”
弗兰肯的目光与吉丁对视了好几秒钟，接着他的双眼垂了下去，仔细地摘去衣袖上的一段棉绒线头。
“当然，当然……”他含糊其辞地说，“不过你认为带装饰的束带层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吉丁慢吞吞地说，“做一些您认为必要的改动要比认可由斯登戈尔先生设计的每一幅草图来得更为重要。”
正因为弗兰肯没有作声，而只是怔怔地看着他；正因为弗兰肯看着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而双手又显得那样无精打采——吉丁心下明白，他正面临一个关键的机会；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他成功抓住了它。
隔着那张办公桌，他们默默对视着，心中都明白，他们能够理解彼此。
“那我们就采用束带层，”弗兰肯派头十足而又平静地说，“把这个留下，你回去告诉斯登戈尔，就说我要见他。”
他转身正要离开，弗兰肯又把他叫住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既快活又热情：“噢，吉丁，再顺便说一句，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就我们两人之间私底下说说，没有想要冒犯的意思。暗红色的领带配上灰色的工作服会比较好，你说是不是？”
“您说得对，先生。”吉丁轻松地回答说，“谢谢您，明天您就会看到我打上暗红色的领带。”
他走出来，轻轻地将门带上。
穿过接待室往回走时，他看到一位着装考究、气度高雅而头发花白的绅士，护送着一位女士走到门口。绅士没有戴礼帽，很显然是这个事务所的人；那位女士围着一件水貂皮的披肩，很显然是一位顾客。
绅士并没有点头哈腰，没有铺开地毯，也没有为那位女士摇扇，他只是为她拉开了门。但是他给吉丁一种感觉，仿佛他哪一样都做了似的。
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矗立在曼哈顿南部，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它所投下的长长阴影也跟着移动，像一座巨钟上的指针，掠过肮脏的低级公共住宅区，从水族馆一直延伸到曼哈顿桥。当太阳落山时，那支哈得里安陵墓上的火炬便代之而起，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将它周围方圆数英里之内的建筑物的玻璃窗照得通红，也照在附近那些高度足以反射它的红色光焰的建筑物的顶楼上。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以其精选的实例展示出整个的古希腊罗马艺术史，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纽约最出色的建筑，因为没有别的哪一座建筑能具有哪怕一件它能引以为豪的古希腊罗马式的构件。它采用了如此众多的圆柱，山形墙饰，横饰带，古希腊式的三脚祭坛，角斗士，希腊古瓮和涡形花饰，这使它看起来不像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倒像是从糕点裱花管中挤出来的。然而，它的确是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这一点除了付费的房主之外，谁都不知晓。它现在处于狼狈不堪的色调中，像是长满了疙瘩或者麻风病人的鳞状皮肤一样，既非棕色又非绿色，而是这两种颜色所能调出来的最恶心的颜色，是那种好像患了植物慢性腐烂病的颜色，那种精美石头本来适合于洁净空气和开阔的乡村，现在却被烟雾、煤烟和各种酸性物质侵蚀，显示出那种不堪入目的颜色。但是弗林克国家银行大楼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它成了弗兰肯曾经设计的最后一座建筑。它的名望使弗兰肯功成名就，从此不用再费心去搞设计。
弗林克银行大楼往东再过三个街区就是黛娜大厦。它比弗林克银行大楼矮几层，也没有什么名气。它结构严谨，线条简洁，展示并强调着内部钢筋骨架的和谐，犹如一个展示它完美骨骼的躯体一样。它并未采用任何其他装饰。除了那锐利的边角以及各个平面的立体感之外，它没有表现其他东西。一行行长长的玻璃窗如同一条条的冰河自楼顶流向人行道。
纽约人很少注目于黛娜大厦。偶尔，难得有一位乡村游客意外地在月光下来到这里，在它面前驻足，不禁啧啧称奇——眼前的幻象可是来自梦境？但这种游客很少。黛娜大厦的租户们说，拿地球上任何一幢建筑与黛娜大厦调换，他们都不愿意。他们欣赏大厅与办公室的光线，欣赏这里的空气，以及大楼布局中漂亮的逻辑。但是，这里的租户人数不是很多，没有哪个知名人士希望他的公司坐落在一幢看着“像个仓库”一样的大楼里。
黛娜大厦是亨利·卡麦隆设计的。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建筑师们彼此明争暗斗，只为争夺建筑行业的第二把交椅。没有人立志去夺第一把交椅。当时，稳坐第一把交椅的人正是亨利·卡麦隆。那时的亨利·卡麦隆可是个香饽饽，很难“抢到手”。等待着接受他服务的客户们要提前排上两年的队；每一座出自他事务所的建筑都由他本人设计。他选择他希望修建的东西去设计。他做设计项目时，客户们是保持缄默的。他对所有的人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顺从”。他从不准许有任何例外。他经历的那些大红大紫的岁月，就像一枚火箭弹，没有人能猜测出它的方向。人们说他是个疯子，但是他给予的东西，无论是否理解，人们总是接受，因为那是由“亨利·卡麦隆”设计的。
起初，他设计的建筑只有微弱的差异，还不足以吓着什么人。他进行了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实验，只不过是偶尔为之，可这是发生在人们预料之中的事，所以人家并不与他理论。随着一座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他身上也有一种东西在生长壮大，奋力抗争，逐渐成形，不断上升，最终凶猛地爆发出来。这种爆发随着摩天大楼的诞生来临了。建筑物开始像笔直发射出去的钢铁箭矢一般拔地而起，没有负重，也没有高度上的限制，不再像以往那样依靠笨重的石造建筑层层堆积，层层上升。亨利·卡麦隆就是最早理解这种新奇迹并将其付诸于形式的人之一。他是最早认同这一事实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幢高楼必须看起来要高。当别的建筑师们诅咒着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一幢二十层的高楼看起来像一栋古老的砖结构的宅子一般矮时；当他们使用一切可用的办法隐瞒大楼的高度，把它拉回到传统的高度，为它的钢筋遮羞，使它显得巧妙，让它看着古色古香，能给人以安全感时——亨利·卡麦隆设计出线条笔直、外观陡峻的摩天大楼。它们夸耀着浑身的钢筋铁骨，并以其峻拔的高度招摇于世。当建筑师们绘制横饰带和山形墙饰时，亨利·卡麦隆决定——不能复制古希腊艺术。亨利·卡麦隆决定，任何建筑物都不能彼此复制。
当时他三十九岁，身材矮胖，体格结实，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他忠实于工作，废寝忘食，很少喝酒但后来酗酒成性，他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谩骂客户，嘲笑仇恨偏偏又故意激起仇恨，表现得像个封建地主和码头搬运工。他生活在一种紧张得膨胀了的激情里，处处惹怒和刺痛别人。那是一团令他个人和别人都忍无可忍的烈焰。那是发生在一八九二年的事。
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于一八九三年开幕。
两千年前的罗马城在密歇根湖畔再度复活。那是一个用法兰西风格、西班牙风格、雅典风格，以及追随古罗马文化的每一种风格改良过的古罗马城；那是一个由圆柱、凯旋门、蓝色的环礁湖、清澈的喷泉和玉米花组成的“梦幻城市”。建筑师们展开比赛，看谁剽窃得最好，比赛谁窃取的资料最古老，看谁一次援引的原始资料最丰富。它在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眼前展示了在旧的建筑物上曾经犯下的所有结构上的罪行。那是一场有如肺病一样的白色瘟疫，蔓延得也像肺病一样迅速。人们来了，看过了，叹为观止，然后把他们所看见的种子带到美国的各大城市去。这些种子生根、发芽，长成莠草，变成有着木瓦屋顶及陶立克式圆柱门廊的邮局，变成砖瓦建造的装有铁制山墙的宅子，变成十二个巴台农神庙堆砌而成的阁楼。这些莠草滋长着，蔓延着，遏止了别的一切东西的生长。
亨利·卡麦隆拒绝了为哥伦比亚博览会进行设计，并且用难听得无法诉诸笔端，但却可以反复讲述的言语辱骂它，尽管不是在男女同席的社交聚会上。那些脏话被反复传播，同样反复传播的还有很多传闻，说他曾经把一个墨水瓶往一位杰出的银行家脸上扔去，这位银行家想请他设计一座火车站，设计成位于以弗所的戴安娜神庙的样子。那位银行家再没有来，别的人也没有来。
就在他到达漫长而不懈奋斗的岁月终点时，就在他将自己所寻求到的真理诉诸形体时，最后的障碍也已经在他面前设置好了。一个年轻的国家看着他一路成长，虽然曾经对他有过怀疑，却也已经开始理解他作品的宏伟庄严。然而，在一个被抛回两千年前一场古典主义大惨剧的漩涡中的国度里，他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和安身立命之所。
已经没有必要去设计建筑了，只要给它们拍照就行了。哪个建筑师拥有最好的图书馆，他就是最出色的。他们互相抄袭，赝品丛生。批准和认可它们的是文化；是在腐朽的历史废墟中展开的二十个世纪的文明长卷；是那次伟大的博览会；是每家每户相册中收藏着的一张张来自欧洲的明信片。
亨利·卡麦隆无力反击。他拿不出有力的武器，除了一种信念，仅仅因为这个信念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没有什么人可资旁征博引，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需要阐述。他只说，建筑的形式必须是其功能的反映，建筑物的结构是其自身完美的关键，新的建筑技术要求新的表达形式，他希望能如他所愿地去建筑，而且只为这一理由而建筑。但是当人们在谈论维特鲁威、米开朗基罗和克里斯多佛·雷恩先生的时候，是听不进他的心声的。
人们厌恶激情，不管这种激情是何等伟大。亨利·卡麦隆犯了个天大的错误，那就是他热爱自己的工作。那正是他战斗的原因，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人们说他从不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即便他知道了，他也不会让人家看出来。随着门庭日渐冷落，他对待客户们的态度也愈发地专横傲慢。他的名字在别人耳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而他说出自己的大名时，也显得越来越傲慢无礼。
他曾经有过一位机敏伶俐的业务经理。此人性情温和又极其内敛，身材矮小但性格刚毅，具有坚强的意志。在亨利·卡麦隆得意之时，他能沉静温和地面对他的火爆脾气，并且为他拉来客户。卡麦隆辱骂客户，而小个子却设法使他们对此宽容谅解，从而回心转意。现在，这个小个子死了。
亨利·卡麦隆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别人。对他来说他们并不重要，恰如他对他的个人生活一样无所谓，仿佛生活中除了建筑之外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从未学会如何向他人作解释，只知道发号施令。他从不讨人喜欢。他曾经是令人畏惧的。可是现在，再没有人惧怕他了。
